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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覺得我在心態上已經變成90后了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自己的知識背景不如范文瀾這樣的學者，但是自己可以揚長避短，知識背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你是怎樣將自己的思想方法貫穿到《易中天中華史》的寫作中？

易中天：這我答不上來，它好像自動就貫穿了。

新京報：我想這里面應該有一個方法。很多人也有自己的思想方法，但是運用起來的時候，就好像特別僵硬。

易中天：恐怕是有思想，沒方法，更可能連思想都沒有。如果真是有思想方法的，這個思想方法和自己融為一體，確實是自己的，就會表現出來，不需要刻意，就像開車的人，開到最好的時候是人車一體，你不能問他是怎么做到的。

對我而言，思想方法應該來自德國古典哲學的訓練，因為我是酷愛德國古典哲學的，從康德、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讀了很多他們的書。這個訓練應該是很重要的。剩下的就是技巧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以前的作品還是不滿意，你可以比較，也會發現我以前的那些作品和“中華史”相比較，“中華史”要干凈利落得多。因為當時有讀者給我提了一條意見，說讀你這些書覺得啰嗦，這是一種老態。所以自從我寫“中華史”以后，我覺得我在心態上已經變成90后了，再加上長期做電視的一些技巧，它會變得更好看。

因為我有一個關于教育學的觀念，我主張教學要有問題意識。我們很多大學生，畢業以后是不從事本專業工作的，是不是意味著他這個大學就白念了，難道他讀大學只是為了混一個文憑嗎，買一個學位嗎？如果不是，我們高等教育意義何在，到底要給我們學生什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力。這個能力概括為四句話：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只要有這四種能力，他將來畢業以后從事任何專業都是成功的。

新京報：寫《中華史》也一樣？

易中天：是的，一定要有問題意識。你有問題意識，才會在別人發現不了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所以我的寫法是，很多人一筆而過或不太在意的地方，我反倒會濃墨重彩，因為里面有問題。比方說《漢武的帝國》這本書里面，我就講到一個問題，漢惠帝劉盈和漢武帝劉徹都是未成年人繼位，但是漢武帝繼位之前加了冠，行了成年禮，以便他名正言順地去當皇帝。劉盈為什么沒有？為什么拖到繼位后第四年，已經二十一歲了才加冠？因為要等另一個人成年，這個人就是劉盈的皇后，張皇后。為什么等她成年？因為她是呂后的外孫女。這往往是人家不注意的地方，往往是讀書的時候就一眼掃過去了，而我一定會在這種歷史的細節里面找出大原因，這就是《中華史》的特色。

2、我更想知道的是“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

新京報：之前，顧準有一個史官文化的說法，就是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于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越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文化的文化之位。我們剛才也說過，《資治通鑒》就是統治者借鑒怎么治理天下的東西。因此他們在寫歷史的時候，與統治無關的史料，自然視而不見，與王道無關的思想也只是不提，倒不是故意屏蔽，而是根本不能研究。顯而易見，《易中天中華史》不會受到傳統文化維護者的青睞。之前你跟秋風有一個論戰，他們這些新儒家肯定不會覺得你這個寫得好。如果有人覺得你這個書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觀念先行，你怎么反駁？

易中天：是。所謂觀念先行的問題在哪？首先我們要肯定，反對觀念先行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就是不要史觀，這個我是不同意的。問題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在研究之前下結論，你不能說先下一個結論，儒家是主張憲政的，然后去找材料，曲解古文原意，這個我是堅決反對的。所以，如果我在寫作《中華史》的過程當中，通過研究發現我以前的某些判斷錯誤了，我會做修改。

新京報：比如？

易中天：比如以前我們老說中國古代是封建專制主義，這個結論我現在予以推翻。因為封建是分權制，它不可能專制。周制轉秦制的變化，就是由分權變為集權，集權再走到專制。開始還是開明專制，然后才是不開明的專制，最后才走到獨裁。獨裁從朱元璋開始，絕對意義的獨裁是要到康熙雍正。這些東西你根據史料，你得出這個結論，你就只能修改自己的觀點，這就是我跟觀念先行的區別。不能說我要堅持這個觀點，所以我去找材料，然后來證明。這就是對歷史刑訊逼供了。你可以懷疑某某人是犯罪嫌疑人，你可以懷疑他是兇手，但是如果你找到證據證明他不可能作案，你就得推翻你的結論，你必須推翻。

