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北，一江之隔就是南通，因此這個處于長江末端的城市很久以來便被冠名為“北上海”，但在江蘇眾多城市紛紛崛起時，南通并不為外人道。盡管“狀元企業家”張謇在上世紀初進行了名垂青史的城市改造實驗，將這個農業、手工業城鎮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城市，但隨著光陰流逝，“近代第一城”的名號早已蒙上了歷史的塵埃。

　　尹永鑄

　　濠河

　　我們在夜色中抵達南通，遇到了寒冷的雨。沒錯，用“寒冷”一詞描述這個五月中旬的江畔城市仍是合宜的。打上出租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最終，我們總算成功租到了一輛腳蹬三輪，才靠車夫的指引找到旅館。車夫穿著厚厚的茄克衫，我們卻因對天氣的錯誤估計而穿著短袖T恤——成了“不合時宜的人”。旅館是一棟矮而墩實的樓房，位于南通市中心的崇川區，看起來是由一座居民樓改裝而成的，它的周圍同樣是一堆面貌相似的居民樓，環境嘈雜，卻充滿了令人愉快的市井氣息。

　　濠河就在我們旅館的旁邊。能判斷出這一點，是因為透過窗子只能看到那高聳入云的電視塔的小部分塔身，而電視塔正是在濠河邊上。翌日，天剛放亮我們就起床了，去看濠河。

　　電視塔在晨光中愈發顯得壯觀，夜里的冷雨帶給我們的懊喪情緒一掃而光。這座建于1985年的建筑是“中國高塔委”的第一批成員塔——它在很多年前就傳遞出南通試圖融入江蘇乃至長三角經濟發達城市的渴望。

　　此后的一天，一個難得晴朗的午后，我們終于登上了這座高塔，拍攝了這個位于長江入海口的城市——鱗次櫛比的建筑以白色和米黃為主，與綠樹和綠地有機地混雜在一起，近景則是濠河河面躍動的波光……這是個明亮的城市。從塔上俯瞰，環繞南通老城區的濠河果然形如葫蘆，宛如珠鏈，就像幾乎所有介紹南通旅游的小冊子所說的——“翡翠項鏈”(更美麗的比喻則是“少女脖子上的翡翠項鏈”)。濠河在每一個南通人眼里都是這個城市的靈魂——就像故宮是北京的靈魂一樣。這個古老的護城河早在后周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就挖好了，屢經多個世紀的修繕，尤其是當前的整治，更加散發出迷人的光彩。濠河現周長10公里，水面1080 畝，水面最寬處215米，最窄處僅10米——這正是使它形似葫蘆的原因。當地人說，這是國內保留最完整且位居城市中心的古護城河。

　　我們打算從“葫蘆”的腹部出發，繞河一圈，走了一段后發現用步行的方式顯然太費勁了——畢竟濠河的周長達二十華里。離電視塔不遠有一個湖心小島，站在河邊的小徑上，能看到小島內的密密匝匝的綠樹和一棟小房子。在這個小島上生活無異于置身天堂，但我們也只能隔水相嘆。一邊是由紫藤、薔薇和玉蘭組成的綠色屏障，一邊是翠綠而散發著清新氣息的濠河水，順著這樣的濱河小道繼續走，會看到光孝塔、天寧寺、北極閣、文峰塔、南通博物苑、五公園等名勝古跡，還有張謇、李方膺、趙丹等名人的故居，尤其是張謇，濠河畔與之相關的遺跡甚多，我們還會在下文中詳細講述這位對南通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人物——正是由于他在晚清及民國時期的努力，使南通有了“近代第一城”的美譽，名滿中國。

　　過了張謇故居“濠南別業”對面的那座小橋，城市開始更加自由地呼吸。此處水面開闊，站在橋上，沿河錯落有致的建筑盡收眼底。水面有野鴨在閑游，有時甚至會看到江鷗和魚鷹飛起，這時往往就會漂過一葉遮著雨篷的扁舟，半邊紅傘露在外面。

