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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周期變化的最新趨勢
　　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經過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以前的30年，其路徑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形成和發展。第二階段是1978年以來的20年，其路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發展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平均增長速度低，二是波動強度大。這個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年均增長速度不到6.8％；按從高點到高點計算，周期性波動出現了8次，其中有5次增長型周期，3次古典型周期；周期時間最長的為6年，最短的為2年， 平均波長不到4年；波動幅度最大達到近60個百分點。所以，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起大落現象非常明顯。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平均增長速度高；二是波動強度較小。這個時期，GDP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比計劃經濟高出3個百分點。從繁榮到繁榮的周期性波動已經出現了3次，第一次是1978年到1984年，低谷在1981年；第二次是1984年至1988年，低谷在1986 年； 第三次是1988年到1993年，低谷在1989年。這3次周期均為增長型周期， 消除了絕對衰退，周期時間最長的為5年，最短的為3年。由此，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結論：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具有較高的運行效率，又具有較好的穩定性。
　　有了這個背景認識后，我們來看中國經濟發展處在什么樣的運行軌道和周期位置上。本次國民經濟向下調整，實際上是從1993年5 月開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在1992年達到14.2％，1993年第二季度開始的貨幣政策收緊，使當年的發展速度下降0.7個百分點，為13.5％， 之后的速度逐年下滑。盡管1996年5月中央銀行開始減息， 貨幣政策采取“單向性放松”（只有減息，現金投放推動的貨幣供應政策繼續從緊），但是，國民經濟發展仍然處在下降通道之中。從各方面跡象看，可作出如下判斷：自1993年5月以來的宏觀經濟向下調整基本到位， 今年將成為由下降通道轉向上升通道的“拐點”年份。
　　得出這一判斷的理由有四：第一，本次下調時間達5年之久， 比以往下調時間最長的1959～1962年和1979～1981年要長出1～2年。第二，如果今年的GDP增長速度如我所估計的7.5％左右，以1993年的14.2％為起點，下調了6.7個百分點，達到改革時期周期性下調的平均幅度。 第三，達到了政府在調整初期確定的宏觀目標，即：將過快的速度和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壓下來，現在不僅不存在通貨膨脹，而且從1997年10月以來，全國零售物價上漲率一直在負值區間進行。目前我們担心的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如何扭轉通貨緊縮格局。 增長速度在今年年初計劃值的8％以下運行了數月，這是企業和政府努力想改變的情形，因為速度繼續下滑將使企業、政府財政陷入進一步的困境，實際失業率將進一步提高，這是人民不愿看到的情形。第四，在1996年5月1日至1998年7月1日連續5次減息的基礎上，政府從今年7月開始實際上采取了貨幣、財政“雙松”的政策，目的是刺激經濟回升，緩解企業和政府財政困難，增加就業機會，力爭今年實現8％的速度目標， 這些政策效應會自今年下半年起逐漸顯現出來。上面關于“拐點”的判斷，著眼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量。
　　　　　　二、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和成因
　　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經濟終于出現了凱恩斯于1936年在《通論》中論述的有效需求不足現象。關于中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我對這一概念有一個限定詞“結構性”，就是說，中國目前存在的是“結構性有效需求不足”。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表現為供給過剩或需求不足的主要是工業制造業，是經濟學中所講的“私人物品”，而公共物品和包括交通、通訊、水利和生態工程、城市環保、公園、文化博物館等基礎設施，以及文化、教育、老年保健等公益事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是短缺的。在這個領域，政府管理的主要目標不是刺激需求，而是增加供給。從消費結構的角度看，表現為需求不足的主要是食、衣和家庭需用品等，住和行的供給相對不足。今年上半年，有關部門調查得到的結論是，100％的商品表現為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 這應當是指可動產性工業制造品，而不是不動產、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
