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蔣介石
在蘇期間，蔣介石有較多空閑。除了學俄語，讀《西游記》，學習拉手風琴等之外，不少時間都用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上,而且讀得很認真，一遍、兩遍、三遍地讀，有時還讀得很有興趣，樂不釋手。其間，曾有人動員蔣介石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答以“須請命孫先生”。
1923年，蔣介石受孫中山委派，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對其思想的發展、變化有重要意義。本文據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及中俄兩國檔案寫成，記述蔣訪蘇的緣起、經歷、觀感，對蘇聯從希望到失望以至不滿、反對的經過。
早蓄游俄愿
俄國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強的恐慌與敵視。美、英、法、日等國首先選定在俄國遠東、西伯利亞等地區發動進攻。4月5日，日軍在海參崴登陸。繼之，謝苗諾夫、鄧尼金等紛紛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蔣介石很早就關心俄國革命。1918年7月24日，蔣介石日記云：
西比利亞霍爾瓦斯政府與海參崴政府兩相分離，皆為日本所利用，而置國家于不問，其不步中國之后塵者幾稀矣！
從上引日記可以看出，蔣介石指斥那些投靠日本的白衛軍頭目，認為他們將走上與中國軍閥同樣的賣國道路。1919年11月，蔣介石在游歷日本期間，得悉反蘇維埃力量所組織的“西伯利亞政府”被迫遷離鄂木斯克，攻擊彼得格勒的白衛軍也已被擊退。他高興地在日記中記下這一消息，并且寫了一句：“利寧（列寧）政府之地位，為此更加鞏固矣！”隨后他寫了一篇題為《列國政府對付俄國勞農政府的手段如何》的稿子，投寄上海出版的《星期評論》周刊。這份雜志由蔣的親密摯友戴季陶和沈定一主編，是五四運動后出現的宣揚社會主義和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不過，蔣的這一嘗試并不成功，文章未被刊出。11月15日，他從神戶乘輪回國，在船上閱讀《俄國革命記》，在日記中寫下“想望靡已”四字。
蔣介石原來羨慕歐美，這一年夏天，還曾有過“籌措費用，游歷歐美三年”以及“先赴法國，游歷世界”的想法，不過，很快他就決定游歷俄國，為此下工夫學習俄文。11月27日，蔣介石日記中開始出現“究俄文”三字。次日，出現“上午，往讀俄文；下午，習俄文”的記載。當時，孫中山也已在觀察和研究俄國的革命道路，決定派人赴俄留學，特別請了一位俄國教師在廖仲愷家里為革命黨人上俄語課。蔣介石“往讀”的地方應該就是廖宅。蔣介石學俄文堅持了好幾年，一直到1923年底，他的日記不斷有類似記載出現。其間，朱執信還為蔣介石講過一次俄語。
1919年12月3日，蔣介石日記云：“復滄白信，研究俄國事情。”滄白，指楊庶堪，四川巴縣人，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重慶起義的領導人，1918年被孫中山任命為四川省省長。蔣介石在與楊庶堪通信，“研究俄國事情”之后，1920年1月9日日記又云：“下午往□□生處議事，命我以代表名義赴□。”很可能這是孫中山派遣蔣介石訪問俄國的最早記載，可惜由于日記字跡漫漶，不能確定。1920年3月14日，蔣介石萌生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日記云：“革命當不分國界，世界各國如有一國革命能真正成功，則其余當可迎刃而解。故中國人不必要在中國革命，亦不必望中國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則必有成功之一日，當先助其革命成功能最速之國而先革之也。”4天以后，戴季陶到蔣介石處，商議赴俄。蔣介石思考之后，覺得廣東局面不佳，赴粵只能“為人作嫁”，“不如往俄，自練志識”。
幾天之后，這種想法更加熾烈，日記云：“近日看得國事皆非國內所可解決，極思離國他行。”5月26日晚，蔣介石邀約戴季陶、朱執信、廖仲愷到住處來一起商量，擬于1月內啟程，蔣介石和戴季陶各出三千元作為旅費。不過，蔣介石不久即遵孫中山之命，赴福建漳州指揮作戰。7月19日，蔣介石再生赴俄之想。同年9月，俄羅斯共產黨阿穆爾省中國支部書記劉謙到上海會見孫中山，建議聯合中俄革命力量，在新疆集中兵力，打倒中國北方的反動政府。孫中山決定派大元帥府參軍李章達使俄，蔣介石同行。22日，孫中山打電話給蔣介石，以俄國、四川、廣東三地，讓蔣介石選擇。蔣覺得：去廣東，“則公益大而個人損失不小”；去俄國，“同行者非知交，暫不能行”。蔣選擇去四川，但最后聽廖仲愷的話，去了廣州。
1921年1月1日，蔣介石預定當年應做之事4項：其中第一項即是“學俄語，想到俄國去視察一回，實在做一些事業”。最后一項則是到北京去，“研究北京社會的內容，偵察北京附近的地形。還要借著議員的名義，結交幾個新朋友，或者就在北京組織一個新學社，團結很好同志，否則如有機會，即可以借議員的名義，到俄國去視察一回。”從上述日記可見，蔣介石夢繞魂牽的還是想去俄國考察。
1922年9月，蘇俄代表越飛的軍事隨員格克爾將軍到滬，與孫中山會談。孫中山于8月30日致函蔣介石，要他從溪口趕來上海，參加會談。9月10日，蔣介石到上海，但第二天就離滬還鄉。12日，孫中山再次致函蔣介石，要他到上海住十天，詳籌種種。9月21日蔣介石的日記中出現下列8個字：“往俄無害，往贛有利。”不過，一直到10月3日，蔣介石才帶著蔣緯國再次來滬，直奔孫府，“談時局”。他是否與格克爾見過面，日記中沒有留下任何訊息。
機會終于來了，出任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
1923年，機會終于來了。
孫中山一直在努力和蘇俄聯系，爭取蘇俄支持。1922年11月21日，孫中山致函蔣介石，肯定他的訪蘇之愿。函稱：“兄前有志于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12月，孫中山寫信給列寧，告訴他，“我打算不久的將來派一個全權的代表赴莫斯科，與您和其他同志一道會議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動”。同月，孫中山寫信給蘇俄代表越飛，聲稱自己可以調動大約1萬人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進攻路線。他詢問越飛：“你們的政府能通過烏蘭巴托（庫倫）支援我嗎？”同年年底，俄羅斯與烏克蘭等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23年1月，孫中山和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孫中山要求蘇俄給予200萬金盧布的援助，同時表示愿意派遣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5月1日，越飛自日本東京轉給孫中山一封蘇聯政府的電報，同意提供200萬金盧布，并且宣稱，準備提供軍事物資，幫助孫中山在中國北部和西部建立作戰單位，開辦軍校。12日，孫中山復電越飛，感謝蘇俄的慷慨援助，表示將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5月10日晚，孫中山設宴招待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蔣介石應邀作陪，“研究一切”。12日，蔣介石日記有“商議赴歐事宜”一語，可見，在孫中山的“聯俄”計劃里，蔣介石占有愈來愈重要的位置。不過，孫中山當時想親自訪問莫斯科。6月17日，孫中山任命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但蔣介石因對許崇智及西南各軍不滿，覺得廣東事無可為，于7月12日，向孫中山辭職返滬。
7月13日，蔣介石在香港致函時任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的楊庶堪，自述性格特點，說明“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遠離中國社會，在軍事上獨當一方，便宜行事，而無人干預其間，則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函稱：“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
此后，蔣介石日記陸續出現下列記載：
7月23日：“接季新（汪精衛）轉來（廖）仲愷電。”
7月24日：“復季新函。”
7月26日：“上午，往訪季新、煥廷（林業明）兄，決定赴俄之議，于個人設想，則心甚安樂也。”
廖仲愷電今尚未見，顯然，其內容應為通知蔣介石使俄一事。至7月26日，蔣介石和汪精衛以及國民黨本部財務部長林業明商量之后，“赴俄之議”就定下來了。多年宿愿，即將實現，蔣介石非常高興。這以后，進入籌備階段。蔣介石忙著找人商量，物色成員，閱讀資料，其日記載：
7月27日：“往訪煥廷，致仲愷電。”
7月28日：“晚季新、溥泉（張繼）諸兄來，商赴歐事。”
7月30日：“下午，劍侯（沈定一）、季新、仲輝（邵力子）、煥廷諸同志來談，共宴于小有天。”
7月31日：“上午與玄廬（沈定一）談天，下午看《新疆游記》。”
8月5日：“晚，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俄事。”
馬林是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1921年初由共產國際派來中國，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促進國共合作。蔣介石在和馬林等商量之后，組織孫逸仙代表團一事最后定案。蔣介石任團長，成員為：
沈定一，浙江蕭山人。中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議會議長。1920年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早期黨員，但不久即脫黨。
張太雷，江蘇常州人。代表團中的唯一中共黨員。1921年在莫斯科担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時任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
邵元沖，浙江紹興人。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機要秘書。1919年留學美國，后受孫中山之命，考察國民黨海外組織。
王登云，陜西醴泉人。美國留學生，曾任舊金山華文報紙主筆，代表團的英文秘書。瞿秋白視之為“無賴”。中共方面曾企圖阻止王登云參加代表團，未能成功。
