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好不好——毛澤東去世35年隨想

簡體傳統

若在文革時期，僅就這個題目，僅是如此提問，即有可能要了閔某人小命。
如此說來，中國社會畢竟還是進步了。讓我先浮一大白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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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只說民貴君輕，絕不敢去想若是無君后會如何？
轉眼毛澤東去世35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經又撩起我想到自從“主席”去世后，我們就沒有了“主席”，沒有了“偉大領袖”。
后來的“總設計師”已經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說了。總之，毛澤東沒了之后，中華民族的“主席”和“偉大領袖”也就沒了。
沒了就沒了。沒了誰，地球都照樣轉。只要不是昧著良心說話，毛澤東沒了之后，中國人民不僅照樣生活，在物質生活上顯然比有“偉大領袖”的時代還要滋潤一些。

2
就人類發展史而言，把一個人稱作“偉大領袖”，其實是一個進步了。而在稱“偉大領袖”之前，我們更普遍的稱呼而現在又知道的，大約還是先叫王，后來又改叫皇上，叫萬歲爺，而皇上萬歲爺又稱天子，即天的兒子，是“上天”派其來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腳下，然后山呼萬歲。
在天子時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隸，只有奴才。難怪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那篇《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在雜志上發表后又在網上發表時，有網友跟帖就這樣說道：“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皇帝一個人站起來了，其他人全趴下喊萬歲。”
這樣說，雖嫌極端，卻也并不誣蔑。毛澤東在中國人的心里，除了被稱作“偉大領袖”外，確實也還給人以“王”以“皇上”以“萬歲爺”的感覺——他老人家活著時也不知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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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人類文明總是在不停地進步，這樣一來，比“天子”稱呼要進步得多的“偉大領袖”也落后了。我們尤其看到，凡有“偉大領袖”的國家，人民其實并不幸福，也不覺得有什么好玩。有些國家甚至還與王與皇上時代庶幾相同，嚴重的，更是等而下之。
這可不是信口開河。
二十世紀能稱得起“偉大領袖”的很有幾個，而最最著名的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莫屬。前不久讀到崔衛平教授一篇文章，題為《迷人的謊言》，說的是一位活了很長的女藝術家的“故事”。讀其中提到有關希特勒的某些細節，讓我有茅塞頓開或叫醍醐灌頂之感。
比如說，納粹分子當時見到希特勒的那個著名的行禮姿勢（估計也就是我們在影視中看到的，兩腿啪的一并，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時整個身子略向前傾），“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遇到對方、互相問候的意義，而是一種效忠的象征，是要表明‘我是服從的’或者‘我是屬于元首的’諸如此類的含義。而且它需要人們一再表明這一點，需要一再公開自己的效忠，讓所有的人得以看見、得以聽見，這同時也在呼喚別人同樣的忠誠。在這種互相展示和賣弄當中，形成那樣一種廣泛的氣氛背景，于其中任何人也別想有別的想法和舉動，不存在一絲一毫的縫隙。因此，僅僅是舉手之間，指向全部納粹統治和鎮壓的體系。”
其實，中國有那么幾十年，單說在中共高層內，見到“偉大領袖”后雖沒規定一定要有某種行禮，可一個“主席”的稱呼已盡顯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從的”或者“我是屬于主席的”。讓人悲哀的是，在這一點上，“主席”不僅并不比那個“元首”仁慈，相反還更加殘忍，對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確實效忠的人們也沒有放過，甚至還置不少在他面前“主席”長“主席”短的老戰友于死地而后快，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就都是大家張口就來的例子。
不用說，蘇聯也是有“偉大領袖”的國家。可在有“偉大領袖”的七十年里，蘇聯人民吃夠了苦頭。又因斯大林連自然科學家都不放過，以至于有些自然科學家聽到斯大林這個名字都會顫抖。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話的蘇聯歷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讓人有點不寒而栗，這里不說也罷。
