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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羅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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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隆基
世人皆欲殺，我獨憐其才。——梁實秋
清華自稱是“造就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而口才是“領袖人才”的必備之才，于是每年舉辦演講比賽，倡導口才訓練。羅隆基為了在演說中奪魁，常常獨自跑到曠野之中，大聲演說，同時不斷注視自己的身影，觀察自己的手勢是否得當……
五四
狂妄
為政
無畏
論斷
情史
在王右家之前，羅隆基還愛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羅隆基為了接近張幼儀，刻意偽裝成張幼儀大哥張君勱的信徒，加入國社黨。不料張幼儀早已心如死灰，對他毫不寓目。羅失望之余，懷疑是因為自己有發妻的緣故，遂決心擺脫，卻又不甘心付贍養費，于是每天對發妻長舜琴大打出手。張小姐本是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里經得起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張幼儀仍對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1957年時，史良第一個站出來炮轟章羅。1965年，羅隆基逝世，他的日記和情書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紅衛兵拉章詒和去批斗。章去后發現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對象。紅衛兵們將史良當年寫給羅隆基的情書當面宣讀，質問他們是什么關系。史良直起腰說：“我愛他。”
評說
歸去
1913年，羅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北京清華學校。他擅長演講，喜歡發表政見，往往立論獨特，文筆犀利，顯露著反傳統精神。羅隆基不但看“異端邪說”的馬列主義書籍，還常以“生輝”、“野度”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并且不經學校當局同意，把李大釗《庶民的勝利》全文抄寫張貼于學校走廊上，為此而受到學校的警告。羅隆基也得到了“羅瘋子”的外號。
羅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領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華學校建校八周年紀念日，下午，羅隆基從校外朋友來的電話中得知，城內很多學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時、何浩若兩人進城去打探情況，回來時正好開晚飯。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報告消息并號召大家說：“同學們，北京各學校的同學都起來救國了，我們不能坐視不管，應該急起響應。”一石激起千層浪，第二天，清華學校便與各學校一起行動了。
5月5日下午，羅隆基等人在西單街頭演講，被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領警察追捕。羅隆基在與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橋下，機靈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聲援北大時被警察逮捕，關進了一所臨時監獄。段祺瑞在一次緊急會議上說：“北京此次鬧事的學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說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張國燾、段錫朋與清華的羅隆基。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是學生領袖。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后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于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后來一直以“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為榮。
羅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縣楓田鎮車田村一個書香世家。出生這天，產婦床上的蚊帳后面出現一條大蛇，吐著信子，蜷個圓盤在床后不走。幾個老年人看后忙恭維著說：“蛇者，龍也。此時龍仔出現，乃吉祥之兆也，此生來日必有將相之份。” 于是羅隆基的小名就叫“龍仔”，安福方言，“龍仔”的讀音叫“龍嘰”。到了5歲，羅隆基要讀書時，需要取個學名，羅父冥思苦想之際，突然靈感一動，這“龍嘰”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諧音么，于是“羅龍嘰”便改成了“羅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評羅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羅很生氣地說：“我的文章怎會不通，我父親是舉人。”潘馬上回答：“你父親是舉人算得了什么，我父親是翰林！”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后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惟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發表。”
1929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新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羅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華僑資本家，羅隆基以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可是羅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間，卻和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鎩羽而歸。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卻不十分踴躍。后他一連串在《新月》雜志上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
羅隆基的導師就是著名的費邊主義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羅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過“拉斯基一門徒”，他告訴浦熙修說，人們只要一見到這個名字，就知道是誰寫的了，由此可見羅隆基對拉斯基的推崇。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劇場看戲。他剛開始沒有注意，后來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他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后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戲了。
