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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博客

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我和書發生關系，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湊成書，人家就說：你是寫書的，抵賴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這真是要命——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但要我對人家說“我是讀書人”，這句話說不出口。

大家好。我不會演講，講不出什么精彩的意思，今天就是來辯解：為什么我不是讀書人。

這是一句老實話。剛才，我在餐廳碰見上海來的許紀霖先生——幾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我說：“你和陳道明長得真像。”他說得很有意思：“不對，是陳道明像我。”許先生真的是讀書人，我讀過他寫的書。我還聽說昨天丁學良先生也來講，他也是讀書人。深圳的讀書月，一定請了不少國內著名學者、教授，他們真的是讀書人。

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我和書發生關系，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湊成書，人家就說：你是寫書的，抵賴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這真是要命——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但要我對人家說“我是讀書人”，這句話說不出口。

大家大約知道我們這撥人的經歷。我是69屆的初中生，66屆的小學生。有一位著名文學家和我同屆——王安憶女士。1983年我在紐約第一次見她，她和她媽媽茹志娟女士來美國訪問，說要見見我，就見面了。一見面，發現她居然是寫小說的，我非常高興，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這一屆讀書最少。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屆（66屆、67屆、68屆），多少讀過一點書，上過初三、高三之類，好歹67屆還上過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家要記得，20世紀60年代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老師的水準不一樣。

我還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畢業，但是你們要是和他談話就會發現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識也懂得很多，讀書之雜、之多、記憶力之好，驚人。我年輕時交到這些朋友，有什么問題就問，沒看過的書聽他們講講，我覺得好像我也讀過了。

我碰到王安憶，發現她和我同屆，我們立刻有個默契：我們都沒讀過書。但是，我畫起畫來，她寫起小說來，莫名其妙都混到一點名氣，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簡單，就是，文革結束，非常荒涼。斷代，沒有人，我們就混出來了。

69屆初中生一定是66屆小學生，大家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了，一場浩劫開始了。10年間，教育停頓，學校關門。但我和你們說實話，后來我和老朋友交流經驗才知道，其實小孩子高興壞了：第一，不上學了；第二，不考試了；第三，可以在馬路當中走，全國進入無政府狀態（1966年～1967年）；第四，可以跑進任何政府機關，公檢法、上海市委，小孩子長驅直入，爬到屋頂上眺望，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一天到晚就這樣混。混掉一年之后，毛主席想想不對，講了一句話“復課鬧革命”，我們這些小混蛋又給弄到中學去了，是指定區域的，用不著考試，你住在這個區，你就進這所中學。進去后直到1969年畢業，我不記得上過一堂語文課。沒有課本，所有課本都是反動的。我只記得上過一兩節數學，記得一句話“兩點成一線”，我想：一根線都這么講究，我一天到晚畫線條，不知道“兩點成一線”。此外完全忘記了。又上了幾節英語課，學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講“打倒帝國主義”、“毛主席萬歲”。

我記得很清楚，英語女教師不斷教我們那幾句，反反復復，結果一次她舌頭沒轉過來，忽然講錯了，講成“打倒一毛主席”。坐在我后面的幾個女生立刻發現了，站起來厲聲喝叫：反動！認罪！低下頭來！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女生的厲害，你想想看，初一的女生，14歲。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認罪低頭，女生很熟悉這套話語。怎么辦呢，這位老師大概有一個月左右每個班上去做檢查，對毛主席像鞠躬，認罪，哭。

除了這些事情，我們上學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廠勞動，一是到農村割麥子，再就是看老師被批斗，聽廣播里公判槍斃人。最長的一次公判，40多個人被槍斃，我們就跟在后面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讀書嗎？

