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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走了，永遠地走了。時間是2008年農歷五月初三下午2點50分，離端午節還有兩天，離她老人家73歲生日還有整整半年。母親早走了兩個多小時，沒有讓我見她最后一面。此為我終身遺憾。

母親去世幾天前姐姐與我通電話，說母親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與之前相比并沒有顯著惡化。姐姐問我什么時間可以回去一趟，我說學期很快就結束了，結束了我就回去。因為家鄉的窯洞里收不到移動信號，姐姐打電話必須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沒有辦法與母親說幾句話。我本以為她還有一段時間的人間生活，她一定會等我回去。但她，沒有等。

母親在臨終前也沒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點，姐姐打來電話說父親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預感到母親真的快要走了。因為這一天工作上已經有些安排，晚上還要主持一個重要講座，我問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說不急，晚一兩天沒關系。我取消了之后幾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點開車從北京出發，下午5點到家。一下車，看到周圍凝重的氣氛，我意識到等待我的是噩耗。弟弟低聲對我說：你晚回來了一步。我就這樣失去了最疼愛我的母親。

母親對自己的離去是有預感的。去世幾天前她曾對父親說，看來她熬不過去了，等過幾天老院子的大門修好了，吃了合吉(龍)糕，她就走。她在這個院子里生活了幾十年，含辛茹苦把兒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看到修繕一新的大門。她還要父親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這樣下雨天走起來就不會泥濘。這也是她一貫愛好(美)的表現。但她早走了四天，沒有看到新的大門，沒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親為什么走得這么急，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也沒有留下什么遺言，但我清楚，她在臨終前沒有催我回去見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誤我的工作。在母親的心目中，沒有什么事情比她兒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幾次到北京看病，來時就不很情愿，來了沒有幾天就嚷著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簡單，一是心疼花我的錢，二是怕耽誤我的事。為了安撫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貴的藥說得很便宜。即使這樣，她仍然嘮叨太費錢了，說我賺幾個錢也很不容易，不應該在她身上花這么多錢。有一次我生氣了，脫口而出：你再嘮叨我就把錢都燒了！母親流淚了，她覺得說這樣的話不吉利。這令我內疚不已。

母親沒有文化，沒有辦法理解我現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無須向她解釋什么，無論每次回家看她，還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間去病房看她，來去匆匆，她看得出來。住院期間每次與她告別時，我說：媽，我走了；她總是一句話：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從來不問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沒顧上去看她，她也不會叫我過去。她不是不想我。事實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邊。只要我在她身邊，她的情緒就顯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誤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幾天，她有點反常。有一天早晨5點不到，她就讓姐姐打電話要我過去。我趕快起床過去，她對我說她很難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她會放聲大哭。她說要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說，再治幾天就好了。當天上午9點我有課，8點半與她告別時，她問：你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會嗎？母親的反常給我一種不祥的征兆。

母親走了，留給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村女性，目不識丁，但在我們兒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

母親17歲時與父親結婚，生過八個孩子，其中三個幼年夭折，長大成人的有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兩個妹妹、一個弟弟。與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母親愛她的每一個孩子，她把她所有的愛給了我們。母親沒有自己的事業，她唯一的事業就是兒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

在那個困難的年代，把5個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親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無論生活多么艱難，總是想辦法讓兒女吃飽肚子，穿得干干凈凈，體體面面。村內老小都夸獎她是一個會過日子的人。

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與村里同齡婦女在一起做針線活的時候，喜歡唱當地的山曲，那一曲優美動聽的《蘭花花》我至今還記憶猶新。但自我上小學后，再沒有聽到過母親的歌聲。她不唱歌了，可能是看到兒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艱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興趣。