一次，章詒和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里，她看見了坐在后面的羅隆基（當時，羅已經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幾日后，羅隆基對她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臺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臺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羅隆基曾當過南京國民政府的參議員，據說他任職不久，便和若干參議員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參議員，這并不希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袞袞參政，算什么呢？如果參議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
千家駒對羅隆基的評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被任命為政務委員，沒有當上部長，一直牢騷滿腹。”
羅隆基甚至說過：“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么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羅隆基是國共兩黨不遺余力爭取的人物。1946年舊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這兩人采取了懷柔政策：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么部長都行。章伯鈞的回答壁壘分明：“就是給我干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干！”而羅隆基則與來人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他放出來的話是：“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一九二八年，羅隆基留洋歸來，就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担任教授，主講政治學和近代史。他看不慣國民黨一黨訓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編的《新月》雜志上接二連三地撰文大罵國民黨。羅隆基在《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寫道：“國民政府蔣主席，洋洋大文，嘆息‘人心頹墮，世風澆漓，以投機取巧為智，以叛亂反復為勇，氣節墮地，廉恥淪喪’，這種現象，在‘黨員治國’，‘黨員先用，非黨員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趨而愈下流了……”羅隆基大罵之下，上海吳淞公安局第七區的局長派人來“請”他過去“坐了六個小時”。回來后，他立即在《新月》雜志上將他“被捕六個小時”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公諸于世了，更為此發表了更為強烈的反蔣言論，罵得黨國的領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
1930年11月4日，羅隆基在光華大學任教期間，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適等人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八方營救，使羅當日即獲得釋放。后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羅隆基在《沈陽事變》等一系列《益世報》社評中，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益世報》因此曾受到停止發行的處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羅隆基遭遇的這兩項經歷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從此，他對國民政府沒有絲毫好感，喪失了信心，并不遺余力批評國民黨侵犯人權的行徑。與此相對照，他對一切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和團體，譬如共產黨，就滋生了一種身處同一條戰線的同情。
羅隆基好談政治。30年代，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也帶來了新月編輯部內部的分歧。徐志摩等為維持《新月》的營業，主張今后“不談政治”，而羅對徐志摩等的向后轉則不以為然。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為營業而取消立場，實不應該。”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給胡適打了一個小報告：“新月幾乎又出亂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諱，昨付寄的400本《新月》當時被扣。”
羅隆基曾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講《憲法論》等課程，校長張伯苓很賞識羅隆基。他對羅說：“羅先生要把西方政治與中國政治的不同點告訴學生。只有懂得了中國的政治實際，學生走上社會才能担當改造社會的重任。”羅說：“你不怕我在課堂上放言無羈，當局會找你的麻煩？”張伯苓坦然說：“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學的真正體會告訴學生，學生才能受益。羅先生不必過慮，只要我的學生不趕你下講臺，我給你的聘書就會照發不誤的。”
四十年代初，張道藩曾暗示羅隆基不要再罵政府、罵領袖、罵國民黨，因為國民政府正在考慮請他担任外交部次長的官職，他算是閉了幾天嘴巴。后來，祗因外交次長沒有做上，他便開嘴大罵。
1933年初，羅隆基與《益世報》第一年聘約屆滿時，國民黨對報館施加壓力，讓該報不再與羅續約，但是被報館拒絕了。之后羅隆基又連續發表社論，痛斥蔣介石政治上“對外屈服，對內欺騙”。羅隆基的這些作為，更是引起了蔣介石集團對羅隆基的嫉恨。于是，國民黨提出“嚴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報》立即辭退羅隆基，同時派人給羅“捎話”，讓羅自動請辭。但報館和羅隆基不予理睬。蔣介石遂派４名特務到天津暗殺羅隆基。按照規矩，特務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幫會老大潘子欣。潘子欣與羅頗有交誼，于是從中協調，并致電蔣介石請他對羅諒解。羅隆基以為事情了結，還是照常工作，結果一日路遇槍擊，羅和報社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1933年底，羅隆基第二年聘約期滿之前，天津市黨部又向報館發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時蔣介石也通過張伯苓捎話給羅，邀他去南京面談。無奈之下，羅隆基同意報館意見，主動辭去了《益世報》的工作。不久，蔣介石以總司令的名義通令全國停止該報對郵政和電報的使用，并威脅說：“全國各地如再發現天津《益世報》，惟當地軍政長官是問。”《益世報》從此被迫停刊。
但同時，蔣介石又很欣賞羅隆基。此時頗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羅作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大肆批判國民黨，而另一方面作為當時的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對他卻頗為欣賞。據章詒和回憶：“國民黨曾請他當部長，而蔣介石亦聽過他的講座”。