到了1969年初中畢業，我們就被塞到火車里，全部被送到鄉下去了。這樣一種學歷，到處和人家說“我是讀書人”，太猖狂了。

可是另一面，我們能夠讀到的書，全是在那段年齡（十四五歲一直到二十歲左右），為什么呢？書店關閉了。偶爾開著的書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種書：一種是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而且是經過選擇的，并不是所有馬列書都讓你讀；然后就是魯迅的書，也是經過選擇的，有單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種書，就是革命小說。有一本廣東作家寫的《歐陽海之歌》，在座年齡大一點的朋友應該聽說過；還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長得很好看，但他后來很失落，其實他寫得蠻好的——就是這么幾種書。后來稍微多一點了，醫療書，什么《赤腳醫生手冊》之類的。所以這樣的書店，今天不能想象。當時的書店和菜場一樣，菜場里面沒有菜，就那么幾種，還要排隊，還要憑票，極度匱乏的年代。

可是總會有一些意外發生。我喜歡畫油畫，很多畫冊就流到社會上來。紅衛兵抄家，沖到人家家里去，把書拿出來。拿出來干嘛呢？兩種辦法：一是當著你的面全部燒掉，熊熊烈火。我看到過好幾回上海人家，有點錢、有點家底的，一箱一箱書從樓上扔下來，堆在大街上燒掉。小時候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書。還有呢，就是紅衛兵自己拿回家看。紅衛兵也要看書的，包括《基督山恩仇記》、《安娜卡列尼娜》，紅衛兵晚上抄家，白天醒過來看《安娜卡列尼娜》，你能想象嗎？一個紅衛兵，十六七歲，在那里看普希金，看萊蒙托夫，看哪個公爵為了夫人開槍決斗，總之，一幫野孩子在讀貴族的書，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沒有當紅衛兵的資格，但是有紅衛兵朋友，大家借過來借過去，為了這事吵架：你怎么還不還給我？其實我已經借給別人了。這樣子，抄書、燒書、封書、偷書、借書、還書，是我們青少年時代大約有一點求知欲的青年都有過的經歷。最近北島讓我們回憶上世紀70年代，其中有個很著名的作家專門談這個問題，就是文革時期我們這些人怎么偷書、抄書。

這份書單，可以大約報給大家聽聽，比如說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國作家德萊塞、海明威、杰克·倫敦，英國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經歷，看翻譯小說，小說范圍不用講，整個中國當時就那么多翻譯書，一大部分還是解放前翻譯的，現在可以說是民國時期翻譯的，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會看豎排本，看繁體字，后來去美國一天到晚要看對岸的反動報紙，臺灣的豎排本和繁體字，我沒障礙，都認得。

中國文學四大名著，當時在我玩的幾個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慚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幾歲讀的《紅樓夢》、《水滸》、《三國志》——我實話告訴大家，我到40歲出頭才讀了《三國志》、《水滸》、《紅樓夢》，非常難為情，而且差不多忘記了，不是讀書的年齡了，記不住了，只記得我在大都會博物館臨摩名作，天天臨，當中出來抽煙，就摸出《三國演義》讀，讀到關公被拉出去殺頭，眼淚下來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記得了。

我到紐約時，英文還沒有好到可以直接讀原文，就看臺灣翻譯的各種哲學和文論，比如叔本華、尼采、本雅明、羅蘭·巴特、德里達。這些書應該在年輕時看，慢慢到30多歲，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30多歲剛剛讀。現在大學教哲學、教文論的年輕教授也就30出頭，他們高中時代就看這些書，記憶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們大20歲左右，站在他們面前，怎么好意思說我是讀書人？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從前都有舊書店，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廠，他說他的讀書經驗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下課跑到琉璃廠看雜書，就站在那兒看。上海有一條福州路，民國時期遺留的舊書店一家連一家，很多宋版書、明版書、清版書。我小時候經過這些舊書店，還能看到，雖然解放后公私合營，但世世代代舊書店的味道都還在。文革開始，一夜間搗毀、關閉，沒有了，現在琉璃廠還在，福州路還在，但再也恢復不了幾十年、上百年開下來的那種舊書店格局。我前年到東京，問人家哪里是舊書店街？說是在神保町。我坐著地鐵去，一出來看到那條街，立刻想起小時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書店都很舊，小得要命，老板坐在書堆中，整個空間大概就像這張桌子那么大，在那兒吃便當，弄個小電風扇，一個小燈泡掛著。他不是窮，不是破爛，他是擺譜，他真的有譜可以擺：我這是多少世代的舊書店！