為了兒女的成長，母親吃過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記得有一年春天，青黃不接，父親因為是黨員不能搞“投機倒把”，解決吃飯問題的責任就落在母親身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母親起身離開家，天蒙蒙亮的時候背回了1斗高粱。這1斗高粱是她用還長在地里的小麥青苗從鄰村換來的，比價是1:1.1，即春天借1斗高粱，夏天還1斗1升小麥。她為此爬山下溝，摸黑走了近10華里的路。那是一條到了晚上連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親在修國防公路和黃河水上原工程領工期間，母親雖然身體不好，但必須干男人們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糞，掏地背莊稼，修梯田打壩堰，沒有她沒做過的農活。家里人口多勞動力少，為了多掙幾個工分，少欠一些糧錢，她承包了為生產隊飼養4頭牲口(毛驢)的任務。這4頭毛驢是生產隊最重要的生產工具，耕地、運輸全靠它們，必須精心照料。農忙季節，她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鍘草拌料，夜里還要起來四五次為牲口添加飼料，睡眠時間很少。我當時不懂事，母親和姐姐沒明沒夜地干活，而我總是幫著別人家干活，而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親為別人家生的兒子。但母親從來沒有責備我。父親回家后有時會為此訓斥我，但母親總是護著我。她說，只要別人說我好她就稱心如意了。每當想起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親是個心地善良，又熱情好客的人。小時候家里生活困難，一年難得吃上幾次白面，但家里來了客人，母親總是以最好的飯菜招待。所以上面來干部派飯時，都喜歡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錯誤”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親也熱情招待。1974年村來了十幾個插隊知青，母親覺得他們可憐，逢年過節家里吃一頓像樣的飯，她總是請他們一起來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難的知青，她越疼愛，越照顧。母親入土時，有7個當年的知青驅車幾百里來為她送行。

母親是個好面子、重名節的人。她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人活眉眼(臉面)樹活皮，不要眉眼剝樹皮”。請客送禮，母親從來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別人說自己小氣。為了生計和供兒女上學，家里不時得向別人借錢，但一旦家里有欠債，母親就難以入眠，總是催父親盡快想辦法還債，生怕人家說三道四。為了還債，母親曾兩次決定賣掉她結婚時陪嫁過來的舊柜子，這是當時家里唯一值錢的東西。只是因為我和弟弟的阻撓，這個柜子才沒有賣成，得以保存到現在，仍然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具。第一次，是我的淚水感化了買柜子的人，不忍心把柜子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搟面杖趕走了買柜子的人。但母親幾次成功地迫使父親賣掉還沒有長大成材的樹木，而只要晚賣兩三年，這些樹木就能賣出高得多的價格。母親還變賣了她結婚時戴的一對銀手鐲。那是她唯一的飾物。

從我們一懂事起，母親就教育我們與人為善，做誠實正直的人，不干偷雞摸狗的事，不要沾別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時期，生產隊的糧食就放在我們家，但母親沒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東西放到我們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亂得沒人管，許多小孩子結伙砍集體的樹木背回家當柴燒，但母親絕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干這樣的事情。而當我把自家的蘿卜和梨拿去喂學校的兔子時，她不僅不責備，而且引以自豪。小學一年級時，當聽說我把揀到的一把裁紙刀交給老師，受到表揚時，母親還專門為我做了一頓好吃的獎勵我。

由于母親的言傳身教，我們兄弟姐妹5人從小就在村內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11歲時就成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標兵”，被挑選出在三級干部會議上給幾百人講自己的“先進事跡”。

母親心直口快，不會對別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說別人的壞話，也不妒忌別人。每當別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總是很高興。所以村內老小都喜歡她。

母親不記仇，但誰對她有恩，她會牢記一生，有恩必報。

母親目不識丁，但格外敬重讀書人。讀書人中，母親最敬重的是教書的先生。記得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語文老師將同班一位同學的惡作劇錯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學將此事告訴了母親，母親就一句話：老師打學生，天經地義！村里小學的教師，都受過她的熱情招待。這并不是因為母親想讓老師照顧我們兄弟姐妹。即使在我們都長大成人，小學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讀書，母親仍然是這樣一如既往地對待小學的老師。在北大校醫院住院時，護士有時尊稱她“薛老師”，她很不自在，幾次與我提及此事，因為在她心目中，“老師”是非常神圣的稱呼，不可用于她這樣目不識丁的普通人。