次日，蔣介石會見汪精衛。同日，瞿秋白、張太雷來訪，“詳談一切”。下午，蔣介石趕制軍服。三時后，乘船回鄉。到溪口后，整書檢衣，預備啟程。蔣介石自稱其心情悲喜參半。喜的是符合自己盡快脫離“中國污穢社會”，根本解決國事的心愿，“前程發軔有望”，悲的是“吾黨在國內缺少人才，苦我黨魁，且對兒女不免戀愛也。”
8月14日，蔣介石回到上海，會見林業明和王登云。其后，蔣介石忙著量衣、照相、看牙。15日一早，蔣介石寫信向廖仲愷報告，又給交易所同事周駿彥、夫人毛氏的二兄毛懋卿等人寫信，拜托各事。其后，又訪問張太雷和瞿秋白。當晚，汪精衛設宴餞行。午夜，沈定一從紹興匆匆趕來。
快要遠行了，蔣介石面對經國、緯國兩個兒子，自感時有依戀不舍之心，有時甚至背著人流淚，仿佛十二三歲時離開母親出外讀書時一樣。蔣介石對自己的這種心情也有點奇怪。
起行赴俄，心系緯國
8月16日是預定出發的日子，蔣介石6時起床，首先給許崇智、楊庶堪、胡漢民、廖仲愷及姚冶誠等人寫信，然后外出拜會汪精衛、張靜江、邵力子諸人。回時已是正午，經國、緯國及陳果夫、陳潔如都到蔣介石的住處大東旅社送行。1時15分，蔣介石、沈定一、張太雷、王登云一行四人登上日輪木神丸。邵元沖當時在歐洲，準備從那里直接赴俄。2時正，輪船啟碇。緯國雖不是蔣介石親生，但最受寵愛。蔣介石在船上聽到小兒的聲音，就以為緯國在喊父親，夢中都會驚醒。18日，船抵青島。入口時，雨霧連連，山色不青，但見港灣污穢，秩序紊亂，除少數苦力外，并不見有一警察及港吏，像似無人管理的自由港。1922年，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涉，收回青島，出任青島商埠督辦，被北京政府視為外交重大勝利。如今蔣介石看到其成績不過如斯，徒負虛名，担心將來收回其他租界時發生困難，深覺可嘆。
在船上，蔣介石除寫信，想念緯國外，大部分時間用于閱讀、抄錄《蒙古地志》，為赴蘇后的談判作準備。19日，船抵大連。上岸后，發覺街道頗似日本的橫濱。華人在大連約7萬人，一切訴訟均聽命日人，連會審公堂都沒有。整個“關東州”，不能設立一座中國學校，不能派一中國官吏，連租界都比不上。蔣介石覺得“言之可嘆，思之傷心，莫甚于此”。當日10時，換乘火車。20日到長春。一路7百里，所見所聞，皆是日本勢力，好像進入日本國境一樣。21日到哈爾濱。24日，由哈爾濱搭車赴莫斯科。25日，到達中俄交界地滿洲里。當地居民約有千家，華俄雜處，市況蕭條。蔣介石等一行由俄方代表迎接，換乘汽車過境。所謂國界，不過是一條延長的土塍而已，雙方皆無人監視，可以自由進出。45分鐘后，到達孟邱夫斯克，重上火車。
8月26日，車抵赤塔。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濃郁，蔣介石想不到西伯利亞居然有此佳景。27日，車抵上烏金斯克。蔣介石眺望風景，觀察形勢，覺得地形類似中國南方的山河。他南望蒙古，覺得從此離國日遠，頗有“不勝依依”之感。27日，車過貝加爾湖，一望無際，風濤如海，被蔣介石視為“佳景”。29日之后，道路住宅，漸漸整齊，有點歐洲景色了。
曾經和孫中山共同發表宣言的蘇俄代表越飛也在這列車上，由于病重，蔣介石等未能與之相敘。
初至莫斯科，適逢盛大游行
9月2日下午1時，蔣介石等一行經過長途旅行之后，抵達莫斯科車站，隨即乘汽車前往招待所。當日，正值莫斯科召開群眾大會，22萬游行群眾高舉紅旗前往會場，街道上到處擠滿了人群。蔣介石從未見過如此盛大而沸騰的場面，心情也跟著高昂起來，視為生平一大快事。第二天，蔣介石等拜會外交人民委員部東方部部長，會談一小時，商量會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日期。蔣介石對會談和受到的接待很滿意，日記云：“相見時頗誠懇，皆以同志資格談話，尚未有失言過語之辭，私心亦安。”9月5日下午2時30分，蔣介石等會見契切林，談話一小時半，由沈定一担任記錄。蔣介石覺得契切林“語頗誠摯”，自己的談話也很“適中”，“無失當之處”，彼此都覺得“甚為投機”。當天蔣介石就致電汪精衛和林業明，向孫中山報告。
會見俄共（布）中央書記魯祖塔克，稱蘇聯共產黨是“姐妹黨”
9月7日，蔣介石等會見俄共（布）中央書記魯祖塔克。
“我們是被派到莫斯科來的國民黨代表，來這里的目的主要是要了解以其中央委員會為代表的俄國共產黨，聽取對我們在中國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議，并互相通報情況。”蔣稱。
“我受俄共中央委托，歡迎代表團來訪。國民黨按其精神與俄共（布）非常接近。此外，還有另一些重要情況使中國的勞動群眾同蘇聯接近。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兩國人民都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蘇聯的領土有幾千俄里與中國的邊界毗連，因此蘇聯人民同中國勞動人民發生聯系是很自然的。遺憾的是，中蘇兩國勞動人民之間沒有任何接觸，這有礙于加強這種自然的聯系。代表團的到來是向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魯祖塔克回答。
魯祖塔克的話使蔣介石聽來倍感舒服，他以更為熱情的話語回報魯祖塔克：
“國民黨一向認為，蘇聯共產黨是自己的姐妹黨。今天，代表團希望聽到對俄國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階段、對革命時期所犯的錯誤以及對共產黨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和意義的簡單介紹，因為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可能對國民黨在中國的工作很有教益。”
魯祖塔克樂于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他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談到了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發展工業和組建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蔣介石很重視，當日日記稱：“其革命成功之點：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農人要求共產；三、準俄國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聯邦制。其革命缺點：一、工廠充公后無人管理；二、集中主義過甚，小工廠不應同樣歸國有；三、分配困難。”對魯祖塔克所談到的俄國當時建設情形，蔣介石記錄稱：一、兒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軍隊教育；三、小工廠租給私人。除了在日記中記下的魯祖塔克的言論大綱外，蔣介石還表示：“詳言另錄”，可見他對此次談話的重視。
魯祖塔克向蔣介石等介紹了俄國革命的成功之點與缺點外，提議國民黨代表團和共產國際代表組成專門委員會，討論一些細節問題，并且協調國民黨同俄共中央的行動。魯祖塔克提議，為了雙方的利益，最好有一名國民黨代表常駐莫斯科。蔣介石對魯祖塔克的“盛情的同志式接待”和介紹俄國情況表示感謝，聲稱不反對成立委員會和國民黨代表常駐莫斯科。談話至此結束。當天下午，蔣介石等拜會共產國際東方局局長吳廷康（維經斯基）。這是位“中國通”，憊舶年被派到中國，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與李大釗、孫中山都有交往。
會見紅軍高級領導人，暢談進軍北京計劃
9月9日，蔣介石等再次訪問吳廷康。下午3時，訪問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等。此前，孫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譚延闿一度占領湖南省會長沙，因此，斯克良斯基首先向代表團祝賀，說：“為國民黨而高興，因為我們將國民黨視為戰友。”在互相問候之后，蔣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幾項要求：
1、俄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盡量向中國南方多派人，去按紅軍的模式訓練中國軍隊。
2、向孫逸仙代表團提供了解紅軍的機會。
3、共同討論中國的軍事作戰計劃。
斯克良斯基答復說：已經向中國南方派去了一些人，需要等一等，看南方軍隊怎樣使用已經抵達的同志。俄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并沒有多少了解中國并且懂得漢語的干部，不可能向中國南方派出大量軍事指揮員。他表示，因為有大約30名中國人在俄國東方民族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在俄國為中國人成立專門的軍事學校。經過交換意見，雙方迅速達成協議：在俄國境內為中國人建立兩所軍事學校：一所高級學校，培養懂俄語的指揮員（不低于營級）30人，校址設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一所是中級軍校，建在靠近中國的地方，海參崴，或伊爾庫茨克，500人。關于代表團了解紅軍問題，斯克良斯基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談到軍事作戰計劃，蔣介石聲稱：代表團擁有孫逸仙授予的全權。他介紹說：孫逸仙幾乎沒有任何軍事工業，香港距離廣州只有40里，英國人阻止向廣州運輸軍事物資，因此，南方軍隊長期裝備不足。而且，香港對孫逸仙軍隊的后方構成嚴重威脅，一旦南方軍隊向北挺進，英國人就會收買附近幾個省的軍隊在后方暴動。此外，外國人在長江流域擁有大型內河艦隊，南方軍隊一接近這個地區，英國和美國的炮艦就會立刻阻止。外國人絕對不會允許南方軍隊打敗吳佩孚。因此，南方軍隊的總參謀部和國民黨的代表團在動身來莫斯科前夕決定，將戰場轉移到中國的西北地區。這是孫中山派出代表團的目的。
蔣介石接著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介紹中國的軍事形勢以及孫中山和吳佩孚的力量對比。他建議：“在庫倫以南鄰近蒙中邊境地區建立一支孫逸仙的新軍。由招募來的居住在蒙古、滿洲和中國交界地區的中國人，以及由滿洲西部招募來的一部分中國人組成。在這里按照紅軍的模式組建軍隊。從這里，也就是從蒙古南部發起第二縱隊的進攻。”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聽完蔣介石的說明，建議蔣介石用書面形式闡明這項計劃。這次會談進行到當晚7時，持續三個多小時。蔣介石覺得斯克良斯基“和藹可親”，參謀長克姆熱夫也熱心幫助中國。他在日記中寫道：“俄國人民無論上下大小，比我國人民誠實懇切，令人欣慕，此點各國所不及也，其立國基礎亦本于此乎！”
