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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我們突然失語了，怎么失的語?首先，我們不知道什么是幾千年的文化性;第二，毛所建立的解放區文化形態，不適合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后的新形勢。

劉和平，著名劇作家，歷史學者。代表作品《北平無戰事》《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

11月3日，劉和平受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之邀，做了一場題為“大眾藝術如何實現文化訴求”的演講。本文根據當天的演講錄音整理、修訂。

當下的中國處于一個什么時期?我們的生活形態正在從幾千年家族文化向社區文化轉型。進一步講，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大河形態文化向西方的工業文明，現代網絡信息時期的社區文化轉型。現在很多人尤其是農村的農民一進入到城市，立刻就進入到社區文化。

社區文化是在西方的工業文明長河里歷經400多年，慢慢建立起來的一種生活形態，而我們在短短三四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家族走向社區。我們的父輩祖輩流傳下來的還是家族文化的血液和基因，一時之間，大家突然發現不知道什么叫社區文化。

尤其是近十年以來，我們慢慢地不會講中國故事了，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文化形態是什么。于是就出現了一種現象：看美劇的就瞧不起看日劇的，看日劇瞧不起看韓劇的，看韓劇的看不起看國產劇。

但是，美劇以及好萊塢的電影，他們沒有一部不是在深刻準確地表現他們的文化形態。包括日本，他們比我們進入工業文明時間長。盡管這樣，日本到現在每年有一部大河劇，基本表現都是自己國家的歷史，韓國也是如此。

下面我想要簡要談談我自己理解的中國文化形態發展歷程。

秦漢斷代：貴族精神與騎士精神的終結

提及“斷代”，經常會說“先秦”。這個階段有夏商周三代，與其政治格局匹配的文化形態叫做分封制。周禮建立以后，誕生了兩種文化精神，一個是貴族精神，一個叫騎士精神。

春秋之前，各國之間偶爾也有戰爭爆發，但是據歷史考證，國與國之間打仗一般不會超過三天，打仗只是個形式，一般都坐下來說理，用理化解彼此之間的矛盾，達到自己的政治訴求。

到了戰國，中國的禮文化趨近終結。到宋襄公，與楚軍戰于泓水。楚軍渡河的時候，他身邊的將領就說趁著對方在渡河出擊，很快就能擊潰敵軍，宋襄公說不可以，人家在渡河的時候，勝之不武，不合周禮。楚軍都渡河了，正排兵布陣，宋襄公手下說趕緊攻擊，他也說不合周禮。等到兩邊都布好了，堂堂正正地交鋒，宋國大敗。

可以說，宋襄公那一次戰役是一個轉折點，后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和批評，其實證明了貴族傳統在中國大地的斷裂。從分封到郡縣，秦漢交替是一次大的文化轉型，中國出現自耕農，天下再無諸侯，貴族精神被終結了。

那么，騎士精神是什么?大家去讀一讀太史公的《游俠列傳》。

《趙氏孤兒》《英雄》等：找不到文化解釋

荊軻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一個騎士，司馬遷那兩句詩說的也這個意思“風蕭兮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從此中國再無騎士。荊軻是為了騎士精神去刺秦王，而不是為了燕太子丹。后來我看陳凱歌導演的《荊柯刺秦》，張藝謀的《英雄》，看到前半段的時候我是很振奮的，一批騎士愿意獻出自己的生命，共推出一個代表荊軻，去把秦王干掉，讓人似乎看到這點曙光。《英雄》結尾時，就覺得不對了，因為李連杰演的那個無名是個騎士，卻臣服于秦王。

《趙氏孤兒》也一樣，趙家大院子中間有一個圖騰，一個很大的木柱子，上面有圖騰，我當時激動起來，覺得《趙氏孤兒》可能找到了解釋這個故事的文化形態，看完之后我發現還是沒找到。凱歌導演說，拍這個戲最困惑的就是一個人怎么會把自己的兒子不要，去救人家的兒子。

趙盾趙碩家族，他們在晉國是很大的家族，對自己手下的門人門客都特別仁義。只要翻一下《禮記•檀弓下》有一段就是說趙盾家，有一個人給它送祝賀詞，新房修好以后，他說“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趙家的勢力和名望已經威脅到晉國國君，才有人利用國君的猜忌和防范心理瓦解趙家，趙家滅族以后，剩下世世代代依附于趙家的那些門人門客，惶惶如喪家之犬。

所以就出現了兩個藝術形象，一個叫程嬰，一個叫公孫杵臼，程嬰為了保住趙家唯一的這個后代東山再起，程嬰把自己的兒子獻出去，公孫杵臼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在分封制當時的文化形態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完全可信的。由于我們今天不理解當時的文化形態，所以就出現我們在講故事的時候，很難找到這種故事內在的依據。

