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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和蔣介石小時候至少不像我們今天許多孩子那樣“乖”。不僅不乖，而且極具反抗精神。他們在后來近乎殘酷的政治斗爭的風浪中戰勝各自的對手，成為一方的最高領袖，這種獨特的性格氣質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與蔣介石

　　（文章整理自楊奎松先生在北大博士生聯誼會上的講座——“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他們的出身都屬中間階層

　　蔣介石出身于普通鹽商，祖籍浙江奉化鎮，地位不太高，財富也不是很多，在當時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澤東的的家也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親辛勞了一世，才把家業弄到了富農的程度，在當時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較全國狀況而言，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出身狀況頗為相似，都屬于當時中國的中間階層。這樣的出身，后來卻都成為了最高領導人，這之間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們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簡單地說，他們兩個人即使在當時條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就有大批學生出國留學，國內也陸續辦起了一些大學，這些留學生和大學生構成了20世紀上半期的社會菁英的一個群體。但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僅僅受過中等教育。毛澤東是小學畢業后入了師專，畢業以后又去當小學教員。那個時候的師專，就相當于現在的中專，即初高中水平。蔣介石名義上讀過軍校，其實也只是培訓式的速成學校。蔣后來的師爺們把蔣說成是日本士官生，結果臺灣的李敖一考證，日本士官學校根本就沒有蔣的名字。蔣當年從保定速成學堂轉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個補習班性質的軍事補習學校，叫振武學校。畢業后，他再沒有入過軍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個炮兵部隊做了一段“弼馬溫”，就是養馬的兵。蔣介石受的教育顯然也是一種初高中水平

　　這兩人的教育狀況對他們后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響，不過，他們之所以沒有再謀求深造，實際上也是他們兩人獨特的性格和氣質所決定的。我們知道，毛澤東當年曾經是有機會像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他們那樣去國外勤工儉學的。但是，所有一切都辦得差不多了，毛澤東卻堅持留了下來。在這方面，蔣介石與毛澤東也有頗多相似之處。

　他們小時候都頗具反抗心理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性格、氣質之相似，可以從他們小時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來。比如，蔣介石從小就有頗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極強。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從小“頑劣益甚”，就是非常頑皮、淘氣。一些老人曾經回憶，說蔣介石小的時候如何不聽母親的話，如何頂撞老師，別人要打他手板的時候，還沒有打上，他就哭開了，邊哭還邊在地上打滾。過節的時候，孩子排隊等長輩發給糖果，他偏偏不排隊，去加塞兒，孩子們把他擠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來加塞兒，大家看他臟兮兮的只好讓他。這些老人的回憶可能有點兒演義的成分，但太過頑劣不服管教的個性，蔣介石自己也是承認的。

　　毛澤東小的時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樣反抗心理非常強，自尊心也極強。他自己講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幾乎從來不服父親的管教，甚至敢于當著眾人的面與父親頂撞。有一次父親氣得要打他，他也氣鼓鼓地跑到門外的池塘邊，威脅父親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親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從上面這些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和蔣介石小時候至少不像我們今天許多孩子那樣“乖”。不僅不乖，而且極具反抗精神。他們在后來近乎殘酷的政治斗爭的風浪中戰勝各自的對手，成為一方的最高領袖，這種獨特的性格氣質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說他們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們的極強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說他們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樣。事實上，就具體的性格表現上，他們二人有很大的差異。

　　蔣介石比較內向，而毛澤東卻是相當外向。歲數越大，二人的這種差異也就越明顯。紀錄片中，蔣介石從來都是正襟危坐，不茍言笑，腰板筆直，連風紀扣都扣得一絲不茍，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軍人氣質和軍人儀態。蔣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樣。據他的侍從官們回憶，蔣一向生活簡單嚴謹，作息時間十分規律，每天5點半到6點之間必定起床，活動筋骨，然后早讀。他在聽匯報和開會時，除了必要的講演之外，通常很少講話，總是很威嚴地坐在那里聽匯報和討論。

