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在國共兩黨都積極籌備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的當口，一個問題始終縈繞于腦際：一百年來中國的領土為何越來越少？　
思考這個問題越久，越糾結于一個詞——革命。
決定中國命運的近代國內革命主要有三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毛澤東領導的倒蔣革命。三場革命對應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戰爭，1927-1937十年內戰和1946-1949四年內戰。
三場革命的背后站著兩位總導演，分別是近代禍害中國最烈的日本和蘇俄。考查這兩位導演的所作所為以及中國的革命家們對它們的依附關系，有助于解析開篇所提出的問題。
　　
1、孫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導演
　　
孫文一生領導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凱稱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張勛復辟），統稱民主革命。孫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包括派蔣率團訪俄、創辦黃埔軍校等，屬于國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國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稱之為孫的半次革命，因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終成功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的。
孫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實可以證明，其背后的總導演、支持者，甚至是起義軍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孫的經費來源和武器供應，也有相當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謂民間組織。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廣州起義，完全由孫的日本朋友梅屋莊吉資助并組織。1915年孫、宋聯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舉辦，孫宋還與梅氏夫婦義結金蘭，1978年梅的女兒千勢子應邀訪華還專程去上海拜會宋慶齡。梅是玄洋社成員。玄洋社是由頭山滿組建的專門對中俄從事間諜活動的黑社會組織，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內田良平重組為“黑龍會”，這是一個比玄洋社更加兇惡的組織，以中俄界河黑龍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龍江流域，“使滿洲、蒙古和西伯利亞連成一片，以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黑龍會綱領）。在孫中山幾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內田良平和黑龍會的身影。如1900年幫助孫組織惠州起義，1905年7月30日在內氏家中召開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內田良平及多名黑龍會成員同時也加入了同盟會。
孫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換成了蘇俄。因為列寧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蘇聯的成立，極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卻毫無建樹的孫中山，以俄為師成為孫當時的思想主導。
基于當年拿著德皇5000萬金馬克潛回俄國鬧革命的成功經驗，列寧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著金盧布四下里尋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為了推銷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擴大革命陣營以對抗列強。在南面這個最大的鄰國，列寧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盤最大的吳佩孚，沒成想這位“秀才大帥”根本瞧不上列寧那一套，將來人轟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僅有57名黨員，難以担負列寧的重托。在此當口，廣州的孫文卻主動找上門來，雙方很快便打得火熱。從1923年年底開始，蘇俄送錢送槍送顧問，幫助國民黨辦軍校、擴隊伍。孫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
縱觀孫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總導演主要是日本。
　　
2、蔣介石•國民革命•蘇俄導演
　　
國民革命是一個邊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為起算點，而終止點并無定論。但有兩點是史學家認同的，一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北伐戰爭，二是北伐是由蔣介石領導的。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蔣也是一個言必稱革命的狂熱份子。看他的演講和日記，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軍總司令以后，所有活動他都自稱為革命，連其領導的八年抗戰，蔣也認為是國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國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戰爭，并前伸到北伐前孫中山尚健在的準備時期，以說明國民革命實際是蘇俄在幕后作總導演。