母親對我們管教甚嚴，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兒女。17歲我高中畢業后回到農村時，同公社一個村子想請一位民辦教員，選中了我，每月40元的工資，這在當時相當于一個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資，父母非常想讓我去---除了經濟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怕我干農活太受罪，但我當時一心想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不愿去。對方派人到我家請，父母把鋪蓋也準備好了，還請來人吃了一頓飯，但臨行前，母親見我眼淚汪汪，就對父親講，孩子不想去，就別去了吧。父親也就順了我心愿。但后來看到我在農村受苦時，母親又后悔當時沒有強逼我去教書。

母親為兒女操盡了心，但從不愿意兒女為她操心。在我上大學期間，一次她從拖拉機上摔下來，在炕上躺了兩個多月，但她一直不讓家里人寫信告訴我，害怕我為她分心。在過去幾年里，她身體不好，但我打電話問她時，她總是告訴我自己很好，要我不要為她担心。

五個孩子中，母親對我最疼愛。她對我的偏愛是那么的理直氣壯和不加掩飾，姐姐妹妹弟弟們好像從來就沒有產生過任何妒忌之心。

母親最疼愛我的一個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長子。母親有著非常濃厚的重男輕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兒子永遠比女兒重要。所以，當我到學齡時，她讓我上學，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則因為要幫助她做家務活、照料妹妹，延緩了學業。妹妹曾開玩笑說：媽媽總是把最好吃的東西留給兒子，最難做的事情留給女兒。這話一點不假。弟弟與我相差11歲，當他出生時，我在母親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我一直享受著先出生的優勢。

母親最疼愛我的另一個原因是，從小到大，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她總是聽到別人在夸獎我，覺得我為她爭了臉面，讓她臉上有光。我考試后拿回的獎狀,她總是整整齊齊地貼在墻上。但母親自己從不在別人面前夸獎我，因為在她看來，兒子是別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時候我嘴饞，經常會偷吃母親為喂養幼小的妹妹準備的饅頭餅子(當時買不起奶粉)，母親即使知道了，也經常是不聞不問，好像這里面本來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來客人吃飯，母親總是多做一份，讓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也特別喜歡家里來客人。姐姐和妹妹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

母親是個堅強的人，但為我流過不少眼淚。記得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放學回家沒有飯吃，母親說，孩子你如果實在太餓，就去自留地摘幾個嫩南瓜，媽給你煮煮吧。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到了，一籃子瓜滿坡亂滾，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個兩寸長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頭也露了出來。母親哭了，哭得那么傷心。這個傷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為永久的紀念。13歲那年的暑假，因為生計所迫，母親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60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鑿石放炮，非常危險，常有死人的事情發生。我走時母親淚流滿面，一個月后我平安回來，母親又哭了。她哭，不僅是因為高興，更是因為心疼。

自幼母親就對我充滿信心，對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預感。聽說在我二、三歲的時候，村里來過一位算命先生，一見到我就對母親說，這孩子長大一定有出息，至少當個縣長。算命先生或許只是討好她，但母親卻很當真---或者說很愿意當真，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上。所以無論家里生活多么拮據，她一心供我上學。而且常對我講，我上到哪里，他們就供到哪里。

在我初中時，有一次在去學校的路上，我們一起步行的幾個孩子爬上一輛過路的拖拉機，其他孩子因為有大人說情，坐上走了，而我被開拖拉機的人拉下來。晚上回家后我傷心地哭了，告訴母親自己的委屈。母親說，孩子，別哭，咱不坐拖拉機，以后坐小臥車。