　　雨漸漸大起來，過了小橋有幾株水桶粗細的樟樹，樟樹旁邊有一條曲折的長榭，長榭里有長凳數條，正是避雨的好去處。

　　這時我們才發現不遠處一叢灌木后，掩映著一個女子的雕像。走近瞻仰，又見旁邊一個古建筑的門檐下，有幾個技工模樣的人正在打牌。雨仍然下著，落在濠河的河面上，濺起朵朵水花。古建筑掛著牌子，上書“南通繡織局”字樣—據石碑所刻，張謇于1920年創辦時，沈壽任局長。這家繡織局曾在紐約第五大道上開設分局。

　　我們便問那女子的雕像是誰。

　　“沈壽你們都不知道？”其中一個抬起頭來看著我們。他河南口音，嘴里刁著煙卷，手里握著一把牌。

　　“不知道呢。”

　　“那張謇你們總該知道吧？”

　　他扭過頭去繼續打牌，懶得再搭理我們。

　　張謇與“近代第一城”

　　作為和他們一樣的外鄉人，我們知道這個城市的張謇，也知道沈壽。實際上，我們環游濠河的目的之一，便是尋訪張謇的歷史遺存。

　　長橋東、西南側的濠河邊上，有兩座張謇的住宅。橋東的一座在河南岸，為濠南別業。橋西的一座在河北岸，稱濠陽小筑。濠南別業是一座磚木結構的英式大樓，紅瓦，灰墻，明窗，十分壯觀。張謇于1914年建成濠南別業的時候，他的實業正風生水起。

　　這個被民間人士稱為“四先生”的中國知識分子，于1853年生于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考中秀才。1876年(光緒二年)夏天可能是張謇發跡最重要的節點，他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后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此后的很長時間，張謇一直都在輔佐吳長慶。

　　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并撰寫《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和等人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張謇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鄉讀書，準備應試——經歷了漫長的時光，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考中了狀元，授翰林院修撰。這個狀元頭銜對張謇而言殊為不易：歷經26年的科考生涯，直接消耗在考場中的時間就超過120天。

　　接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成為“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這個機緣，恰是張謇創辦實業、以南通為草圖進行美好家園實驗的開始。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即南通)、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據記載，僅1年時間，大生紗廠就獲得2.6萬兩白銀的凈利潤(到1922年張謇70歲時，大生集團四個紡織廠的資本已達900萬兩白銀，有紗錠15.5萬枚，占全國民族資本紗錠總數的7%)。對于張謇的成功，毛澤東曾評價說，“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張謇并未將目光局限于一個企業的發展，他追求的是整個南通地區的均衡發展。他要在這座城市發展實業、教育、城建、農墾、漁業、水利、文化、社會福利等諸多領域，他的目標是培養南通的自治能力，確保人民在內憂外患的世道里也能安居樂業。

　　他的路徑是：首先確保經濟自治，為此興建一大批企業，使它們互補、互依，在外部環境惡化時能保證企業的有效運作。接下來則構建縱向(產業鏈上下游)及橫向(相關聯產業或行業)的經濟生態網絡，比如，為擴大紗廠的原料基地，他創辦了鹽墾公司；為解決棉花紗布的交通運輸和倉儲，他創辦了輪船公司，建造碼頭、倉庫；為保證紗廠紡織機的修造，他創辦了鋼鐵冶煉廠；為充分利用棉花的副產品棉籽，他又創辦了榨油廠；為解決各企業資金的“流動和融通”，他還創辦了銀行。 到20世紀20年代初，以張謇為首的大生集團旗下超過40家企業，成為20世紀初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并首先致力于師范教育。1903年南通師范正式開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據統計，張謇在南 通地區共創辦小學370余所，中等學校6所，高等學校3所，他一生投在教育上的款項達257萬兩白銀。張謇創辦的教育機構惠及南通的弱勢群體——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聾啞學校，以及大量的職工補習夜校，甚至連妓女都可以進入他辦的“濟良所”接受文化教育。

　　張謇創辦的企業在一戰期間得到迅猛發展，不過，到了20年代中期，在國內、國際環境共同影響下又很快衰落下去，并于1922年完全破產。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離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和一束胎發。