這就是咱們一天到晚說的人文積淀。我們這兒呢？全毀了，好好的傳統，沒了。

所以我剛才說的這些書，交給今天任何一個大學本科生、一個高中熱愛文學的青年，尤其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說，“哥們兒，我讀過這些書”，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錯了。這是最起碼的書單。我到現在還經常認不出字，母親給我寫信還糾正我的錯別字。我母親不算讀書人，抗戰時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沒機會上學，出去參加抗日救亡劇團，十五六歲就走了。她是民國時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鄉鎮中學，老師是日本留學回來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親識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歡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認識，諸位想想，當時一個民國初中生，居然認識這么多字。她說，她沒想到兒子怎么會出版書，哪頁哪頁，錯別字，哪頁哪頁，有筆誤，她都知道。

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也有點說反話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實話，后面一句是反話——讀書是很安靜的事情，房間里有人，一點聲音沒有，肯定在讀書，現在變成看電腦。看電視有聲音，吵得要命——論教養，你如果真是讀書人，你不會講出來，不會告訴別人。你讀書也好，弄藝術也好，不要弄成一個身份——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會畫畫，你會做兩行詩，或者你會彈鋼琴，不要和人家說。這是我到國外才學會的。國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這個專業，他拼命躲，不講，我才知道：原來教養是這個樣子。但我們這邊不是。我出國前，從沒當面聽到哪個人說：我是讀書人，我是知識分子。很少有人說這句話。1992年回國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發現真有人會說：我是做學問的，我是讀書人，我們讀書人怎樣怎樣，我是藝術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詩人，我是作曲家……我聽了，好害臊：這怎么好意思說出來呢？而且名片上還印著“某某畫院二級畫師”，然后打電話來：丹青啊，我通過一級畫師了，咱們吃飯、喝酒。這等于名片上告訴你說：我是處長，我是局長，我是廳長。我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怎么會變成一種風氣：一個人的身份那么重要。當然，重中之重——我們黨最喜歡講“重中之重”——就是權力、就是官位。今日中國的官文化，空前重要，《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活到今天，肯定抱頭鼠竄，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

可是我說我不是讀書人，已經是一句不該說出口的話，也屬于沒教養，是急不擇言。但我沒辦法，到這兒來講演就得有個題目。每次都是預約，當場要給講題，我就舉著電話在那里現想，急出這句話，其實講些什么都不知道。

一整代的教養失去了，不知道這就是沒教養，不知道什么叫做教養。我相信胡適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陳寅恪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我是研究學問的”。陳寅恪，大家知道，游學列國，懂20多種語言，可是我畫《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看他的資料，他任教填表時，就填兩種語言，一是梵文，另一種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學問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來去醫病，結果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領后，想讓他出來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說你要出來，家里就有糧食送過來，他不肯。結果大概有一點粗暴了，危險了——具體什么情節，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當場交涉，講起日語來，很流利的日語。他太太都吃一驚，不知道他日語這么好。但是不到萬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兒了，你都不知道他會講日語，這就是教養。

但我在胡適的書里看到過“我們讀書人”這句話，我相信他講演時也說過這句話，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語言，是抗爭的姿態，他這句話針對當時的國民黨，意思是說，你們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國家的事情不能你們講了就算了，你們要聽聽讀書人怎么講。但他平常不會跟人說，我相信，北大、清華當時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鴻銘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這是最起碼的教養，隨便哪個小鎮上稍微知書達禮的人，他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

可是今天為什么會有這句話？因為我們大面積喪失了讀書的傳統，我們有過巨大的斷層。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長出來，大家高興了，有一種身份確認：你是做生意的，你是當領導的，我呢，讀書人。但是這句話背后有大尷尬——今天的讀書人，說實話，不是在社會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個不那么丟臉的身份，一個雅號——“讀書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會其實看他不起，他的心里會對自己有個交待：我沒錢，我沒權，可我是讀書人。今天，一個房地產商走過來，一個所謂老總走過來，說“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許他很誠懇，表示自卑，但誰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種場合遇到有錢的主兒，年紀很輕：“陳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個俗人。”我知道他其實蠻得意，他的地位比別人高，他的收入別人不能比，他在這個社會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結的人。

