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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史客1201·一脈》
　　作者：薩蘇   出版社：金城
　　本書簡介：本書的主題為“一脈”，其中解璽璋的《梁啟超與胡適》、柴靜的《一百年前的領導干部》分別講述了梁啟超與胡適、朱啟鈐與梁思成思想、事業上的傳承；余世存以獨特的視角梳理了梁漱溟家族、宋氏家族的精神血脈……

梁漱溟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

　　余世存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難以想象先人那種大家族的生活，難有那種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經驗。以倫理見長的中國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驗，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家庭、宗族倫理是跟王朝專制一樣消逝了，但新的個人以上的文明單位：縱向的代際或橫向的兄弟姐妹，并沒有建立起來。即使那些一度最先進的中國人，如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他們的后人跟他們似乎屬于不同的種類。當代人所稱謂的“官二代”、“富二代”則絕大多數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說不肖子孫的代名詞。今天的中國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歸宿和認同。只有父子兩代之間的傳承已經談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風，這正是當代人的遺產，也是我們中國人仍得努力尋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運的是，中國的巨國規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淺薄、粗鄙、無文，能夠給失教的當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說，總有例外能給人以教育和示范。在傳統家族向現代艱難轉化的今天，我們考察這些家族，可以理解傳統與現代變易最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諸種況味。廣西桂林梁家就是這樣的一個縱貫數代而一脈相承的家族。

　　一

　　梁家籍貫廣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聽朝廷命剿捻軍，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兒。梁的兒子梁濟只有8歲，家貧不得回廣西，母親帶著他到北京討生活。在母親的督導下，梁濟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涵養出忠賢胸臆。光緒十一年，梁濟27歲，考中舉人，他的父執多貴，而他不求聞達，直到40歲才當官。梁濟做過文化官員、內閣中書(四品)、民政部主事(相當于處長)，十余年不升不調。

　　梁濟的官職不大，口碑卻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負販、拉人力車者多識我。常于途中遇襤褸苦人，大呼曰：‘梁老爺，你好嗎？’”據說有趕驢車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請他上車。《清史·忠義：梁濟傳》有載：“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于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授之，費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發，清廷遜位，共和建立，梁濟辭職家居。民國的內務部總長一再邀請他出山，他拒絕，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變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瀾是巨大的，對梁濟(他的字即是巨川)來說，這一變易是難濟未濟了。他認為，“中國每個朝代滅亡都有人或許多人為之殉，清亡無一人殉，這在歷史上是可恥的，既然如此，我來做這件事。”因此在民國元年，梁濟就向神明、父靈起誓殉清，并著手寫遺書。

　　但梁濟絕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專制腐敗與積貧積弱，他的視野極為廣泛，讀過嚴復翻譯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創辦北京最早的白話報《京話日報》，對這一新事物，他從物質和精神上也給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發后，梁濟的態度是旁觀。次子梁漱溟參加反清的京津同盟會，他只是以“謹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勸，并未表示強烈反對。他自己曾明確表示，內心“極贊共和”。

　　因此，從他計劃殉清，到實現，整整七年，他都在觀察新的時代社會，他對民國寄予過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為“革命更新，機會難得”，可借機舒緩社會矛盾。雖說“國粹莫大于倫常”，不能輕易更改；但若使“全國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則價值相抵，可以“不惜犧牲倫常以為變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換得人民安泰，開千古未有之奇，則拋棄固有之綱常，而應世界之潮流，亦可謂變通之舉”。但他痛心地發現：“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于子女，而云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濟甚至知道人們會怎樣看待他的自殺，也許他知道有人會稱他為“梁瘋子”。他說，只有那些“注重須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國可以立，不專靠死板法律以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濟60歲生日前夕，為準備給他祝壽，家人進行大掃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說生日那天回來。結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濟自沉于別墅附近的“凈業湖”，即今天的積水潭。他留下遺書《敬告世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可以說，梁濟絕非遺老，也毫不糊涂，他說：“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圣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于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于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于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于世界。”