從9月10日起，蔣介石開始在招待所起草“作戰計劃”。11日下午，蔣介石和蘇聯軍事學校管理總部主任彼得羅夫斯基敘談一小時。彼得羅夫斯基答應向代表團提供各種學校教材，同時向代表團詳細介紹俄國軍隊中政治委員制度和共產黨組織狀況：每個團部都由黨部派一政治委員常駐，參與團中主要任務；凡有命令，均須經其簽署才能有效；團里的共產黨員，不論士兵或將校，在團的活動中担當主干，凡有困難勤務，皆由其黨組織負責人担任。12日上午，蔣介石寫完“作戰計劃”，加進可能是由沈定一起草的“宣傳計劃”，總名為《中國革命的新前景》。13日，開始起草《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14日寫成。
《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與《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
《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與《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是蔣介石親自起草的兩份文件。
《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共18個部分。在《緒論》部分，蔣介石表示：“中國人民不但飽嘗中國國內軍閥暴政的痛苦，并且還備受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已經下決心要使中國完全徹底革命化，并且實行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1、各民族獨立自由；2、人民自由行使各項政治權利；3、大工業國有化。”接著，蔣介石開宗明義地提出：
從軍事觀點看，我們暫時還不能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范圍內，在中國東南地區奠定永久的基礎，所以，我們希望在靠近俄國友邦邊境的中國西北地區找一個適當地方，作為我們實行革命計劃，與中國軍閥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戰斗的軍事基地。
還在1921年1月，蔣介石就曾上書孫中山等人，建議“當以西北為第一根據地”。至《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蔣就作了更充分、明確的闡述。《緒論》以下為《中國目前形勢》、《敵人》、《軍事行動目標》等部分。蔣介石稱：“中國的軍閥和由他們組成的北平政府已經向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徹底投降。”“他們正在進行同國民黨截然相反的活動，因為后者不讓他們毀滅中國，正在全力以赴進行公開的秘密反對他們的斗爭。”“中國的內戰看起來是內部事務，實際上是國民黨和外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蔣介石接著說明國民黨和中國軍閥之間的實力對比，提出國民黨的敵人是直系軍閥，其主義是“做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赤裸裸的傀儡”，其領袖是曹錕和吳佩孚。蔣稱：當時有包括奉系和“安福系”在內的十多省正在計劃反對曹、吳，學生和工人的運動，平漢鐵路工人的罷工，已經戳穿吳佩孚的愛國主義口號，中國人民都非常支持孫博士關于成立“工人隊”的意見。國民黨的最后目標是北平。
第五部分為《兩個擬議中的軍事基地》。第一個在蒙古庫倫，第二個在新疆的烏魯木齊。蔣介石從軍事根據地和軍事目標之間的距離、地理位置、行軍時間、國際關系、戰略等方面將兩者作了詳細比較，認為庫倫比烏魯木齊具有“更多的優越性”。蔣介石建議，在庫倫，從平漢鐵路招募工人和從災區招募農民，以年輕、有覺悟的中國人做軍官，用紅軍的名義進行訓練，兩年以后開始進攻。但是，蔣介石又建議，用烏魯木齊作永久根據地，同俄國合作，幫助東方其他被壓迫民族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他說：“我主張在這兩個地區同時建立軍隊，在庫倫建立主力部隊，在烏魯木齊建立增援團隊。”
第六部分為《中國的自然特點和它的交通情況》。以下依次為《敵人的兵力》、《敵人如何部署部隊》、《敵人內部情況》、《國民黨的兵力》、《國民黨軍隊情況》、《國民黨和它的敵人的軍事供應及其財政狀況》、《用庫倫做根據地和以北平為目標的軍事準備時間》、《進軍的西翼》、《軍事行動階段》、《擬議中的軍事編制和兵力》、《軍事預算》、《各種籌備組織工作》。
軍事計劃之外，可能由沈定一起草的“宣傳計劃”全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方案》，共10條。提出建立上海大學，在上海建立大型出版社、更多的通訊社，擴大上海《民國日報》，在廣州和北平創辦兩種大型報紙，出版一種月刊和一種周刊，成立一個委員會，出版各種不定期的小冊子等。最后提出，《方案》將在聯席會議上討論。
在《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中，蔣介石對比中俄兩國革命，一個“將陷于絕境”，一個“收效之速，一日千里”，自感有愧于心。《意見書》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其原因在于黨魁“注全力于外交與政黨”，未能直接掌握軍事。蔣稱：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革命軍占領彼得格勒這一政治中心，并且固守不失。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在于未能“直搗北京”，反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袖手讓與袁世凱，以致中外結合，使北京成為惡勢力中心，根深蒂固。蔣表示：“為今之計，中國革命之法，唯有軍事與宣傳雙方工作，同時并進。以實力為鏟除現在惡勢力之張本，而以宣傳事業作主義上之根本培養。”蔣介石批評南方的“革命軍隊”已經沒有革命精神，只在“借革命名義以謀其私人之權利”。他提出：“中國惡勢力之根據地，反革命派之大本營以及其一切內亂與外侮之策源地，皆在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國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萬惡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則革命絕無成功之望。”蔣介石并且認為，要“對列強作戰，打破其在中國的勢力范圍，亦非打破北京不為功”。
《意見書》中，蔣介石還聲稱，無論內亂與外侮之壓力如何強暴，中國革命黨決不當調和派，也決不代表資本階級，革命精神始終如一，只要變更方法，改善環境，三年之內，必有成效可睹。
蔣介石將這兩份文件起草完成后，略感輕松。不過，他沒有就此定稿，一直在修改中。
根據魯祖塔克的建議，沈定一于9月15日起草“兩黨聯結文稿”，并且擬于下星期二成立有國民黨代表團和共產國際代表組成的專門委員會。16日，沈定一完成“草約”，蔣介石又忙著和沈一起研究“條文”。
參觀紅軍第144團，被熱情的士兵抬了起來
9月16日，俄國陸軍學校學生舉行畢業典禮，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加里寧及紅軍各領導人都出席并發表演說。下午，蔣介石等應邀參加，受到與其他各國出席人員不同的特別招待，使蔣介石等頗感自豪。17日，參觀步兵第144團。事先，軍事院校管理總局秘書盧果夫斯基向莫斯科軍區司令穆拉托夫等人打好招呼，指示說：有中國共青團團員來訪，舉行歡迎儀式，訪問盡量秘密進行。蔣介石本來是準備穿上全套軍服的，結果，接受俄國人建議，改穿便服。當時，這個團剛剛演習歸來，營房還在修繕，生活尚未進入正軌。蔣介石等參觀了連隊、營房、紅角、號令、修理部、醫務室、俱樂部、圖書室、機槍小隊、廚房、面包房、俄共支部，而且品嘗了紅軍戰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譜。不過俄國人對蔣介石等還是有點警惕，沒有讓他們參觀武器庫。盧果夫斯基在向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書面匯報時，特別聲明：“我也沒有介紹特別秘密的資料。”
在有400名紅軍士兵出席的大會上，蔣介石發表演說，首先稱贊“紅軍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強大的軍隊”，他接著說：
紅軍戰士和指揮員們！你們戰勝了你們國內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但你們還沒有消滅世界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你們要準備同他們決戰，因為你們要在其他民族的幫助下完成這一事業。請記住，每一個戰士的義務就是犧牲。要時刻準備為你們的事業去犧牲，這就是勝利的保證。
我們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國民黨黨員，我們是軍人，我們是戰士，我們也準備在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中犧牲。
蔣介石表示：“我們來這里學習并與你們聯合起來。當我們回到中國人民那里時，要激發他們的戰斗力，戰勝中國北方的軍事勢力。”
蔣介石的講話不時被經久不息的掌聲和高昂的《國際歌》樂聲打斷。講話結束時，與會者高喊“烏拉”。蔣介石情緒激動。據俄國人記述：“看來，他講話時充滿著強烈而誠摯的感情。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他的雙手在顫抖。”離開軍營時，蔣介石等被紅軍戰士抬起來，輕輕搖擺，一直抬到汽車前。上車后，蔣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動，不斷贊美紅軍戰士的“精神”和“熱情”，認為這是他們在其他任何一支軍隊中都沒有見過的。蔣告訴全程陪同的盧果夫斯基說：印象非常好。“他們所有人——指揮員和戰士——并不是首長與部下，而像是農民兄弟。”
蔣介石在參觀紅軍第144團的表現并不是故意造作。當日，他在日記中有同樣的記載：“其軍紀及整理雖不及日本昔日軍隊，然其上下親愛，出于自然，毫無專制氣象。”對于紅軍中的“雙首長制”，即司令員之外，還有一位黨代表，蔣介石也感覺不錯，認為兩者之間分工恰當，“亦無權限之見”。“大約軍事指揮上事務皆歸團長，而政治及智識上事皆歸政黨代表，尤其是精神講話及平時除軍事外之事務，皆歸代表也。”
9月19日，蔣介石等參觀步兵第二學校。20日，參觀研究毒氣的軍用化學學校。22日，參觀高級射擊學校，看到了十五世紀以來的各種槍支，共約數百種，其中俄造騎兵用機關手槍，可連發三十五響，輕便非常，給了蔣介石很深印象。他在日記中慨嘆道：“俄國武器之研究及進步可與歐美各國相等，不比我國之腐敗也。”
