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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跟隨著經濟發展以及歷史步伐前進，不斷延伸研究對象下限的經濟史學，才能及時地總結經驗，充分發揮以史為鑒，通古今之變，指導現實經濟工作的功能。本文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對此做了論析，并深入探討了是否應該有當代史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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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重提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問題》一文中〔1〕， 提出“經濟史研究對象的下限，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不斷延伸”的觀點，并略有論證；因受篇幅限制，言猶未盡，現申論之。
　　　　　　40年中的實踐
　　40年來，我們在理論上認為經濟史的研究要跟隨經濟發展的歷史步伐前進，在實踐時也是這樣做的。〔2〕50年代前期， 當我們開始從事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與教學時，就把它的下限定在1949年。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們編寫的《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講義》，寫到1949年。因為1949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的歷史終止之時，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全國規模上形成之時，也就是新舊經濟時期轉換之時。從1958年開始，我們把中國經濟史研究與教學的下限延至1956年。1960年由湖北大學（現為中南財經大學）出版、我們編寫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教學大綱》，寫到1956年。因為1956年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終止之時，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建立之時，另一個新舊經濟時期轉換之時。從1965年起，我們先后離開經濟史研究與教學崗位，直到1979年重操舊業。1983年，當我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課題任務時，就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78年，因為該年年末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要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且作出了一些改革的決定；在1979年至1983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以后，隨著改革的深入，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將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即全面開展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我又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84年。1988年定稿、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齊的由我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至第四卷，寫到1984年。從1988年至今，又有七八年了，其間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一個有頭有尾的發展階段。我們的研究跟隨經濟前進的步伐而前進，編寫這部史的第五卷，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經濟史學的研究要跟隨經濟發展的歷史步伐前進，這個命題的含義，除了經濟史學研究的客體即研究對象的時間下限，要隨著歷史的前進而不斷延伸，使研究的范圍不斷擴大之外，還包括研究的主體即研究者，要隨著經濟的變化而站在最新的歷史高度，從最新的經濟狀況去看（觀察、分析、解釋）過去的經濟變化，揭示今天的經濟與過去的經濟變化的關系，說明當前經濟狀況的歷史淵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研究者必須采用反映當前經濟狀況及其與以往經濟之間關系的概念，以及相關的分析方法與表達方式。這就是說，研究者的眼界、立足點、學識、方法、范疇等等，也要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變化、豐富、更新。正因為如此，在編寫這本第五卷時，我們力爭站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高度，回顧本卷所述歷史時期經濟演變的軌跡。
　　　　　　及時地總結經驗
　　經濟史學的研究要跟隨經濟發展的歷史步伐前進，既是經濟史學研究對象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經濟史學社會功能得到充分發揮的前提，又是經濟發展對經濟史學的要求。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這種要求顯得特別迫切。
