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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則大陸新聞，說是暴雨導致重慶內澇，一只小花貓被洪水困在屋里，在通風口望著大水發呆。對面的馬路上很快聚集起人群，有拿來棍子的，有拿來繩子的，想接伸到屋前把小貓救出來。水位漲得很快，害怕的小貓全身蜷縮，不停地望著人群叫，但各種救援努力都不成功，兩個小時后，水位漲到了通氣口，看著小花貓消失在眼前，有人哭了。

還有則大路新聞，杭州一個老人在街上摔倒，躺在馬路上10多分鐘，現場眾多圍觀者，卻沒有一個伸手去扶。為什么呢，怕回頭被賴上。鄭州就有一位大學生在騎車回家的路上，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人，結果卻被誣撞傷了她，被法院判賠款7萬多元。南京也出現過同樣的案例。如此，人們再看到路上有老人摔倒就沒有人敢扶了。

好事能不能做？能！小貓有難，人們毫不猶豫、齊心協力地救，因為貓絕不會反過來告你官司、狠敲一把。但扶起摔倒老人的好事，就決不能做。因為大陸的司法制度就是這樣限制的。可是，這么對比著真不是滋味。如果一個社會，老人摔倒都不敢扶，只有對貓“做好事”放心，這是什么社會？在這樣一種心態和“文明形式”下，所謂民族興旺，國家強大，“禮義廉恥”，“大國崛起”等等，統統不過是笑料。

在文明被扭曲的地方，行為，價值，夢，天地，一切都是扭曲的。飽經扭曲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摧殘后，給中國造成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其體制內的人們也心底里一清二楚。

不過，最近有兩位中國女性感動著世界，她們是生活在海外并已經加入了外國籍的中國人。也許，在她們身上，正體現著中國人本來的精神價值，樹立著中國人應有的形象。

最近在海外中國人當中出現的兩位轟動性女性，都和所謂強大的中國經濟沒有任何關系，也都不是在傳統上學習成績或是科學研究超凡的中國人，她們都是極其普通的平民。一位是被塔利班處死的華裔女醫生吳凱倫（Karen Woo）；另一位是剛剛在白宮接受奧巴馬總統頒發的總統“公民獎章”華裔女子關惠群（Betty Chinn）。

先說吳凱倫。2010年8月6日，在阿富汗的東北部發現有10名“國際援助救濟會”醫療隊志愿者的尸體，他們是被塔利班分子殺害的——這個塔利班組織，曾幾何時一直是被中國大陸媒體吹捧、推崇的“民族解放”英雄；其中有一位是英國國籍的女醫生，名字叫吳凱倫。第二天，英國的主要大報都在頭版刊登她的大幅照片，介紹她的個人情況。據悉，吳凱倫的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英國人；小時候她曾經接受過專業的舞蹈訓練，到22歲的時候進入醫學院深造，畢業以后她先在著名的圣瑪莉醫院當了5年的主治醫生，以后到了另外一家倫敦的大型私人醫療機構担任醫療主管，當時她的收入非常豐厚，收入在6位數，6位數的英鎊收入是相當高的，超過百萬人民幣。但就在專業、在經濟收入上都已達到很多人非常羨幕的水平的時候，她在2009年10月份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放棄她在這家醫療機構的高薪職位，而到阿富汗去為戰亂當中的阿富汗的普通老百姓、窮人去提供醫療和救援服務。

她在阿富汗工作期間，她的工作得到當地的居民、得到救援機構、得到她自己的親屬的非常高的評價。她住在喀布爾，但是經常要前往偏遠的山區，這次就是到一個偏遠山區去給當地的居民進行醫療工作的時候被殺害。盡管她在這些工作當中是隨時都面臨著生命的危險，而且得不到任何報酬，但是她在自己的Fackbook向大家報告她自己的心情，其實她是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雖然沒有報酬但她的心情非常好。就這樣，為了幫助和自己毫不相識、也毫無關系的人們，她不僅無償付出辛勞，而且獻出了自己寶貴、美麗的年輕生命。