“李安是特別有文化訴求的導演”

中華民族第二次文化轉型，是草原文化和大河文化的激蕩碰撞與融合。始于魏晉，直至唐朝，才完成。這次轉型帶來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簡單的歸納：儒家是把人還給社會，道家是把人還給自然，佛教是把人還給自己。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態對中國歷史有深刻的影響。

跨越一千多年，我想談談李安。《臥虎藏龍》里面講的就是道家文化形態，李安試圖對中國道教文化形態進行一次詮釋，李慕白說，最近我悟到一個道理，劍都不要。在竹林里拍攝最經典的那場打抖戲，李安他心里是明白的，他要詮釋一種道教文化，把人還給自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把人還給自己。怎么還?就少年和猛虎同在一條船上，所有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那些東西都用不上。搞大眾藝術的這么多，我認為，李安是特別有文化訴求的導演。

唐朝末年，隋唐五代出現了游牧民族和漢民族的對峙，歷史大家都知道后來是趙匡胤統一，但這種統一不徹底。宋的版圖體現出關外的游牧民族和關內的漢民族(農耕民族)的戰爭狀態。此時，一種新的文化形態誕生，這就是理學。周敦頤深刻影響了北宋以后的理學，包括心學，在南宋朱熹達至高峰。從北宋南宋哪怕是元明清三朝，都是理學一直作為最高文化形態，統治中國一千年，直到晚清的辛亥革命。

《北平無戰事》：從文化形態去看國共兩黨

辛亥革命之后軍閥割據，北伐建立的是一個并沒有統一的民國政府，那時社會各階層，政府民間共同建立一種文化叫民國文化，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找到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治國理念。同時，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在不斷在影響著中國。

結合《北平無戰事》，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陜北扎下根以后，中國出現了一個新文化，就是解放區文化。涉及國共的對比，一般都是政治理念不同，二是軍事斗爭策略不同，但很少有人從文化形態去看國民黨共產黨。

共產黨在解放區建構一種新的文化，其標志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投奔到解放區的文化人和非文化人，都開始被納入到一個新的文化形態的語言體系，“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像《黃河大合唱》，把交響樂搞成大眾能聽能唱的東西，還有一個大家熟悉的《白毛女》，典型的解放區文化文藝作品。

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在比較淺層次去談權力斗爭、派系之爭或者是生產關系等，其實，毛澤東是要確立一種新型的文化形體去匹配新中國的國家建制。

1964年那個時候中央就命令通知，各個劇團不需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并在全國舉行了從上到下現代戲會演，后來文革中八個樣板戲，有好幾個樣板戲都源于1964年全國演出。

到了今天，我們突然失語了，怎么失的語?首先，我們不知道什么是幾千年的文化性;第二，毛所建立的解放區文化形態，不適合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后的新形勢。

沒有電影，沒有電影之道，沒有電視劇，沒有電視劇之道。電影和電視，西方先有發明，先有積累，它傳的是它的“道”，我們拿來它這個“器”卻不知道傳什么“道”。

一個真正的民族試圖高于其他民族的東西，不是別的，就是文化話語權，你若是好的，我們就接受，但是不能你我全都講一樣的話。我講得不像，你暗中竊笑。我們現在處于這個尷尬期。

反腐就把它說小了

劉和平演繹的故事是：因為要反腐，也因為要培植青年勢力，蔣經國一通電話打到軍事法庭，釋放了違抗軍令、拒絕轟炸開封的飛行大隊大隊長方孟敖，并讓他担任稽查隊長，調查北平吃空學生配給糧的貪腐案，故事就此鋪開。

燕大副校長何其滄靜坐在眾北平學生中間，對面是荷槍實彈的國民政府警察和軍隊。畫外音響起：“一邊是代表政府的國家機器，一邊是代表民意的國家臉面。一旦發生沖突，國家機器便會踏著國家的臉面碾過去。”

2014年10月6日，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如期開播，這部糅合了國民黨肅貪、幣制改革、國共諜戰的歷史正劇，播出兩天后就登上電視劇收視率榜首。

此前七年，編劇劉和平為這部戲一邊寫劇本，一邊找投資。找到七家，撤資七家。

2012年11月，十八大召開之后，反腐成了重中之重。找導演孔笙來談《北平無戰事》的人又多起來。孔笙找來老搭檔、制片人侯鴻亮，為《北平無戰事》敲定了最終的一筆投資。