國民革命的首要任務是打倒依附于列強的各家軍閥以統一中國。孫中山最初的設想是以蘇俄為后援，集結部隊從庫倫（今烏蘭巴托）往南攻下北京。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與蘇俄代表越飛會談，要求蘇俄提供200萬金盧布的援助。5月1日，蘇聯政府電報同意了孫的請求。5月10日，孫設宴招待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蔣介石作陪，一是答謝，二是研究派遣軍事代表團赴俄訪問事宜。8月16日，蔣率領由張太雷等人組成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從上海登船，啟程訪俄。自此，國民黨與蘇俄雙方進入了蜜月期。據統計，從1923到1927年，蘇俄向國民黨援助了至少3000萬金盧布、12萬枝槍、500多名軍事顧問。國民黨一直嘲笑共產黨是“盧布黨”，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這些援助，并借鑒蘇俄黨代表制度的組織形式，孫、蔣于1924年創辦了黃埔軍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裝，經過兩年多北伐，打垮吳佩孚和孫傳芳，逼降張學良，名義上完成了全國統一，組建起新的南京國民政府。
盡管在1927年4月，因“清黨”而導致國民黨與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第一次蜜月期終結，但改變不了國民革命由蘇俄導演的歷史事實。
蔣早在1919年就通過閱讀《新青年》等刊物接觸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蔣介石日記》），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當左傾，認為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其實就是社會主義，而中共領導人也這樣認為，周恩來甚至認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觀察民生主義得以實現的今日之臺灣，的確如此。既然蔣是左派革命家，那為什么后來與中共和共產國際鬧掰并血腥“清黨”呢？犀利公認為這是“一推二逼三離間”的綜合結果。
“推”。1925年9月，蔣派胡漢民代表中國國民黨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正式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請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蔣又派邵力子代表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要求共產國際承認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也遭到了拒絕。這樣就把蔣推出了國際革命大家庭。當然，按照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激進標準，蔣的確是“不夠格”的。蔣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蘇俄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考察訪問，親眼看到了高昂的紅軍士氣與蕭條的市況經濟之間的巨大差異，完全印證了孫中山的論述：“俄國現在的實業和經濟還沒有大發達，實在夠不上實行馬克思主義；要像英國、美國之實業經濟的那樣發達，才可以實行馬克思主義。”（《孫中山選集》之“民生主義”第1講）。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主張，即中國革命需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只能實行三民主義，第二階段才能夠推行共產主義。為此，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認為國民黨僅僅是“同情黨”和朋友黨，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國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開始，蔣一直贊成并支持“扶助農工”政策，北伐軍打到哪里，中共的農民運動就開展到哪里，但蔣不贊成激進的紅色恐怖做法。特別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提出的“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以及像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贊揚的到地主家里“殺豬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學道德觀的蔣介石難以認可。更糟糕的是，“痞子運動”不僅破壞了社會穩定、干擾了經濟貿易、影響了北伐軍的經費來源；還嚴重動搖了軍心、打擊了士氣，因為許多出身“不好”的軍官的親人被農會拷打甚至殺害，連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游街示眾。現實的危機逼迫蔣介石果斷出手“清黨”。
“離間”。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后，以蔣介石為首的親共左派逐漸占據上風，并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全面掌權，引起了以鄒魯為首的西山會議派和以王柏齡為首的孫文主義學會這兩大國民黨右派的忌恨。他們聯手于1926年3月20日導演了著名的“中山艦事件”（詳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Ⅰ）》之“中山艦事件之謎”）。盡管蔣介石懷疑這個“謀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衛所為，但也嚴重傷害了蔣與中共和共產國際之間的信任。
　　
3、毛澤東•倒蔣革命•蘇聯導演
　　