再有，就是被政府稱作“用鮮血凝成戰斗友誼”的那個近鄰，至今也還有“偉大領袖”，被中國民間稱作“金二”。然而，也不知那個“偉大領袖”和他已經去世的爹——也就是那個老“偉大領袖”是如何領導的，說起來也獨立大半個世紀了，其人民卻仍要依靠國際上的不斷援助才能勉強活下去。前不久還從電視報道中看到，他們民族的另一半，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因“跟著美國跑”而發展得欣欣向榮的南韓，以人道主義的精神又給不僅一直有“偉大領袖”領導且還與他們“摩擦不斷”的一半運送去多少多少噸面粉。我想不出，這有“偉大領袖”領導的一半居然也還好意思接受。
這大約正應了中國過去故事書上所說的“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想想，與我們“用鮮血凝成戰斗友誼”的這個鄰邦，現在，或說幾十年來，不都一直處在“饑不擇食”的情形之下嗎？真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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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自己寫過一則短評，題為《有些話是不能不說的》（網上可以搜到拙文），其中就一位作者在談有關“毛主席專用陶瓷”時說的有些話，很讓人不安，甚至感覺就是在歪曲歷史。現容本人將其中一些段落移至此文中，算是又抄一回自己。
比如那作者文中有段話是這么說的：“毛主席生前生活極其節儉，連睡衣打了補丁也舍不得換件新的。一日三餐，基本上以吃素為主，偶爾吃幾塊紅燒肉，老人家都詼諧地笑稱是‘打牙祭’。”
依作者這段話來看，毛澤東過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只是我實在不知道作者說的是什么年代——是毛澤東1949年后在北京還是他“老人家”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毛澤東在生活上并不奢侈，睡衣上打有補丁，好像這都是事實。但說他老人家“基本上以吃素為主，偶爾吃幾塊紅燒肉”還要認為是“打牙祭”，那就是天真得不可愛了。這里我不想搬出過多的資料乃至早就公開的他老人家的食譜，只拿已經去世的河南雜文家王大海先生發表的題為《白頭宮女說玄宗》這篇雜文中征引的史實，來證明這個作者到底說的是真實還是謊言。
王大海先生在文章中告訴我們，他先是從一家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很炫人耳目，叫《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大約又因還配有作者——面目姣好的一位少女的照片，于是，王大海不經意間將文章讀了一遍。那么這篇文章說了什么呢？通過王大海的轉述，我們知道文章說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來是海軍療養院護士后為文工團員，從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間執行“重大政治任務”，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長跳舞的回憶。回憶的主人當時還是一位女孩子，說她開始“執行任務”是在杭州“汪莊”（王大海先生插了一句，說：“這地方我僅聞而已，只知道這是西子湖畔一座最高級的園林式別墅，普通人即使是世世代代杭州人，是一輩子也難以踏進這座園子的”），后來從杭州調到北京，進了“海政歌舞團”。她經常去執行光榮偉大的任務：參加中南海、紫光閣等舉行的舞會，多次為偉大領袖伴舞——時間是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
因這篇回憶文章寫得很生動，有些細節更是耐人尋味，王大海做文章時忍不住原文引述了一些。這里為節省篇幅，容自己只引其中一部分。回憶錄的主人寫道：“那時天天有舞會，我們沒覺得膩而是很想去，因為每場下來，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快樂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覺得光榮自豪；物質方面呢，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他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首長們都走了，我們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豐富的，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我們這些女孩子來說，都非常美好。有時候吃完夜宵還招待看參考電影，都是香港的。”看“參考電影”而且還“都是香港的”，我們現在完全能理解。只是我實在不知道，是否這些伴舞的女孩子比國家領導人尤其是比“毛主席”的身體還金貴，讓毛“以吃素為主”，而讓這些女孩子伴舞后倒是“有魚有肉”？
我們說話寫文章，尤其說到歷史，都不能不拿出證據來。王大海這篇文章被選入多種版本，這里是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華雜文百年精華》，在第624～625頁。還要說的是，王大海這篇文章幾乎都是在引用或轉述，自己很少說話。只在結尾處，他說了這么幾句：“這位當年的美麗少女寫得明白：時間是在1957年后的那幾年，那是怎樣的‘歲月’？！”又說，“在全國，特別是本人所在的河南省，不正是大躍進！餓死人！吹破天的時代嗎？僅僅是在中原這塊沃土上，餓死的農民數以百萬計……聯想到這兒，我的心為之顫栗了！”