　　中國當前正在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經濟體制改革，這是一項嶄新的事業。唯有靠自己在實踐中探索，積累經驗，總結經驗，并升華為理論，用自己的經驗、理論指導下一步的行動。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28日一次關于改革的談話中說：“我們的方針是， 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我們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3 〕他將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即走一步，看一步，列入改革方針的內容。正因為如此，他在3年之后將“要同人民一起商量著辦事，決心要堅定， 步子要穩妥，還要及時總結經驗”，作為改革能否成功的兩個關鍵之一。〔4〕16年來，正是在這條“走一步，看一步，回過頭來總結一步”〔5〕方針的指導下，改革才進展得比較順利。
　　經濟史學本來就承担著總結經濟工作經驗并從中抽象出經濟理論的任務。只有跟隨著經濟發展歷史步伐前進，不斷延伸研究對象下限的經濟史學，才能及時地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更好地完成這項任務，充分地發揮指導經濟工作的功能。
　　　　　　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必須是有首有尾的事物
　　所謂及時總結經驗，就是鄧小平同志講的“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從經濟史學科來說，所謂“一段”，就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就是總結剛剛結束的那個階段的經驗。只有在一個完整的階段完成之后，事物的過程與特征，才會全部顯示出來，人們才能看到該事物的頭與尾，始與終，才有可能揭示它的本質與規律，并據以抽象出經濟概念，升華為經濟理論。所以，作為國民經濟史學科研究的對象，只能是發展階段已經結束的事物，有頭有尾的經濟周期。
　　明確了這一點，便能了解經濟史學“及時總結經驗”與人們日常工作中“及時總結經驗”的區別。后者可以按年或按月總結，如年度總結，幾年工作總結，月度總結，季度、半年或幾月工作總結等等；可以是在一項工作完成之后總結，也可以是在某項工作仍在進行中總結；可以歸納出幾條經驗教訓并在此基礎上從理論上進行概括，也可以不進行這樣的概括，且一般都沒有理論的抽象。而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經濟史學研究的對象，則必須是研究對象——國民經濟或其中的某個部分——運行中已經結束的階段。這樣，研究的對象才是一個整體。也正因為這樣，經濟史工作者在從事研究國民經濟或其中某個部分的運行階段，其起步可以與該階段同時開始（當然可以在已經開始，甚至結束很久之后），但其結束必須在該階段結束之后。換言之，經濟史學研究工作的節奏，就其完成的時間來說，必須比研究對象結束的時間至少慢“半拍”。這就給經濟歷史本身留下了沉淀的時間，給研究者本身留下了沉思的時間。
　　　　　　歷史沉淀的時間與反思歷史的時間
　　在經濟史學以至一切歷史學的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之間，要不要有一個歷史的沉淀時間和歷史學家的沉思時間？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
　　有些學者，例如約·阿·熊彼特，主張研究“包括直到今天為止的事實在內的經濟史”〔6〕。在他看來，凡是已經發生了的經濟事實，就已成了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這已發生的經濟事實的的過程與規律，便是經濟史學。這種觀點疏忽了經濟史實（經濟歷史）與經濟史學研究對象之間的區別。到今天為止的經濟事實，確實是已經發生的經濟歷史，但它卻不一定立即成了今天的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換句話說，它可以是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也可以不是。這里的關鍵是，到今天為止的事實，是不是一種發展階段的完成形態。因為經濟史學是一門科學，它担負著揭示經濟運行規律的任務，因而研究的對象必須是有始有終，有運行全過程的事物。已經發生但未完成全過程的經濟史實，不應作為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它一旦運行到了終點，便成了這樣的研究對象。故區分經濟歷史與經濟史學研究對象的界標是經濟事實是否已告一個段落，而不是它是否已經發生，已經成為歷史，更不是研究對象與開始研究它的時間只需隔一天（昨天與今天）或一定要間隔多少年，即不是某種絕對時間。在人類演奏的經濟進行曲中，正在奏出聲音而未完成的那一“拍”，不是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一旦完成了，它就是的了。經濟史學工作者研究某對象時，他的研究工作可以與研究對象同時起步，而將該事物作為一個完整的研究對象而開始研究的時間，必須在該對象終止時間之后，在這兩者之間會有一個時間上的距離，即有歷史的沉淀時間與歷史工作者的反思時間，這段時間至少應有“半拍”之久。
　　　　　　“慢半拍”
　　我在這里說的是至少應有“半拍”之久，是說這種“半拍”的時間間距，是保證經濟史學之所以是經濟史學所需最低的條件，而并非充分的條件。經濟史上的事物，其范圍（內含）有大有小，其存在的時間有長有短，其結構有繁有簡，其影響有久有暫。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慢“半拍”都可以做到描述研究對象發生、發展與終止的過程，并對它作出初步的但卻是既能定量又能定性的，即最基本的評價。這已能達到經濟史學研究的最低標準，保證經濟史學科長處的最低程度的實現。例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在1949年終止，在1949年以后便可以將這種經濟形態作為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1956年終止，在1956年以后，便可以以這種經濟形態作為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農村人民公社在1983年終止，在1983年以后便可以以這種經濟組織作為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者至少可以了解研究對象的產生、發展過程、終結局面、發展趨勢及其歷史地位，并作出相應的評價以及某種理論抽象。
