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意識形態的當代轉型

簡體傳統

意識形態歷來被視為是所有共產主義政權最難以改革和轉型的領域。但是，中國GD在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成功轉型。這種轉型為什么成功？轉型的動力在哪里？如何獲得成功的？
在眾多的因素中，全球化和物質利益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
開放之后，中國領導人竭盡全力推進全球化進程。把中國融入全球體系看作是中國成為強大民族國家的必經之路。顯然，他們從毛澤東時代學到了太多的教訓，把國家孤立在國際共同體之外，只會導致國家的貧窮和落后。盡管上層領導人之間常常發生痛苦的政治斗爭，但是全球化過程卻從來沒有延緩下來。
面臨全球化，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制度兩個層面上都對自身進行了調整，表現出非凡的靈活性。這與那種認為共產主義制度是僵硬的傳統看法相比，完全不同。中國的案例似乎顯示，共產主義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過為適應全球化進行的不斷調整而實現自身的轉型。
但全球化的真正挑戰是對中國GD本身，而不是對國家政府而言。中國GD付出了極大努力試圖容納全球化，如變革其意識形態標準以及吸收企業主入黨，但是黨如何讓自己遵從法制，以實現國家的全面制度化，至今仍是一個根本性挑戰。而且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帶來的挑戰的清單也變得越來越長。

新全球主義心態從何而來

全球化，尤其是中國周邊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內的經濟體的全球化，給中共領導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全球化不會自動地影響國家體系。國家體系如何變革，還取決于領導人對全球化的感知和認知，也取決于他們對自身權力的考慮，即某種改革措施會削弱還是增強執政黨的權力。
從思想層面看，全球化可以理解為中國向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學習過程。但學習不是全盤照抄，中國領導人是有選擇地輸入思想的過程。因此，在政治領導人決定輸入之前，首先他們必須愿意這樣做，然后必須考慮他們如何來為自身和公眾論證這種輸入的正當性。這種心態是動態的，它依據政治領導人的代際交替而變化。
首先，經濟全球化往往造成經濟的“去國家化”，傳統意義上的經濟主權已經變得沒有意義。在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看來，資本可以到達任何它們想去的地方，無論是出于成本還是市場的原因；政府活動無論是稅收還是調節，都將受到不愿“嚇跑全球經濟”的限制，結果“在全球經濟當中，傳統的民族國家變成不合自然規律的，甚至是無法忍受的交易單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共享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規則、標準。沒有它，國際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協調就會非常困難，自私的民族國家可能會給其他國家帶來經濟災難。受此推動，一些具有輕度政治敏感事務的權力，已從民族國家轉移至各種各樣的國際權威，既包括國家間機構，也包括私人的和商業的組織。
全球化也給民族國家對公民社會的控制制造了困難，正如經濟全球化使國家權力對私人經濟活動的控制變得幾乎不可能一樣。權威主義國家常常對國內經濟事務實行嚴密的政治控制，并由此控制從事這些經濟事務的人民。但是，全球化創造了超越國家控制的經濟部門。無疑，與這個部門相關聯的人民也超越了國家的控制。而且全球化也創造了國際非政府組織，它們不受民族國家的邊界限制，并超越了民族國家的權力控制范圍。
但中國遠非坐以待斃，它非常強有力地回應著全球化及其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不同，中國領導人并不求助于民族主義，動員公眾感情來反對全球化。相反，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推動著領導人接受和鼓勵全球化。
中共是如何調和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這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主義”？這個自清末以來便有歷史淵源，到孫中山提出通過“追隨西方道路”來“復興古代秩序”，便逐漸成為現代中國改革派官員的主流情感。甚至毛澤東也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在努力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時必須變成國際主義者。盡管他以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不妥協態度聞名于世。實際上，《GD宣言》是全球化最早最好的論述文本，它常常被中國官方學者所引用，用來證明中國的全球化以及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正當性。
對中國人來說，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都可以作為建設一個能夠抵抗西方的強大中國的適時手段。同時在“全球化”之上加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帽子，服務于政權的民族主義目標。由此，中共得以強調，輸入西方國家產品，不是在使國家西化，而是在復興。