所以這是微妙的事情。也許我錯了，在座哪位如果對人說“我是讀書人”，你可以向我抗議：我不是你講的那個意思。

我說我不是一個讀書人，還有一點氣話的成分在里面，為什么呢？我大約可以看得出來，這60年來，一個讀書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是什么遭遇。大家知道最近錢學森同志剛剛去世（高壽），他是兩彈之父，周恩來親自請他回來，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科學家，當然他絕對是一個讀書人，沒問題。民國時期出了很多這樣有出息的讀書人，跑出去有出息了，像吳健雄、楊振寧、李政道這些人，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錢學森。錢學森很愛國就回來了，他回來以后，哪里看得出他是從美國回來的？穿一個軍大衣，戴一個軍帽，跑到西北的無人區研究原子彈，為什么？他得到黨、政府、國家的最高禮遇，這批人絕對要養起來、用起來，即使在饑荒的年代，這些人油的配量、糖的配量都和普通人不一樣。其他人境遇可就不一樣了。大家知道文革有多少文藝人自殺、被關押、發瘋，然后衰敗，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跳河、傅雷先生上吊，上吊的時候他還很有教養，他和他太太一塊兒上吊，商量好了，萬一繩子斷了掉下去，會驚動樓下的人，就墊了棉被在下面，掉下來之后聲音可以輕一點——最后一分鐘還很有教養。留下的遺囑很有意思，欠誰誰誰多少錢，什么時候還給他，留下來的錢給傭人，跟著一輩子了，還有多少錢，存款在哪里，都交待好了，簡直就像希臘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死之前說我欠誰一只雞沒有還給他，希臘時代一只雞也那么重要——我昨天在廣東吃了很好的雞，每根骨頭都啃完了——希臘時代，一只雞也很重要。

李敖說：胡適、魯迅、傅斯年、林語堂這些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被尊敬的知識分子。這話說的是對的。被誰尊敬呢？就是被軍人尊敬，被流氓尊敬，被政府尊敬。蔣介石是個軍人、大流氓，當時是總裁，他多多少少還是尊敬知識分子的，他當然要利用知識分子，但在利用前面，先有個尊敬在。

大家應該知道蔣介石和胡適的關系。起先他討厭胡適，因為胡適在1927年后公然說蔣介石是反動派。當時中國統一了，北伐成功了，蔣的說法就變了。胡適就說，他背叛革命，他搞獨裁，他應該下臺。胡適那時多大年紀？30出頭，很年輕。當時不是一個兩個胡適，全國到處都有知識分子公開咒罵蔣介石，說你胡鬧，你背叛革命，你下臺，郭沫若也講過，我看過他演講的錄像。就這樣，蔣介石對胡適不高興，結果有一次在武漢吃飯，他倆碰見了，蔣介石覺得這個人很儒雅，有腦子，可以用，于是誠心誠意地尊敬他。不久抗戰爆發，蔣介石就說：胡先生，你幫幫我，你到美國去做大使。胡適去了，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爭取美援，爭取國際同情，孤立日本，等等。后來蔣介石失敗了，退守臺灣前關于總統選舉問題，他甚至一度想讓胡適出來給他撐門面：你來競選總統。不管這句話是真是假，大家想想看，今天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笑話，不可能。你說蔣介石虛偽，利用胡適，胡適也知道這不是真意思，可是即便假的，現在這種事也沒有啊！