新京報：你的方法是？

易中天：我堅決按照法治的精神，一定要證據說話。而且我還堅持幾條：第一不能是孤證，至少三個以上證據；第二證據本身要可靠。比如有人說商代就講以德治國，證據在《尚書》的《盤庚篇》。但這個書是后人做的。我根據考古學的發現證明，德治是在周。我拿出來的證據，是甲骨文和青銅器。甲骨文里面的“德”是“得到”的意思，表示道德的德最早出現在周代的青銅器何尊。這雖然不是鐵證，卻是銅證。我是重證據不重口供。

新京報：“易中天中華史”吸收了許多非常著名歷史大家的研究成果，你肯定也不是他們這一類的歷史學家，因為他們是要發現新史料，要做非常周密的論據考證，然后得出結論。這是不是能夠說，你沒有他們那種在歷史學研究創新上的初衷，更多的還是那種價值的宣揚？

易中天：可以這么說吧，我更想知道的是“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我比較討巧的辦法，是會利用那些靠得住的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他們已經把“是不是”的問題搞清了。如果我不懷疑的話，我就直接用他的結論，尤其是考古學方面的。懷疑的話我就會去找原始材料，來自己弄清楚是還是不是，是這樣還是那樣，到底是哪樣。

新京報：也就是說，你在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時候，也有一個辨別和檢驗的過程。

易中天：對，就像法庭一樣，控方和辯方提供的證據是否采信，要看這個證據的可靠程度。最靠得住的是考古學的發現，文物不會撒謊。比如不少人把仰韶文化彩陶中的魚紋說成是圖騰，就不能采信。因為魚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不是圖騰崇拜。這是采用了趙國華先生的研究成果。

新京報：歷史學家的某些學術觀點，你也會引用？

易中天：當然。比如從《品三國》到《三國紀》，就引用了陳寅恪、呂思勉、田余慶等先生的觀點。這些觀點甚至是指導性和綱領性的，讓我們對這段歷史有了高屋建瓴的認識。

新京報：對歷史文獻，又怎么處理？

易中天：歷史文獻比如二十四史就是“口供”，或當時史官的“筆錄”。這些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我會進行比照，把所有的口供和筆錄都列舉出來，然后看哪個更靠得住。事實上，你是否采信某一個證據，你自己心里是要有一桿秤的。

新京報：你的秤是什么？

易中天：邏輯，還有常情常理。比如孫權決定聯劉抗曹，起決定作用的是諸葛亮還是魯肅？《資治通鑒》和《三國演義》都說是諸葛亮，但這是不合邏輯的。真正的關鍵人物其實是孫權自己。只不過，魯肅幫他算清了政治賬，周瑜幫他算清了軍事賬，諸葛亮幫他算清了聯盟賬。三人當中，魯肅作用最大，我在書中有詳細的邏輯推理，依據就是常情常理。

新京報：但是，歷史有時也有偶然性，常情常理就可靠嗎？

易中天：相對可靠。你想吧，實行陪審團制度的國家，所有陪審團成員都不是法學家，只不過是普通公民。他們靠什么判斷被告有罪無罪？就靠常情常理。因此，如果史料的記載不合常情，肯定是靠不住的。

新京報：判斷之前，你自己就沒有先入為主嗎？比方說要做翻案文章。

易中天：翻案文章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能為翻案而翻案，更不能先入為主。先入為主就是觀念先行，觀念先行就是有罪推定，下一步就是刑訊逼供了。我的主張是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如果做不了判斷，寧可存而不論，只列舉事實，擱置爭議，把判斷權留給讀者。

