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邏輯與“中國邏輯”

簡體傳統

唱紅歌

我當然唱紅歌，從小就唱。小時候最喜歡唱的，是《讓我們蕩起雙槳》。現在我也認為是好歌，但有了點保留意見。比如第三段：“做完了一天的功課，讓我們盡情歡樂，請你告訴我親愛的伙伴，誰給我們安排了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是別人安排的嗎？還是救世主思想啊！這就還不如另外一首，也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歌”：“櫻桃好吃樹難栽，不下苦功花不開。幸福不會從天降，社會主義等不來。”每個人的幸福，得每個人自己去爭取，人民的幸福也一樣。別人，是靠不住的。誰都靠不住。《國際歌》就說，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嚴嵩是貪官，但他是忠臣

嚴嵩是明代有名的奸相，明史入了《奸臣傳》的，但我看有點“冤”。那時的官員，其實要處理兩種關系，一是君臣，二是官民。好官也有兩種：忠臣和清官。忠臣忠君，清官愛民。忠奸，是對皇帝而言的；廉腐，是對百姓而言的。嚴嵩是貪官不假，但他不背叛皇帝啊。嘉靖皇帝為了長壽煉仙丹，里面是含水銀的。嘉靖也知道有風險，他讓嚴嵩先嘗。嚴嵩不但“以身試法”，還要寫實驗報告，說“昨日服下仙丹一枚，痛下瘀血半碗”。忠不忠，看行動。嚴嵩八十高齡，為皇帝做實驗室的小白鼠，這還不算忠君？還是奸臣？
因為得到皇帝寵信，嚴嵩、嚴世蕃父子貪贓枉法，為非作歹，草菅人命，迫害忠良，朝中百官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找了一個茬，把嚴世蕃抓了起來，卻治不了罪。因為嚴氏父子制造的那些冤假錯案，都是皇帝批準的。最后只好做假證，說嚴世蕃“通倭謀反”，這才把他殺了。平反冤案，要先制造冤案，所以我說是“帝國的惆悵”。

我主張“以法治國”

我主張“以法治國”，不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國，依然可能是專制主義，只不過實行專制的時候照規矩來，比如依法只誅九族，就不誅十族。這其實是“依律治國”，“以刑治國”，因此應該叫“刑治”或者“律治”。以法治國，則是“人不治，法來治”，法變成治國主體。而且，這法，還得是“全民公約”。人民是立法主體。人民立法，政府執法。執法者只是人民所立之法的工具，當然不能侵犯公民的利益；更不能侵犯了公民的利益，還說人家“抗法”。

以法治國，以德育人

以德治國，在西周是可行的，因為那是貴族的時代。貴族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分配的權力，平民和奴隸并無話語權，治國就是擺平貴族。那時的貴族，非親即友，甚至是一家子，又講究禮儀，自然不難相敬如賓，一團和氣。這辦法用在當今，肯定不靈，因此要“以法治國”。但是德可以用來育人，因為再好的法，你還得要人來執行。人如果無德，就可以鉆法律的漏洞。因此我的主張，是“以法治國，以德育人”。

維穩，靠花錢是不靈的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怎樣才能穩定？靠花錢是不靈的，得靠制度的設計。比如周，是比較穩定的，天下太平幾百年。因為周公設計的西周制度，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宗法制、封建制和禮樂制。宗法是社會制度，封建是國家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宗法、封建、禮樂，三位一體，就穩定。如果一條腿站著，肯定獨木難支。

秤砣不是老百姓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的主題歌，說“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這個比喻恐怕可以商量。秤砣的特點是小，才能四兩撥千斤。老百姓那么多，怎么可能是秤砣呢？何況又不能動。秤砣叫權，秤桿叫衡。衡要平，平衡嘛，那它就不能動。能動的只有砣，所以砣一定要小。在美國，秤砣是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的特點就是小，九個大法官，每年審不了幾個案子，但真正起到了制衡的作用。這樣就保證了法治進程沒有出現大的波動。美國憲法制定二百多年，沒改一個字，只有一個一個的修正案。也就是說，它實際上保證了這個國家的穩定。

中國邏輯

韓寒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叫邏輯，另一種叫“中國邏輯”。確實如此。比如南方周末發表王彬彬的文章，質疑汪暉涉嫌剽竊，馬上就有人說王彬彬態度不好。其實，汪暉抄沒抄，是一個“事實判斷”。跟王彬彬的態度，又有什么關系？如果抄了，王彬彬態度再好，他也是抄了。如果沒抄，王彬彬態度再不好，也沒抄，怎么連這個都搞不清楚呢？這就是典型的中國邏輯：問態度，不問事實。
第二，問動機，不問是非。動機是第一重要的，事實和是非則可以不顧。比如一個貪官為了保命，揭發另一個貪官。難道因為他“動機不純”，紀檢委就不查了？當然，一個人的錯誤，如果是“無心之過”，應該原諒。但這總得在認定事實之后嘛。
第三，問親疏，不問道理。只要是自家人，說什么都是對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對的人，說啥都不對。他不是反對你的意見，是反對你這個人。哪怕你跟他意見一致，他也要從動機、態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現在最喜歡講“中國邏輯”的，主要是三種人。一種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故意把水攪混。這種人，我稱之為“烏賊”；第二種是“瘋狗”，逮誰咬誰；第三就是“腦殘”，人數最多。烏賊是使壞的，瘋狗是咬人的，腦殘是起哄的。共同特點，是不講事實，不講邏輯，不講道理。

來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