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I210.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6425(2001)04-0008-03
　　魯迅及其文本是20世紀世界文壇最具魅力的文化現象之一。在魯迅生前和死后的近一百年間，褒揚與貶抑，捍衛與顛覆，紛爭不斷，是非蜂起。我們除對這些各執一端的看法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反復論爭外，也有必要對這一現象作出合理的闡釋，正如法國思想家蒙田所指出的，我們需要對解釋進行解釋。更甚于對事物進行解釋。時代的風云變幻，魯迅的豐富復雜，論者的立場殊異，固然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但研究者對魯迅文本存在方式理解的偏頗和運作的失范亦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一
　　魯迅研究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集中在魯迅文本政治價值的評判和社會歷史意義的揭示上。新時期以來，不少研究者對魯迅研究的這種政治性解讀予以了討伐和清算。其實，魯迅的一生與政治緊密關聯。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1](P455)；與共產黨、國民黨、自由主義者等各種政治勢力及其頭面人物都有所交往或交鋒；對進化論、階段論、個性主義、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形形色色的學說都作過研究和汲納；特別是他對中國各階層最廣大的民眾有著深刻的體察和關愛。關心政治，臧否政治，是魯迅卓爾不群的固有品格和可貴精神；鮮明的政治性和強烈的愛憎感，也是魯迅文本的重要內容和魅力所在。瞿秋白、毛澤東等人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立足于當時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發現和挖掘了魯迅及其文本的獨特價值，與魯迅及其文本進行了創造性的對話。在這樣的對話中，既表現出革命領袖對魯迅深刻的洞見與理解，又顯示了魯迅及其文本的精神特征和歷史地位。這種原創性的評價在魯迅認知史和闡釋史上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但毛、瞿等人顯赫的政治地位使他們的闡釋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力話語，具有一種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終極性質。這樣就使這些話語的所指超出了原來的政治層面，魯迅及其文本在社會生活中的其他價值，魯迅個體生命無比豐富復雜的內涵，魯迅文本中的獨特魅力和藝術屬性，或被舍棄，或被消解，或被誤讀，或被否定。按理說，不同研究者在對魯迅及其文本的理解、詮釋和創造性對話中，本應形成各具特色的、體現研究者各自生命獨特體驗的讀者文本。但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下，魯迅及其文本只能是單一的、靜止的、抽象的，一個個的讀者文本也只是在既定的模式中，按照先定的價值座標進行重復和印證，致使魯迅研究在較長時期內出現了教條主義、實用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傾向。特別是“文革”時期，魯迅看似被拔高、神化，實質上是被歪曲、篡改，成了一個簡陋而枯燥的政治符號。但是，不管怎樣，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力，無論在魯迅文本還是魯迅“人本”中，都是一個客觀存在。政治性解讀，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的魯迅研究中，都不會被完全舍棄。我們要否定和摒棄的只是單一的政治性解讀，或者是泛政治化的模式，因為這種解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魯迅及其文本的真實性，在很多領域內窒息了讀者文本多元詮釋的可能性。
　　新時期以來，魯迅研究打破了單一的政治性解讀和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格局，獲得了獨創性與多元化的發展。豐富的人學內涵和現代人文精神不斷更新魯迅研究的內容，魯迅研究從思維方式到研究方法，從概念范疇到語言符號系統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和理論視野，觀照、發現和挖掘魯迅及其文本，形成了許多富有研究者個性的讀者文本。這又一次說明，魯迅及其文本的意義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歷史間距”并不會構成閱讀、理解和詮釋作家文本的障礙。相反的，只要正視和承認這種“歷史間距”，在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帶著當代人的審美觀念、文化追求和生活旨趣，與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創造性的對話，魯迅及其文本中原有的與當代人生活密切關聯的思想資源就會得到充分的呈現與多元的展示，研究者的獨立思考和創造精神就會得到空前的發揮并實現其闡釋的超越。海德格爾說：“作為過去的作品，它們只在傳統和保存的范圍內與我們相對。因此，它們僅僅是這樣的對象。與我們相對的，只是這些作品先前自足的存在的結果，而不是原樣了。”“作品屬于何處?作品之為作品僅僅屬于它所敞開的領域。因為作品的作品之在，就在而且只在這敞開中到場。”[2](P100—101)研究者總是在現時現刻對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屬于他的解讀和詮釋。作為“過去時”的魯迅及其文本也就在另一個敞開的領域中，作為“現實的在者”而“到場”，魯迅研究實際上就是一代代讀者和研究者同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創造性對話的歷史。在這樣的精神對話中，既顯示了魯迅及其文本的魅力，也體現了讀者文本多元詮釋的現代意義。