第一個壞印象：外交人員“下流無賴”
初到莫斯科，受到熱情接待，蔣介石的印象是好的，只是覺得物價高。9月8日晚，蔣介石等往前皇家劇院觀劇，聽說正廳票價每人約需五金盧布，感到莫斯科生活程度不低！14日，蔣介石外出買鞋，定價九十金盧布，蔣介石驚詫地叫起來：“太貴了！”不過，蔣介石對這些均覺得無所謂，并不十分在意。使他在意的是蘇聯政府工作人員的態度。
9月23日，代表團中唯一的共產黨員張太雷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發生爭論，蔣介石為張太雷說話，事后悶悶不樂，認為“其部員之下流無賴，實使人討嫌”。24日，蔣介石仍不能釋懷，日記云：“為外交部員無禮怠慢，使人嫌惡，幾欲回國。余之性質，實太狹褊，不能放寬，奈何！”蔣介石早年性格的特點是任性。前些年在孫中山、陳炯明手下工作的時候，常常因與人不合，立刻甩手走人，辭職不干。這次雖因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不敬，萌生回國念頭，但是，這畢竟是在外交場合，他還是忍住了。
參觀彼得格勒等地，為市況蕭條及海軍士氣担憂
9月25日晚9時，蔣介石等一行乘火車前往彼得格勒等地參觀。
9月26日下午，參觀冬宮。先參觀博物館，收藏以瓷器、圖畫為多，宮殿的墻壁、柱子，均用紅、白、綠三種大理石為原料。其后參觀冬宮的覲見廳、寢室、書房、餐廳、浴室、會議廳、禮堂等處，或稱為金間，或稱為銀間，或稱為翡翠間，給蔣介石的印象是“鋪陳華麗”。不過，其中最吸引蔣介石的是展出的俄國革命黨歷史，特別是革命前的艱苦斗爭與巨大犧牲。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惟其中新設一層，皆述革命黨經過歷史之慘狀，殊令人興感也。”
9月27日，參觀海軍大學及海軍學校。
9月28日參觀海軍博物館。該館陳列彼得大帝以來俄國海軍的發展史，包括人員及艦船模型等。俄國海軍的發展迅速，使蔣介石頗感“驚駭”。同日，乘船游覽涅瓦河，一直到海口為止，使蔣介石等充分領略了彼得格勒形勢的宏壯。3時后參觀制造潛艇的工廠。第二天，再由彼得格勒乘船，參觀喀瑯施塔得軍港，登上“摩拉塔”戰艦及第二號潛水艇。9月30日，參觀大劇院和“伊曬克”教堂。蔣介石一直登上教堂的最上一層，彼得格勒四郊百余里之內的風景，一一收入眼底。對這一教堂建筑的宏大壯麗，蔣介石嘆為“實所罕睹”。
10月1日，參觀前皇村，這是歷代沙皇居住的宮殿，蔣介石日記稱：“其建筑之宏大，裝飾之華麗，誠所謂窮奢極欲。大理石與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對沙皇尼古拉的宮殿，則認為遠遠超過法國的凡爾賽宮，“世無其比”。歸途中順道訪問一戶人家，受到親切接待。一位既漂亮又熱情的俄羅斯女郎一會兒翩翩起舞，一會兒揮指彈琴，使得一向貪戀女色的蔣介石嘆為“誠尤物也”。
從9月26日到10月1日，蔣介石等在彼得格勒參觀、訪問共6天。當時，俄國經濟還處于困難時期，喀瑯施塔得軍港兩年前還發生過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暴動。蔣介石的總印象是：“市況凋零，民氣垂喪，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軍人員之氣象，更不良佳，殊堪為蘇俄憂也。”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遞《備忘錄》
10月2日上午11時，蔣介石等回到莫斯科，又因為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弄鬼”生氣，蔣介石覺得自己意志不堅。日記云：“寬容大度，包羅萬象，方能成偉大事業。器小如此，奈何！”
還在彼得格勒訪問期間，蔣介石就在起草一份信稿。9月27日日記云：“早起，致函稿成。”28日日記云：“早起修正函稿。”30日日記云：“上午，繕正函稿。”回到莫斯科的當晚，蔣介石將函稿謄錄一遍，大功告成。10月3日，代表團內部為函稿及《中國革命的新前景》發生爭論，只是“稍有齟齬”，情況并不嚴重，但蔣介石卻很不高興，日記云：“交友實難，吾自不慎，有何言也。”10月5日，蔣介石修改《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定名為《孫逸仙代表團關于越飛5月1日東京電中所提建議之備忘錄》。一直到晚上10點才睡。日記云：“同伴參差，蕭然寡欣。交友之難，可嘆！”10月6日，蔣介石檢點《函稿》及《備忘錄》，一份送交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一份送交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函稿》目前只有英文打字稿留存下來，現翻譯如下：
親愛的同志：
我們受孫逸仙博士委派，為建立中國國民革命的主要軍事力量，前來討論在中國的西北邊境建立革命的軍事組織的計劃細目。5月1日，蘇維埃政府通過越飛發自東京的電報，答應給我們的領導者以相關援助，對此，我們首先要充分表達感激之情。5月12日，孫博士復電，接受俄國人的建議并陳述說，他將為此投入很大的精力。該電已自廣州電達越飛和達夫謙。有信通知我們，孫博士的回答已經電告莫斯科。
我們受我們黨的領導人的委托，前來和你們討論建議的軍事部分。但是，我們也將利用這一機會，討論建立政治思想戰線的方案，作為成功地執行我們計劃的基礎。俄國同志在此領域有偉大的經驗，因此，我們期待關于我黨宣傳工作的討論將給予我們許多有價值的情報。這些，我們在不遠的將來會需要。
在所附《備忘錄》中，我們已經陳述了這一計劃的兩個方面，但是，我們必須強調，這是我們的特別任務，以達到一項軍事組織的明確決定。它將不僅是中國革命成功的絕對需要，而且會在太平洋地區的斗爭中有偉大的實際作用。在這一斗爭中，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軍隊將抵抗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這一力量，企圖將中國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并且成為蘇俄的真正危險。
函末，蔣介石表示希望盡早與蘇方會見，討論《備忘錄》，以便盡快執行計劃。可以看出，這封信和前述蔣介石寫就的《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已經大不相同了。
《備忘錄》分《緒論》、《軍事計劃》、《宣傳》、《結論》四大部分，共8200余字。從筆者見到的部分英文打字稿看，它在篇章結構上作了較大調整，但和《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并無很大不同。
1923年，蔣介石受孫中山委派，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對其思想的發展、變化有重要意義。本文據舶岸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及中俄兩國檔案寫成，記述蔣訪蘇的緣起、經歷、觀感，對蘇聯從希望到失望以至不滿、反對的經過。
好壞印象夾雜的蘇俄觀感
蔣介石遞上《備忘錄》后，主要任務完成，就等著俄國人回答，因此日子過得并不緊張。俄國人乘機安排蔣介石等人看戲、看芭蕾舞，參觀莫斯科的工廠、農村和克里姆林宮等處。
10月8日晚，往莫斯科大劇院觀劇。“此劇系俄國各民族各種演劇模型”，大概是一場綜合性晚會，教育總長盧那察爾斯基親自登臺演出。蔣介石日記稱：“臺上印刷機器隨時印布宣傳品，實乃共產主義國之特色也。”
10月25日下午，參觀莫斯科的燈泡制造廠及發電廠，考察廠中的工人俱樂部、教室、音樂補習室、販賣合作社、圖書室、閱報室、膳廳、劇場等地，感到“應有盡有”。對工廠為工人配備“專科教師”，以備工人業余學習，以及職工會與共青團，蔣介石都表示滿意。對工廠舉辦的展覽會，展示廠史及工人狀態，列表說明廠中資本盈虧，供工人觀覽，注重社會科學等做法，蔣介石也都贊成。
10月28日，看芭蕾舞。演員們的精湛舞姿看得蔣介石等人目瞪口呆，嘆為觀止。蔣介石日記稱：“演劇婦女之活潑動作，無異機械，吾國優伶萬不及也。”
10月30日，參觀莫斯科西郊的農村。先進入村蘇維埃，蔣介石覺得類似奉化鄉間的自治會，但制度不同。繼而參觀消費合作社、小學校。小學展覽的是學生自制的工具和自繪圖畫，蔣介石感覺較中國教育為新穎。最后參觀鄉蘇維埃。蔣介石覺得規模較大，司法、行政、立法三權皆出于此，鄉村警察亦出于此。
11月1日，參觀克里姆林宮，正值衛生人民委員報告，蔣介石坐在臺下聽了約一小時。克里姆林宮留給蔣介石的印象是建筑宏大，但裝潢則比不上彼得格勒的冬宮等處。
11月5日，參觀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故居。
11月6日晚，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節紀念大會，聽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以及當年起義水手、海軍士兵等演說。
11月7日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六周年紀念日。上午9時，蔣介石等到紅場參觀閱兵式及群眾游行。自11時起至下午6時止，游行尚未完畢。參加者有軍隊2萬，飛機16架，炮車8門，機關槍車1隊。炮車和機關槍車，蔣介石都未見過，充分感到俄國軍械的先進和軍容的威嚴。典禮讓蔣介石看到了俄羅斯人民對政府的擁護，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觀今日之運動，足知蘇維埃政府對于人民已有基礎，殊足以破帝國主義之膽。吾于蘇俄無所間言。”但是，蔣介石仍然覺得，俄國“中級以下人材缺乏，辦事時間延遲不準，緩慢非常，而其高級人員處事或尚感情，是其短處。至于其有否自滿之志，則吾尚未敢斷言也。”
11月15日下午，參觀博物館。
閑暇時，蔣介石自己參觀市場，或者獨自沿著美麗的莫斯科河散步。有一次，蔣介石一個人搭船，順流到莫斯科西南的“不寂之園”去觀光。那里是莫斯科的最高處，風景優美。蔣介石感到有些像東京的上野公園，但比上野還要美。公園的最西邊是府雀山，相傳拿破侖到莫斯科后，曾先登此山。蔣介石徘徊于山徑和森林之間，眺望全城，自覺精神爽暢，稱譽此地為“莫斯科第一勝景”。此后，蔣介石又去過三次。
11月16日，拜訪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加里寧給蔣的感覺是“完全一農民”，“言語誠實，行動自在”。蔣介石和他談起國外大勢，不知所答。蔣介石暗自將加里寧和曾任中國總統的黎元洪比較，覺得黎“狡猾餒弱”，因此轉而贊美加里寧，“誠不愧為勞農專政國之議長也”。
11月19日晚，參觀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會。內容為報告一年來的工作成績：工業已恢復至戰前的60%；工資比去年增加一倍；新增工人宿舍可容1萬余人；3萬失業工人，政府每月津貼每人8元。蔣介石日記稱：“是其重要報告也。”
