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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甚至大學教師覺得教育有退步，這只是底下的感覺，政府也許并不這么認為，反而會覺得大有成效。所以，上面和下面對于大學改革的評價或者評價標準可能是不一樣的，甚至相反。大家都在喊同一個口號，但意思卻不同，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從幼兒園開始就把孩子往高考獨木橋上趕

凌絕嶺：兩位老師都長期接觸本科階段的學生，你們覺得12年基礎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子大體是什么模樣?

鄧曉芒：我們的基礎教育為大學準備的生源，這20多年來相當部分都是些功利主義者，家長和社會，以及學子對自己的期許，都是“成功”。市面上充斥著成功學、成功秘籍之類的書，再就是一些“心靈雞湯”之類的勵志書和閑適書。錢理群說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其實在進大學之前，各種教育就在做這方面的思想鋪墊了——據說這些都是為了學生“好”，為了讓他們“有出息”。

從某種角度說，這并不是當代讀書人墮落了，而是歷來的常態，只是在舊時代有個以天子為代表的“天道”懸在那里，士大夫們還有個想頭，還有清流和祿蠹之分。當代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到底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為什么樣的人?在今天似乎已經失去了目標。很少有家長這樣考慮，普遍的想法是我的孩子將來出去弄不弄得著飯吃，找不找得到工作。這些當然是要考慮的，但除了這些，很少有人考慮你究竟要把孩子教育成為什么樣的人。

我們的中小學，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在把兒童往高考的獨木橋上趕。大學教育多半成了一種職業培訓。有的連職業培訓都不如，只站在那里做培訓狀，純粹是為了混文憑。文憑是一個人受過教育的憑據了，到社會上要拿出你受過教育的證據，但受過什么樣的教育是需要考慮的。孩子從小受到的教育，除了書本知識之外，我估摸起來主要是兩點：第一點就是服從，也就是無條件服從地位比自己高、權力比自己大的人，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班長組長。在小學一年級就把組長選出來了，大家都要服從他，他就有了權力。受過這種教育的孩子就會認為官本位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一心想自己將來成為更大的官。服從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教育孩子服從有權的人，另一方面是教育孩子要成為有權的人。另外一點就是潛規則，從小就培養孩子要懂得潛規則。當然也教一些明規則，不要隨地吐痰，遵守學生守則等，這些都是明規則。但真正通過教育你會發現，明規則是可以違反的。他教育的目的是告訴你明規則在那里，可以把它當幌子，可以說假話空話大話，可以做缺德的事情。潛規則卻是不可違的，就是聽話聽音，要善于體會明規則底下的言外之意。明規則規定的是冠冕堂皇的，但不懂得底下的潛規則你是不能適應這個社會的。

這是一種訓練，從小學到大學，我們的青少年一直在接受這樣的訓練，孩子們看在眼里，悟在心里，他漸漸明白，這是起碼的社會知識、人生經驗，不懂這個就別想到社會上混。體育界的冠軍，面對采訪鏡頭說她首先要感謝父母，官員就不高興，甚至要批評她，說運動員首先應該感謝國家。假話套話就是我們教給孩子的最大潛規則。所以今天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有時是聽話而又心懷鬼胎的人，通過教育磨掉了人的鋒芒，使得他們成為一個個深諳處世之道的人。回顧30多年的教育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真正最有生氣的時代，恰恰是教育體制最不健全的1980年代，也就是劉道玉的時代。那時甚至是百廢待興，但那時最有活力。目前教育體制可謂空前健全，但也是空前死板。

“錄音機”是怎么訓練出來的

項賢明：前一段我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上發言時重申，我們的教育把孩子變成了錄音機，這個發言在網絡引起很大反響。其實我并沒有批評誰，而是描述了一種現實狀況。

教育教學過程中很多錯誤觀念和錯誤做法，導致學生習得了一種錄音機式的學習方式。如此，12年基礎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子，不就是一臺臺不會獨立思考的“錄音機”么?在我們的學校里，從小學到大學，學生們幾乎都在辛辛苦苦做三件事：記—練—考。

所謂“記”，主要包括記筆記和記誦，我們的學生在課堂記筆記和課外記誦上表現出的勤奮常常令英美等國來訪的教師感動。在學習過程中，記憶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之一，問題在于記什么和如何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原本應當記住的是知識和原理，而我們的學生記在本上和暫時記在腦子里的，卻往往是考試時需要復述的字句，考試時能將其準確復述出來就是成功，至于那些字句背后的知識和原理反倒沒有字句本身重要。