羅隆基經常罵人，故有人說他是政治掮客，到處以第三者為貨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東西來。當第一屆國民參議會舉行時，羅隆基與張君勵，以代表國社黨而為參議員。他以舌鋒銳利，辯才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躍，稱為參議員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并不完全代表國社黨，甚至與黨魁張君勵的意見相抵觸。，當時有人問他，他的回答卻相當耐人尋味，他說：“政治家之于黨，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風雨。國社黨并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
當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張家口，《中央日報》歡呼“天下事大定矣”，張君勱惟恐在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會黨將參加為蔣介石加冕總統的偽國民大會。作為該黨創始人的羅隆基，立即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了自己與該黨分道揚鑣的態度，并提請民盟中央開除民主社會黨的盟籍……
據說，在羅隆基成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辦報。周恩來為此約見了他，轉告了這個消息，并對他說：“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臺灣的。”羅隆基回答：“總理，謝謝你的關心。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里。”
在特務密布的聞一多、李公樸的公祭大會上，他對著話筒吼道：李聞兩位先生倒下去，千千萬萬同胞在他們的血泊中站立起來！
在南京曉莊學校為陶行知先生舉行的追悼大會上，他幾乎就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說：“‘曉莊’的曉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嗎？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滿山滿谷的論語，而陶先生的論語，正是醫治中國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們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論語，把中國變成曉莊，變成天亮的地方！”
羅隆基擅長政論。他在清華學校曾寫過一“論秦始皇”，一開頭便一語驚人：“始皇之功，功在焚書；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書……”世人皆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歷史之恥，他卻不從眾論，獨樹一幟，以為焚書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羅隆基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在撰寫人權理論文章時，也指出國民黨的“黨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權，并寫有專門論文論及馬克思主義的諸多錯誤。
羅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發表“論人權”一文，充滿自信的說：“我們目前要的人權是些什么？已到了我們回答這問題的時候了。”由此，他開列了三十五條他認為最重要的權利，全面闡明了他的人權主張。這里面談到了：國家的功用，是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權；國家的主權在全體國民。法律是根據人權產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員，他們應向全國，不應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團體負責。國家財政應絕對公開。法治的根本原則是司法獨立。……
1930年，羅隆基于《新月》雜志發表《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后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后呼應。
1957年，七月一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批判文匯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指控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反共反社會主義”，指責章伯鈞與羅隆基為“章羅同盟（后被稱章羅聯盟）”。有趣的是，章伯鈞與羅隆基關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羅隆基對此的反應，是跑到章伯鈞門前大聲責罵，并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題字里，羅隆基與章伯鈞成為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朋友。
1922年春天，浦薛鳳曾和羅隆基直言相互較量性格，并預卜前途。羅隆基說：“逖生，你有你的才識，但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除非你改變作風，恐你成為一位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當羅隆基要浦薛鳳對他直言批評時，浦含蓄地說：“努生，我只覺得你讀‘子’書多于‘經’書，你喜歡‘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將來官運亨通，但慎防宦海風波。”羅隆基的最后結局，終于被他的同學言中了。
羅隆基的發妻張舜琴是英國留學生，是新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張舜琴本分樸素，喜清靜，不愛社交，是基督教徒，與羅的性格迥然不同。羅隆基留學美國期間，因為要著博士論文，遠赴英倫搜集材料時結識了張小姐。他的岳父張永福是一位同盟會會員，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廣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汕頭市長等職。后任汪偽政府中央監察委員及國府委員。他少年失學但勤學自修，尚能作詩寫文，晚年還自費印過一冊詩集《觚園耶許聲》。張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歷史勝跡的晚晴園的主人。張舜琴當年還寫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時，也是采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潘大逵曾回憶羅隆基和張舜琴：“清華同學對他們的結合頗感驚異，當他們在倫敦時，清華同學何浩若等數人曾到他家拜訪，幾位清華老同學不禁顯露出少年時代那一派吵鬧不拘形跡的作風，惹得羅妻大為不滿。大家都預料到他們的婚姻一定不能維持長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倆便宣告離異了，后來羅就與王右家結了婚。”
關于羅張夫婦的不睦，羅的學生沈云龍介紹說：“羅先生和他的夫人張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調和，常常雙雙請假，過幾日便見羅先生面部帶著紗布繃帶來上課，同學們常背后竊笑，這樣經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難維持長久。”羅的朋友李璜，則把羅張夫婦的不睦，單純地歸結為個人原因：“那個時候，老羅正在與他的太太鬧離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學法律的，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對老羅的浪漫，大概管束太嚴，因此小兩口常常打架，鬧得學生們都知道了，傳為笑談。”