11月21日蔣介石訪問越飛。下午，訪問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盧稱：蘇聯的教育方針：1、廢除宗教；2、男女同校；3、接近實際生涯；4、學生管理校務；5、統一教育制度；6、注重勞工學校；7、專門學。盧并稱：中央與地方合計，現在常年教育經費約占國家總預算的14%，共為一億四千萬元。蔣介石對盧的談話很重視，將其所談比較詳細地記在日記里，但他還覺得教育預算偏低，“尚不足其預算三分之一也”。
從俄國人那里，蔣介石得知各地都有共青團組織，蔣介石稱之為“少年共產黨支部”。對“少年共產黨支部”注重培植青年，蔣介石贊美其為“第一優良政策”。蔣介石也了解到，當時的蘇維埃政府，看不起知識分子和商人，“優待農工而輕士商”，這本來是一項“左傾”政策，但蔣介石也贊成，在日記中表示：“吾亦無間言也。”
與契切林及斯克良斯基辯論，對蘇聯失望
俄國人長期將蒙古視為其勢力范圍。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機派兵進入蒙古，導演“獨立”。1921年，紅軍為追剿沙俄白衛軍，進占庫倫，此后即長期不肯撤兵。蔣介石要求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自然不能為俄國人所接受。10月18日契切林約蔣介石往見，但臨時有病，未見。10月21日下午，蔣介石拜會契切林，集中談“蒙古自治問題及根本計劃”。契切林沒有正面回答可否，只籠統地強調“蒙古人怕中國人”，要蔣介石與蘇共領導人商談。26日，蔣介石致函契切林，反駁說：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決不是怕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離開怕的環境。這種動作，在國民黨正想把他能夠從自治的途徑上，達到相互間親密協作底目的。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須知國民黨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不是說各個民族分立，乃是主張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間親愛的協作。所以西北問題正是包括國民黨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們實際解除歷史上所遺傳籠統的怕。
訪蘇前，蔣介石沒有料到事情會如此不順利。發出致契切林函后，蔣介石一整天都心神不佳，悶悶不樂，日記云：“可謂缺少經驗，自討其苦也。”25日，蔣介石致斯克良斯基一函。28日，再各致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一函。這時候，蔣介石已經對他所受到的接待和蘇方的拖延不復表示不耐。11月1日，契切林寫信向季諾維也夫報告，說明蔣介石“已經神經過敏到極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
蘇聯方面對國民黨的要求遲遲不復，固然由于蒙古問題，同時也由于蘇聯正熱衷于在德國、保加利亞、波蘭等地發動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11月2日，托洛茨基致函契切林與斯大林，要求“極其果斷地和堅決地”向國民黨代表團“灌輸”：“他們面臨著一個很長的準備時期”，“軍事計劃以及向我們提出的純軍事計劃，要推遲到歐洲局勢明朗和中國完成某些政治準備工作之后”。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與蔣介石等人會談。
當日上午，蔣介石檢出《意見書》，仔細審查，精心作好談話準備。下午見面時，斯克良斯基開門見山，表示不贊成國民黨代表團的計劃：“孫逸仙和國民黨應該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為不然的話，在現有條件下的一切軍事行動都將注定要失敗。”他以“十月革命”為例，說明那是“俄國共產黨長期堅持不懈的工作”的結果。他要求國民黨在中國也做同樣的工作，首先全力搞宣傳，辦報紙、雜志，搞選舉運動，等等。
“孫逸仙同越飛會談以后，國民黨加強了自己的政治活動，但黨認為同時也有必要開展軍事活動。”蔣介石還想盡力一搏，針鋒相對地與斯克良斯基辯論。他接著說明：“在俄國，共產黨只有一個敵人，而在中國，地球上的所有國家的帝國主義者都反對中國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國采取軍事行動是必要的。”
斯克良斯基寸步不讓，要國民黨“首先應該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對工農的工作上”。他說：“有必要在近幾年只做政治工作，軍事行動的時機只有當內部條件很有利時才可能出現。”他尖銳地批評蔣介石提出的軍事計劃：“發起你們方案中所說的軍事行動，就是事先注定要失敗的風險。”為了不讓蔣介石完全失望，斯克良斯基提出，可以允許“中國同志”到蘇聯軍事學校學習。參謀部學院可以接受3－7人，軍事學校可以接受30－50人。至此，會談已經進行了兩個小時，蔣介石等無話可說了，表示將于11月22日回國，希望再一次會見斯、加二人，并且請他們轉交一封信給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在歸途中，張太雷向陪同的俄國人表示：“在學習了蘇聯的經驗之后，本代表團應該同意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據這名俄國人事后的匯報，會談前，蔣介石由于神經緊張，過度勞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而在與斯克良斯基會談之后卻表示：不要張羅療養院和醫生，自己感覺好多了。這名俄國人由此作出結論說：“中國人對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會見是滿意的。”
事實是，俄國人拒絕了蔣介石的庫倫軍事計劃，蔣介石的內心極為憤懣、失望。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
11月12日，蔣介石給汪精衛發了電報，又給契切林寫了封信。整天“心緒沉悶”。他想起了當時國內的狀況，更加抑郁，日記云：世人虛偽，本黨同志，優秀者或死節，或遠離，現在所見者，只有“趨炎附勢，爭權奪利，吹牛拍馬，以公濟私，卑陋惡劣，互相利用挑撥之徒”，其他人則“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這里，蔣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寫下了“可嘆”二字。
蔣介石又給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寫了一封信。
批評蘇俄政府“無信”，察覺斯大林等人“排斥異己”
蔣介石在俄國時間久了，對俄國社會了解漸多。11月24日日記云：“俄國中級人才太少，政府往往為其下所蒙蔽，而其輕信、遲緩、自滿，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觀察，專尚客氣。人而無信，尚不能立，況其國乎！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亦其國之一大弊也。吾為之危。”這一段日記前半段批評蘇俄政府“無信”，后半段，批評“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
1919年7月，蘇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宣稱：“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里的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1920年9月，加拉罕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聲稱：“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并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本階級從中國殘暴地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當時，蒙古問題是中蘇之間的重大糾紛。1923年1月，越飛與孫中山會談時，曾向孫表示，俄國現政府從來不想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也絕無使其脫離中國的目的。1923年9月，加拉罕到北京談判，專門向報界聲明：“蒙古應為中國之一部，俄國決無若何侵并計劃。”現在，蘇方堅決拒絕蔣介石在庫倫設立軍事基地的計劃，自然要被蔣視為“無信”。
俄國共產黨從1921年起進行“清黨”，至1922年3月召開聯共（布）第11次代表大會前，已經開除了17萬黨員，占全體黨員的25％左右。第11次黨代表大會上，由于列寧已經病重，出生于格魯吉亞的斯大林當選為總書記，并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陸續形成“三駕馬車”以至“七人小組”，壟斷蘇聯黨和國家大權，將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年4月，聯共（布）召開第12次代表大會，“清黨”仍在進行。同時，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斗爭也漸次進入火熱狀態，開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擁護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這些，不能不給蔣介石留下印象。11月14日日記所稱“排斥異己”，顯指斯大林等人。蔣介石認為這是蘇聯的“大弊”，并且聲稱“吾為之危”。
蔣介石晚年回憶說：“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采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為多，他們都是在帝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后，已經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斗爭，必于列寧逝世之后，對于中俄合作的關系，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蔣介石的這一段回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11月24日的日記。