政黨意識形態何以激進變革

不過，在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GD始終是沒有放棄消滅資本主義這個目標。這種轉變是相當激進的，如何解釋？
事實上，沒有鄧小平1992年南巡對資本主義正當性的證明，中共也不會以如此激進的方式推動國家的全球化。
1989年后，政府必須為社會成員提供經濟上的“出路”，以便指導民眾激情從政治利益轉向經濟利益。鄧小平南巡開啟了中國從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建構社會秩序向以利益為基礎建構社會秩序的轉變，從政治社會向經濟社會的轉變。經濟“出路”的開放引導民眾認識到從政治利益（公共行動）轉向經濟利益（私人活動）更加有益。
這種經濟“出路”的政治意義是促使領導人將資本主義去意識形態化，使之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這種策略導致了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
創造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有很多政治上的好處。
首先，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比建立在其他不是以利益為基礎的因素（如各種形式的激情）之上的社會秩序更容易治理，因為受利益導向的個人行為比受情感導向的行為更可預見，從而更可治理。第二，在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中，個人行為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是可預期的。當個人追求單一的物質利益時，他們的行為不會有劇烈的變化。第三，經濟發展與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結合，可以使個人行為不斷趨向和平。孟德斯鳩斷言：“無論何地，如果有商業，那里的人們行為方式就會是溫和的。這是個一般的規則。商業軟化野蠻的行為方式，使其變得溫和，如同我們每天所看到的那樣。”第四，經濟發展能夠軟化政治權力的強制性使用，能夠消除掌權者的專斷和權威主義的決策方式，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經濟自由權利。
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中國領導人非常成功地組織起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并從這樣一種秩序中獲益。
在改革以前，中國被看作一個依憑政治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社會。這個社會依據主要領導人對一個社會應該是什么的認知即意識形態而組織起來，并且通過如戶口制度、單位制度和其他大量群眾組織等強有力的組織武器來實現。一個高度組織化、政治化的社會，與計劃經濟一起，使黨領導下的國家得以動員大量的社會團體進入政治舞臺，并由此在中國社會中創造出新的權力來源，以便完成深刻的社會工程任務，如土地改革、集體化、工商業國有化。
然而隨著時間的演進，黨治國家的觸及面被縮小了，它因著迷于意識形態，最終在有效治理上變得越來越困難。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共領導人看到了資本主義如何幫助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提高了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際地位，而這些正是GD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為之奮斗的目標。于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開始把工作重心轉向經濟，這成為改造國家的一種途徑。不過，1980年代中共是在實際政策層面并不反對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形式試驗，但在意識形態層面，他們不愿把資本主義經濟合法化。
為什么1990年代鄧小平要如此艱苦地說服領導集體接受自己在過去幾十年來強烈反對的資本主義經濟？這涉及兩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第一，政權的政治利益在鄧小平南巡之后得到重建，重建的需要首先為鄧小平本人所察覺，隨后被新的領導集體所接受。第二，政治利益的重建為資本主義成為一種改造社會的方式創造了意識形態合理性。換句話說，鄧小平相信當有可能利用資本主義來增強政治合法性，同時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負面政治影響。鄧小平以其整個政治生涯中的務實作風而聞名。毛澤東強調把“道德”作為激勵人民行為的方式，而鄧小平似乎更贊成以“利益”來激勵人民。
沒有領導人有意識的追求，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不會如此迅速地發展出來。領導人所追求的并非僅僅是經濟發展本身，還有快速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的政治結果。有意識地追求經濟增長，促成了私人領域的興起和擴展。第一，它為社會成員退出公共領域提供了出路，沒有這一私人出路，社會成員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領域爭斗。私人領域的擴張大大減弱了政治沖突的強度，從而減輕了黨和政府的政治負担。第二，私人領域的存在，使以下情形成為可能：如果社會成員不想參與政治，他們可以保持一種非政治性。而在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社會秩序里，政治上的冷漠社會成員要自担風險，因為所有經濟利益都是通過政治手段分配的。相反，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不僅容許人們不必過度關心政治，而且鼓勵他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經濟活動上。換句話說，政治冷漠的公民可以從市場上得到生活必需品。第三，由于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產生，中國的經濟發展以更穩定和更可預期的步伐向前推進。
這種以利益為導向的社會，從根本上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幻滅。