　　當然，那些容易短缺的產業和商品，在周期低潮時期也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比如住房，目前城鎮居民、農民人均居住面積分別達到8.8和22.5平方米，比1978年的3.6和8.1平方米增長了145％和178％，但是，絕對量在世界上還是比較低的。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城鄉居民對住房的潛在需求將會是很大的，只要存在通貨膨脹預期，住房的有效需求壓力就會比較大。不過，住房長期潛在的需求壓力，不排除短期有效需求不足。上年全國商品房積壓比前年增長25.4％，今年頭7個月，住宅投資增長22.2％，竣工面積增長15.1％， 銷售面積增長了55.3％，但是，全國仍有7000萬平方米以上的商品住宅積壓量，商品房需求的增長還是比較緩慢的。這里的主要問題是價格門檻過高，上年經濟下滑，總物價水平只上漲了0.8％，房價卻上漲了8.1％，今年上半年，經濟繼續下滑的同時總物價水平下降3％，而房價又上漲了3％以上。房價過高，抑制了房屋的市場需求，這種來自于價格門檻的需求不足問題，可以通過目前政府還在運用的價格調整政策來解決。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是一般性工業制造品需求不足。那么，一般性工業制造品供給過剩、需求不足是怎樣產生的呢？
　　第一，生產和消費、供給和需求不對稱，存在結構性矛盾，這種結構矛盾影響有效需求的增長。隨著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需求結構變化很快，消費者的偏好不斷改變，但是，大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還在按照計劃經濟條件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方式進行生產，產品結構不能隨消費者的意愿變化而調整，結果，生產出來的東西沒有銷路，放在庫房。統計中的“供給”包括這些庫存積壓品，而需求是現實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當經濟周期性收縮使需求增長放慢時，供大于求的缺口擴大，需求不足現象突出。
　　第二，隨著經濟向下調整，失業率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減速，從而影響有效需求的形成。1995～1997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分別從22.5％和29.4％下降到6.6％和8.5％。今年1～8月，城鎮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只有6％，農村人均收入第一季度為2％，第二季度為－0.7％。在這樣的收入增長背景下，消費需求必然減少，全社會的有效需求總量相對不足。
　　第三，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提高，這勢必限制消費需求的形成。由于實行就業市場化、失業公開化政策，勞動者的職業和收入變得不確定，人們既担心下崗，又担心未來收入下降，加上對個人養老、子女上大學要自費等方面的考慮，所以，社會消費心理和行為發生顯著變化，每增加1塊錢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份額減少， 用于儲蓄的份額增加。
　　第四，高層次消費品價格門檻過高，影響消費結構調整過程中新增消費數量的增長。這里講的高層次消費品，主要是指對住、行、文化等方面的消費品。在追求溫飽的消費階段，城鄉居民的消費基本上停留在數量擴充上，重點是滿足衣和食，這時的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占總消費中的份額很高。在溫飽基本滿足之后，人們追求生活質量的提高，重點是在住和行等更高層次的消費上花錢。但是，相對于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目前的房價又太高。在北京，一棟100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子，按1平方米6000元計算，要花60萬元，這是一般工薪家庭難以承受的。如果普遍實行消費信貸，按雙職工年薪2.5萬元計算，在付10％的頭款后， 即使一家三口不吃不喝，也要20 多年才能還完； 如果從家庭年薪中拿出5000元作住房積蓄，要100年以上才能還清房屋信貸。 面對這種情況，一部分老百姓不得不滿足于小面積和福利住房，一部分老百姓努力節省開支存房款，并等待房價下降時再花錢購房。在這種情形下，住房購買需求不足。