再說另一位中國人女子關惠群。關惠群的經歷和吳凱倫完全不一樣，她出生在廣東開平，經歷就要悲慘、復雜得多。因為家庭出身是大陸政治的專政對象，其父母被批斗時，她在6、7歲的年齡，脖子上也被掛上木牌，被批斗、跪玻璃等；她親眼目睹哥哥與嫂嫂被槍決，還有家人餓死或受虐死在街上。她童年時期就流浪街頭，4年無家可歸。她回憶：“那時就是一個流浪兒，無家可歸，睡馬路，睡垃圾箱，挨餓受凍，在垃圾箱中撿東西吃……沒有人愛我，我沒有朋友，沒有人幫助我，我還被人欺負……那是一段漫長的、可怕的、痛苦的歲月，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過來的。我覺得自己真是很幸運，我感謝神讓我活下來，我相信活下來一定有自己的使命，就是去幫助別人。”

她后來在11歲的時候和家里人一起游泳逃到香港，14歲輾轉移民美國；在24年前就開始做慈善事情，而且是一個人默默地做。為當地流浪者去提供咖啡、甜甜圈、三明治等食物，并且送無家可歸的小朋友上學，有時還給他們提供電話卡、洗衣券等這種各樣的必需品；——當然，她并不能象政府那樣定時、定量地給這些人提供所有的幫助，但她作為民間慈善者，天天、月月、年年這樣做著，默默無聞地堅持了24年。

她做這些事情，完全是用自己在一個小學里面兼職的薪水，除受惠者外沒人知道，她自己的丈夫到10年前才知道。消息后來傳開以后，當地的媒體進行報道，自從那以后才有很多人加入她的慈善事業的個人行動，有的人捐東西，也有人去義務幫助她。她曾受到加州第一夫人瑪麗亞．施萊佛的表彰。這次是因為她的鄰居看到她堅持20多年早起晚歸地去幫助別人，就瞞著她向白宮寄出推薦信，因而被奧巴馬親自選定接受美國總統公民獎章。總統公民獎章，是僅次于總統自由勛章的美國第二高等級的平民榮譽。

這兩位女性，顯然為華裔、為中國人爭了光。而且這兩位華裔女性的突出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們所知道的傳統的海外中國人的形象是有所不同。

傳統的海外中國人形象，——當然是指當代海外中國人的形象，無非兩種，一種是中國大陸人認為的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這種海外中國人形象主要是從大陸官方的媒體當中得到的；另一種是海外中國人自己認為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這個區別較大，因為海外的中國人來自地域各異，所受教育不同，成長的背景不一樣，甚至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對于海外中國人的形象，認知上也會有很大的差別。

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許多海外中國人當中的優秀人物，并不被大陸中國人熟知，也并不在海外中國人社區出名。比如吳凱倫和關惠群，都是被西方的社會認知認識，才被大眾所知。為什么不被廣大的中國人認識？有兩方面原因，其中，中國大陸的宣傳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為在大陸官方的統戰政策里面，可能并不認為這些人有利用的價值，或者認為他們在大陸官方宣傳上的價值，不如那些菁英的作用大；而在海外的華文報紙除少數外，基本上也和大陸官方的主旋律一致。另一方面，真正熱心于社區服務，而不是為討好大陸官方、在社區里上竄下跳的那些人，往往都沒有政治和名利目的；他們的為社區服務的熱情，是來自于信仰。比如吳凱倫和關惠群，都是出自信仰，然后幫助別人的。

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一般情況下，不管這個人有多好，如不能被官方利用，自己也一定多多少少有一點想被利用的心思；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或者在某些方面，是有求于官方的，無論是在名方面還是在利方面。即使有的人已經世界出名了，但他還希望光宗耀祖；總懷有這樣的有求之心。前一段時間被熱炒的八旬老翁救人，不要酬金但要電視臺宣傳，就是一個例子。雖然他后來解釋是為了“宣揚好的風氣”，但他自己不知道，這種為揚名而做好事本身，就不是一種好的風氣。