　　在這方面，毛澤東與蔣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種不拘小節的人，不僅談話喜歡嘻笑怒罵，海闊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隨心所欲，喜歡天馬行空，自由自在。毛澤東講過他為什么不想當國家主席，兩個原因：一是總要接見外賓，他最不喜歡穿那種要紀風紀扣的正式服裝；二是因為他不愿意被種種的規矩所干擾，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書。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看到，毛澤東是那種喜歡穿著睡衣在臥室或書房里召見政治局領導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談到過一件讓他覺得很屈辱的事情——毛澤東1958年在游泳池邊“訓導”他。毛穿著游泳褲，一會兒下水游一會兒泳，一會兒上來披上浴衣和赫魯曉夫談一會兒話。赫魯曉夫不僅不喜歡游泳，而且不會游泳，他完全是被動地被拖到游泳池邊上來看毛游泳和聽他講話，自然會感到很不舒服。但這就是毛澤東的個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魯曉夫。另一個例子是《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是在陜北保安，那里的條件相當艱苦。因為是黃土高原，天旱水缺，人們很難得有洗澡搞衛生的條件。盡管那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外國的記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當時兩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下，毛澤東一邊與斯諾談天說地，一邊很自然地解開褲腰帶，在褲腰里捉虱子。一邊捉，一邊把吸滿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擠破，擠得啪啪直響。這個美國人顯然沒有赫魯曉夫那樣敏感。他反而把毛的這種不拘小節看成是一種魅力，心想：這個人好瀟灑呀！

 　他們都曾受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

　　他們都生于19世紀末期，成長在20世紀初期，成長過程和環境有相似之處。

　　蔣介石生于1887年，毛澤東是1893年，他們都是那種既讀過幾天私塾，也受過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時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響。在五四時期，他們其實同樣都屬于比較激進的革命青年。我們講“蔣介石是共產黨的敵人，是反動頭子”，但是他當年卻并不反共。我們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講話，很多講法都是與共產黨人的說法相似的。在那個年代里，出現這種情況是很自然的。因為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受過西式教育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都受到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特別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間，流傳得最廣的已經是俄國式社會主義了。當時各種傾向的人都想向俄國學習，這是因為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顯示了極強的生命力，面對十四國武裝干涉竟然日益壯大和鞏固。這讓本來就對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的現象心懷恐懼的中國知識分子不能不看好這種社會主義。當然，俄式社會主義是基于列寧主義的一種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它的核心內容是強調階級斗爭。對于要不要搞階級斗爭，在中國各進步人士中間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人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自然是強調要用階級斗爭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的。孫中山也看好蘇俄，但其思想與共產黨就有一定距離。他認為中國并沒有分化出像馬克思他們所講的那種極端對抗的階級，他主張三民主義，即強調要從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來解決問題，不必用階級斗爭方法，即強行將階級拉平均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蔣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隨孫中山革命了，但我們卻發現，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蘇聯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卻與孫中山有些不同，大談所謂階級斗爭，主張要通過打倒地主、資本家來解決中國貧苦民眾受窮的問題。既主張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反軍閥，又贊同打倒地主、資本家，其言論顯然與共產黨人非常接近。盡管我們不能說蔣介石的整個思想體系與共產黨人相同，但從蔣的日記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運動開始前夕，他就已經在關心社會主義問題了，不僅讀馬列的書，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蘇聯。在這方面，毛澤東的成長經歷也大致相似。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成長過程中，都受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應當沒錯。

　　 為何他們沒能成為“同路人”？

　　　由于二人的出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來兩人都成了黨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會形成很強的自尊心。

毛澤東與蔣介石

　　既然毛、蔣二人都受到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都贊同過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主張，他們為什么又沒有能夠走到一起去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大概要注意到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蔣介石開始跟隨孫中山，加入了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后來這個黨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這是個有相當長的革命經歷的政治團體。而它明顯地不同于中國共產黨，不僅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同于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而且因為這兩個黨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的黨的主要支持力量顯然是社會的中間階層。它在許多年里，其實始終是依靠海外那些愛國的華僑的贊助和參預生存發展下來的。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開始，一直到1919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它的勢力雖然在國內逐漸擴大，吸收的卻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屬于有“恒產”，即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的那一階層。因此，他們的許多理念都與孫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希望用些社會主義的措施來抑制資本主義的弊病滋生。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它從一開始成立，就將自己的基礎公開地放在中國最底層的貧苦民眾當中，公開地反對有錢人，主張用暴力的手段，通過剝奪富裕者和徹底消滅私有制的辦法，來達到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目的。