　　張謇將南通從一個農業、手工業的封建城鎮帶入近代化城市的陣營，也將南通打造成了“模范縣”，對此，胡適曾評價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了一方，也影響了全國。”張謇摯友劉厚生則將其描述為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舊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時亦是走向新社會，熱心向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

　　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學者潛心研究他的“南通模式”。吳良鏞院士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說，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國人自己用先進規劃理念設計并實施建設的具有現代意蘊的城市。他認為，上海、天津等租界是西方的市政策劃者利用近代技術，通過中國人民的手興造起來的，不能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城市建設的代表；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城市都是在帝國主義占領時期建造的；唐山有了工業建設、鐵路建設等，在中國早期現代化上先進行了一步，但在城市建設上尚無工業、交通、居住等全面的經營，未形成完整的格局。“盡管就城市建設的單項而言，南通與同時期國內城市相比未必都是最早或規模最大的，但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早自主建設和全面經營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實踐意義之強，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吳良鏞在報告中指出。“近代南通在張謇的主持下，選擇了一條在當時條件下發展城市的正確道路，將一個封建的縣城逐步過渡到近代城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重拾榮光

　　張謇的破產意味著南通在20世紀前二十年輝煌的終結，南通就此沉寂下去，并持續了上世紀剩下的時光。那些公園、工廠、建筑經多年戰亂及社會變革多已損毀，幸有一小部分得以留存，以供后人緬懷。

　　本世紀初則可視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南通經濟一直徘徊于江蘇13個省轄市后列，在“長三角”也逐漸被邊緣化，多項經濟指標反映了這個尷尬的常態，比如 GDP增長速度等方面在江蘇省13個地市中居于末位。

　　近十年南通重新崛起，“近代第一城”的名號被南通人驕傲地掛在嘴邊。

　　幾乎是悄無聲息地，南通忽然就趕上來了——既沒有“蘇南模式”的耀眼，也沒有“溫州模式”的野性，更沒有“浦東模式”的強勢——這個當年的落伍者穩扎穩打，很快就令人刮目相看：2003年首次實現了GDP超千億、財政收入超百億的“雙超”目標；2004年，GDP增長超過全省平均水平；從2005年起，GDP增幅和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連續3年保持江蘇省首位，并一路領先至今。更讓他們津津樂道的是，社會事業也同步發展，一舉實現“國家環保模范城市”等 “五城同創”，被譽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南通現象”。

　　中共南通市委書記羅一民用八個字概括了“南通現象”的實質——“跨越趕超、全面協調”。如此看來，現在的南通與張謇時代的南通相比，確有異曲同工之處。謇已去，但他的精神密碼并沒有遺失，相反卻賦予了這個城市以某種厚積薄發的力量。

　　談到“南通現象”，無法回避羅一民——從某種程度上說，就像談到“近代第一城”而無法忽略張謇一樣。

　　55歲的羅一民在南通市委書記的位子上已經干了七年，是當下江蘇任期最長、資歷最老的市委書記，此前他還在南通做了三年市長——加起來恰是南通崛起的十年。他有著一段時間不短的高校工作背景：自1977年進入南京大學，直到1988年離開，在南京大學浸泡了11年。羅一民認為，南京大學對他從政的影響，有兩點揮之不去，“一個是，總想把領導工作當作學問來做，一味探究死理，一味追求實效，往往有悖于官場潛規則；另一個是，總有點‘士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情結，老想用自身的成就來贏得老百姓的真心擁戴。”

　　這種高校背景及士大夫情結很難不讓人聯想起張謇。而更容易使人將羅一民與張謇聯系起來的是二者對民營經濟的重視——十多年前，羅一民到南通出任副市長后，主抓民營經濟，將南通的民營經濟搞得紅紅火火，而近百年前，張謇正是在南通為當地民營經濟的發展培植了深厚的土壤。

　　在蘇南靠外向型經濟獨領風騷的時代背景下，南通對民營經濟的推崇，在外人眼里多少有些刻意的特立獨行，但羅一民堅持了下來。在其主政后，羅一民更是響亮地提出了“南通要爭當江蘇民營經濟第一大市”的目標。在他看來，學蘇南，也得結合本地實際。