　　二

　　遺憾的是，梁濟這樣的中國人在我們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們忽視。他的兒子梁漱溟認為，他有任俠、認真、不超脫等特點，這些精神個性也影響了孩子。但實際上，這個60歲自我了斷的中國人極為開通，他對友人對孩子都是和藹的、循循善誘的。梁漱溟追憶兒時趣事時說：他積蓄的一小串銅錢不見了，吵鬧不休。父親在庭前桃樹枝上發現，讓他去看。梁漱溟看時，見樹上有父親寫的小紙條：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于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涂。

　　梁濟跟孩子之間的關系是莊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記憶中，父親對他“完全是寬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他“只記得大哥挨過打，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則“在整個記憶中，一次亦沒有過”。

　　梁漱溟到讀四書五經的年齡了，梁濟不讓他讀，而讓他學習《地球韻言》。年輕的梁漱溟拒絕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當和尚，梁濟雖不以為然，但也不明示反對……他的影響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處事做人上跟他一樣，以至于在梁漱溟17歲時，梁濟贈其兩個字“肖吾”。

　　自殺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經下了決定的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講師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這是他留給兒子的最后的話。梁濟的死，在京城有過一些影響，徐志摩、陶孟和、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傅斯年、梁啟超……等人都有過評論，他們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親的自殺對進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殺的梁漱溟是一個啟示。有人說，“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梁濟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后總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選擇了承担。”梁漱溟選擇了活下來，并開始了他傳奇而高壽的一生。

　　三

　　梁漱溟跟毛澤東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澤東結緣。馮友蘭在他去世后寫的挽聯說：“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直言。”上聯即述其德業，下聯則涉及到跟毛澤東的緣分。

　　1918年，兩人在北大教授楊昌濟先生的家里初識，當時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澤東談中國的出路，半個月中毛澤東與他長談八次，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毛澤東后來則稱，“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梁漱溟沒有進過大學，他是自學成材的。僅有中學文憑的他被蔡元培請到北大教印度哲學，30多歲即在軍閥韓復榘治下開展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發表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及在國共兩黨激烈沖突的時刻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是極為重要的思想文獻。前者批評新文化運動“向西走”的不對，宣稱他就是要“向東走”，宣稱世界未來有待于中國文化的復興；后者則基于他對中國社會實際的觀察與研究，提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以此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張揚自己多年來進行的鄉村建設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這些言論，也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譏評。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的邀請下，梁漱溟從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多次請他到自己家里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毛邀請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職位，梁拒絕后，毛仍照顧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梁漱溟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這一被稱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認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農民，毛還說梁百無一用，“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有沒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么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么時候跟中共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個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斗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會場上對梁極盡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發言，但會場上幾乎一邊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滾下臺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毛澤東以一國之尊給梁漱溟的結論是：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簡出。“文革”中，他受到沖擊，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來了。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的生日壽禮。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終是平視毛的。他就事論事，“文革”尚未結束，梁漱溟就在政協會議上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梁一直沉默不語。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即席講演。在眾人追問他對“批林”的態度時，他說“我的態度是不批孔，只批林”，從而引起對他的大規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對梁歷時半年的批判會告一段落時，主持人詢問梁對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脫口而出：“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釋。梁說： “‘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四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經被人們視為中國的圣賢，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學家，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是毛澤東的諍友……也許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濟那里找到源頭。他的“尸諫”影響了梁漱溟，成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顧及自己，而是為國為民。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中，美國學者艾愷問梁漱溟：“您認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個就是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鄉村建設是一種社會運動，這種社會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貪”，“不僅貪圖的事不應做，貪圖的念頭也不要起”。他把“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當作家訓。他自己一生不斷追求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么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在一個世紀以來反復的中國社會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給我們中國社會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傳統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國文化經過調整還能繼續存在并復興，他相信中國本身擁有走向現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更足以與魯迅構成表面對立、其實互補的兩極。他們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批判者，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發揚者。梁漱溟說：“我愿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并愿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說的。

　　五

　　但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對自己的兩個兒子的教育可圈可點。他給兩個兒子取名培寬、培恕，因為“寬恕是我一生的自勉” 。像父親一樣，梁漱溟也很注意培養兒子們的個性。他對長子培寬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誼。梁培寬回憶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漱溟長年為社會奔走，居無定所，無睱顧及家庭，兩個兒子寄居親戚家，他就要求長子培寬多帶帶弟弟培恕，讓培寬“研究研究恕之受傷或受‘病’在何處，當如何藥之”。