再容筆者接著說幾句：還是“困難時期”，而且連伴舞的女孩子尚且能吃到“大魚大肉”，那么，不是“困難時期”，又還是國家領導人，尤其還是“偉大領袖”還是“毛主席呢”？就算毛主席想“基本上以吃素為主”，中南海里那些負責領袖們飲食起居的“管理人員”會答應、敢答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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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前不久有一期刊出一篇《李莊說李莊案（轉自楊金柱律師博客）》的報道，也就是說有關律師李莊案的庭上庭下，我們終于可以聽到當事人的訴說了——盡管此時的訴說因可以想見的原因依然有很大的保留。
這不能怪。在一個有16萬律師的國家，司法高官依然敢于說“凡律師代理敏感案件，必須‘講政治，顧大局’”，你叫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包括律師們，說話時又怎敢不有所保留呢？只是那高官不懂，眾目睽睽之下的“歷史”是包不住的，猶如紙包不住火一般。
這里當然不是要探討這個話題，只是其中一個細節更引起我的興趣。這篇文字中李莊律師告訴采訪他的記者，出獄后，他“有些無所適從的感覺。確實不習慣”。當南都周刊記者問他這句話的所指時，李莊是這樣說的：“失去了自由548天，剛一出來呼吸到突然到來的自由的空氣，確實有些不習慣，所謂慣性就是不自由成為習慣，自由反而成為不習慣了。”
好一個“慣性”！短短548天，就讓一個身份屬于律師的國民居然也習慣了“不自由”，或說反而對自由“不習慣”起來。這種情形，恰恰印證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即奴性，也表明我們就是容易產生“偉大領袖”的國度。難怪到了二十世紀，在魯迅在胡適在郁達夫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眼里，中國仍是一奴隸之邦！
想一想，現在已進入信息時代，堂堂一律師，僅僅是受些精神壓迫（好像沒有肉體虐待）而不自由五百多天，從牢獄出來就對自由已經“不習慣”了，那么在幾千年特別是在始皇帝之后兩千多年的專制集權壓迫下，你叫中國人又還如何堅持“自由的習慣”？
所以說，時至今日，只要有什么人哪怕像變魔術一般又制造出一個“偉大領袖”來，我有理由相信，無數的中國人肯定還會頂禮膜拜，盡管中華民族的許多災難也正緣此而生。
遺憾的是，天大一群奴隸們至今不覺悟。
難怪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閔某人看來，也不知比孔子要偉大多少倍）就認為歐洲蠻族比希臘民族富于奴性，而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更富于奴性，而我們知道，中國在五千年來是完全有資格代表亞洲的。“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62頁，參見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在亞氏看來，“亞細亞的人民多擅長機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熱忱不足；因此，他們常常屈從于人而為臣民，甚至淪為奴隸。”（同上，第367頁）。
這些意思，我們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也能讀到。當然，說不定孟德斯鳩也正是沿襲了亞氏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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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說來，把造成中國人的奴性全都記在秦始皇頭上，或認為就是始皇帝實行專制集權后中國人才生長出奴性，顯然也有失公平。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推理，中華民族的奴性近乎“與生俱來”。也不知是否真的與我們的地理有關。
不是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嘛。二十多年前，有個叫蘇曉康的先生在一部名叫《河殤》的電視劇中就特別強調了“黃河文明”與“藍色文明”的不同，這里不說了吧。
前不久偶爾看一次百家講壇，從中國古史中又得一例證。早在春秋五霸時代，從齊襄王之死時發生的一個細節也能證明中國人的奴性在那時就已浸入骨髓了。
被后世史學家認為性格屬于“無常”的齊襄王，外出狩獵時因受到驚嚇（依現代人觀點，估計是齊襄王發生幻覺）腳受了傷。回到宮中，躺在床上，不僅腳受了傷，疼得很，發現自己的鞋也不見了，于是氣不打一處來，非要身邊的人去把他的鞋給找回來不可。被派的這個人相當于后來的太監（那時叫寺人），名字叫費。這個費在宮中的院子里沒找著齊襄王的鞋，被齊襄王用鞭子抽打得遍體鱗傷，并命其繼續去找鞋。
既然在宮中找不到，費也就只好準備出宮去找，哪怕到齊襄王狩獵的場地也要把鞋給找回來。哪知道，費一出宮門，就撞上已經包圍了宮廷的叛臣。叛臣將其捆了起來。
一見這陣勢，這個太監全明白了，并且暗中拿定主意，先是讓叛臣解開他的衣服，又對叛臣說，你看給我打成這樣，我還會抵抗你們，還會不幫你們嗎？緊接著這個寺人又編了個謊，讓叛臣先放了他，說讓他進去直接把齊襄王給結果了不就得了。叛臣一聽，覺得合情合理，于是就讓費返回宮里去了。