大陸官修史書有“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詞，以示區別1919年以前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這個“新民主革命”更是一個邊界模糊內容龐雜的大東西，官方定義說它分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戰爭（1945-1949）四個階段。北伐和抗日是蔣領導的，功勞很難記到新宇他爺爺的頭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時間的領導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這樣。到了1936年年底，張國燾的家底（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徹底敗完，西安事變發生，毛當上了軍委主席，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統治地位，此時，所謂的土地革命已近尾聲。毛主政時，黨史專家說土地革命時期毛雖然不是最高領導，但指導思想是他的，這也牽強。即便如此，毛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兩場事。
所謂的“新民主”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毛和中共當時的言論與主張的確是民主自由（參見笑蜀《歷史的先聲》、謝韜《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但這不過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實行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復歸兩千年前的皇權專制，何“新”之有？反觀孫、蔣的“舊”民主，盡管存在在軍政時期孫文要求黨員宣示效忠其個人的歷史污點，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軍政-訓政-憲政”的程序，孫、蔣一路走下來，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國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國各地選出的制憲國大代表，結合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亞洲最進步的民主憲法”（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見，孫蔣采用過專制手段，但行的結果確是民主；而毛共口號是民主，行的卻完全是專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都是內戰，在犀利公看來，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所發動的歷次倒蔣戰爭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權力之爭。為了區別國民黨內部的“倒蔣戰爭”，姑且稱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為“倒蔣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蔣革命，名為共產國際領導，實為蘇聯領導，歷史依據看中共黨史就足夠了。
1945-1949年的倒蔣革命，蘇聯的配合與援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蘇聯先是將日本關東軍和駐朝日軍的大批裝備交給中共，迅速武裝起近百萬的林彪軍團；后又將占中國80%工業份額的東北工廠全部交給中共。另據統計，1945-1949年間，中共依靠蘇援組建了200多個步兵師，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師不到50個。這是毛敢于在1948年說“原來以為需要五六年現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奪取全國勝利”的底氣之所在。在爭奪東北的戰役中，蘇軍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裝甲兵和空軍加入林彪的部隊作戰。
事實上，自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之日起，斯大林就徹底拋棄了國民黨，專心扶持起蘇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簡略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中國革命，無論是國民黨領導的還是共產黨領導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依附于日俄這兩大惡鄰。這才是近代中國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說，孫的民主革命是攜日變華，蔣的國民革命是攜俄統華（八年抗戰是攜美救華），毛的倒蔣革命是攜蘇亂華。
這些不幸的革命為何會降臨到中國大地？為何沒有降臨到印度這樣一個與我們一樣擁有龐大愚民的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不僅擁有兩大惡鄰，而且擁有擅長借惡鄰之力謀求一黨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諸多革命家，而印度卻沒有。
　　
4、引狼入室的代價——革命家的賣國史
　　
清廷垮臺之后，中國仍然發生了許多重大利益的丟失，幾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親手所奉。革命家賣國成為國共兩黨都極力掩飾的史實。有學者統計，孫文的賣國事實有3件，毛有8件，蔣有0.5件。這里按時間順序，列出幾件對中國危害較大的事實。
　　
（1）1931年：滿洲
　　
滿洲泛指東三省。這是一塊曾經脫離中國控制的土地。脫離時間有兩種算法：從1905年5月日俄戰爭日方勝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國東北的主導權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滿洲國”解體為止，長達40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實際情況。