　　“歷史間距”是一種客觀存在，研究者在閱讀、理解和詮釋的過程中，不可能完全離開自身的現實“視界”而完全進入魯迅的歷史“視界”，不可能用一個客觀的系統即魯迅及其文本代替另一個主觀的系統即讀者及其文本。新時期以來，那些“還原魯迅”、“回歸魯迅”、“走進魯迅世界”的提法，那類“捍衛魯迅”的口號，雖然是出自對當時貶損魯迅、消解經典、顛覆權威等思潮的反撥與批判，但經不起深究。《收獲》2000年第2期上刊登的三篇文章，雖不敢茍同，但其專欄名之為“走近魯迅”，既認同了魯迅文本與讀者文本之間的“歷史間距”，又指出了二者的內在聯系，這樣的提法倒是比較科學和確切的。
　　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對魯迅及其文本“重估”、“重構”、“重塑”的聲浪中，有一部分研究者一味根據自己詮釋的需要，完全背離甚至歪曲了魯迅及其文本。經過他們的詮釋，一位為民族事業奮斗終身，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成了一個充滿痛苦和內心黑暗，一生與孤獨作絕望抗爭的悲觀主義者；一位自覺肩負歷史重任和承受時代重壓，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戰士成了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甚至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也是來源于西方傳教士的“東方觀”，連魯迅“匡正時弊，重鑄民魂”的思想啟蒙，也被扣上了“造成中國傳統文化斷裂”的罪名。這些人的魯迅研究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極端。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由于對魯迅及其文本予以單一的政治性解讀，出現了一種非人文化的研究傾向。新時期以來，有些研究者割斷魯迅與代表社會進步力量的聯系，無視魯迅在推動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對魯迅及其文本采取了非歷史化的態度。這兩種傾向表面上看似彼此對立，前者采取“仰視”的角度，通過單一的政治性解讀，制造了一個“文化革命偉大旗手”的神話；后者以“平視”甚至“俯視”的眼光，通過偽學術的話語操作，塑造了自由主義者、悲觀主義者、虛無主義者、懷疑主義者的種種偶像。實質上，無論是非人文化的唯政治解讀，還是非歷史化的偽學術話語，都是按照他們先驗預見和設定的理念或范式，把魯迅闡釋成他們心中所希望的、能為他們所利用的文本；然后通過這種被神化或歪曲的魯迅及其文本支撐和宣揚自己的理念和范式。這種實用主義和追求時尚的傾向，其后果必然是既褻瀆了魯迅及其文本，最終也失去了研究者與魯迅及其文本進行精神對話的全部意義。
　　 二
　　當代人類學家M·米德認為，文化進化的整個歷程經歷了前諭文化、同諭文化、后諭文化三個階梯。魯迅研究也正是循著這一“三階段遞進”的模式前進的。屬于前諭文化的第一代學人大多局限于政治解讀，取“仰視”角度；屬于同諭文化的第二代學人大多致力于思想闡釋，顯示出“平視”的心態；屬于后諭文化的第三代學人大多迷戀于文化破譯，少數甚至采用“俯視”的眼光。盡管他們都以各自的努力，與魯迅及其文本進行了創造性的對話，使魯迅及其文本的意義得以不斷延續和新的呈現，其中不少人的闡釋與研究體現出深刻的洞察力和罕見的思想深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但我們發現，這幾代研究者身上也有各自的弱點和先天性的不足，特別是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地缺失了魯迅“做人、處世、為文”的基本精神，與魯迅及其文本有一種明顯的反差和“難解的緊張”。
　　(一)獨立思考的品格 堅持獨立思考、堅守獨立人格，是魯迅做人治學的基本準則。早在1907年，魯迅就提出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主張：30年代魯迅寫了許多批判“幫閑文人”和“幫忙文人”的文章，反對文人對于權力的依附，要求文人有獨立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的魯迅研究往往在一種欽定的模式中，進行著奴性的重復、印證和模擬，專家話語與政治權力話語形成了一種重合或類重合現象。造成這種現象，固然與當時客觀情勢的脅迫有很大關系，但研究者本身獨立思考與獨立人格的缺失，也是一個原因。特別是前諭文化階段的一些魯研工作者，雖然一生潛心于魯迅及其文本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但由于缺少獨立思考的精神，個人解讀的獨創性彌散于大一統的權力話語中，藝術的探求消融于政治需求的應合中，致使他們的研究成果鮮有重大創獲，魯迅及其文本也屢遭不同程度的歪曲和戕害。魯迅一次又一次地被綁在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的戰車上，成為一個工具、象征、傀儡、符號，造成一代文化巨人的悲涼和尷尬。
　　(二)“歷史中間物”的思想 “歷史中間物”是魯迅思想的本體，也是我們破解魯迅及其文本心靈密碼的“鎖鑰”。魯迅強調一切都是“中間物”，認為“普遍、永久、完全”是三顆棺材釘，會把作家釘死。魯迅及其文本與終極性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魯迅人生的每一個側面和每一個時期，魯迅文本的每一類文體和每一部作品，都拒斥任何一種簡單的、帶“終極性”的解釋。我們應以“歷史中間物”的心態參與魯迅研究，不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看作是“普遍、永久、完全”的終極性真理。但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無論是出于“輿論一律”的政治解讀，還是向傳統挑戰的思想闡釋，或是立足宏觀視野的文化破譯，不少研究者在各自不同的詮釋中，總是力圖按照自己標舉的理念、結構或圖式，營造一種壓倒其他闡釋的“話語霸權”，試圖對魯迅作出一勞永逸的終極性解釋。饒有趣味的是同諭文化階段魯迅研究的代表人物王富仁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一方面向沿襲了幾十年代表權威話語的陳涌研究系統提出質疑和否定，轟毀了凌駕于魯迅研究本體之上的“政治革命”的終極性結論，但另一方面，在王富仁的文本中，魯迅小說文本又成為“思想革命”這一“絕對理念”縱橫捭闔的場所，并認定其結論具有終極真理的性質。這種決定論的思維模式和帶終極性的“話語霸權”，使他“不可能從整體上、結構上來理解魯迅的精神體系，也不可能呈現魯迅精神結構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因此，“正是在王富仁最富于革命性的地方，我們發現他的思維模式沒有得到真正的革命性的改造”[3]。