2013年9月，《北平無戰事》拍攝完后送審。此時，反腐颶風已經席卷中國大陸，到2014年7、8月份審查結果出爐的時候，落馬的副部級以上“大老虎”已經多達數十人。為了保證片子能在預定時間播出，《北平無戰事》還走了一通審查“綠色通道”。

最終擺在劉和平和孔笙面前的，是一份15頁紙的審查意見。劉和平大抵接受：“大部分意見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關于反腐的意見，一條也沒有。”

你說它一開始就想斂財，這不符合史實

1948年，因為連年戰爭和貪腐，北平經濟已經崩潰，糧食價格飆漲。按國民政府的配給制度，北平學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口糧。這么點救命糧，也有人不放過。一萬五千多名東北流亡學生的口糧配額，被官商勾結悄悄吞掉。學生們靜坐示威，卻被軍警開槍射擊，打死9人，史稱“七五慘案”。

此前三個月，蔣經國在南京秘密成立了“鐵血救國會”。成立大會上，蔣經國慷慨陳詞：“國民黨日益腐化，共產黨日益惡化；救國會要一手堅決反腐，一手堅決反共。”這也是史實。

劉和平演繹的故事是：因為要反腐，也因為要培植青年勢力，蔣經國一通電話打到軍事法庭，釋放了違抗軍令、拒絕轟炸開封的飛行大隊大隊長方孟敖，并讓他担任稽查隊長，調查北平吃空學生配給糧的貪腐案，故事就此鋪開。

盡管處處與反貪腐有關，劉和平不愿意稱呼《北平無戰事》為“反腐劇”：“反腐就把它說小了。”他最想指向的那層意思，是1948年的幣制改革。反腐是這次幣制改革的一部分。

劉和平一直關心中國歷史的轉型期：他寫《雍正王朝》，講的是雍正新政；寫《大明王朝》，講的是專制統治與人性解放空前沖突的時代。1948年幣制改革的失敗，直接導致國民黨在前線潰敗，這段歷史過去了65年，劉和平覺得是時候審視了：“以往我們一直堅持的那些口徑，未必那么客觀。”

在大陸可見的大部分史料里，提起1948年的幣制改革，統一的口徑是：“幣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從人民手中掠奪黃金白銀外匯。”這句話，也出現在《北平無戰事》的劇情簡介里。

劉和平并不同意：“你說它一開始的目的就是斂財、是掠奪，這不符合史實。”

盡管從結果來看，斂財成了事實：幣制改革最核心的，就是讓民眾把手里的金銀外匯等硬通貨，兌換成新發行的金圓券。理論上，政府應該強制穩定金圓券的價值，但最后，因為沒有足夠的準備金來堅挺幣值，人們手里的金圓券還是成了廢紙。那些國民黨用廢紙換來的硬通貨們，卻隨著蔣介石飛去了臺灣。

“他們最初的目的，肯定是穩定國統區的經濟。這樣才能換來美國更多援助。”劉和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當然了，中央銀行那些搞金融的知道，銀行沒有準備金，壟斷財團又不愿拿物資來堅挺市場，講改革是不可能的。但經濟成了那個樣子，他們也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也是飲鴆止渴。”

當年搞幣制改革，蔣經國不可謂不賣力。他時常坐在辦公室里，日夜接見上海的富商巨賈，奉勸他們把黃金白銀拿出來。誰要膽敢違反新制，多半遭殃。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杜月笙大公子杜維屏、巨賈榮鴻元等一批“大老虎”，都在蔣經國的一雙鐵腕下，鋃鐺入獄。

盡管明確表過態：“只打老虎，不打蒼蠅”，可最終“蒼蠅們”也難免跟著遭殃。小商販們和大老虎們一樣，怕金圓券貶值，捂著東西不賣。老百姓買不到必需品，經濟只能崩潰。

“管制經濟，本身就是不符合規律的。”劉和平覺得根子在這兒，“不論是金融改革，還是別的什么事兒，在沒完全弄清楚規律之前，最好都慢一點。”

廖凡演的燕大經濟學教授梁經倫算是“無間道”。在北平學生眼里，他是進步學者；實際上，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但他的終極身份，是蔣經國“鐵血救國會”的核心成員。 （劇組供圖/圖）

國民黨都是大腕？不行

第一次因為《北平無戰事》見到劉和平時，孔笙直截了當地說：“是個好劇本，但不知道能不能掙錢。最主要的是，我們得規避一些東西。”

孔笙給中央電視臺拍過不少戲，對于哪些戲可能有問題，應該如何規避，頗有經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為處在暗線里的共產黨增加戲份，并且特地強化了由周恩來領導的北平城工部對和平解放北平做的努力。