出賣滿洲是孫中山從不避諱的事，因為他認為那是“韃虜”之地，不是中國的。1915年，正當日本壓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而老袁又極力周旋的當口，孫竟然拋出比“21條”還要優厚許多倍的《中日盟約》，以換取日本人倒袁挺孫之承諾。但日本人覺得孫文及其革命黨不成氣候，沒有把他當回事。最后在國人抗爭及列強干涉下，日本人的陰謀沒能得逞，但孫文如此獻禮，卻使得日本在壓迫袁世凱就范時多了一個籌碼，實與漢奸無異。
滿洲在1905年的半淪陷是因為甲午戰敗后的清廷的無能，而1931年的全淪陷則是張學良的全責。“九一八”事發當晚，張在沒有請示國民政府的情況下指示東北軍參謀長榮臻“不抵抗，即使（日軍）勒令繳械，占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衛、宋子文代表國民政府飛赴北平，動員張學良率領已經退入山海關的東北軍對日“小加抗戰”，而患了嚴重“恐日癥”的他仍拒不出戰，致使東北盡失。這位被大陸捧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稱是“愛國狂”，頗有點不知羞恥。如果我們把對侵略者搞的“事變”消極而對自己人搞起“事變”來卻積極的人捧為“民族英雄”，那么這個民族仍將會面臨被滅亡的命運。有一點倒還像張的胡子世家遺傳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竭力將“不抵抗主義”的帽子扣到蔣介石頭上的時候，張從未附和過，相反，他在多種場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楊天石先生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Ⅱ）》之“‘不抵抗主義’到底是誰提出來的”一章，對此有詳細的史料論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獨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孫文肇起。1895-1912年，孫在海外尋求革命外援的活動中，手里一直提著兩件禮物，那就是蒙古和滿洲。盡管當時的孫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送出這份厚禮，但卻向日俄發出了“滿蒙可任取之”的錯誤信號。內田良平回憶說，孫文一直講“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
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脫離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當1912年各省開始重新統一組建中華民國時，外蒙卻在沙俄的操縱下宣布獨立建國。袁世凱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要求實行自治。總之，在袁的手上沒有弄丟。這是第一次蒙獨，失敗了。
1921年2月，白俄軍隊勾結蒙古上層王公，擊敗中國駐軍，占領庫倫，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國軍隊退守買賣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黨（共產黨）在蘇聯紅軍的援助下，打敗白俄，奪回庫倫，同時將中國軍隊趕出買賣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蘇聯紅軍從此駐扎下來，直到1992年蘇聯解體后才撤出，前后長達71年，而中國軍隊再也沒能踏上自己的領土。當時的曹錕政府本想出兵奪回，但一面攝于蘇聯不斷增兵，一面又要防備張作霖等國內軍閥趁機作亂，只好頻發外交文告譴責。這是第二次蒙獨，成功了，但中國政府并不承認。
1945年2月，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答應了斯大林的無恥要求，強迫中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萬般無奈之下，蔣介石于1946年1月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外蒙進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獨立。10月20日，在蘇聯的操控下，以97.8%的贊成票率通過公投，宣布獨立。這是第三次蒙獨，成功了。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出于對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憤慨，中華民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不承認外蒙獨立。今天臺灣中華民國地圖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萬平方公里的外蒙。這就是前文所說蔣介石“半次賣國”的由來。
由于聯合國接受了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關于“不承認外蒙獨立”的聲明，因此，從國際法上講外蒙古就還是中國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變化，毛澤東與斯大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承認外蒙獨立。由于大陸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因此，毛對外蒙獨立的承認也就發生了國際法效力，為外蒙獨立的合法外衣縫上最后一針。這是蒙獨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愛國憤青們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徑只有一條，那就是中華民國重新取代大陸在聯合國的席位。也有學者建議兩岸組成聯合政府，這樣，因聯合政府的一方沒有承認外蒙獨立，將來就有解決蒙古問題的機會。
　　
（3）1957年：白龍尾島
　　
原名浮水洲島（越南稱夜鶯島），位于北部灣中部。1955年7月，解放軍擊退國民黨守軍奪取該島，并設立“儋縣人民政府浮水洲辦事處”、“中共儋縣委員會浮水洲工作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分區浮水洲守備大隊”。1957年3月送給越南，并附贈一艘小型艦艇，以幫助越南抗擊國軍。1965年，又改口說租給越南，幫助其“抗美”。該島至今為越南占領。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區
　　