　　第五，本次經濟低潮期新出現的通貨緊縮現象，抑制了部分消費意愿。一般來說，老百姓的購買行為受預期影響，在通貨膨脹預期階段，購買意愿提高，越是漲價，購買意愿越高；在通貨緊縮預期階段，購買意愿下降，越是降價，購買意愿越低。最近幾年來，全國零售物價總水平持續下降，就年度來看，從1994年最高時的21.7％降到1997年的 0.8％；就月份來看，在上年9月達到零通脹后，到今年8月（－3.3％），價格總水平一直在負值區間運行，而且負值率幾乎是逐月加大。面對這種通貨緊縮現象，老百姓的通貨緊縮預期不斷強化，有的消費者推遲購買，有的消費者放棄一部分購買數量，結果是，全國商品零售額增長速度減緩，總消費需求增長減速。
　　第六，除了消費需求增長減速以外，投資需求形成的熱度也比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下降。其原因，一是企業的資本預期利潤率下降，利潤平均化趨勢明顯，原來那種超額利潤機會減少，“只要投資就有回報”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企業的投資風險意識明顯增強，投資項目要作選擇，投資行為愈益謹慎；二是公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由軟變硬，債務企業化、破產和下崗普遍化，使得企業在從銀行申請貸款時變得比較有自我約束，原來的“投資饑渴癥”基本消除，制度性投資膨脹程度下降；三是信貸額度制取消從而貸款自由化程度提高后，黑市信貸占信貸的份額減少，加上商業銀行的競爭程度提高，信貸供給的增長快于信貸需求的增長。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得全社會的實際投資需求相對于投資品供給而言顯得不足。
　　從長期角度看，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低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而且，在經濟發展的擴張、繁榮階段，仍然比較容易產生需求膨脹的問題。但是，在經濟的緊縮、衰退時期，需求不足將更為突出，緊縮、衰退的時間越長，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越高。
　　　　　　三、近期宏觀經濟發展的目標選擇
　　　　1.關于增長速度
　　今年年初和3月的九屆人大提出， 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目標是確保8％。到目前為止，政府和新聞媒體一直沒有松口，堅持8％的計劃指標。我想，從政府角度看，堅持8％不松口有道理， 因為這有一個信心問題。如果在洪災、出口下降、周邊危機不斷的時期改變口徑，會使各界人士對政府的持續增長政府發生動搖，人們可能預期下一步的經濟更困難。而且，在我們這樣一個“會場規則”（會場中有一個人站起來，所有其他與會人員會跟著站起來）和“領導示范效應”（領導說“是”大家跟著說“是”；領導說“不是”大家跟著說“不是”）非常明顯的國家里，政府決策層不宜輕易改變說法。但是，作為對政府有科學咨詢作用的研究專家，應當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出發，從現實可能出發，為政府決策提供一個可資比較的參考思路，這可以減少決策的失誤。
　　從專家研究的角度看，今年實現8％有沒有可能呢？最近， 有一個國家級信息研究中心的報告說，不僅實現8％有可能， 而且可以剛好達到8.1％。我不知道這個結論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它的可信度顯得不高。今年6月統計數據公布時，我就提出，今年實現8％有難度，實際增長率估計在7.5％左右。現在，我還是堅持這一觀點。
　　從簡單的計算看，上半年只有7％（實際上，5、6月在7％以下），全年要達到8％，下半年就得實現9％，下半年要比上半年加速2 個百分點，不大可能。另外，從7、8月以來工業、農業、出口、零售和投資這5個指標的變化動態看，下半年要實現9％的GDP增長速度， 可能性不大。
　　從供給（生產法）角度看，工業增長率上半年為7.8％，7月下降到7.6％，8月回升到7.9％，但回升力度不大。上年實現8.8％的GDP 增長速度時，工業增長11.1％，今年在農業增長“持平或略有下降”、第三產業增長速度“略有加速”的條件下，工業要有10％左右的速度才能保障8％的GDP增長速度。今年下半年，前2個月的工業增長不足8％， 后4個月即使超過10％，下半年也不過10％，全年估計在9％以下。 由于長江、松花江和嫩江等大江流域發生百年不遇的大災，糧食可能減產，今年的農業增長要保持“持平”不容易。今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估計略高于上年，但加速幅度不大。