誰知，這個費進宮后，趕緊將齊襄王從床上扶起來，并將其藏好后，又安排另外一個人假裝齊襄王躺到床上，迷惑叛臣。然后，自己站在宮門口與叛臣殊死搏斗。費自然不是叛臣對手，很快被殺死（而齊襄王更不用說，也很快被搜出，自然也是難逃一死）。
事情至此，原本沒什么可說的。讓人殊堪玩味的是，北師大教授李山，在百家講壇講到此處時忍不住大發感嘆：“看歷史看到這個地方，也讓人感慨：多忠義的奴才，打成那樣，還那么忠心耿耿。所以這就是人格。人格不分地位高低。高地位的人不一定高。齊襄公地位高，一點人格也沒有。”
嘖嘖。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太監，一個奴才，竟還能受到已是信息時代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如此高度贊美。難怪約兩千五百年后，中國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右派分子”、作家劉紹棠先生，在恢復了正常人身份后拋出了“娘打兒子論”，認為自己被錯劃為“右派”，不過是自己這個“兒子”被“娘”誤打了。在這一點上，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兩千五百年里竟沒有一點改善，沒有一點進步。在本人看來，若要感嘆，這才真是值得感嘆的。
可讓人搞不懂的是，一個人格如此之高的奴才，為何卻要去保護一個“一點人格也沒有”的東西呢？難道就因為他是王是自己的主子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這與只知道效忠主子的一條狗又有何區別！再說，一個人，一做到奴才的份上，再不要侈談什么人格。奴才何來人格？用魯迅先生的話說，這種人早已萬劫不復了。而列寧在《紀念葛伊甸伯爵》中有段話說得更達意：
“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與之作斗爭的奴隸，是革命家。不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地贊賞美妙的奴隸生活并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關于列寧這段話，早在十幾年前，就在廣東《隨筆》雜志的一篇文章中讀到過，近來在網上又看到有人引用，感覺對中國而言，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如果認可列寧此說并允許再接著列寧的話說下去：被打得遍體鱗傷或是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20年之久，還要拼死捍衛主子或認為不過是“娘打了兒子”的奴隸，顯然就比奴才甚至比“無恥之徒”還要等而下之了。
相比較而言，自己倒是特別欣賞那個叫太監之后的有些人們。比如，看著秦始皇出巡，項羽就覺得“彼可取而代之”；而民間說得就更令人神往：皇帝輪流坐，來年到俺家。
多有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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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不只一個劉紹棠，讀一讀趙忠祥的《歲月隨想》（本人最近從互聯網上讀到一篇摘錄），你就會明白，在中國，即使在當代，像奴才那樣萬劫不復的東西多的是。由此可知，為何魯迅要說在中國，即使搬動一張桌子的改革，也要流血？為何中國能在專制集權下生活兩千多年？為何中國人都是見了狼是羊，見了羊又成了狼？
趙的專業是頂尖的，這不用說。可就是這么一個業務頂尖的人，奴才（而不是奴隸）意識極為濃厚。他在書中說道：“盡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但卻總像一直在他身邊工作。十多年來，在屏幕前我離得他那樣近，看著他黑發轉蒼，紅光消失，逐漸衰老。在他晚年接見外賓的那段日子，我更覺得是日夜陪伴，朝夕為他服務。毛主席晚年接見外賓，并沒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說是根據他不規則的作息時間與他的高興，無論白天、黑夜，想什么時候接見，就見上一面。于是，當年只要電臺一宣布某位外國領導人到達北京的消息，我們的前期記者與后期錄制人員就照例會三天三夜守候在臺里值班。現在我有點明白了，那其實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氣足時，才有可能接見外賓。”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趙除了忠于毛忠于自己所謂的“職守”，作為一個人最應該具有的獨立意識完全喪失了，甚至可以說與上面提到的齊襄王的太監毫無二致。
費是被打得遍體鱗傷，卻還要誓死保衛王；而趙就因老人不肯退位，要把“主席”把“偉大領袖”一直坐到死，于是，為了保證“偉大領袖”在接見外國領導人時能“神完氣足”，他們工作人員就得“往往三天三夜守候在臺里值班”，并且心甘情愿。你說這與費的奴才意識在本質上又有什么區別？