　　(三)實事求是的精神 魯迅在學術研究中一貫倡導實事求是的精神，重視史料的確鑿性，反對以論代史、以主觀意識改變客觀存在。他說：“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4](P272)任何時代的讀者和研究者都可以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對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創造性的解讀，但這種解讀不是隨心所欲的，不能改變魯迅及其文本的“本相”。我們無論對魯迅及其文本如何“重估”、“重構”、“重塑”，首先要對魯迅及其文本予以“重讀”、“細讀”、“深讀”。然而，后諭文化階段中的有些研究者往往不是以文本為依據，而是習慣于從西方文論中尋找理論框架，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定判斷和先驗概念，再從文本中尋找支撐這種框架和判斷的實例。一方面，他們對魯迅及其文本不甚了解，有意無意地改變了作為歷史人物的魯迅的“本相”，背離了作為“原版”的魯迅文本。另一方面，他們對各種各樣的時髦學說并未得到應有的消化，有一種明顯的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的痕跡，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理論失語癥”或“理論妄語癥”。這樣的研究違背了起碼的學術規范，也就失去了任何科學研究的意味。這種現象再一次地警示我們：“以政治替代學術的傾向雖然早已開始糾正，但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糾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許多人在不以政治為唯一標準的原則確立以后，卻不會回到學術本身。直到90年代后期，我們仍擺脫不了這種發生在深層次的失語現象。”[5]
　　魯迅確實是不易闡釋的，也確實是闡釋不完的。21世紀，我們將面臨一個更加廣闊的“文化語境”，更加宏觀的“期待視野”，更加現代的“接受屏幕”。讓我們在不斷走近魯迅的同時，與一位更為真實的魯迅展開創造性的精神對話，從而對魯迅及其文本作出更富現代意義的闡釋。
　　收稿日期：2001-03-27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8～10，1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姚馨丙20022002對作家和讀者這兩種“文本”存在樣式理解的偏頗和運作的失范，是造成魯迅研究紛爭不斷的重要原因；非人文化的惟政治解讀與非歷史化的偽學術話語都是實用主義和 時尚化傾向；研究者應具有獨立思考的品格，確立“歷史中間物”的思想，堅持實事求 是的精神，從而真正地“走近魯迅”，與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創造性的精神對話。魯迅文本/讀者文本/政治解讀/思想闡釋/Lu xun′s text/readers′texts/politicalinterpretation/ideological expositionExposition and Reflection on Researches into Lu xun and His Works　　YAO Xin-bing　　Chinese Department,Nantong Teachers College,Nantong 226007,ChinaBSPartial comprehension and abnormal operation of the author′s text and read ers′texts are major causes of endless dispute in researches into Lu xun and his works;both inhuman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nonhistorical pseudo-a cademic words are pragmaticism and fashionable tendency;researchers should t hink independently,form Middle-Road thought,and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seek ing truth from facts,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Approach Lu Xun truly and carry out an innovative mental dialogue with Lu xun and his works.南通師范學院 中文系，江蘇 南通 226007　　姚馨丙(1943—)，男，江蘇通州人，南通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文藝學、魯迅學研究。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8～10，1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姚馨丙20022002對作家和讀者這兩種“文本”存在樣式理解的偏頗和運作的失范，是造成魯迅研究紛爭不斷的重要原因；非人文化的惟政治解讀與非歷史化的偽學術話語都是實用主義和 時尚化傾向；研究者應具有獨立思考的品格，確立“歷史中間物”的思想，堅持實事求 是的精神，從而真正地“走近魯迅”，與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創造性的精神對話。魯迅文本/讀者文本/政治解讀/思想闡釋/Lu xun′s text/readers′texts/politicalinterpretation/ideological exposition

網載 2013-09-10 22:01:2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