　　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會和兩個孩子一塊聚聚。“兩三個星期，會接我們過去和他聚會，他的朋友、學生來找他，無非談論的是關于國家、社會的事情。”

　　梁漱溟的家信是溫厚的，他關懷、培養兩個兒子的人品與學業。“兩人之自傳均閱看。寬兒所做雖不甚好，尚清爽簡潔，但開頭一句無主詞，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簡短，總是因為他對所作之事無興趣之故，勉強他多寫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則是：一個人要認清自己的興趣，確定自己的興趣。你們兄弟二人要明白我這個意思，喜歡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攔你們的(1943年2月28日)。”

　　在長孫梁欽元出生時，遠在重慶的梁漱溟高興之后給兒媳婦寫了一封甚為動情的信，培寬至今仍保存著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說，“得聞危險期過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產者，想到這一點你該是自慰的。”

　　梁漱溟聽任孩子們自由選擇，他對他們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漢”，就是不要成為只顧自己的人，標準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趨于低俗，在識見上不流于淺薄”。

　　梁漱溟的寬放教育貫穿始終，他的教育顯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時，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寫孀婦的詩“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給父親看。梁漱溟看后點點頭，就算父子交換意見了。

　　他的家教使得兒子在多災難的世紀得以平安度過，梁培寬、梁培恕一生不喜出頭露面，為人低調。大概正因為如此，兩人在歷次運動中都沒有遭到太多的磨難。

　　梁先生晚年給兩個兒子打了個電話說，我老了，需要你們照顧。郭齊勇教授曾對梁培恕先生說：“你很幸福，你有一個這樣的父親需要你繼續工作。”

　　六

　　梁家兄弟在父親去世后相繼退休，他們想到了應該研究整理父親的文稿。兄弟倆的分工不同，培寬負責父親的全集編撰出版，培恕則負責撰寫父親的傳記作品。梁培寬說：“我們哥倆一直在整理父親的文稿，邊整理邊開始了解他。年輕時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書或是關心什么內容，但沒有深入進去。到現在才算有些了解。但也很困難。”

　　兄弟兩人一生的職業事業跟父親沒有多大關系，卻在退休后投入了向父親志業的世界。他們的見解也不流凡俗，梁培寬說：“他不是一個很淺薄的人，不是一個只顧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張肯定是錯的，但有些看法卻值得參考。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在自我修養上是比較無私的，比較無我。在破‘我執’上下了功夫。”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親遺著的工作中，并為父親編輯出版了八卷本600多萬字的“全集”，以及“自傳”、“傳”、紀念集、書法集等，接待了國內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親著作所得的數萬元稿費中，只留下了買一臺電腦(供繼續編選著述用)用的幾千元錢，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義捐給了當年梁氏所辦的勉仁中學(即現在的勉仁職業學校)。有人問梁培恕先生原因，梁笑著說：“不為什么，我們只覺得這樣做比較好。”孫子梁欽東向祖父求字，88歲的梁漱溟錄諸葛亮《誡子書》，令其研讀自勉：“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因為梁漱溟的歷史地位，他生前死后都有國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關評價等問題上也同樣顯露出梁家獨有的直道。他們不是強者，但也非小民軟弱，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開例行的追悼會。中央統戰部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關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寫道：“受到不實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認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為“受到批評” ，他們表示反對。有關部門反復勸兄弟倆“以大局為重”，他們據理以爭，不肯讓步。后來，新華社播發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標題即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輕的一代則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告別大廳舉行。靈堂入口大門上懸掛的挽聯是：百年滄桑，救國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評說。橫批是：中國的脊梁。挽聯是梁培寬次子梁欽寧擬就的。在梁欽寧張貼時，工作人員阻止，但他執意堅持。據說，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閻明復、劉瀾濤、習仲勛等黨和國家領導以及梁漱溟先生的親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澤及身而沒的中國，在家族分崩離析的現當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們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網載 2015-05-29 22: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