更重要的是，即使幾十年后，在回憶這段“光榮歲月”時，趙仍沒有絲毫覺悟，仍沉浸在奴才的享受之中，帶著一種甜蜜的回憶：“我已記不清值過多少次這樣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興奮，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著‘出發啦’這一聲信息。”而這一切，又都緣于“偉大領袖”晚年接見外賓，不僅沒有既定的日程，還要根據他不規則的作息時間與看他是否高興，甚至不論白天、黑夜，主要是看他有沒有興致，“想什么時候接見，就見上一面”。不想見，也就拉倒。
現在想來，趙先生不說，真是可憐了當年那些來中國要等待這位“偉大領袖”接見的外國領導人！你們要來見這個二十世紀下半頁中國的“皇帝”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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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近有網民截圖，一位被稱作“影后”的女藝人在微博中寫道：
“一個強盛的國家，開放槍枝都不會顛覆，一個虛弱的政體，賣把菜刀都需要實名；一個人性的國家，總統會逐一念出遇難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個冰冷的政府，遇難人數出來都是高度秘密；一個自由的國家，記者將內閣大臣追問到滿頭大汗，一個禁錮的體制，官員則告訴記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差，就因為一個國家的人民不知皇帝天子為何物，而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卻是在“萬歲”聲中一代一代“滋潤”著生息繁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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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0世紀時，平等自由的理念就廣泛地存在于北歐古老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中的自由民頭腦中了。當他們在法國的一條河流上游覽時，河岸邊一個送信的人問他們：“你們領頭的叫什么名字？”這些人回答道：“沒有領頭的，我們都是平等的。”（參見【美】羅伯特·達爾《論民主》第22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在這樣的人群在這樣的社會，“偉大領袖”就很難有立足之地，更難有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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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時代，美國開國時，有那么多可敬的人物都可做“偉大領袖”，但他們不做。他們知道，一有了“偉大領袖”，民主自由也就玩完。所以華盛頓一再要求辭去總統職務，盡早卸下領導國家的重担，恢復他的平民身份。
在美國，做總統，就僅僅是一個職務，總統本人必須這么看。人民雖然不能隨時罷免他，但有權公開批評他，甚至彈劾他。法國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這樣寫道：“在一切方面都實行選舉原則的國家，嚴格說來沒有終身公職。人們就任公職，多出于偶然，任何人也無法永久保住職位。”（上卷232頁，董國良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就是總統與“偉大領袖”的根本區別。
這就是自由之國與奴隸之邦的根本區別。
盡管那個總統形容自己是站在鐵籠之中作演講據說是“捏造”的，然而，那種情形不正是一切愛好自由的人們想要的嗎？如果一個最高統治者不能限制自己的權力，反而總是讓他的人民像在囚籠中生活一般，最終他自己倒是要真的或站或躺在囚籠中了。
這一點，曾被稱作“鐵腕領袖”且一“領”就是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現正做著“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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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終于可以說了：
一個有“偉大領袖”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專制集權的社會。
一個有“偉大領袖”的國家，也一定是一個奴隸乃至奴才之邦。
沒有“偉大領袖”的意義，很多人感覺不到，還有很多人甚至不適應，就像一直沒有自由的人，給了他自由他卻未必領情，甚至還很難受一樣。
在今天，如果說我們很多人都確實看到了中國還有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那么，這希望也正緣于我們終于沒有了“偉大領袖”。
歡呼吧，我的同胞們，“偉大領袖”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且已過去35年了！
一切企圖復辟者，不管唱著什么顏色的歌兒，把話說得多么動聽，也不管他是否愿意，甚至表示“絕不”，都只能是癡心妄想！
注：當然，有“總設計師”，仍然是悲哀的，后來的血腥歷史也給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