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亡國三惡因》的睿智與良心——真正的知識分子對時勢應有基本的洞察力與責任感

簡體傳統

最近偶讀一文《滿清亡國》（作者吳小丁）感觸頗深。在談到滿清的昏庸腐敗之時，文章講了一個晚清知識分子、同盟會員于右任的故事，真是耐人尋味。在歷史的關鍵時候總會有清醒與睿智的知識分子以強烈的社會良心來感知社會，預知未來，從而獻身到全民眾和國家救亡的行列。于右任如此，譚祠同、梁啟超、嚴復如此，孫中山、黃興如此，李大釗、陳獨秀如此，胡適、魯迅、林語堂、毛澤東、蔣中正、周恩來、朱德也如此。

幾千年來的華夏史和人類史都在演繹著一個故事，講述著一個真理：真正的知識分子，對時勢應有基本的洞察力與責任感——睿智與良心。

清朝舉人、做過記者、被人譽為詩人、書法家、政治家的于右任，就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還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報刊活動家，跨越政學兩界的著名學者。他一九0五年加入同盟會，任長江大都督。后追隨孫中山，先后任審計院長、監察院長等職務。內戰后隨蔣去了臺灣，一九六四年去世。

于右任料判時局恰如身受，于民族淪亡之際大義凜然，而身系天下安危，說出來比體察到還要可貴；其睿智與良心，都是時下的知識分子很難企及的。今天，我們讀一讀于右任的著名短文《亡國三惡因》，應該感觸于他的遠見卓識。

于右任的這篇文章發表于當時的《民立報》上，時近百年，全文僅百余字，論列大清必然滅亡的三大原因：“民窮財盡，社會破產，國家破產。國有金，吝不與人，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此其二。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伺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墮其術中。此其三。”

于右任說的是老百姓貧窮，讀不起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價飛漲，社會呈衰落敗象。老百姓為什么貧窮？因為“國有金，吝不與人”，國富民窮，利益分配不照顧普通民眾，國家與民爭利。財富歸權貴壟斷或私有，貪官污吏糟蹋和出賣國家資源。勞苦大眾勤勞而不能致富，兩極分化嚴重。

于右任以真正知識分子的良知深深的感悟到：善人的善行得不到褒揚，而惡人的惡行不受懲制，社會道德崩潰。官災泛濫且作惡濫權，吃喝嫖賭、貪賄無度，非法斂財暴富，因而“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好的社會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社會制度卻把好人變壞。所以，于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其實，這些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與“使”兩個動詞用得生動又精當，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

于右任清醒而深刻地揭示腐敗政權只能用欺民與賣國勾當來維持其統治。貧富不均、兩極分化、財富聚于達官貴人之家，才會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現象；“朱門酒肉臭”而“路有凍死骨”，社會不公不義。“外人”指列強，他們“窺伺”中國大地，掠奪國家和民族的財富。“霄小”指內奸，他們翻云覆雨、出賣國家利益；搞金錢或賣國外交“助紂為虐”，以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偵探”或漢奸滲透華人社會，“金錢”收買外國政要，甚至言行及升遷，都以金錢來驅動──如此惡劣統治，豈有不敗之理？

于右任以他的睿智和良心真切地看到了一個政權必然滅亡的趨勢。他的這篇《亡國三惡因》文章發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強大無比、繁榮昌盛的滿清“盛世”就轟然倒塌了。雖然滿清政府曾試圖通過“改革開放”來挽救頹勢（那時候的“改革開放”叫“洋務運動”），然而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任何治標手段都無法支撐腐朽的國本。豈止清王朝？任何一個政權，無論它多么貌似強大，只要具備了上述三點，決然逃不出滅亡的必然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