到了臺灣，又有很多風波，大家知道雷震辦《自由中國》，他是國民黨內部的改革派，這些改革派說蔣介石你搞獨裁，你把大陸丟了，到了臺灣你還搞獨裁，搞特務統治，行不通了，我們要自由、要組黨、要言論開放……他的后臺是誰呢？就是胡適。胡適支持他，你放開膽子弄。可是胡適很理性，他說：現在我們已經退到臺灣了，已經沒有政府可以支持了，如果我們不幫助國民黨、不理解國民黨，我們還能幫誰？這是很實在的話。可是底下的軍人（國民黨里面的強硬派、右翼）把《自由中國》封了，雷震給判了10年。后來蔣介石和胡適一起吃飯，蔣介石說“這個家伙通匪”，還對胡適講了一些話。胡適回答得很得體，他說：“總統，你這話說得太重了，我承受不起。”他堅持了自己的意思。這樣的事情，1949年之后中國國內不可能有啊！梁漱溟稍微頂了一下，全場一起罵他，梁漱溟也沒辦法，嘴癟進去，很不服的樣子。“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之志不可奪也！”就這么一個人，講了這么一句話。可是民國時期有的是這樣的場面。傅斯年當著總統的面說：你把我腦袋拿走，這件事情我也不答應。不買你的賬，不改變我的說法。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命運，也痛苦，有些走向歧路，有些走向死路，很多年輕書生被槍斃，但是大量知識分子在戰亂年代真是可以把聲音發出來。

這30年來，知識分子得到部分尊重。尊重無非來自兩方面：一面來自執政者；另一面來自社會（老百姓）。

1989年以來，20年，大家非常清楚：知識分子、學生、年輕人，都懂非政治化。咬牙，該掙錢的掙錢，該入黨的入黨，該當官的當官，該收錢的收錢。

上世紀80年代初流傳一句話“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是真的。為什么呢？當時小攤販、小生意被允許了。阿城告訴我，有位云南知青回到北京，沒活干，自己拿個大桶，就在北京火車站外大馬路上點起火來做面條，千千萬萬旅客出來吃碗熱湯面，很快發財了，成了萬元戶。那時什么工資改革、市場經濟，還沒開始弄，一個在社科院、在軍事機構的老工程師，工資可能真不如一個賣茶葉蛋、賣面條的。上世紀90年代不一樣了，新世紀更不一樣了，學者、文人、科學家的工資待遇、社會待遇，比過去好很多。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安分，你要聽話。給你房子了，給你地位了，給你一級教授二級教授了，你還要怎樣？總之，是一個有前提的被尊重的方式，打引號的尊重，一大部分文人、讀書人因此進入權力階層。

我經常看到《南方周末》或者那些不安分的報紙，突然頭條，說是重慶哪個“學者官員”落馬了——聽到這詞還有點快感：騎在馬上，然后，“落馬”了，意思就是雙規了——然后說他以前拿過碩士、博士。這種例子看得多了，我就想：好啊，你們去做讀書人，我可不要做，我是畫畫的。

而讀書人現在又被發現了另外一種價值：可以做門面。我回國時正好大學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當時還以為可以弄點教育、做點事情，糊里糊涂進了清華，然后一天到晚聽他們講院校合并、開發校區、學術科研、項目經費……我剛回來聽不懂，時間久了才明白，原來一大群知識分子被一小撮進入黨內的知識分子利用，做國家的門面。對外說：你看，我們現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碩士生、多少學術成果、多少研究項目……多好聽啊！一不留神，已經2009年了，期間我去過歐洲、去過美國，我發現所有大學的規模和中國沒法比，中國可能是全世界大學規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國家，“非常偉大”。

這兩年鬧國學，孔子吃香了。世紀初中國人打倒孔家店，到了世紀末，孔子又成了圣人。據我所知，全世界現在有100多個孔子學院，教些什么呢？據說主要教中文。教中文倒也好，歌德學院在中國也主要教德文，但人家還有一大堆文化項目，我不知道我們有什么項目好意思可以拿到國外給人家看，說“這是我們的文化”，但孔子學院肯定辦起來了，又可以養一大群官員、一大群讀書人。