江心坡-南坎地區（今緬甸克欽邦，緬甸稱江心坡為myitSone（河水匯合）），位于高黎貢山以西、邁立開江以東、察隅縣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1926年被駐緬英軍侵占，但民國政府從未承認。1960年10月，中緬簽訂邊界條約，將這一區塊讓與緬方，理由是“考慮到緬甸的實際需要”，但背后的真實目的卻是為了將占據此地的國民黨孤軍引向國際爭端（柏楊《異域》）。這種基于兩黨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領土讓渡，不僅使中國永久性失去了對高黎貢山以西主權的聲索權，而且也因為承認了麥克馬洪線的緬甸段而為印度段的解決樹立了惡例，兩年后艱難的中印邊界談判和戰爭證實了這一點。
　　
（5）1962年：長白山、皮島
　　
1962年，中朝簽訂邊界協議，“從考慮朝鮮人民的感情出發”，將一半長白山（朝稱白頭山）劃歸朝鮮，此后又應金日成的請求將皮島（朝稱椴島）送給朝鮮。利用這座山，金日成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編造了許多閃光的足跡。其子為自己的出生編造了諸多“祥瑞”和“神跡”，官方通稿說：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頭山密營，“霎時出現的兩道絢麗斑斕的彩虹和一顆圣星（光明星）宣告著他的到來，忽又飛來一只喜鵲——一個將來要拯救全人類的領袖——金正日誕生了”。其孫金正恩將會為自己編排出怎樣的神話，犀利公難以揣測。利用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許多核基地，最近的金倉里基地距離中國僅40公里，如果點爆，第一個挨炸的一定是中國，而不是朝鮮所聲稱的敵人——美國。
　　
（6）1963年：坎巨提地區
　　
坎巨提地區（今巴基斯坦罕薩一帶），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來訪問巴控克什米爾，主動提出將該地區讓給巴方，1963年中巴簽署《關于中國新疆和由巴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壤的邊界的協定》，正式確認。
　　
（7）2001年：唐魯烏梁海地區
　　
唐努烏梁海地區（今俄聯邦圖瓦共和國），位于唐努烏拉山以北，原屬外蒙之一部，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1921年，在蘇俄操控下，唐努烏梁海宣布獨立，定國名為“唐努圖瓦共和國”。1926年改名為“圖瓦人民共和國”。1944年又更名為“圖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并入蘇聯。1948年5月7日，中華民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聲明“唐努烏梁海是永遠屬于中國的神圣的領土”。2001年7月中俄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正式承認唐地為俄領土（條約第六條）。經過國共兩黨的接力，這1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終歸俄人所有。
　　
（8）藏南地區
　　
面積約9萬平方公里。1962年中國曾經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麥線”還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個較為成熟的多黨制政體，任何一個黨派都不敢公開提議讓步（只有獨裁的政黨才有可能“代民”讓步）。中國期待印方妥協以達成分割協議，實屬幻想。未來雙方必有一戰，當早定決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為何熱衷于向鄰居送山送島送土地？
　　
一切皆緣于虛幻的革命目標、錯亂的革命邏輯和自私的黨權保護。

（1）虛幻的革命目標

對狂熱的革命家而言，為了所謂的革命目標，送再多的土地、物資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領袖目標在三個時期有三種定位：1950年以前想當中國革命的領袖；1950-1964年想當亞洲革命的領袖；1965年開始想當世界革命的領袖。目標越大，賣國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賣蒙”，那是為了盡快簽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結束在蘇“吃飯睡覺拉屎”的無聊而又屈辱的冗長訪問。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長達三個月的談判中，斯大林當面說過將亞洲的革命交給中國負責，毛對此相當興奮。參加朝鮮戰爭可以繼續實施其向亞洲各國輸出革命的宏偉計劃，這是他比中南海的將領和智囊們“高瞻遠矚”的地方。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反復做說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終“統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決議。這樣，18萬條志愿軍戰士的性命就成為毛實現“亞洲革命領袖”的第一次獻禮。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將白龍尾島送給越南，是第二次獻禮。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區送給緬甸，是第三次獻禮。1962年將半個長白山和整個皮島送給朝鮮，是第四次獻禮。1963年將坎巨提地區送給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獻禮。這是大禮，更有小禮無數，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第二年，毛一面醞釀清洗“中國的赫魯曉夫”，一面做起了當世界革命領袖的美夢，這才是中國人噩夢的真正開始。毛幾乎同時在亞、非、拉、歐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圖。不僅送武器、送糧食、派“志愿軍”出境幫助中南半島各國共產黨鬧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爾、卡翁達、波爾布特等“好學生”們請進來，傳經送寶。一時間，“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頌聲》）。于是，我們看到了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觀”：寧愿自己人餓死無數，也要把從加拿大進口的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寧愿自己的鐵路不修，也要無償修建非洲歷史上最長的鐵路；寧愿自己的軍隊使用舊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線……