政治秩序不斷擴容

融入全球體系，形成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產生了諸多未曾預料到的后果。最嚴重的威脅是黨面臨新興社會力量要成為政治秩序一部分的要求。上世紀90年代，社會成員致力于發財致富，政治激情衰減，這段時期讓黨的政治壓力變小，政權的合法性增強。但也相應地使既有政治秩序沒有足夠壓力去適應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但一旦人們滿足了經濟激情或經濟總是受挫，他們將為自己要求一個政治角色。一個具體現象是，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主希望能夠對決策有些影響，甚至參與決策，以改變“權錢交易”、“每況愈下的公共秩序”和“亂收費”等。
這引起了中國左派的担心。在傳統上，中共聲稱代表著五個主要團體的利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隊和干部。大多數黨員都來自于這些團體。1997年黨的十五大之前，左派以“萬言書”形式發動了一場重大的意識形態之爭，警告來自新興企業家階級的政治威脅。但國家不可能再回歸到由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社會秩序。一旦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成為政權存活的手段，領導人再也無力扭轉這個趨勢。
面對左派的異議，1997年黨的十五大還是進一步將私有部門合法化了，并且在次年的憲法修正案中正式為私有財產權提供憲法保護。一旦私有財產權被合法化并給予了憲法保護，那么下一個邏輯問題就是：私營企業主是否可以入黨，是否可以與其他傳統的統治階級如工人、農民一樣享有政治權力？2001年，即黨的十六大召開的前一年，左派再次發動了一場斗爭來反對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典型動作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在北京左派期刊《真理的追求》上發表一篇長文。強調“私有制經濟不能超過公有制經濟，這是底線，”并排斥資本家入黨。
實際上，1989年8月21日江澤民《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曾表達了相同的意思。但2000年2月，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新概念。2001年7月1日，在慶祝黨成立八十周年的講話上，江澤民進一步宣布黨將從非國有部門的工作人員，如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其他部門的專家中吸納黨員。江澤民指出，階級構成的變化已經在中國成為現實，只有從這些社會團體中吸收精英入黨，才能進一步振興黨。
通過允許資本家入黨，領導人試圖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確立或至少容納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政治秩序。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黨的領導集體修改了黨章，確立“三個代表”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
但如今，一種不斷擴展著的利益社會形成了自身的動力，其結果超出了中國領導人的預期。特別是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不斷破壞著現行政治秩序，給領導人制造出政治改革的壓力。