新京報：從《品三國》到《中華史》，我覺得原來你多少像一個歷史的評論者，但現在你是著史者。這種身份的轉變，為你的寫作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易中天：主要是任務不一樣了。比如說《品三國》把這段歷史，夾敘夾議，一邊把歷史事實告訴大家，同時進行點評。而現在要做的事情，是要弄清楚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

新京報：而且把你的想法和思想貫穿在里面。

易中天：是的。當然它轉換得很痛苦，第一卷和第二卷，差不多寫了一年的時間，不斷地推翻。最后找到最恰當的表述方式，實際上就是要找到一個表述方式。馬克思說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一定要找到一個最恰當的表述方法，這個費了很大的工夫，但是現在已經上路了。所以這個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3、我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新京報：我拿到《三國紀》的時候，它的篇幅之短出乎我的意料，因為你是講這個起家的。包括你書后面也說了，有些人非常期待，但是你自己非常惆悵。從史料的取舍上，你遵循的是什么樣的原則？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削足適履的做法？

易中天：如果沒有“履”，那就不存在削足的問題。我這個人，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我又不靠這個賺錢、拿獎、評職稱，為什么要沒事找事地給自己弄雙鞋穿呢？何況那鞋還是別人的？所以，我并不需要事無巨細地講完中華的歷史，很可能有些東西就是一筆帶過，甚至只字不提。我不求全責備，也不怕人家批評說，你怎么連什么什么都沒寫。愛說就說吧，無所謂！許倬云先生是歷史大家吧，他老人家寫《西周史》，當時就有人批評“居然連周公的事跡也不提”，但許先生的這部著作卻是經典。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面面俱到一定平庸。

新京報：那么，哪些可以有，哪些不必有？

易中天：這要看你想干什么。我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因此歷史的拐點一定不能沒有，比如啟廢禪讓、西周封建、秦并天下、獨尊儒術、五胡入華、隋唐改制等等。不是拐點的地方，可能就跳過去。

新京報：選材方面還有沒有別的考慮？

易中天：為了讓大家有興趣讀《中華史》，我盡可能用大家熟悉的東西來帶出不熟悉的來，這是一個寫作的原則或者說技巧，或者說方法。比如《魏晉風度》有一章，我會這樣開頭：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四歲。又比如《兩漢兩羅馬》，我會說：曹操十一歲那年，羅馬使團來到了洛陽。這就比說“東漢桓帝延熹九年”更能讓人明白。

這其實都是一些技巧和伎倆。我很不喜歡專業歷史學家的“公元前七世紀”這種表述。你說一般讀者，他哪知道公元前七世紀是什么時候？實在沒有辦法，我也會用公元或公元前多少多少年，但我后面一定會加上一句，也就是中國的什么時候，拿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件，把它勾連起來，讓大家一讀就知道這是什么年代。比方說，居魯士是在公元前538年進入巴比倫的，這一年中國的孔子十三歲。

新京報：你確實考慮得很細致。

易中天：我一定不放過細節。某些一般學者認為不能不寫的事，我可能整件事情都舍掉。但一些很小很小的小細節，我反倒把它寫得清清楚楚。為了什么？就是要把讀者帶入現場。比如八王之亂，幾句話就說完了，一筆就帶過去了，但里面的一個細節，一整段對話都有：

賈皇后問：你來干什么？

司馬冏答：有詔抓捕皇后。

賈皇后說：詔書都是我發出的，你奉誰的詔？

司馬冏不回答。

賈皇后又問：起事的是誰？

司馬冏答：趙王。

賈皇后說：繩子拴在了狗尾巴上，當然是這結果。

新京報：這個細節，讀起來像小說一樣。

易中天：細節要像小說，骨頭要像論文。比如《魏晉風度》最后一章，我會講為什么魏晉會出現這樣一種風度，它價值和意義是什么？我認為魏晉人的人生追求就是“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可惜，它的真實是不真實時代的真實，它的自由是不自由時代的自由，因為它的獨立是畸形的獨立，所以它的漂亮是病態的美。這里面也會有很多的故事、細節去說明它。不但要有證據，而且這個證據還得是鮮活的，讓讀者看了以后會產生共鳴的，這是原則。

易中天 2015-05-14 21: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