還是應了魯迅的老話。魯迅有一篇文章說“孔夫子是被權勢者捧起來的”，第一個捧他的是董仲舒，獨尊儒術，從此廢黜百家，其他學術都靠邊站，孔子最要緊。一路這么捧下來，軍閥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為什么？“儒表法理”，用儒家的說法作為教化、作為倫常綱紀，是有必要的，內里就是法家，無情鎮壓、無情統治，兩條腿走路，中國文明一路下來。我不是說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講得對，孔子生前就是一條“喪家狗”，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當然，我指的是絕少數非常傻的知識分子，一天到晚覺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見——你要不要？不要。又問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現在很簡單，你要獻策，先入黨，你是不是黨員？不是，那不行，你入黨就好辦。可是一入黨，文人原來的那點意思，就軟了，沒有了，就做官了，變成另外一件事情——很抱歉，在座肯定不少黨員，我老婆也是黨員，我沒有嘲諷的意思，我只是描述一種狀況。所以今天知識分子也可以換一個說法：地位從來沒有這么高。我的好多同學現在都是局長級、司長級，處長都是小意思。70后的學生跑過來，遞一名片，我一看，處長，我該叫他領導：王處長，您好！好久不見！

所以我說我不是讀書人，也有沮喪的意思——不是為我自己沮喪，是為被叫做讀書人或者自稱讀書人的群體沮喪。

韓寒，大家知道，在座的年輕人看不看他的博客？我非常尊敬他，非常佩服他。他最近寫了一篇東西，叫做“文化大國”。他的思路和下筆處，總是很具體，我有時候看他的博客，很慚愧，我講話還是太空，他從一件事情很具體地展開。他的意思是說，目前中國的富豪榜上，絕大部分是房地產商，沒有一個出版商，沒有一個文化人。他說，全國的出版業、書業好不容易一年下來核算利潤，根本比不過隨便哪一個房地產商。我不知道他的數據是從哪里來的，可能有小錯，但是不會有大錯，在座肯定有不少是做經濟的人士，你們應該知道，中國今天真正有權有錢的人，是哪一群人，所謂文化人、做書的人、出版人，砸錢、算賬，根本休想比。

國外不是這樣，我見過國外的媒體大王，國外做書的人，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富豪，但在經濟格局中絕對有地位，更不要說好萊塢這樣的電影產業，絕對有地位。韓寒說他要辦雜志，他要給全中國雜志最高的稿費，他說文化人活得太沒尊嚴了，一萬字也就幾千塊錢。我們現在翻譯上不去，稿費太少了，可憐巴巴在那兒過日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翻譯家，年輕的、剛畢業的、正在找活的——我們拭目以待，看看韓寒會弄得怎樣。

這里碰到一個問題：經濟收益是不是衡量讀書人地位的標準？你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韓寒是暢銷書作家，他有資格這么說：我是個暢銷書作家。可是錢不夠花，這是不對的。他坦然承認，因為今天的高房價，他買不起房。全世界像他這樣的博客點擊量，沒有。歐美有誰有過一億兩億的博客點擊量？沒有。德國人口幾千萬，也就和臺灣差不多，荷蘭人口只是臺灣的一半，可人家是文化大國。所謂“大國崛起”，其實是一些小國崛起。

暢銷書作家和作家是兩個概念。所謂作家，藝術家，我今天寫這本書、我今天畫這幅畫，實在是我喜歡，社會并不需要它，他不應該說：哪天我要買什么房子、買什么車。他自己選擇了貧窮。卡夫卡，他有另外的職業，他白天上班，晚上窗簾拉起來，在那兒寫，寫到快死了，叫他朋友全部燒掉，他不滿意。我最近剛去了布拉格，去了他的博物館，很憂郁的一張臉，好多手稿，他根本不求聞達。這樣的寫手，全世界非常多，我在美國也是這個樣子，我不抱怨錢不夠花，這是我自己的選擇，這個社會并不少我一張畫。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賭錢，他寫作非常快、非常多，去換稿費；巴爾扎克還投資，全部失敗，生意上是個傻子，寫作上是大師。這樣的人經常在錢的問題上掙扎，托爾斯泰不用，他是大貴族、大地主、公爵，他一輩子也不會用小說趕緊換錢。改了又改，精益求精，這是要有經濟前提的。而西方吸收了歷史教訓，今天的西方，不太有梵高那樣窮困潦倒的偉大藝術家，因為充分的市場化，藝術家過上比較有尊嚴的生活，18世紀、19世紀這種個人的悲劇，沒那么顯著了。

總之，我說我不是讀書人，第一是老實話；第二是在說反話；第三是在說氣話；第四是有點沮喪。但我要告訴大家，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是要給知識和書保留最后一點誠意和敬意。

