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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50節 抗戰以來自述（21）
　　這一組織，口頭說明（文字上不便規定）是中間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國民黨和共產黨當然不請他參加，但間或有國民黨籍，而實際另屬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張申府先生等，則在內。又參加的非必代表一黨一派，無黨無派的個人，如張表方先生（瀾）、光明甫先生癉等各位，亦都參加。又參加的，固以參政員居多數，而非參政員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黨派而論，則凡在參政會中有人的，全在內。不過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胡石青、羅文干三先生參加，而張君勱先生卻沒有在內。
　　組織確定，為免滋誤會起見，同人咸主以本會信約十二條，托王世杰、張岳軍兩先生代為轉呈最高當局，并推定黃炎培先生和我兩個人代表面陳一切。黃先生將文件手交王、張二公，請其代約謁見日期。隔多日，蔣公約去見面時，則黃先生已因公赴瀘州，只得我一個人去見。
　　我見蔣公時，張岳軍、王世杰兩先生皆陪座。我說明本會成立動機，是受黨派問題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轉自任。蔣先生屢次要我們說公道話，而不知道我們說話甚難。我們說一句話批評到政府，則被人指為接近共產黨或站在某一邊了；我們說一句話指摘到共產黨，又被人指為接近政府，或為國民黨利用，仿佛我們就沒有我們的立場，只能以人家的立場為立場，這是非常痛苦的。這樣將全國人逼成兩面相對，于大局極不好。于大局極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們聯合起來，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場。蔣公既以說公道話相期勉，先要給我們說公道話的地位，那就是許可我們有此一聯合組織。
　　蔣先生沒有留難即表示諒許，大約是先經研究決定了。只問我，參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數數，數到沈老先生和鄒韜奮先生時，！我答，以我所知他們兩位并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面，還不如約在里面。蔣公點頭，亦以為然。談話大致即此為止。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蔣邸，王世杰先生以車送我回青年會。在車中，他問我道，你們這是一政黨了。我答不是。這是為了當前問題的一種聯合而已。當前問題有分裂內戰的危險，我們誓本國民立場，堅決反對；“統一建國”的標題正由此而來。現在參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間，還有不少距離，須得慢慢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縱有人想組黨，現在亦說不上。在我個人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多黨制是合理。說得激烈一點，我反對歐美式的憲政。王先生于匆促間聽不明白我的話，他誤會我反對中國行憲政。他竟轉問我道：你是否認為中國永不需要憲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開倒車的人罷！
　　12月間會中，同人擬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編，曾集資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來卻沒有出版，其情不詳，因那時我離渝了。轉過年來，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斷聚會。臨近參政會開會之前，到的人亦多，聚會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屬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討論。意見互有出入。最后仍作為我個人提案，愿聯署者聯署，此事另記于后。
　　參政會開罷，同人多離去。接著到了5月大轟炸期，在重慶更不能住。同人幾有失去聯系之勢，幸而周士觀先生（寧夏參政員）寓舍宜于避空襲，他不離渝，乃公推他照料會務。每次同人入渝，與他接頭，于必要時通知開會。
　　八路軍新四軍問題，由來已久，而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9月19日）促其緊張。皓電以前，我們為關心大局，每于開會時，約中共駐渝代表秦邦憲先生出席，請他報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與政府交涉的情形（當時一切交涉皆由秦與何）。政府方面亦間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給我們。后來秦先生回陜北，周恩來先生則來渝，常亦被約預會。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為了愿意我們清楚前方軍隊情形，屢以各色新繪地圖拿給我們看。所以由兩方面的問題，不知不覺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雖然這一個會很可憐的，并無甚勢力，然而除了這一個會之外，更向哪里尋得第三者？
　　問題愈到后來愈緊，轉過年來1月初間，就發生皖南新四軍事件。接著就有中共的抗議，而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于此，當然不能坐視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間奔走的一段經過。其事見前第一節，可不再敘。
　　說2、3月間奔走的是同志會亦可，說是民主政團同盟亦可，因為表面上都沒有以團體名義出面，而實際上同志會已改組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會為前身，組成分子還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國會一派朋友（再則多了一位張君勱先生）。至于其組織加強，綱領有異，自應于時勢需要而來，此處不敘。
　　

梁漱溟 2014-07-03 14:3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