認真攻讀馬克思著作，但崇拜孫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蘇聯期間，蔣介石有較多空閑。除了學俄語，讀吳承恩的《西游記》，學習拉手風琴、彈琵琶外，不少時間都用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上。其日記載：
9月21日下午，看《馬克思學說》。
9月22日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9月24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日記云：“頗覺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厭棄欲絕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倦不掩卷，擬重看一遍也。”
9月25日下午，看《經濟學》。
10月3日晚，看《共產黨宣言》。
10月4日上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下午看《概要》。
10月7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0月9日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0月10日，下午，看《馬克思學說》之《經濟主義》。日記云：“復習第三遍完，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嘆馬克思學說之深奧也。”
10月16日，看《共產黨宣言》
10月17日，看《共產黨宣言》。
10月18日，上午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
10月20日，下午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11月1日，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從上述日記可見，蔣介石這一時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不僅很積極，很認真，一遍、兩遍、三遍地讀，有時還讀得很有興趣，樂不釋手。但是，蔣介石仍然高度崇拜孫中山。
當蔣介石訪問蘇聯之際，蘇聯政府也正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來華和北京政府談判。9月8日，加拉罕致電孫中山，稱孫為“新俄的老朋友”，表示希望得到孫的幫助。9月16日孫中山復電加拉罕，其中談到：“中俄兩國之真實利益使雙方采取一種共同政策，俾吾人得與列強平等相處，及脫離國際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的壓迫。”10月9日，蔣介石從蘇聯報紙上讀到孫中山這一電報，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俄報登載中師復喀拉漢宣言，甚為得體，且有反對帝國資本主義之決心，不勝欣喜。”
10月10日是當時中國的國慶節。從下午起，蔣介石就在預備演講，題目是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當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全體中國學生到蔣介石寓所，共同慶祝“雙十節”。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蘇聯共產黨都派代表前來祝賀。蔣介石講了大概一個半小時，自覺“頗有條理”。接著是演劇、獻技，奏《國際歌》，一直到夜12時方散。
大概蔣介石在演說中比較突出地宣揚了孫中山的功績，第二天，蔣介石就聽到批評：“有崇拜個人之弊。”當時在俄國的中國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在領袖與群眾的關系上，在孫中山的個人作用上有某些新看法，本是很自然的事，但蔣介石卻不能理解，他聯想到中國國民黨和俄國共產黨內的情況，更增添一層憂慮。日記稱：“甚笑中國人自大之心及其愿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國內英雄，此青年之所以能言難行而無一結果也。黨人好尚意氣，重妒嫉，而俄黨下級人員較吾中國更甚，此實為俄黨慮也。”
第二天，蔣介石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在那里讀到9月17日孫中山致列寧、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的三封信，其中稱蔣介石為“我的參謀長和密使”，聲稱“蔣將軍要和貴國政府及軍事專家一起提出一項由我的軍隊在北京西北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建議。茲授權蔣將軍代表我全權行事。”蔣介石感受到孫中山的“至誠”，心頭一熱，不覺淚下。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奮斗多年，尚未成功，蔣介石頗為孫中山不平，日記稱：“天何不欲至誠之人成功而使其久屈也！”同日，蔣介石還收到汪精衛、廖仲愷的來信，也都對蔣充滿期待，使處在異國他鄉的蔣介石感到溫暖。10月18日，蔣介石再次接到孫中山手擬長電，又一次受到感動，日記云：“中師誠摯之辭，每使人讀之淚下，其非比長于文字者故為此籠絡之語，此其更可貴也。”
其間，曾有人動員蔣介石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答以“須請命孫先生”。蔣的答復使動員者失望，批評蔣是“個人忠臣”，這一批評又很快為蔣介石得知，大為不滿。到當年12月13日，蔣介石離開蘇聯回國，見到“留俄同志”致孫中山函稿，其中論及孫中山周圍“忠臣多而同志少”，更使蔣介石“閱之大駭”。其實，這本是一句要求加強國民黨內民主建設的善意勸告，但蔣介石不能理解。日記云：“少年輕躁自滿，詆笑道義，殊為可嘆！排人利己之徒，誘引青年，自植勢力，而不顧黨誼，其實決不能自成其勢。夢夢之人，惟有一嘆而已。”這里所批評的“少年”和“排人利己之徒”，顯指當時的部分年輕的共產黨員，這是蔣介石對中共發生嫌隙的開始。第二年3月，蔣介石更致函廖仲愷訴苦說：“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于漢奸、洋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寧愿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帶（戴）洋奴光榮之銜。”
在共產國際發表演說，與季諾維也夫爭論
蔣介石等到莫斯科后，曾于10月中旬通過吳廷康向共產國際提交過一份《關于中國國民運動和黨內狀況》的書面報告。該報告認為：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政權一直掌握在軍閥手中，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剝削日益增強。國民黨的任務是“推翻世界資本主義”。中國的國民革命具有國際性質。《報告》對三民主義提出了新解釋：民族主義意味著“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民權主義指每個人都擁有言論、結社、集會、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須來自人民，取得人民幫助并為了人民。民生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所有大工業、所有土地都屬于國家，由國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資本主義的危害。但是，由于現時的經濟條件，中國不可能立即實行共產主義。民生主義是當前中國“最能接受的經濟制度”。《報告》還提出：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宣傳工作尋找政治口號。同時，必須在反帝運動中同蘇維埃俄國合作。這種合作不僅為中國革命帶來好處，也會為世界革命帶來好處。
吳廷康收到國民黨代表團的《書面報告》后，約蔣介石在適當時刻拜會共產國際主席團，但其時間卻一再延宕，不能確定，蔣介石覺得很失面子，不大高興。11月25日，吳廷康再次相約，而又不定具體時間，蔣介石“憤激不堪，婉言拒其約會”，但吳廷康一再要求，蔣介石勉強答應。當晚7時，蔣介石到共產國際主席團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首先會見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據蔣介石日記稱：“各國共產黨主席皆履會，情形頗佳。”會上，蔣介石發表演說：
國民黨代表團是奉國民黨領袖孫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這里，在莫斯科這個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產國際的同志們進行坦率的討論。
演說中，蔣介石重點對孫逸仙的民生主義，特別是“兩步走”的設想作了闡釋。他說：
民生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我們認為，對中國革命來說。目前最好政策是，作為第一步，使用“（爭取）獨立的中國”、“人民政府”、“民族主義”之類政治口號。作為第二步，我們將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做一些事情。
蔣介石說明，由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民不識字，屬于小農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因此中國“目前不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不能使用“共產主義口號”，否則，“就會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對這些口號的錯誤理解”，“會使他們加入反對派陣營”，“跟隨中國軍閥反對我們”，“會使中國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們的綱領是旨在聯合中國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統一戰線來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著，蔣介石說明，孫逸仙博士30年前開始革命時，就使用三民主義為口號，人民已經習慣，軍閥也不會特別注意，小農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不會反對。