　　1987年，有一位經濟理論研究者對我說起，在全國，他既是第一個著文論述農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的人，也是80年代初第一個著文論述農村人民公社應該廢止的人。他的體會是，認識一個事物的本質很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他研究農村人民公社最后的結論，即他的研究工作的最后成果是正確的，對于一個科學研究工作者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對于研究現實問題的人來說，在研究過程中，隨著研究對象本身的變化而發展改變自己的觀點，是不可避免的。經歷過50年代以來學術生涯的我國經濟理論工作者，在諸如計劃經濟、1957年以來的經濟體制等等問題上，未曾改變觀點的人大概很少。我由此想到，在農村人民公社、計劃經濟、1957年建立的經濟體制結束自己的歷史以后，才將它們作為研究對象，才完成對它們的研究結論，或許可以避免上述理論工作者的某些煩惱，從而顯示出經濟史學一個方面的優點。各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特點、長處、難處。對于經濟史學來說，只有慢“半拍”，給歷史留下沉淀時間和經濟史學者留下沉思的時間，才能形成和顯示自己的長處。但慢“半拍”——充當“事后諸葛亮”，也是它的短處。
　　　　　　應不應該有當代史
　　有些學者，如中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現任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吳承明教授，在80年代給中國經濟史下的定義是：“中國自遠古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經濟發展演變的歷史。”〔7 〕在這個定義中，中國經濟史的下限止于1948年或1949年，止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結束之年。從1949年到80年代的30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演變的歷史不在中國經濟史研究對象之內。這30多年及其歷史可能被列入了歷史沉淀時間和歷史工作者反思時間。在經濟史學界和歷史學界的一些以“歷史”、“經濟史”命名的著名刊物，刊登的文章以1949年為下限，論述中國1949年以后歷史的論文一般不予采用，大概也可以看成是這種觀點的表現。這種理論、觀點和實踐涉及到應不應該有當代史、當代經濟史，當代史、當代經濟史是否不在學科研究對象范圍之內的問題。中國當代史遲遲不能建立，與此理論問題未能解決不無關系。
　　在1949年以后至80年代的30多年或至今為止的46年中，包括1949～1956年的全國范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階段和1957年以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形態階段。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已成歷史，為什么不可以列入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予以研究？　它終止之時距今已30年，為什么還不研究它？在理論上似乎難以說明白。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已經近30年，其間已經歷幾個發展階段，人民公社等一類經濟組織經歷了從產生到消亡的全過程，為什么不應該列入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予以研究？在理論上也似乎很難說明白。
　　有一種事實是有目共睹的，即經濟史學研究的對象距現實（今天）的時間愈短，其研究的經濟政策得失，所總結的經濟工作經驗，揭示的經濟運行特點與規律，抽象出的理論，能成為社會各界認識現實經濟與預測經濟發展趨勢的直接依據，成為他們作出決策的直接依據，從而對現實工作的借鑒意義愈大，作用愈大，社會對它的需求愈迫切。這有利于充分發揮經濟史學科為現實服務的功能，有利于使經濟史學科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與重視。研究貼近現實的對象，是經濟史學發揮自身功能、影響并獲得發展機會的內在要求。
　　在經濟史學史以及史學史、經濟學史上，未曾有過30多年前或40多年前的歷史仍未列入研究對象、未被研究過的事實，更沒有一種經濟形態已經終止三四十年后尚未被研究的事實。將歷史研究延續到當代，是史學史特別是中國史學史的傳統，否則無法“通古今”，“觀古今之變”。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主張歷史研究要有沉淀時間，他們有關歷史的論著中，當代史或從古代、近代寫到當代的占很大的比重。現代形態的中國經濟史學科自本世紀頭30年誕生時起，就將當代經濟演變過程列入研究對象。檢索一下中國經濟史著作的出版情況便可看到，20年代末期出版的，不僅有寫到1911年的，也有寫到20年代前期的；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不僅有寫到20 年代的， 還有寫到30年代前期的；50年代出版的，不僅有寫到30年代的，也有寫到1949年的。問題發生在50年代中期以后。在1958年以后至80年代初，這種跟隨歷史前進的步伐而延長研究對象下限的做法不見了。這是由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和“左”的學術批判造成的。這種斗爭和批判使研究現（當）代經濟史成了畏途。研究者研究遠離現實的對象，一則可以保平安，二則可以不受一些流行的、違背了就要作為政治錯誤受到批判、被禁止的觀點的直接約束，從而實現科學的追求。可見，60年代至70年代經濟史學不研究現代經濟史，是錯誤指導思想下造成的。我們要將它看成一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種暫時的現象，而不應以它為據，反映到理論上，似乎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不包括現代經濟史，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下限只應到1949年為止。