　　從需求（支出法）角度看，對GDP增長速度影響最大的是出口。 上年出口增長速度為20.8％，今年上半年1～8月只有5.5％，其中的8月為-2.9％，后4個月還有可能是負增長，全年估計低于5％，比上年收縮近16個百分點。在目前我國出口對總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0％（或貢獻系數為0.2）的情況下，意味著出口影響總量增長速度大約3個百分點。就是說，在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速度不變的情況下，GDP 增長將下降到5.8％。這樣，5.8％以上的速度要靠內需增長加速來實現。內需中，消費需求明顯不足，市場銷售增長緩慢，老百姓的購買欲望為改革20年來之最低。今年上半年，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率為6.8％， 幾乎只有上年11.1％的2／3不足，7、8月開始回升，達到8％～9％左右。在一系列刺激消費政策的推動下，后4個月零售增長應會超過10％。但是， 全年要達到上年11.1％的水平比較困難，因為在老百姓的通貨緊縮預期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貨幣收入增長受到限制的條件下，消費需求增長的加速需要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剩下的是投資需求。今年的投資需求形勢比上年樂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在第一季度達到低谷（10.3％）以后，逐月、逐季在加速，第二季度為13.8％，7、8月分別高達22.8％和26.9％。這樣下來，全年可能實現20％的增長率（1～8月為17.4％），比上年的（10.1％）快一倍。但是，由于投資回升引起經濟回升大約有半年的滯后期，第二季度開始回升的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應在第三季度末才能明顯。而且，這一次加速投資的重點不是一般的工業制造品，不是搞重復建設，而是在交通、水利、環保等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等公共物品，這些公共物品生產在價值增長的疊加效應，以及對就業的吸納效應，不像工業制造品那么明顯，所以，在投資回升幾個月后，GDP增長回升不會太快。所以， 今年的投資增長加速要彌補出口增長的減速有困難。國民經濟增長的實際值比預期值低0.5 個左右的百分點是可能的。
　　今年經濟增長的實績低于計劃，主要是有幾個年初未預料的情況。一是東亞、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亞洲金融危機因為日元的慣性貶值而加深，使我們在這個地區的出口增長減速超過預期。二是發生百年未遇的大洪災，使糧食有可能減產，農業產值增長低于預期。三是刺激內需見效較慢，這也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以往只要有2～ 3次減息， 老百姓就會很快提高購買意愿，增加消費需求。現在不同，中國人民銀行減息5次，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還是從1995年的26.8％降到8％左右。這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內外不確定性較為明顯，不僅外部因素、短期因素發生了新的變化；而且內部增長機制、長期因素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明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計劃定多高才合適？從周期趨勢發展慣性、內外部環境變化等因素來看，今后若干年內的增長計劃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太高了，在10％以上，會有通貨膨脹的危險；太低了，在7 ％以下，會產生通貨緊縮，導致較高的失業率。今后5年， 經濟增長速度選擇范圍在7％～11％的區間比較可行。如果今年實現7.5％，則接近“政策箱”底部，明年的計劃可在7.5％以上進行選擇。保守一點， 定在 7.5％。但這會讓人感到政府對刺激經濟沒有信心，甚至有的人會問：你今年定在8％，實際只有7.5％，明年定在7.5％， 是不是意味著還要讓經濟下滑到7％以下呢？基于這一考慮，我建議定在8％～8.5％。 這樣，既穩妥又給人們一個偏好一點的預期。
　　　　2.關于幣值變化
　　關于人民幣幣值的變化，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意見主張貶值，以緩解周邊地區貨幣給人民幣帶來的升值壓力，以達到刺激增長、穩定出口的目的；另一種意見主張幣值政策不變，容忍人民幣隨其他貨幣貶值而自然升值，理由是人民幣正進入可以自然升值的階段。我主張，在考慮人民幣匯率的周期性變化規律的基礎上，根據條件和形勢的變化來確定人民幣幣值是否調整的政策。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有四個：一是物價變化，二是出口增長，三是貿易平衡，四是外匯儲備。從經濟學一般理論來看，國內物價總水平持續下跌，甚至出現通貨緊縮時，意味著本幣內在購買力提高，一般不應貶值。如果通貨緊縮轉化為通貨膨脹，而且通貨膨脹率在1年期存款利率以上較遠，才可考慮本幣貶值。