演說中，蔣介石還闡明了國民黨對世界革命的設想：“主要基地在俄國”，贊成“俄國同志幫助德國革命取得成功”。他說：
國民黨建議，俄國、德國（當然是在德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國（在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組成三大國聯盟來同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作斗爭。借助于德國人民的科學知識、中國革命的成功、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該國的農產品，我們將能輕而易舉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將能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
蔣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后，中國的國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二階段，即在共產主義口號下展開工作。我們認為，那時，中國人民將更容易實現共產主義”。
蔣介石對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的報告很滿意，日記中自稱，訪蘇以來所作報告、講話，“亦以今日為最從容而有條理也”。演講后，蔣介石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科拉羅夫等人的提問并作了答復。季諾維也夫在總結中聲稱，共產國際的中國問題委員會將繼續開會，同國民黨代表團討論，作出決議。
季諾維也夫關心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之間已經開始的合作，希望國民黨做工作，將兩黨部分成員之間的可能發生的困難和誤解減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國工人罷工的時候，始終站在工人一邊，積極支持工人斗爭，并且特別強調，這種支持應該是“認真的和積極的”。季諾維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得到的消息是否確實，有人對他說，漢口“二七罷工”時期，國民黨的支持不夠“強而有力”，其“冷淡態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國民黨注意這一點，在工人的所有沖突和發動中，國民黨的支持真正是堅決有力的，以便不給埋怨和抹煞帶來口實。
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季諾維也夫明確表示，“不是共產主義的口號”，要使這些口號“更具體，更明確”。關于“民族主義”，季諾維也夫說：它應該“不為新的資本家階級、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統治提供可能”，“它不應用中國資本家的統治去取代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也“不應導致建立中國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權地位”，“不應該導致對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壓迫”。關于“民權主義”，季諾維也夫表示：“民權主義在歐洲已是一個反動的口號，民權主義不贊成革命。”在中國，它能否成為“進步口號”，取決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勞動群眾有可能捍衛自己的權利，并把自己的事業推向前進”。關于“民生主義”，季諾維也夫稱，未必有必要詳細討論，如果把它理解為“致力于把勞動群眾，如耕種土地的莊稼人”從賦稅重負等壓迫下解放出來，那就不必反對。但是他明確表示，“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是“有可能導致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的發展”。
蔣介石表示，原則上同意季諾維也夫的講話，但他強調：“我們不是為資產階級而進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們希望，小資產階級和我們建立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但是，我們并不為它的利益而斗爭。”
季諾維也夫對蔣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條件的肯定：“當然，共產國際并不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否則我們就不會同這樣的黨打任何交道。我們認為，國民黨是人民的政黨。它代表那些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而斗爭的民族力量。”“國民黨也是革命的政黨。”
會議最后，蔣介石要求共產國際派一些有影響的同志到中國，仔細研究中國局勢，領導國民黨，就中國革命的問題提出建議。季諾維也夫接受蔣介石的建議，答應向中國派出一位負責的代表，并請代表團轉達對中國國民黨，特別是孫逸仙同志的“熱烈的兄弟般的問候”。
11月28日，共產國際主席團發布《關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由布哈林、科拉羅夫、庫西寧、阿姆特爾以及吳廷康組成的委員會起草，共8條。它批評國民黨“沒有吸收城鄉廣大勞動群眾參加斗爭”，把希望寄托于國內反動派，建議對三民主義作出新解釋，使之成為“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
關于民族主義，《決議》認為，它的含義是：“要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不僅要消滅外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且也要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決議提出，民族主義對外體現的是“健康的反帝運動的概念”；對內，和“同受中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少數民族的革命運動進行合作”，公開提出“民族自決”原則，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關于民權主義，《決議》認為，應使其有利于勞動群眾，只有那些真正擁護反帝斗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享有權利和自由，決不能為在中國的幫助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軍閥）的分子和組織享有。
關于民生主義，《決議》認為，應該解釋為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同時，對中國的民族工業實行“國有化原則”。《決議》認為，不能提出“土地國有化”，只能提出，“消滅大土地所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將“土地直接分配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
《決議》要求國民黨重視中國工人階級，放手發動其力量，“把全國的解放運動建立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上”，善于運用在華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同工農國家的蘇聯建立統一戰線，同日本的工農解放運動和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建立聯系。
共產國際的這份決議有正確的部分，也有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部分。蔣介石讀后，在日記中寫道：
普〔浮〕泛不實，其自居為世界革命之中心，驕傲虛浮。其領袖徐諾微夫（按，即季諾維也夫——筆者）似有頹唐不振之氣，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國際出現，以對待該黨不正之舉也。
下午，蔣介石赴共產國際會見其秘書，“應酬數語，即辭行”。
會見托洛茨基，蔣介石和沈定一差點打起來
托洛茨基是列寧的戰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領導者。此時雖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到蘇后，一直希望見到他。
10月16日，蔣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11月9日，蔣介石草擬致托洛茨基函稿。
11月18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11月19日，發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負國民黨使命，代表孫先生來此，要求貴政府于本黨所主張西北計劃，力予贊助。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務望注意避免。并即辭行。”但是，直到11月27日，托洛茨基才接見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全體。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會見代表團，但由于生病，未能這樣做。現在健康恢復，有可能同蘇聯的朋友——孫逸仙的代表們交談。他說：“只要孫逸仙只從事軍事行動，他在中國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業人的眼里，就會同北方的軍閥張作霖和吳佩孚別無二致。”他建議“國民黨的絕大部分注意力應當放到宣傳工作上”，說是“一份好的報紙，勝于一個好的師團。在目前情況下，一個嚴肅的政治綱領比一個不好的軍團具有更大的意義。”他要求國民黨“把軍事活動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盡快放棄軍事冒險”。對于國民黨提交的備忘錄，托洛茨基明確表示：“國民黨可以從自己國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發起軍事行動。”