　　　　　　要求與風險
　　經濟史學研究對象的時間下限跟隨經濟發展的歷史步伐而不斷后延，給經濟史學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濟發展是連續的。經濟現象本質的暴露與經濟發展規律的被認識，都需要經過一個過程。一種經濟現象的產生，一項經濟政策的出臺，其后果與影響如何，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與后續的事實才能看出來。研究的對象離研究它的時間愈遠，雖然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時代隔膜愈厚的不利條件，但研究對象的后續時間愈長（沉淀時間愈長），其后續情況與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愈明顯，人們對它的認識時間愈長（反思時間愈長），積累的知識愈多，故研究的成果（結論、認識）接近研究對象的本質，接近客觀真理的可能性愈大。相反，研究的對象離研究它的時間愈近，雖然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時代隔膜愈薄（甚至是研究者親身經歷過的時間代）的有利條件，但研究對象的后續時間短，其后續情況與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未充分表露出來，使人們陷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地；人們對它的認識積累尚少或沒有積累，甚至有些情況、資料尚未公開，研究者無法知曉，從而研究的成果接近研究對象的本質，接近客觀真理的可能性愈小，犯錯誤的可能性愈大。這就是說，研究的難度愈大，對研究者洞察力的要求愈高，風險度大。這里且不說因研究成果（認識、評價）冒犯某些在世的權威，或與某些并不符合歷史實際卻甚為流行，被認為正確的觀點不符，而受到批判、圍攻、壓制的風險。在一個時期，正是這種風險使許多人視當代史為畏途。
　　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課題組正式成立于1983年。在成立時我就提了一個意見，即我們的研究工作將跟隨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步伐而延續下去，從而要求課題組的成員隨時關注、研究親身經歷的經濟變化，收集、整理有關的資料，對一些問題展開討論。就這種情況而言，本卷研究工作的起始與研究對象的起始同步。到了1992年秋季，我們認為從1985年開始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已于1991年結束；1992年，中國經濟進入了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于是我們將1985～1991年作為一個完整的階段，作為第五卷的研究對象予以全面研究。這項研究到今日才告一個段落，比對象結束之年晚4年，也就是慢了“半拍”。 作為歷史沉淀的時間和對歷史的反思時間，4年時間是很短的， 而我們對歷史的洞察能力又不高，這使本卷中存在粗糙與錯誤之處成不了不可避免的。這種初試者的錯誤總是要人去犯的。我們不怕而且心甘情愿犯這種錯誤。本著跟隨歷史前進而前進的態度，在本卷完成之后，我們立即開展第六卷即從1992年開始的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工作。這項工作何時完成，則有待于該發展階段在那一年結束，并一定是在結束之年之后。我希望這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能夠跟隨歷史前進的步伐，長期地寫下去，在第六卷之后，出版第七卷，第八卷，以至若干卷。在某卷之后，雖然我不再担任它的主編，卻希望它如同既往，新的一卷以慢“半拍”的速度問世。與此同時，根據新公布的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對已出各卷作補充、修改或者重寫一些章節，使它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而不斷完善。＊
　　注：
　　〔1〕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這里所說的“我們”， 指包括周秀鸞教授等人在內的中南財經大學（及其前身）經濟史教研室集體。
　　〔3〕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
　　〔4〕鄧小平：《在改革中保持生產的較好發展》，同上書，第268頁。
　　〔5〕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定與事件的回顧》（下），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頁。
　　〔6〕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 譯文參見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
　　〔7〕吳承明：“中國經濟史”， 《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頁。
　　
　　
　　
中南財經大學學報武漢21-25,5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趙德馨19961996 作者：中南財經大學學報武漢21-25,5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趙德馨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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