所謂“練”，就是練習，其原意是要讓學生在練習中鞏固和深化對知識和原理的理解，而我們的學生通過練習掌握的其實是一堆審題和解題的技巧。在訓練應試技巧方面，我們的教育幾乎達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極的境界，以至于有時甚至能讓學生在聽不懂題目的情況下，只要掌握了某些技巧，就仍然能在英語聽力考試中獲得高分。

所謂“考”，當然就是幾乎被我們看成檢驗教育成敗唯一標準的生死攸關的考試。實際上，教育的成敗最終要看它是否為社會培養出了各類優秀人才，特別要看它是否培養出了能在社會生產、文藝創作、科學探索和技術進步過程中表現出創新能力的杰出人才。然而，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悠久考試歷史的社會里，崇拜考試的文化幾乎已經積淀成為集體無意識，因而考試本身也被人們當成了檢驗教育成敗的試金石，學校、學生、家長、用人單位……莫不以分數為準繩。教師和學生都迷戀考試中需復述的那些字句和技巧也就很自然了。

記—練—考，把這幾項完美結合在一起的教育，除了培養出一流的“錄音機”，還能指望什么?從上小學開始，“認真聽講”就被當作一種道德規訓而應用于對學生的教導和評價中。哪怕你在課堂上根本聽不懂，只要“表現”得“認真聽講”，就能給老師留下好的道德印象。經此長期教導，我們的學生直到大學甚至研究生階段也恪守“認真聽講”的規訓，上課拼命記筆記。我曾和學生開玩笑說：“如果大學都這么上(記筆記——背筆記——考筆記)，那又何必上四年呢?一年就夠了。每門課上一個星期，周一劃重點，周五考試，保證你們大多數人都能過關。可見，你們這樣上大學，四年至少有三年是浪費了。”我們大家似乎都堅信：課堂講授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知識來源。

再看一些發達國家的學校，它們從小學起就開設圖書館課和參觀博物館課，課堂一開始就只是一個探討知識的場所。除了教導學生“認真聽講”外，我們還常常教導學生“積極發言”。表面看來，在課堂上積極發言，參與課堂討論，當然是有利于理解和掌握知識并形成創造力的。然而，問題在于這“積極發言”是“發”的什么“言”，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還是只說老師喜歡聽的或老師認為正確的話?很不幸，大多是后一種情形。于是，我們看到的往往不是孩子自己真實的看法，不是對知識的熱烈討論，而是鸚鵡學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經過多年辛勤的教導，我們的孩子終于被塑造成一個個優質的錄音機。這時我們又期望他們展現出非凡的創造力，希望這些錄音機播放的聲音要比他們錄下的更加美妙，這豈非強人所難?

家長們為什么崇拜“高考工廠”

凌絕嶺：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高校擴招，在培養了很多大學生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對此，兩位老師怎么看?今天回過頭來，應該怎樣反思這一教育改革?

項賢明：不管怎么說，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本身是一個進步，這是一次文化權利的下移，正如當初孔子打破“學在官府”的壟斷，首開私人辦學先河，都是順應了歷史進步的潮流。具體到我國的高校擴招，我認為最大的失誤是未能事先做好規劃，未能明確哪些高校應當擴招，哪些可以不擴招甚至縮小規模，擴招擴多少，縮小的縮到什么程度。正是因為這些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擴招也就成了無的放矢的盲目擴大。最后的結局，各位都已見到，那就是國家給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經費，國家建設急需的人才，高校卻沒有培養出來或培養不足，國家建設不那么緊缺甚至過剩的人才卻培養了很多。結果是國家花了一大筆錢，卻給自己買來了招工難、就業難等大問題。

這樣的改革經驗教訓，必須認真加以總結，以防再犯同樣的錯誤。當然，即便面對這樣的情況，仍然不能因此就否定高等教育大眾化這一歷史進程，因為，一個清潔工擁有大學文學學位，能夠閱讀莎士比亞原著，能夠寫詩，這絕不能說是一種教育過剩。況且，我國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尚且任重道遠，高等教育還要從大眾化走向普及。唯有整體國民素質得到極大提高，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才真正取得了進步，中華民族才能贏得世界尊重。

鄧曉芒：要反思的不是一項什么政策，而是整個執政心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大學可以由政府下令擴招就擴招的，這就像沒有哪個國家的大學可以由某個領袖下令一夜之間全部停辦的一樣。不管是58年的大躍進，文革的大學停辦，還是90年代的大學招生的大躍進，甚至歷次政治運動按指標或者超指標整人的大躍進，都是一個性質，就是把整個國家當成某個人自己的任意支配的玩物，而底下則不允許有任何人唱反調，反而有無數的投機者推波助瀾，想趁此機會往上爬。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官僚永遠不可能懂現代教育，所以每當長官意志要在教育領域做點什么事情的時候，就是教育的災難。

▲高考后撕書

凌絕嶺：一直以來，各界對應試教育的批評都很多，政府也強調要搞好素質教育，但實際情況卻是像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這樣的高考工廠模式備受學生家長的青睞。兩位老師認為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困境?