　　
（2）錯亂的革命邏輯

列寧說“無產階級無祖國”，我們就把蘇俄當作自己的祖國。
1921年，蘇聯紅軍占領外蒙。1922年，正當北洋政府要求蘇俄撤兵之時，孫中山卻與蘇俄代表越飛商洽簽署《孫越宣言》，支持“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當中國軍隊與蘇聯紅軍為爭奪中東鐵路而打得異常艱苦之時，遠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卻高呼“武裝保衛蘇聯”，并計劃派中國紅軍去進攻南京國民政府，以策應蘇聯紅軍。
1944-1945年，蘇聯出動正規軍和飛機，在蘇軍顧問科茲洛夫的統一指揮下，策動伊犁地區叛亂（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殺大批漢民，進攻中國守軍，國民黨將領陳伯良、高煒、杜德孚、曹日靈先后自殺殉國。中共不僅聲援叛亂，建國后還將此事美化成“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三區革命”。1960年代，蘇聯再次策動這些致力于建立“東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亂，毛才停止了“三區革命”宣傳。“革命家”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農•太也夫先是逃到蘇聯，后來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蘇簽訂“友好條約”，正式承認外蒙獨立。《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為“蒙獨”大唱贊歌。“賣蒙”成為偉大光榮正確的國際共產主義壯舉。晚清時期發生過多起令中國人痛斷肝腸的割地悲劇，但從未出現過象毛時代這樣舉國歡騰的賣國場面。這種以恥為榮的革命邏輯亙古未見。
以上這些史實所反映出來的革命邏輯，已經不能用“錯亂”來形容了，簡直就是混賬。
革命家不是以“愛不愛國”而是以“愛不愛黨”來區分敵友、評判好壞。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毛澤東思想萬歲》第533-534頁）。在革命家眼里，幾近亡華的侵略者倒成了我們的恩人。屠殺了近30萬華人的波爾布特也是中國的朋友，因為他是毛主席的學生。
為抗日丟了一條腿的張靈甫不是愛國者，因為他曾經和共軍作戰。而投靠汪偽并担任山東偽保安副司令的張學良的警衛營長孫銘九卻是“愛國者”，因為他參與了西安事變并抓住了委員長。
唯一存世的“八百壯士”、90歲的楊根奎只能到“臺灣找國民黨落實政策”（四川金堂縣政府關于楊的養老金問題的答復）；而湖北黃岡市黃州區原書記耿促進，雖然因出賣國家情報被判入獄，但工資補貼福利照拿，別人加工資他也照加，因為黃岡市委沒有對他進行任何黨紀政紀處理，他還是黨員。
我們不應當對逯局長和錢村長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長必須官復原職，因為他是黨的好兒子；錢村長不得不死，因為他擅自為民請命。
　　
（3）自私的黨權保護

“黨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頭禪。所謂“黨的利益”，就是一黨永霸政權、獨享利益。只要能保住黨的權位，送山送島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孫中山發起成立興中會，其《章程》猶如項目投資廣告：“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對利益的訴求可謂赤裸裸。
對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脅莫過于鄰居，所以，安撫好鄰國就成為執政黨的首要選擇。為了防止美帝通過鄰國搞滲透搞顛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國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讓步。“固邊”的目的就是要將鄰國變成中美之間的隔離圈。周邊國家個個都摸準了中國政府的心理。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現狀：只要承諾不干涉中國的政治制度（所謂“內政”），就能夠得到中國的利益讓步；只要與美國表示一下親熱，立馬就可以讓中國神經緊張。南海周邊五國就是這樣的典型。甚至連朝鮮都常常拿與美國單獨約會來嚇唬中國，以敲詐更多的援助。
可見，只要堅持“黨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談不上什么國家利益，更談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國的政治家賣國并不罕見，但像革命家這樣沒有底線卻是罕見的。越革命越賣國，這是我們通覽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與偏執的孫中山和老辣的毛澤東相比，推崇理學、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諸多史學家總結的那樣，他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隨著美、蘇、日等國檔案的解禁以及蔣介石日記的公開，歷史漸漸顯露出真面孔。戴在蔣頭上的賣國帽子在一頂頂地被掀去，而戴在孫和毛項上的愛國花環卻在一圈圈地被扯下。從蔣在大陸所處理的諸多國家重大事件來看，他沒有因革命而賣國。如果說孫、蔣、毛這三位近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區別的話，這就是。
有兩位近代“反革命”軍閥的行為，似乎更顛覆了官版教科書的標準結論。