另一方面，孔笙特意找了“一些不錯的演員”來演共產黨：“別讓大家都覺得國民黨這邊太強了，全是大腕。輪到演共產黨就是一群不知名的演員。”

《北平無戰事》里聚集了影帝共七位，國民黨占了三個，還有兩位民主人士，是為國民政府辦事的。男主角劉燁演的方孟敖是個特別黨員，連組織生活都沒有過，因而真正標準的演共產黨的影帝只有一位：倪大紅扮演的謝培東。

謝培東長年潛伏在中央銀行北平分行做襄理，得知愛女謝木蘭被軍警無辜處死，得強忍著難過不聲張。“你想想都覺得挺英雄的。”孔笙說，可這并不能平衡演員陣容對國民黨的傾斜。孔笙拉來馬少驊、李晨這樣的“熟面孔”客串，算是為共產黨人博眼緣。

國民黨的戲，也不能怠慢。

董勇扮演的國民黨少將曾可達，起初顯得太正面：抓貪腐、揪共黨，對蔣經國忠貞不二。孔笙和劉和平只能做些調整。比如，讓他總是把揪共黨看得比抓貪腐更重要。又比如，燕京大學教授、“鐵血救國會”核心成員梁經倫向曾可達傾訴自己對國民政府的失望，此時，總統府主任陳方卻突然現身，梁經倫隨后就受到調查。顯然，梁經倫的思想動態，早被曾可達出賣了。“在那一筆上，曾可達也挺小人的。”孔笙說。

最謹慎的部分，還是在從來沒露過正臉的“建豐同志”蔣經國身上。“建豐同志”在戲里只存在于電話里、電報上，卻總好像掌握全局。劉和平用蔣經國在“鐵血救國會”成立大會上的宣言作為母本，來設計他的語體。之所以沒采用蔣經國日記，劉和平的道理是：“蔣經國的日記不能信，他寫完了都要給他父親看。”

即便只是通過聲音，蔣經國也顯得極為正面。“蔣經國有很多反腐的決心，一不小心就會處理成一個英雄人物，這一點我們就稍微注意一下。”孔笙說道。

謝木蘭之死，劉和平特意寫了一筆：徐鐵英是先請示了蔣經國，得到肯定回復后，才執行槍決，以此表達“蔣經國畢竟是一手反共的”。

除了蔣經國，毛澤東、周恩來、傅作義這些在片中不斷被提及、和這段歷史分不開的人物，都沒有露過一次臉。劉和平覺得，就是要越過這些“歷史的粗淺表象”，才能真正去探究歷史水面下的波瀾壯闊。

對制片人侯鴻亮來說，這樣的現實好處是減少審查壓力：“這戲是重大題材，但不需要通過重大題材審查辦來審，因為所有領袖人物都沒露面。”

劉燁演的方孟敖，是潛伏在國民黨飛行大隊里的中共特別黨員，從來沒有過組織生活，也沒接過來自中共的任何任務。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蔣經國特令方孟敖，將幣制改革收獲的黃金白銀運往臺北。方孟敖正打定主意不接受此命令的時候，卻接到了第一封來自中共中央的任務指示，指示內容，驚人地和蔣經國的命令一樣：“讓國民黨把黃金帶走，把民心留下。”運走黃金白銀，其實是當時中共與傅作義談成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于是，還沒能來得及做一天真正的共產黨，方孟敖就帶著黃金和任務去了臺灣，再也沒回來。

方孟敖有放蕩不羈的一面。他曾在國民黨高官會議上，向天花板“啪啪啪啪”連開四槍；也曾經突然駕機，飛到了解放區邊境去，嚇壞了國共兩方面。“他畢竟不是一個受黨教育的黨員，有些自我意識的表現，有些自由的氣質，非常合理。”孔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有些意見劉和平并不完全認同，比如：“是不是把國民黨寫得太好了？”“這種觀念就是沒有文化自信。”劉和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評論道：“國民黨里就沒有有理想的人了嗎？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就說了，如果把國民黨都說成是反動派，那絕對是錯誤的。”劉和平覺得，至少現在應該部分承認蔣經國了。這也是他在寫《北平無戰事》的時候遵循的：“講共產黨的時候理直氣壯，說國民黨的時候相對客觀。”

劉和平原本想把電視劇叫《最后的王朝》，和前兩部王朝湊成三部曲，最后還是用了《北平無戰事》：“《最后的王朝》表面上是把這戲說大了，其實反而把它說小了。我就撕開一個小口子，1948年到1949年1月，北平無戰事，但是改朝換代了，原因在哪兒？”

網載 2015-05-14 19: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