　　從貿易收支狀況看，雖然出口增長下降，但進口增長下降更快，結果是貿易盈余迅速增加。今年1～8月的貿易盈余達到313.8億美元， 平均每月在40億美元左右。隨著新近出臺暫停石油、柴油進口政策的實施，今后幾個月內進口增長還會有所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本幣貶值，也是不合道理的。從外匯儲備看，目前我們有1410多億美元的規模，大大超過國際上合理規模的標準，即4個月進口用匯的需求。今年1～8 月，進口用去873億美元，月平均110億美元左右，4個月只需 440 億美元。1994年匯率并軌、人民幣貶值時，外匯儲備只有210億美元，而當時4個月用匯量也超過了400億美元。在外匯出現超常儲備時， 讓人民幣明顯貶值，道理也不很充分。日元在儲備很大的情況下曾一度大幅度貶值，似乎可以否定我們的結論，但應當看到，日本內需不足的程度明顯強于中國。另外，用本幣貶值的辦法來刺激外資，有可能事與愿違。至少，在貶值的初期，會增加外匯流出，部分外資企業有可能將部分利潤抽走，增量外資可能改變初衷，推遲甚至放棄進入中國投資。所以，企圖靠本幣貶值刺激外資進入，至少要有一個過程。
　　最近一年多來，東南亞、東亞和日本讓本幣貶值，目的是想刺激外需、外資增長和經濟回升，結果是，這些國家在金融資產縮水60％～80％、GDP縮水50％左右（按美元換算）的基礎上， 反而出現了外資減少和經濟衰退。到今年9月初，馬來西來的林吉特貶值40％多， 而留在國內的外資只有危機前的10％，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長將為－2％。 今年印尼的經濟增長估計為－10％，泰國為－4％，韓國為－6％，日本在上年－0.7％的基礎上再為－0.5％，菲律賓將從上年的5.7％降到今年的2％。可見，試圖用本幣貶值辦法來刺激出口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收效甚微。小國是這樣，大國將更加如此。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不少地方還未擺脫貧困、農村市場潛力大、城鄉消費結構升級還遠未完成，以及工業化進程還未終結的大國經濟而言，外需固然重要，但是內需更重要。尤其是在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36％、出口依存度達到20％的情況下，過分強調依賴外貿和出口來刺激經濟增長，可能是不明智的。
　　　　　　四、政府如何進行宏觀經濟政策操作
　　兩年以前，我曾建議政府在堅持1996年提出的“穩中求進”方針的前提下，逐步實施松一點的財政、貨幣政策，在刺激出口的同時，政策的重點轉到“搞活內需”上來，即使我們提出了“九五”期間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意味著5年中年年緊， 而是有的年份緊一些，有的年份松一些，有的年份有更多的政策靈活性和彈性。所以，我提出了“適度放松”的政策主張。當時，我并未預見到東亞、東南亞、日本和俄羅斯會在上年和今年爆發金融危機，那時只是發現企業開工、社會就業、人均收入下降，廠商的投資意愿和城鄉居民的消費意愿不高，盡管政府財政的日子還好過，但是企業和銀行的困境持續下去，在一定時候會產生我們不敢承認的生產、市場、金融和政府財政的綜合性危機。
　　經過1～2年后，不僅企業、銀行困難加重，而且政府也感到財政困難了。所以，政府不得不從今年7月開始實行財政、貨幣雙放松的政策，不僅用具有一定行政性質的辦法要求各銀行增發貸款，而且連續調整投資計劃，最近又推出1000億元國債。年初計劃在前年減少赤字100 億元的基礎上，今年比上年再減少100億元財政赤字，由上年的550億元降到今年的450億元。實際上，在企業生產滑坡、通貨緊縮度提高、 出口增長速度下降、消費市場低迷的背景下，政府的開支應該是增加的，可以適當擴大赤字，用赤字辦法籌措財政資金以補公共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之不足，帶動全社會投資需求的合理增長。問題是，到今年 3月，財政部還在講“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到今年年中，中央銀行也一直在講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年初計劃Mo增長15％，可是到6月底只有6.6％。盡管1996年5月1日以來減息5次，但是， 央行始終不承認減息是放松銀根，認為它并不改變“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結果是，單一的減息幾乎沒有起到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的作用，出現了所謂“貨幣政策失靈”，有人因此懷疑利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持續到今年6月底的“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實際上忽視了1996 年提出的“政策的靈活性和適度彈性”的思想。這個政策操作與經濟發展的實際趨勢“相背馳”，延緩了通貨緊縮的時間，加大了經濟增長速度減速的慣性。