項賢明：應試教育的確是我國教育改革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關鍵：一是大學招生制度的改革。我們一直集中進行高考制度改革，實際上，大學招生制度不改，高考改革的實效一定會大打折扣。唯有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小學教學才會因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家長們也自然不會再崇拜“高考工廠”。二是中小學教學理念、教學過程的改革。應試教育的問題出在具體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僅靠改革高考和大學招生制度，肯定不能直指病灶。所以，要對基礎教育管理工作者和教師的培養、培訓等環節進行改革，把錯誤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糾正過來，讓教育活動回歸其本來目的。

鄧曉芒：現行政治體制不改，目前這種高考模式不可能改。這種模式就是中國幾千的科舉制度的模式，而且更加現代化和劣質化了，你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古代科舉教育就是“素質教育”，書法啊，文筆啊，歷史知識和文學素養啊，都是少不了的，但最終是為了做官。現在也是，雖然多了一些科技知識的教育，但政治教育是第一的，將來成名成家、當了工程師科學家以后，還是要委任一個人大代表甚至某級干部的官的，還是讀書做官。這個已經成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所習慣了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個教育領域的問題。所以我對短期內改變這種狀況不抱希望，可能還要一、兩百年。

大學畢業生為什么眼高手低

凌絕嶺：我們的職業教育問題也不少。雖然中國有藍翔技校這樣知名度頗高的職業學校，但職業教育的發展卻不樂觀，而當下中國很多領域缺少的正是這種技藝型人才，兩位老師對發展職業教育有沒有什么建議?

項賢明：制約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社會分層，通俗地講，就是進入職業教育軌道的青年人后來都進入了社會底層。這個問題不解決，國家再加大投入，包括搞什么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立交橋，設立職業教育研究生學位等，除了給進入職業教育學校的青年人多一兩次逃離職業教育的機會外，都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我們通過立法，調整社會階層利益，讓職業教育學校畢業的學生在社會上能夠獲得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地位，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那么，根本問題就得到了解決，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也就有了希望。

鄧曉芒：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好的建議。一百年前皇帝倒臺以后，似乎任何一個人都有了當皇帝的機會，這樣，隨著貴族精神的消失，平民精神也式微了，人人都想凌駕于別人之上，而不甘于做人下人。于是，大學擴招給每個年輕人展示了一個誘人的前景，是他們在這個社會中上升的唯一通道。以前平民百姓還相信“行行出狀元”，“一招鮮，吃遍天”，現在靠一門技術立身幾乎沒有翻身的余地。其實，中國真正的職業學校不是藍翔之類的技校，而是工科院校，甚至綜合性大學也成了職業技術學校，不同的是它們教的不是具體操作，而是實驗室的技術以及寫“論文”的技術，另外它們還可以發標志身份的文憑，今后進國營企業、事業單位或者直接進入仕途，都有了起碼的臺階。

凌絕嶺：與此同時，很多用人單位覺得，各大高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多少有些眼高手低，這是不是說明現在的人才培養模式出現了問題?

鄧曉芒：眼高手低是高校政治掛帥的結果，因為中國政治歷來就是眼高手低，一個是搶占道德至高點，一個是大而化之，蔑視技術工作，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以前明朝政府治不了倭寇，清政府敗于庚子、甲午，都是重政治(道德)而輕技術的先例。用這套模式教育大學生，不但在實際生產中導致不堪任用，而且一旦國家有事，這些人也很可能因囿于“政治正確”而空談誤國。即使滿腔報國熱情，也只有“閑來無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項賢明：這個問題恐怕還沒那么簡單。我認為，其中既有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也有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因素，包括有些用人單位的觀念需要更新。實際上，大學本身不應當把就業當作其教育目的，而是要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探索和創新的勇氣、通過創新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等。過于功利化的大學教育，不可能培養出適應社會需要的人才。道理很簡單，社會變化日新月異，大學一年級學的知識或技能，可能還沒等畢業就過時了。綜合素養提高了，學習能力增強了，眼高手也高的人才也就培養出來了。

教育不平等，背后是人的不平等

凌絕嶺：眼高手低，我想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剛才鄧老師提到過：我們的大學特別是一些文科專業，有“混文憑”的傳統。很多大學生進了高校似乎就高枕無憂了，不用說學術和研究，很多人甚至連最起碼的學業任務都沒法完成，兩位老師能否結合自身的教學經驗談談感想?