記得考大學那年，母親對我說，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過后，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發過了，很快大學也開學了，我自己已經徹底絕望，開始上山干活。我建議母親把為送我上大學準備酬人的蘿卜和軟糜子賣了，還生產隊的糧錢，但母親就是不賣，說還要為我上大學準備著。后來，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學擴招的錄取通知書。母親高興地流淚了。母親是對的。如果沒有母親的預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農歷三月中旬還能招待全村里人吃上一頓米糕燴菜。

大學四年期間，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錢買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掛面帶回家，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親總是用來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間用各種方式把我帶回來的白面和掛面吃完。

自19歲那年上大學之后的30年里，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但她和父親時時刻刻都在掛念著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訴母親。因為告訴了她，她就會幾天幾夜睡不著覺等待著我回來。我到家了，她高興地睡不著。我走后，她又是想念地幾天睡不著。為享受見到兒子的快樂，母親以犧牲睡眠為代價。

母親50歲前，家道貧困，為養育兒女，省吃儉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東西。在生命的最后10年，兒女都長大了，本來不愁吃不愁穿，但因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歡吃的東西。父親說，母親沒有“吃祿”。

母親脾氣不好，愛著急，當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她心里就會憋著一肚子氣，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親的病，與她的性格有關。

母親活了73歲，我沒有給她祝過壽。但我知道，她不會抱怨。

母親在世時，我總覺得自己盡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覺得有太多的遺憾。如果當時把手頭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會少一些遺憾。當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樣做，母親會更加不安。

農歷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傳統的習俗，母親入土為安了。開春以來，家鄉久旱無雨，土豆和谷子都過了播種季節，但因為缺雨，不能下種。但母親剛剛入土，天空烏云密布，電閃雷鳴，大雨傾盆而下，連降三天，行路也難。

村里人說，母親積了德，老天爺在為她哭泣！

附：呼廷維：懷念張維迎的母親

作者系當年插隊在張維迎老家的知青，摘自作者博客

今天早上剛進家們，老公遞過來一張報紙，我一看是張維迎（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寫的《我的母親》，看著看著我已經是淚流滿面了。因為我太了解、太熟悉這位勤勞、善良、受人尊重的好母親。

張維迎母親是2008年農歷五月初三下午2點50分去世的。出殯的前一天，我們兩批插隊知青，分別從榆林、綏德等地出發來到了當年的插隊點、張維迎的家鄉，吳堡縣張家山鄉辛莊村。看見我們來了，維迎及家人非常感動，拉住我們的手問長問短，吩咐其他人為我們安排好吃住。第二天晚上，男士們同維迎一起睡在他老家的土炕上。維迎78歲的老父親一下子消瘦、蒼老了許多。我握住老人家的手，安慰他老注意身體。悲痛、勞累維迎看上去很是憔悴，我拍拍維迎的肩膀，囑咐他多多保重。盡管維迎現在是名人、有許多頭銜，但在我的眼里他還是當年聰明活潑、幽默風趣同我們一起勞動、一起排練文藝節目的小弟弟。

跪在張母的靈前，望著她老人家和藹、慈祥的遺像。思緒回到了幾十年前，往事一幕幕涌上心頭，回念之情油然而生......