　　現行的財政、貨幣政策實際放松是在今年7 月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在內蒙古等地考察時提出當前“存在通貨緊縮現象”以后。這一判斷非常正確，并使財政、貨幣政策發生了引人注目的、實際上是由“緊”轉“松”的變化。現在回過頭來看7、8月以來的政策操作，會發現“適度放松”方向很明顯：（1）向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發行2700 億元特別國債用作資本金；（2）增發1000 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和適用性住房等建設的國債；（3）公路交通建設投資由計劃的1200億元調高到 1800億元；（4）加大水利建設、環保、通訊、福利設施等公共建設的投資；（5）要求各銀行加大發放貸款的力度；（6）Mo增長由6月底的6.6％猛然增加到10％以上；（7）繼續出臺一些給企業減稅的措施；（8）財政赤字由年初的450億元實際提高到960億元。這些政策的出臺，盡管離現實經濟發展的需要晚了差不多1年至1年半，決策者在1 年多以前沒有意識到預期和慣性的效應，而了解這種預期和慣性，刺激經濟從低谷轉向回升是很有用的、必要的。
　　現行財政、貨幣政策放松的效應，會從今年第三季度開始逐漸顯示出來。為了保證國民經濟發展能“穩中求進”，我想，下一步的財政、貨幣政策放松的力度應該逐漸變小，均勻一些。如果放松太快，力度太大，刺激措施疊加太多，很有可能在明、后年出現經濟加速過猛、通貨膨脹超出社會、經濟承受能力，導致經濟運行的“大起”，之后又來搞強有力的大緊縮，結果還是出現“大起大落”的強周期波動。所以，我建議下一步的財政、貨幣政策操作，要貫徹“向上微調”的思想，放松政策措施不要密集出臺，而要用微調的辦法，貨幣和財政松閘的幅度小一點，次數多一點，讓經濟系統穩一點，持續上升的時間長一點。今后的政策操作，應更多注意用微調方式調整企業、家庭和個人的預期。一些放松政策出來以后，有時可以看一看，根據效應大小相機決策。
　　下一步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可從三個方面努力：一是在保持現金投放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從金融制度創新而不是減息的角度加快儲蓄轉化投資和消費支出；二是加快利率市場化，將商業銀行的存、貸利率的決定權，從中央銀行下放給商業銀行，允許商業銀行實行浮動利率制，中央銀行一方面調整基準利率，一方面給商業銀行存、貸利率規定上限和下限；三是加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力度，提高調節短期資金市場的頻率度，以此保證貨幣供應量的穩定增長，財政政策在債務擴張上的空間明年可以大一些。國債發行量可以在今年3600多億元的基礎上，明年發行4500億元是可以接受的，其中的500 億元可以用來發行社會保障債券。另外，可以適度增加經常性預算開支，主要是增加機關、事業單位員工的工薪，以此增加人均收入，刺激大眾購買力。至于稅費方面，減稅的空間已經不大，但是，可以加快稅費統一、實行“單一稅制”的改革，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應該有一個完善的稅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單一稅制。目前的稅、費并存的雙軌制很不規范，尤其是費，渠道太多，隨意性太大，難于收取和管理。過渡到單一稅后，應對稅制、稅種、稅收結構、稅率進行全面清理，建立一個公開透明、規范管理的稅收體系。因此，下一步的財政、貨幣政策操作可以和其他制度改革結合起來。
中國工業經濟京17～23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陳東琪19991999基于當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作者認為，1998年我國GDP實現8％有難度，實際增長率估計在7.5％左右； 用本幣貶值辦法來刺激出口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收效甚微。針對今年7月以來財政、 貨幣政策實際上由“緊”轉“松”的變化，作者建議下一步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操作，應更多注意用微調方式調整企業、家庭和個人的預期。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速度/幣值變化/政策操作作者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北京市　100015 作者：中國工業經濟京17～23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陳東琪19991999基于當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作者認為，1998年我國GDP實現8％有難度，實際增長率估計在7.5％左右； 用本幣貶值辦法來刺激出口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收效甚微。針對今年7月以來財政、 貨幣政策實際上由“緊”轉“松”的變化，作者建議下一步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操作，應更多注意用微調方式調整企業、家庭和個人的預期。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速度/幣值變化/政策操作

網載 2013-09-10 20: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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