王右家的母親與曹禺的母親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鄭秀，也說過“靳以人大氣，老實，在女中教書，后被王背棄，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罵女人，發誓決不再娶妻子，曹禺還勸靳以要娶也不要娶這種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陳白露即以王為原型。對于羅隆基和王右家的風流韻事，田本相《曹禺傳》里的說法是：“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沒有多么高的文化，但舉止卻落落大方。當時，她和《益世報》的羅某某同居了，羅某某去南開大學講課，王小姐也跟著他坐汽車去，她的風流艷事在文化界流傳著，她的打扮、風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卻不是交際花。”把王右家當作陳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對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權威性：“這個女人，長得漂亮極了，跟我的一個朋友很要好。后來這女的上了大學，又到美國去留學，回來之后，跟一個有妻子的報社總編輯搞在一起，這樣的一個人物，使我想起社會上許多這一類的人，覺得非把她寫出來不可。但是真的坐下來寫之后，陳白露又不是原來那個女人了，許多情節都不一樣”。
關于羅隆基與王右家的結合與離異，浦薛鳳在《憶清華辛酉級十位級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華大學舉行廿五周年校慶，予正在母校執教，邀請回校之辛酉級同學，有高長庚兄偕其長女、羅努生（羅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參加，是晚予妻佩玉與蔡旭嵐（可選）之夫人張鎮巽女士，在大禮堂各項游藝節目中，彩排梅龍鎮，……此次是予與佩玉初次遇見右家。抗戰期間努生與右家失和，勢將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飛機上，并未下機，而努生預知其行將到達，認為必定下機可在機場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飛機里面，始終未曾下來，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經過，系梅師母（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女士）親口面告筆者與（王）化成。蓋梅師母受努生之懇求，親由昆明飛到重慶代向右家勸解，預期電知吾倆，故同到珊瑚壩機場迎接。隨即送往嘉陵江對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館。便事實已到無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慶，不時聚餐晤談”。于是抗戰間王右家與羅隆基離婚，抗戰后與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結婚，后來去了美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要員開始遠走高飛。但羅隆基卻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那時由張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約了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間艷事風傳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村民盟總部會面，離情萬千，卻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開內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給羅浦二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后來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調解而平息。這樁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愿“為愛情死，不愿收禮教束縛。”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后，與羅隆基同居十載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來揭發羅隆基，她的發言稿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揭發的內容中不乏她和羅的床第之語。羅隆基對此很是傷心，在和章伯鈞的談話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
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教時，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到一個美貌少婦，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緊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隨著，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里，從后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為羅聲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后來這段公案，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名聲大噪，每個游公園、看電影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羅隆基花生米”。
羅隆基的女朋友還有劉王立明。羅隆基和史良約會，忘了老相好劉王立明的生日，趕緊跑到她家。看見劉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羅隆基想把她扶起來，但她不肯起來。羅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劉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綹綹細條。
對能做羅隆基女友而感到光榮的，只有一個楊薇。她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名演員。一次聚會，《一片青山了此身——回憶羅隆基》的作者章詒和與楊薇見面時，問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寫羅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楊薇這樣回答：“不，我很高興。”夕陽下，春風里，她的優雅從容，讓章詒和異常感動，也永遠記得。
愛上過羅隆基的還有康有為的外孫女羅鳳儀。羅鳳儀一生未婚，會六國語言，但羅隆基對羅鳳儀卻并不愛戀。一日，羅隆基打來電話給章伯鈞，只說了句：“伯鈞，不要出去，我要馬上過來。”電話弄得章伯鈞很緊張，不知出了什么事。原來前一天是羅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羅儀鳳的電話，說有禮物送上。下午，從一輛汽車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個蛋糕。羅隆基把蛋糕盒子揭開，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圖案是一支丘比特箭連著兩顆心，心是紅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羅隆基收下禮物，怎么也不敢給羅儀鳳回話，于是趕緊向章伯鈞討計策來了。