那是1974年農歷的正月,我們11名知青（4男7女）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來到辛莊村插隊鍛煉的。我們就住在張維迎家的隔壁。維迎姊妹5個,他和姐姐在縣城上高中,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在村里上學，他們都是好學生，墻上貼滿了獎狀。精明能干為人正氣的維迎父親在村里有著很高的威信，担任著村黨支部副書記。心地善良、心直口快、熱情好客的維迎母親，深受知青的喜愛，大家喜歡到她家串串們拉拉話、經常到她家去拿針、要線，借灶具、農具等等。看見誰的衣服破了她給縫補，有點稀罕吃的自家舍不得給我們吃；她家的紅棗、黃蘿卜和寒食時做的高粱發糕我們沒少吃過。當時，維迎7口之家只有父親一個勞力，生活非常困難，但在我們剛來時，她今天給我們送炒面、明天又送酸菜；那年除夕我們知青參加村里的春節文藝活動沒有回家，在維迎家吃了黃米饅頭、大燴菜。維迎母親既愛好又手巧，饅頭蒸的又大、又穌、又黃，大家吃的津津有味，她不停地給我們夾饅頭，不停地為我們添菜，還說，“好好吃，吃飽不想家”。現在每逢過年我經常給家人說起在維迎家里吃的那頓飯；還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難以忘懷。剛插隊時，我不小心把手碰傷，但仍堅持輕傷不下火線，結果傷口感染，胳膊上出現了寬寬的紅印印。村里的人說，這是紅線溜，如果一直上升，就會有生命危險，把我嚇哭了。聽說我病了，維迎母親和村里副書記的母親趕忙過來照顧我，守在我身旁，不停地安慰我，并按村里赤腳醫生說的了小偏方給我治療。“將紅棗煮熟、去核，然后放在我胳膊有紅印的地方”。不一會兒,感覺不太疼了，我好想睡覺，但又怕紅線不知不覺地往上升。她兩說：“你睡吧，我們給你照看著”。一句話說的我熱淚盈眶，遠離家、遠離父母的我，在她們的身上我有了家的感覺，體會到了母親般的愛，溫暖的氣氛足以將我包圍。

張維迎和他的弟弟為鄉親們斟酒。

張維迎的父親

離別家鄉二十幾年后，在榆林維迎姐姐的家里，我和保華（當年和我一起插隊的知青）看望了兩位老人，一進們，他們就認出了我們，說我們沒有變化，還夸我們顯年輕、越好看了，把我倆逗樂了。二老身體不錯，都很健談，張母還是那么愛說愛笑，拉住我們的手問這問那，我打問村里人的情況，他們不停地問我們知青的近況，“這個在哪里、那個有幾個孩子、生活如何”等等。不知不覺到了下午吃飯時間，二老挽留我們一起吃飯，因為我下午還有事，我們婉言謝謝了二老的好意。他們說：“想看看你的女婿”。我急忙給老公打電話，“下班來接我”。見到我老公，二老異口同聲說：“好女婿”。就為這句“好女婿”，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四我們與維迎和父母等相聚的酒宴上，我老公與維迎父子多次相互敬酒，，結果維迎父子喝多了，我老公喝醉了。

聽說張母住院了我多次到醫院看望，第一次我和老公一起去，張維迎的姐姐維珍告訴我，母親是因為勞累過度舊病復發。（母親有糖尿病、腦血栓病）維迎父母回老家打棗，村里的鄉親們來幫忙，兩位老人過意不去，給大家包餃子吃；第二次去醫院，維迎的妹妹告訴我母親這兩天睡覺、吃飯都可以。過了一會醫生來了，給張母進行了活檢，；第三次，我到醫院，看到老人情緒不錯，還和我拉話，我叫她聽醫生的話，好好吃飯，病很快就會好的，她不停地點頭；最后一次，我到她住的病房一看，已經住上了別的病人，到醫辦一問，說病人已經出院了。隨后我與李老師（當年張維迎的政治老師，張母住院時，他與兒子一起去看望）聯系，才知道張母已經到北京去治療。

耳邊“好人一路平安”的嗩吶聲（在農村辦喪事請吹鼓手）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插隊時,常聽村里的老年人教育后人說：“多干了好事、多行善事，好事干多了，到了陰間，下面的人就會抬舉你的，干了壞事要受懲罚的。”是啊!我們的好母親在世時積德行善、樂于助人，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愛戴，到了天堂，那里的人們也一定會善待他老人家。祝愿她老人家在天堂里開開心心、快快樂樂！

燕南園愛思想 張維迎 2015-08-23 08: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