鄧曉芒：文科現在是二等專業，從高中分文理科就定下來了，大學里面只有理科和工科有一級教授、院士，文科沒有。文科大都是一些學習成績上不去的孩子，在中學就自覺低人一等。到了報考大學，最熱門的是法商、管理、新聞，其次是中文、歷史，最不濟的就是哲學了，多年來很少有第一志愿報考的，通常一個班有一、兩個，近年來多了點，也就四、五個了不起了。沒有興趣，當然就只好混文憑了。所以我在大學里面多年教學，感覺自己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勾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其他的都還談不上。一般要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博士后，才能和他們中的少數人進行真正的學術交流。中國的文科到目前這個地步，可以說是尸居余氣，只等埋葬了。

項賢明：總的來說，這同大學的學生評價標準過低、方法過死不無關系。造成這種局面，高度行政化對教學和評價過程無孔不入、無微不至的管控也難辭其咎。相比之下，我國的高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閱讀量比西方大學的學生要少很多，有些學生甚至除了考試所依據的教材外，幾乎不讀什么書。我們把已經成人的大學生當作未成年人管理，不給他們應有的獨立性，同時也就剝奪了他們對自己負責的機會。一旦學習上出了問題，最后還是把責任推到學校身上。這種現狀，的確不利于高校人才培養。所以，寬進嚴出，恐怕是我國大學評價改革遲早要走的路。

凌絕嶺：當下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教育平等，這里面既有城鄉的不平等，又有地域的不平等，而在現實中爭議頗大的異地高考問題，似乎未見有解決的可能。對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鄧老師有哪些建議?

鄧曉芒：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些表面的問題，就事論事地來解決是根本不可能的。真正深層次的問題不是教育的不平等，而是人的不平等。由于人分三六九等，所以地域也分三六九等，城市和鄉村，首都和地方，都是不單純的地區等級，而是政治等級。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都往城里跑?因為那里是政治權力中心，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權力就喪失了一切。權力資源帶來了其他一切資源，包括教育資源。你向有權力的人提建議，請他們把自己掌握的資源放棄掉，你有提這種建議的權力嗎?如果有，你還會提這種建議嗎?

凌絕嶺：教育的不平等還體現在單個家庭的收入上，今天，一方面有錢人可以讓自己的孩子從小讀最好的學校，長大后接受國外教育，而另一方面，窮人甚至給自己的孩子找一個能讀書的地方都困難(比如打工子弟學校的問題)。不知道有沒有相應的經驗來縮小這種由家庭收入帶來的不平等?

鄧曉芒：國外的經驗沒有參考價值。本來窮人就應該免費受教育，中國也規定了所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其實是名不副實的。至于有錢人可以出國受教育，這個倒是無可指責的，而且是在這個封閉的教育王國中透進來的一絲陽光。現在人們可以“用腳投票”了，國人由此知道國外的教育比我們現行的教育好，更能培養人才。你想想，就算我們真正做到了教育平等，窮人的孩子也能上學了，如果所教的都是一些垃圾知識，培養出來一些批量化的產品，又能好到哪里去?

凌絕嶺：應該講，這些年不管是各種文件還是在媒體上，教育體制改革的宣示一直不絕于耳，但遺憾的是現實中的改革不僅進展緩慢，甚至在某些領域有了退步，兩位老師認為造成這種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項賢明：關于教育改革的成敗，是十分復雜的問題。放眼世界，你會發現很少有某個國家的某次教育改革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當然，每個國家教育改革失敗的原因因其國情而各不相同。就我國的教育改革而言，應當承認在不少問題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進步，有些甚至可以說是長足的進步，譬如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一改革目標的初步實現。至于改革中遭遇的阻力、改革的遲滯乃至退步，其原因需要針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鄧曉芒：老百姓甚至大學教師覺得教育有退步，這只是底下的感覺，政府也許并不這么認為，反而會覺得大有成效。所以，上面和下面對于大學改革的評價或者評價標準可能是不一樣的，甚至相反。大家都在喊同一個口號，但意思卻不同，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本文選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3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鄧曉芒等 2015-05-16 15: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