國家建構與中共之間的張力

全球化推動中國建立起一種治理結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合乎國際規則與標準，但碰到的一個難點是黨與法治的關系。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黨和國家領導人強調的是中國的國家改革，而不是中國GD的自身改革。起初，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興起在增強黨治國家的合法性上是有利的。改革派領導人為減少實施激進經濟改革政策的政治阻力，容許甚至鼓勵黨政官員下海，投身于商業活動，由于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私人領域變得比公共領域更有利可圖，這個目的達到了，但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第一，很多人才，特別是那些大力推動市場改革的人才，離開國有部門而投身私人領域，削弱了領導人隊伍。第二，這些人下海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使用公共權力來追求私人經濟利益的機會。當公共權力被用于追求經濟利益的時候，腐敗就變得不可避免，且越來越嚴峻。
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興起也導致了意識形態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中，官方意識形態越來越不能發揮管制黨政官員日常生活的主要作用，更不用說對社會成員了。官方意識形態從進攻性姿態轉向防御性姿態，也即從作為控制黨政干部、指導決策的手段，轉變為給黨和政府的政策提供正當性證明的手段。
隨著意識形態首要性的消蝕，許多黨政干部開始形成各種各樣的思想，包括物質主義、舊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甚至宗教信仰。更嚴重的是黨員干部的腐敗。以往黨政干部的政治忠誠是衡量他們政治業績的最重要標準，現在金錢已經替代了政治忠誠。
當鄧小平向人民提供謀取利益的機會時，他不會期望出現對資本主義和貨幣的過度的、了無拘束的崇拜。當人們富起來時，卻發現他們生活在道德的真空中。在精神上，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在中共領導人看來，所有這些社會弊病必須得到救治，因為它們侵蝕了黨和政府的合法性。結論是，中共應該成為政治穩定的最終保證者，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一切失誤的糾正者。但在調整黨適應全球資本主義問題上，中國GD領導人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因為伴隨全球化而普及的是法治認識。法治的核心是如何馴服國家。盡管領導人反復強調法治，但在他們的心態中，法律仍然是一種統治工具。例如黨內仍有一些人難以理解中國GD應該接受憲法監督。
于是，中共一方面拒絕進口一些現代西方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產品，如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反諷性地回歸中國傳統，即儒家、法家的大傳統和共產主義的小傳統，黨的領導人試圖從中找到困擾著黨的那些問題的解決辦法，以此維持黨對權力的掌控。近年來，提倡回歸美德和道德價值，已經成為領導人復興黨的最重要方法。包括江澤民執政后期，漸漸把重心從法治轉向德治。也是從2000年起至今，中共掀起了大規模干部教育培訓。不言而喻，對黨而言，為了證明中國GD執掌權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于傳統價值。
如今，黨的權力仍然位居于社會之上。當GD在國家轉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時，因缺乏黨的轉型，中國國家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國家變得困難起來。但是隨著社會力量的興起，黨也必須調整自身的權力結構，從而逐漸適應社會現實。它的選擇空間有限。
更為嚴峻的是，當執政黨意識形態逐漸消失，作為最基本的國家制度的法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再“意識形態化”。
在一個利益導向的社會里，中國步入了一個人們所說的物質主義時代。隨著經濟空間的大擴張，各個社會群體紛紛在物質世界領域里追求和滿足自身的需求。因為各個社會群體不可能在經濟擴張過程中取得同樣多的利益，在這一過程中也不斷出現各種社會矛盾。不過，人們忙于追求物質利益，并且也的確多少能夠追求到物質利益，很多社會矛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就被忽略過去。
但如今，人們試圖用不同的概念來形容中國社會，例如“分化”、“斷裂”、“信任危機”、“管制”、“暴力”等。不管對中國社會做怎樣的評介，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在二十多年的經濟擴張之后，這個社會原來不是自己想要的社會。當不同社會群體發現自身在這個社會生活得不舒適甚至不安全的時候，就自然出現了各種“反現狀”的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很容易理解，對每一社會群體來說，所謂的理想主義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社會形態，使得其能夠符合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從各國發展的經驗看，理想主義鐘擺的搖動是必然的。任何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在公共領域活動久了，就想回到私人領域；在私人領域活動久了，就想回到公共領域。同樣，當他們的物質利益滿足了之后，就會回到理想主義；當他們的理想主義演變成了空想之后，他們又會回到物質主義。
不過，中國的理想主義搖擺并不是簡單的重復。盡管有些人繼續追求單純的理想主義，但也有人已經有了更加確實和現實的理想。今天的中國，盡管有人認同毛澤東思想中的一些價值，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各種空想主義主導下的抽象的社會正義和公平；盡管有人仍然崇拜西方民主與自由，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國真的能夠成為西方那樣的國家。理想主義的這種轉變有利于中國的轉型。在把抽象轉化為具體，把意識形態轉化為有形事物的時候，人們就會更多地從工具和操作層面來追求他們所認同的理想的價值。這一趨勢，在中產階級和草根階層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人們也可以相信，隨著這種現實理想主義的回歸，中國社會也會有長足的進步。
但歸根結底的問題是，執政黨如何容納已經是高度復雜的社會，無論是物質利益上還是意識形態上。如果物質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分化不可避免，那么越來越顯示法治社會的重要性，因為只有法治才能包容社會的復雜性。而法治建設也正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真實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