蔣介石試圖作最后的爭辯，力圖說明各國帝國主義殘暴地壓制一切革命宣傳，國民黨政治活動困難，但托洛茨基則表示：政治宣傳必須適合于具體情況。報刊上只發表那些根據新聞檢查條件可以發表的東西，告示和傳單可以宣傳自己的觀點。應該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托洛茨基的這些話再次堅決地表明，蘇聯共產黨和政府不支持國民黨在蒙古的軍事計劃。
蔣介石的日記沒有記錄托洛茨基的上述態度，只有簡單的幾行字：“其人慷慨活潑。其言革命黨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相輔并行而不可一缺也云。余之性質，厭倦與消極，此所以不能成事也。”
會見托洛茨基后，蔣介石很生氣，認為托洛茨基在騙他們。他在代表團內部說：“如果蒙古想獨立，那需要我們承認，需要我們給予他獨立，而不是他自己承認自己。”沈定一反對蔣介石的意見，二人發生口角，差一點打起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傳說：“中國代表團內部在打仗！”
在抑郁無聊中歸國
會托洛茨基的當晚，蔣介石向契切林辭行。28日下午3時，應外交人民委員部之宴。敘談3小時，“凡想說的話，大略各露其端倪，使其自繹”。6時，送邵元沖登車回德國。在邵元沖到莫斯科以后，蔣、邵已經結為兄弟，交換了蘭譜。臨別時，蔣介石頗有“不盡依依，良友去之何速”之感。當晚，蔣介石與趙世賢談話，“略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并勉其不使為外人所支配而已。”趙大概是留蘇學生。11月18日，蔣介石與他有過一次談話，認為是“青年有為之士，殊可貴也。”29日，蔣介石向越飛夫人辭行。下午2時登車。張太雷留在莫斯科，沒有隨蔣介石等歸國。此次訪蘇之行，蔣介石主要的目的沒有達到，勞而少功，加之與沈定一吵架之后，兩人關系緊張。蔣介石自悔“擇友不良”，見沈心煩，在車上也懶得說話。3時正，火車開動，蔣介石感到“抑郁無聊已極”。11月30日，從車上望去，“冰天雪地，一望無際，日色沉沉，慘淡無光”。車過一座盛產寶石的城市，蔣介石本想買點寶石玩具，帶給經國、緯國，但因錢不多，只得作罷。12月8日，到中國國境，一片平原，只有由東北至西南一帶，有不甚高峻的山脈。蔣介石是軍人，立刻想起北方戰事適合采取攻勢。8時后到滿洲里。當地長官前來迎接，頗為殷勤。代表團全體均無護照，因事前有電報通知，一律放行。當日到哈爾濱，地方高級長官來接，蔣介石因用的是假名，回避不見。
12月10日蔣介石到大連，逛老虎灘。12月12日，登亞拉伯船。本定下午4時啟碇，因裝貨不足，至第二天早晨方開。蔣介石感嘆道：“日商信用，遠不如前，而船中腐敗形狀，不堪言爾。吾知東邦帝國資本主義之運命不久將盡矣。”13日，蔣介石開始在船上寫作《游俄報告書》。14日續寫，時作時輟，不寫時便在甲板上與王登云一起跑步。訪蘇4個月以來，蔣介石至今才感到心地略暢。日記云：“風平浪靜，船位寬暢，亦一樂事也。”14日，繼續寫作《游俄報告書》。15日，船入吳淞口。9時登岸回家，陳潔如還未起床。
當天下午，蔣介石往訪張靜江后，即登上江天輪，趕回奉化。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林業明、陳果夫諸人都到船上與蔣介石相會，詳敘別情。蔣介石向廖仲愷等人簡要匯報了訪蘇之行：俄國人對他們“很同情”，“他在一些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人們把他抬了起來，音樂打斷了他的講話；人們向他說明了與政治工作有關的各種情況，甚至向他講了黨內在中國問題上存在的意見分歧”。蔣概括說：“這一切給他留下了很誠懇的印象。”“蘇聯有給予支援的真誠愿望，問題在于，國民黨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務。”此前二日，孫中山在廣州已經啟動了在近代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重新進行黨員登記，委任廖仲愷、譚平山、陳樹人、孫科、楊庶堪等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因此大家都勸蔣介石回滬，參加上海地區的黨務改組，但蔣介石執意不從，一心趕回溪口，紀念母親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誕。他只向孫中山捎去一個建議，任命楊庶堪為廣東省省長。回奉化后，蔣介石又將他所寫的《游俄報告書》寄給孫中山。不過，這份報告至今尚未發現。
去廣州向孫中山報告
12月16日早7時，蔣介石船抵寧波，雇了座轎子，兼程趕回溪口。2時半到家，沒有休息，就趕往母親墓地參拜。當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參拜，同時視察亡弟的墳塋。
這邊蔣介石在家鄉省墓，那邊廖仲愷、孫中山急如星火地等待蔣介石匯報。12月20日，在上海的廖仲愷致電蔣介石，告以鮑羅廷有事商量，黃埔軍校急待開辦，要蔣立即乘輪來滬，共同南下。22日，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聯名致函蔣介石，說明已將蔣的建議向孫中山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蔣介石勿因省長問題未決而拖延來滬時間。26日，胡、廖、汪三人再次致函蔣介石，轉抄楊庶堪復電，中稱：“鮑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歲，兄若不來，必致失望。”又稱：“軍官學校由兄負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27日，張靜江也致函蔣介石，認為“似不宜再緩”。28日，汪精衛轉來孫中山24日電報，中稱：
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臺意對于時局、政局有所主張，皆非至粵面談不可，并希約靜江、季陶同來，因有要務欲與商酌也。
同日，廖仲愷也致函蔣介石，說明上海諸人最遲1月4日搭船離滬，要求蔣“萬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語氣責備說：“否則事近兒戲，黨務改組后而可乘從惰氣乎！”
盡管眾人一再催促，蔣介石還是在1月16日才到達廣州。4天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24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30日，孫中山任命楊庶堪為廣東省省長。2月3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
到廣州后，蔣介石即向孫中山口頭報告訪蘇情形，同時提出對國共合作的意見。孫中山原本支持蔣介石的軍事計劃。1923年10月9日，他就向蘇聯派遣來華的顧問鮑羅廷表示：“我還等待著我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進行的談判的結果。很明顯，我期待著在莫斯科的這些談判能夠取得豐碩成果。”蘇俄政府拒絕蔣介石的計劃，孫中山不能沒有失望之感。不過，孫中山認為，“唯一的朋友是蘇聯”，因此，他批評蔣介石“對于中俄將來的關系，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于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對國共合作問題，孫中山也認為蔣介石過慮。據蔣介石多年后的回憶，孫說：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并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何況，蘇俄也承認，中國并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因此，孫中山決心堅持聯俄容共的決策。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蔣介石認為參加大會的共產黨員“挾俄自重”，“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于2月21日向孫中山辭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職務，離粵還鄉。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愷，將共產黨區分為“國際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又將“俄國共產黨”的“主義”與“事實”分開，表示“主義”雖可信，而“事實”則不然。信中，蔣介石強烈指責“俄黨”對中國的政策，他說：“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于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于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蘇聯支援中國革命，有其真誠的一面，蔣介石將其與英、法、美、日并視，稱其為變相的“凱撒之帝國主義”，是錯誤的。但是，揆諸歷史，蘇聯在其國家發展中，確有其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的一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蔣介石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并沒有堅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堅決主張聯蘇、聯共的左派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摘自《世紀》雜志）
綜合 2022-01-09 19: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