曹錕，布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隸督軍，實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過向議員發出573張銀元支票而賄選為民國第五任總統。1921年7月，蘇聯紅軍出兵幫助外蒙獨立，曹督軍大罵，堅決不予承認。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漢奸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土肥原賢二請曹錕出面當頭，曹斷然拒絕：“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會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國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貞不屈，追贈“華胄忠良”匾額一方。
吳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國最強者”（BiggestmaninChina）的聲名登上美國《時代》雜志，成為上該雜志封面的中國第一人。1921年，吳拒絕蘇俄邀請其為中國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開宣稱“不住租界、不結外人、不借外債、不做督軍”，人稱“四不將軍”。1935年，日本人發起“華北自治運動”，多次引誘吳出面組織偽政權，吳嚴詞拒絕。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門請吳“出面工作”，吳說：“叫我出來也行，你們日本兵必須全部撤出中國！”1939年12月4日，漢奸齊燮元帶日本特務川本、軍醫石田及護兵若干進入吳宅，切破吳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絕殉國。”吳的長孫吳運乾當時10歲，親眼目睹了罪惡的經過。
　　
6、帖后語

（1）本帖無意為討回“革命家已經出賣的領土”提供支持。在人權與主權同等重要的文明時代，不講人權卻熱衷于高談主權，無異于幫販賣自己的人販子數錢。嘮叨幾件領土的往事，是想告訴大家近代中國的革命家們沒少折騰。
（2）本帖無意下“近代的中國革命都有罪”的結論，僅是指出借惡鄰之力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種種危害。孫、毛結交的日俄兩國，貪得無厭，勒索無度，每一次簽訂中外不平等條約，不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銀也是其他列強的十倍甚至百倍，讓中國背上難以翻身的沉重債務。
北邊的壯熊貪婪成性惡習不改，而南邊的肥羊卻好大喜功毫無記性，這是一百多年來中俄雙方形成人喜我悲的關系現狀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鮮半島的危機時期，不少“智囊”建議中國重建“中俄朝聯盟”以對抗美國，猶如綿羊因為對大象產生無來由的恐懼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頂！在未來某個關鍵時點，如果中國再次在俄國人面前丟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會覺得意外。
正是由于孫在國土意識上的模糊并以日為友，才導致以攫取“滿蒙西（西伯利亞）”為目標的日本大小間諜，打著“幫助中華，驅逐韃虜”的旗號，蜂擁入華，遍布于中國的軍政商各界。滿清時期他們是賊，滿清之后他們是友，成為各地講武堂和各家軍閥的座上賓。他們擁有正義之名、合法之身，公開搜集中國的情報，大力培植親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戰期間，日軍的地圖比國軍的精，日本政府對中國國情的把握比國民政府要準，組織起漢奸政權和漢奸隊伍來得心應手。
（3）本帖也無意下“聯外反內就是賣國”的結論。華盛頓接受法國和西班牙的軍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國是美國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國），就沒有賣國。華盛頓也直接借助外國軍隊的幫助。1777年6月，20歲的法國陸軍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領他自費購買的一條軍艦和士兵，登陸美國，參加兩年前爆發的獨立戰爭，兩個月后被大陸會議授予大陸軍少將軍銜，這是美軍當時的最高軍銜。總司令華盛頓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晉升中將。拉法耶特參加了賓西法尼亞戰役、巴倫山戰役、遠征羅德島等多場戰役，并在白蘭地酒戰役中腿部負傷。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國招募一支援軍，重返美國，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糧餉，參加1781年的約克鎮會戰，迫使英軍投降，獨立戰爭勝利結束。當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國，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并兩次出任法軍總司令。美國人感謝拉法耶特的無私援助，分別于1824年和2002年兩次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其后代也同樣享有這個稱號。歷史上得此殊榮的僅有6人。華盛頓與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誼。1787年主持制憲時，華盛頓征詢拉法耶特的意見，他指出了憲法存在的漏洞——沒有充分保障個人的權力。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0條“權利法案”，這就是成為美憲重要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國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報酬地幫其鬧革命，而且還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權。中國的革命家邀請的外援，不僅割我土地、搶我礦藏、淫我女人、燒我城池、毀我文明，而且崇尚專制與壓迫。喬治•華盛頓的“美式革命”帶給世人很多有益的啟迪，這不是本帖的話題，以后再敘。

　
（吳敏 薦稿）

犀利公 2011-08-21 17: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