在與羅儀鳳的關系陷入低谷的時候，羅隆基還真的鬧了一場戀愛。在一個舞會上，他結識了一個風韻多姿的中年婦女。很快，他倆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約會，一般是羅隆基給她寫張便條，托專人送去。彬彬有禮，措辭謙恭。處得久了，人也熟了，羅隆基寫條子，態度就親昵隨便起來，他們的約會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婦女在接讀條子的時候，被自己的兄長察覺，一把抓了過來。這位兄長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其發現條子的落款竟是羅隆基三個字，頓時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與大右派往來。她嚇壞了，流著眼淚懇請羅隆基忘掉自己。羅隆基特地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科學家，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言罷，不等科學家開口，即轉身離去。科學家也不甘示弱，卻想不出良策對應。他找到了周恩來，請總理出面“擺平”。羅儀鳳聽說后，傷心落淚至黃昏。
后來，羅儀鳳對章詒和說：“如果他（指羅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決不嫁的。”章詒和問她為什么，她說：“我嫌他臟，骯臟。”
對于羅隆基的評價，羅隆基的朋友梁實秋最為中肯，他說羅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義者”，即是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當時羅隆基在早年朋友當中已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作為他的朋友，梁實秋對他的變化也很不以為然。他曾直率地說：“我曾和羅隆基開玩笑，我說他是才高于學，學高于品。這話雖是有意挖苦他，其實也正是我的意見。”
羅隆基去世后，章伯鈞說羅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絲”。
章伯鈞說：“羅隆基是一個好的在野黨議員，但是是一個蹩腳的在朝黨部長。”
章詒和說羅隆基：“父親（章伯鈞）說他愛向女性獻殷勤，看來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獻得來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覺得這簡直就屬于是一種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羅隆基最早點燃清華園“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釗贊譽為：“一個江西粗布土衣的學生把清華園掀開了。”
同為清華校友的潘大逵，對羅隆基尤為推崇：“他是清華的一個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為擅長，能寫作，善辯論，得過清華國語演說比賽第一名。他頗有領導才能，是個才華橫溢的政治家。”
羅隆基的朋友們勸他“多做點學問，少罵點國事”，有人批評他祗知“罵黨罵國，卻不知國家于外患內憂下的艱難”，并告訴他國民黨對他“欲罵而優則仕”的行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聞一多就曾寫信給他，嚴厲地指責他是封建的“求仕進”孽根未除：“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胡適日記》中也就有了關于羅隆基的一段經典評估：“今晚看晚報，始知羅隆基主持社論的天津《益世報》受黨部壓迫，封鎖郵電，故今日的報不能發行，晚上羅君來談，說他已辭職了。我們談了兩三個鐘頭。羅君自以為受國民黨的壓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對國民黨之運動總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劃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論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由民盟中央主辦、專為緬懷羅隆基的隆重紀念會。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在會上作了講話：“今天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這里舉行座談會，紀念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緬懷他對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貢獻。我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今天座談會的主辦者———中國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羅隆基先生的親屬表示親切問候……”他詳略得當、也感情相宜地歷數了羅隆基的生平。最后說：“縱觀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上，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吳宓說羅隆基不大忠厚。
儲安平說羅隆基“德不濟才”。儲安平說：“大約在1937年春天，我那時在倫敦讀書，羅隆基担任北京《晨報》社長，他托人要我給北京晨報寫歐洲通訊，我在英國讀書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寫些稿子，得些稿費來支持自己的讀書。當時我給北京晨報寫了四五篇通訊，但始終沒有收到羅隆基的復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當時我那樣困苦的情況下，羅先生這樣做人，是傷害了我的感情的，但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提起過。”儲安平給羅隆基晨報的稿子，都被發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為羅隆基舉行的90誕辰座談會，梁漱溟是最后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已92歲的高齡，沒有稿子，吐字清晰，講了十多分鐘。他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后，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里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于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
羅隆基死于心臟病突發。據說，白天他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里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他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分子”帽子，沒有舉追悼會。
羅隆基無妻又無后，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羅隆基的骨灰先是暫存在火化場，以后，又在十年動亂里被沖得不知去向。
雜談 2013-11-28 20: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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