　　這樣的堅持一直延續至今，并被實踐證明了正確性——如今南通民營經濟的體量和質量，在江蘇均是名列前茅，尤其值得的一提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外向型經濟受到很大沖擊，民營經濟這一“內生型”經濟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以船舶產業為例，當時世界船舶業的產能相對過剩，企業的日子普遍不好過，南通的船廠卻活得很好。這固然有產品結構的優勢，如南通主要造一些特種船或緊缺船，更重要的則在于南通造船業的所有制結構優勢，以民營經濟為主，機制靈活，進退自如，結果居然能拿到國內訂單總量的一半以上。

　　羅一民曾在很多場合講過他那類似“做學問”的南通執政之路：“超前謀劃－高點定位－通盤考慮－統籌推進－厚積薄發”，他在南通發展民營經濟與外向型經濟都因循著這條道路，而南通“江海聯動”開發戰略的提出及實施更是這條道路的集中體現。

　　南通擁有166公里的江岸線及203公里的海岸線，集黃金水道與黃金海岸于一身，堪稱得天獨厚。2003年初，以羅一民為首的城市管理者看到了這一點，認定南通跨越發展的平臺就在沿江沿海。由此，“依托江海、崛起蘇中、融入蘇南、接軌上海、走向世界、全面小康”基本思路形成了。也就是從那年起，蘇通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洋口港和呂四港兩大深水港實現通航，崇啟大橋開工建設，蘇通科技產業園等二十多個跨江合作開發的園區項目紛紛落戶……

　　南通在經濟上實現了“跨越發展”，卻又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GDP故事”，羅一民不斷向我們強調這一點。“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前段時間來南通，他對我說，南通有一增一減，他很欣賞。增，說的是土地在增長，減，說的是人口在減少，連續多年負增長，而且我們的男女性別比多年保持在104∶100，是江蘇最好的，全國也很罕見。這表明什么？”羅一民說，“這說明你們媒體所說的‘南通現象’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增長的故事，而是一個社會矛盾、生態矛盾相對平緩的故事。”

　　其實，相比“跨越趕超”，羅一民更為看重的是“全面協調”。他說，南通不僅要經濟，還要文化，要體育，要教育，要環境。南通有28個博物館。北京奧運會上，南通籍選手拿了四金一銀一銅，在中國地市級城市中獨占鰲頭。像如東中學這樣的名校，南通有很多。2008年，江蘇高考前十名有八個來自南通。羅一民尤其提到了環境，“15年前，當時還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在南通考察時說，‘你們要把南通從垃圾堆中解放出來’。今天，你去南通，你看看我所說的‘城在水中坐，人在畫中游’是不是自吹自擂。兩個多月前，溫家寶總理視察我們南通，夸我們南通‘人杰地靈，民風淳樸，文明程度高’。”

　　目前，已挺進“長三角”核心圈的南通，其最大的渴望是接軌上海，再從接軌上海慢慢融入上海，將“上海北”變成“北上海”。

　　蘇通長江大橋的建設通行，大大方便了南通與上海的交往。此前，南通人只能坐輪渡過長江，“看天去上海”——天氣好的話，過江時間長達40分鐘，如果天公不作美，只能改期再坐輪渡，或者繞行隸屬無錫的江陰市，這樣一來就會多走三個多小時。如今蘇通大橋開通后，一個半小時就會到上海。除了既有的蘇通大橋，未來的崇啟大橋、滬通鐵路更為便捷。

　　“隨著蘇通大橋通車和滬崇啟通道、滬通鐵路加快推進，南通將徹底結束‘難通’的歷史，構筑承南啟北、西進東出、江海河聯運、水陸空互通的‘黃金十字通道’，確立長三角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地位。”羅一民對南通接軌上海充滿了信心，“南通已與上海實現公路一卡通，兩地港口、空運合作體系已經構建，大通道正加快形成。”他說，兩市正著力在戶籍、就業、醫療、保障等制度方面加快構建統一的制度框架，醫保已實現兩地刷卡。盡管行政地域不同，但有了一座座橋梁，人員往來、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越來越趨于“無障礙化”，這座近代第一城，正式啟動了它的現代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