所以，沒有信仰的榜樣，永遠是隨風飄浮的。由于信仰的原因，才有像這種冒著生命危險到戰亂的阿富汗幫助窮人的榜樣，有默默無聞幾十年如一日，用自己兼職賺的錢來幫助當地需要幫助窮人的榜樣。顯然，她們既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官方就沒有辦法用名利來誘惑他們。關惠群就表示，大陸官方曾多次邀請她回國，并說要為她開什么大會之類，她就一直拒絕。這很可能是在關惠群已經出名以后，即受到媒體關注、受到州長夫人的嘉獎以后，被大陸方面邀請回國。也就是說官方曾想利用她，在她出名以后。但這些人所進行的慈善活動，是真正的助人為樂，沒有名利的驅使，也就不容易被利用。

其實在中國的文化當中，并不缺少志愿者幫助別人的因素和例子。比如在臺灣，最近被美國《時代》雜志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人物的賣菜婦陳樹菊，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幫助他人的例子。但中國大陸，若慈善活動一旦被官方臆斷為可能危害其統治時，不但不鼓勵，反而給予打擊。比如說汶川地震時，民間團體和個人去搶險賑災，就被有關當局排除甚至驅趕，甚至事后還有的被抓。玉樹地震時，還禁止民間的救援進入玉樹，特別是一些人權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活躍人士。最令人詬病的，是在玉樹地震時把自發來救援的喇嘛趕走。而民間的那些著名志愿服務者，還要受到非常嚴重的打壓，甚至坐牢；比如國際有名的極具人道關懷的環境保護主義者、艾滋病人權活動家被判刑，就被世界輿論譴責。這樣的例子不少。

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對來源于宗教、人道關懷的慈善，往往會被官方打壓。

而在海外中國人社區，一個的特殊問題，就是內部的分裂。實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少數族裔的社區內部分裂有像中國人社區那樣嚴重。在中國人社區內部，對臺灣問題，對西藏問題，對新疆問題，對宗教、民主、人權等等所有在大陸有爭議的問題，在中國人社區都內斗激烈。相較而言，其他族裔內部的紛爭就要少的多。比如越南社區，古巴社區，都是來自共產體制的國家，但卻和睦團結。在歐美，他們的人數比中國人少得多，卻能得到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而在伊朗社區，有相當一部分是當年伊斯蘭革命的時候滯留在美國的留學生，他們內部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紛爭。

當然，任何社會、社區都會有矛盾，但和中國人社區的矛盾有根本的區別。海外中國人社區的區別，多了一個在意識形態上和世界普世價值對立的大陸官方。大陸官方不僅在中國大陸而且是把手一直伸到海外社區，不余遺力的在滲透、控制和干預中國人社區的生活，這是任何一個其他的社區都沒有的因素。在中國人社區內部的矛盾沖突，從掛什么旗子到歡迎還是抗議什么人，從什么人參加招待會到社區游行的時候拒絕什么團體參加，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會有沖突，都會有鬧事，而且鬧事發難的一方一定是和大陸官方關系密切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社區內部的重大沖突的背后，一定有大陸官方的影子。

這種現象，越來越引起當地政府和人民的關注、警惕與抵制；已經越來越強烈地影響到海外中國人生存環境。其結果，只能是“中國文明”在世界上沒有了立足之地。

正如臺灣著名作家龍應臺所指出的，中國崛起必須是文明的崛起。中國文明，由每一個中國人的個人行為來決定，和一些人所謂的“中國崛起”沒有任何關系，和大陸官方的崛起更沒有關系。恰恰相反，官方的影響力越大、介入的越深，中國人的形象就越受損失，中國文明也就越受損失。因為官方的主導，在大陸就已經形成了寧愿救貓也不愿救人的社會主義“新文明”；再這樣發展下去，就可能連救貓的文明都會喪失。

也許，通過吳凱倫和關惠群這兩位被國際社會和他們所在國所推崇的、和大陸官方毫無關系的海外中國裔女性的故事，對所有中國人關于文明的追求，能有所啟迪。

雜談 2013-11-28 21: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