我雖然讀書實在是少，但書本告訴我：你知道的非常少，還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體讓我談讀書，我都會拒絕，尤其是叫我推薦書目，我不好意思說我今年讀了哪本書，然后登到報紙上去，讓別人去讀——你怎么知道別人沒讀過？如果有很誠懇的年輕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會想一想，我會問他“你讀過沒有”，他說沒讀過，我會說“你去試試看”，但媒體每年這樣的邀請我都會婉言謝絕，我做不了。為什么呢？因為所有書教給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為是，你要自以為非。

昨天媒體采訪，問我到不到書店去買書。我去的，我上世紀90年代回國，一大快樂就是竄書店，買一堆書，塞箱子里，很重地扛回紐約去。我非常高興，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國出了好多書，雖然還有很多問題，還有很多禁書，咱們買禁書還得跑到香港去，但不管怎么樣，今天國內的各個書店已是我大半輩子見過的最繁榮的時期，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很慚愧，到了2002年以后開始有我的書放在里面賣，我差不多不進書店了。我沒辦法告訴大家這是什么心理。我很年輕就有展覽，全國美展也參加過，只要有我的畫掛在樓上，我就不好意思進去，磨磨蹭蹭，蹭到展覽快收了我才進去，幫著把畫摘下來。就是不好意思，不知道為什么。后來在胡蘭成書里看到他說，古人箭中靶心，射手會低頭叫一句慚愧，我明白這意思了。我小時候看到體育場那些人一天到晚打球、投籃，我發現最會投球的人投中了，旁邊有人叫好，他總是低著頭跑開，我現在明白這種心理了——我從來沒想到居然會有我的書在書店里賣。有兩次學生開車帶我經過，說：陳老師，咱們進去看看排行榜？我說：你去。我就躲在書店外面。不是說我完全不關心書賣得怎樣，就是不好意思進去。我差不多5年沒進書店了，銷售活動我得去，直接面對讀者，簽簽字，平常呢，我再也沒有在書店泡一個下午這種生活了。

我對書充滿感激，對閱讀充滿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書會讓我安靜下來，讓我有內心生活。人每天爬起來，走出去，都是為了謀生、應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靜，都是書帶來的。法國人蒙田曾經講過一句話，大意是：人類的一切災難，是因為人回到家里還是安靜不下來。我很慶幸沒變成在自己房間安靜不下來的人。現在我在這里做秀，不要臉，可是只要回到旅館房間，兩分鐘，一根煙，我馬上安靜下來，可以看報紙、看書，開始寫我中斷的稿子，這和我多多少少還在讀書的習慣有關系。昨天記者也問我閱讀有什么好處？書給你帶來什么？我想來想去，就說書會讓你靜下來，這是很要緊的一件事情啊，做氣功也無非是讓你安靜下來吧。

弗吉尼亞·沃爾芙，英國女作家，后來跑到水里自殺了——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英國電影，很漂亮的女演員演的，叫做《時時刻刻》，一上來就是她站在河邊猶豫要不要死，然后咣當跳下去，從水下面拍攝她的裙子散開來——沃爾芙寫過一本書，《自己的房間》。她被認為是最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在她那個年代，在英國這樣的國家，一個女孩子能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間、自己的空間，能夠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家長和社會要她們做的那種淑女，這在19世紀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非常懇切、非常智慧地寫了一本書叫做《自己的房間》。她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間？她躲在房間里干什么？我想，其實她就是在讀書、在寫作，安安靜靜。

最后我想對大家說：每一本書都會變成你自己的房間，它讓你躲進去，給你庇護，讓你安靜。在座的年輕人，還沒出道，可能租一間房間還比較困難，或者和爹媽、或者和同學一起住，都渴望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我們在插隊的時候，橋底下睡過覺，田野里睡過覺，兩三個男孩擠在這么窄的床上，也睡著了，那時真渴望有一間自己的房間。但是我的青少年時代非常快樂，現在想想，就是因為有書，有了書，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間，每一本書就是自己的房間啊。

陳丹青 2015-05-16 15: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