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文革的最后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

簡體傳統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著文革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文革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干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３０〕“跟隨林彪、江青一伙”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的話，他們卻采取了雙重標準。文革后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干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后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個文件〔３１〕，要求對文化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后選拔領導干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革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一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么，不改什么。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制：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后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么時候、無論在什么條件下，權貴們都搶占一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一波出國鍍金的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后，沒有記住產生文革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３２〕，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后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著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革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革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后，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３３〕在當今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體制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３４〕，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一個一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系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有權的人和沒有權的人之間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

官方文革史維護原來的意識形態，維護專制制度，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難免違背文革的歷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響，站在人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對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僅僅是讓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敗的原因和尋求擺脫社會危機的出路。這是因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續。但是，對文革的研究卻受到了中共中央１９８１年那個決議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文革的敘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藍本。這個決議根據１９８１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以折衷和妥協的態度來寫文革，當然不可能忠于事實、窮究事理。

《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３５〕把毛澤東１９５６年以后發展起來的思想理論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是不能脬眾的。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３６〕。這一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布，最后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革命家出身的、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斗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一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臺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五一六通知出來后，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派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抵抗。這一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老百姓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担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的事實，也是出于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幫”。〔３７〕此時，老干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１９６９年４月以后形成的，到１９７１年９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他們不可能利用毛澤東，他們只能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個別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所以，將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這個專用名詞用“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置換更為接近歷史事實。

由于已經否定文革，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干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曾經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參與迫害干部、鎮壓群眾的事實，也掩蓋了一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說：“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詩興大發，寫下了“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的詩句。在極權制度的頂層，沒有溫暖，沒有人情，沒有道德。他們都費盡心機地揣磨最高的意圖，并千方百計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拋出，他們不僅極力劃清界限，還像一群惡狼，迅速沖到被拋棄者身邊，瘋狂地撕咬他的尸體。這些文革中的真實情況，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對干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一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極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后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寫文革史是危險的。你提出任何一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你寫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你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文革是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斗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N空間維度中反復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復復的斗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一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一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一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復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感情糾葛。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沒有客觀就沒有真實，沒有冷靜就沒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場，也不站在文革親歷者的個人立場，那么，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呢？我同意丁東先生的看法：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３８〕當然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因為人們很難超越自身環境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