　　由于兩黨依靠的階層不同，他們的利益和政策目標也就不同。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建國的目標，到處找外援，最后不得不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黨內很多老黨員的反對，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兩個黨的指導思想不同，社會基礎不同，政策目標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加入到這兩個黨當中去，其成長時所受到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蔣介石再激進，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蘇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賴的那個黨所給予他的影響畢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蔣介石的思想再激進，最終也還是會服從于國民黨的政策需要。何況，對于蔣介石這樣一些深具抱負的人，組織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實現其鴻圖大志的看家本錢，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因為某種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棄對組織的依賴。蔣介石最后會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沒有或不曾有過激進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還是其抱負心和利益使然。

　　同樣的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種政黨組織。他因此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的觀念。這套觀念從俄國傳進來，爭取和依靠的對象是工農大眾。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明確表示過自己不同于國民黨，并且優越于國民黨的這種態度。以后的國共合作，兩黨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那樣多的矛盾與沖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心態在起作用。我們從1923年至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毛澤東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視和深得國民黨領導人賞識的種種情況。這甚至使他在共產黨內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但是，毛澤東同樣是抱負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黨的組織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他當然不會因為國民黨人的重視和給他較高的職位，就轉到國民黨一邊去。從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人的成長過程來看，由于他們加入的組織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響不同，也就使他們最終所選擇的道路大不相同了。關于這一點，我們這里只能是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他們有著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們二人成長中那些頗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來兩人都成了黨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況下，強烈的自卑感往往會與很強的自尊心聯系在一起。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會形成很強的自尊心。這種自尊與自卑形成的強烈的反差，使得他們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氣質。

　　（1）蔣介石：多疑導致“中山艦”事件

　　蔣介石因過度自尊而導致的過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記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來未必與他有直接的關系，僅僅因為他的自尊心太強，內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認為是別人在背地里講他的壞話，想整治他，結果他就往往會做出相當激烈的反應。比如蔣介石與中共決裂的中山艦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件事情過去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還有人在研究。大陸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件事是蔣介石蓄謀的，而國民黨的史學家則認為是共產黨和俄國人要綁架蔣，蔣沒辦法才決心利用這事件懲治共產黨和俄國人。隨著80年代以后人們對政治歷史的研究心態日漸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們才發現，造成中山艦事件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實還在于蔣介石因自尊而導致的多疑。用當年在蔣身邊工作的俄國顧問的話來說，就是蔣的自尊心強到了嚇人的程度。中山艦事件，簡單說起來，直接原因就是因為調走了一個與蔣介石關系非常好的顧問，接替他的顧問對蔣明顯地不夠尊重，對蔣的主張動輒設置障礙，并且有意削弱蔣手下的軍隊。這使得蔣非常緊張和憤怒，認為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與當時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聯手擠走這個顧問，但他后來發現汪精衛和這個顧問竟也一個鼻孔出氣，甚至有愿意讓蔣出國的意向。種種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終導致他得出一個結論，認為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國民革命軍最好的一艘軍艦中山艦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被海軍局派往黃埔軍校所在地虎門附近水面去執行緝私任務。當天下午海軍局得知蘇聯顧問要用該艦，又得知蔣恰在廣州，于是便請示蔣可否將中山艦調回來。這就導致蔣疑心大發，最終懷疑是汪精衛和俄國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艦把他綁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蔣怒不可遏，反復思量，最后下定決心利用手中的軍權，調動軍隊發動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變。

　　蔣介石的這種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孫中山時就表現得很突出了。孫中山對蔣很器重，把蔣介石看成是軍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線當參謀長。蔣介石卻因為與前方將領鬧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幾次之多。總是孫中山一個電報，蔣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說也不說就跑回上海去了；孫中山急了，再寫信勸讓他回去，他礙不過孫中山的勸說，只好又到前線去；去了又出問題，又是轉身就跑。如此反復，有十幾次之多。蔣介石為什么要跑，一個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孫中山，職位很高，前方將領卻不把他放在眼里，因為他手里沒兵。這無論如何讓蔣面子上受不了。其實“中山艦”事件時蔣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讓人說我自己心虛了嗎？我又沒做什么虧心事，干嗎要心虛？！何況這個時候蔣介石已不同于當年跟孫中山的時候，他利用黃埔軍校建立起來的第一軍已經是國民黨的絕對主力了。蔣介石很難丟掉他的這支看家本錢不顧，讓別人奪了去。因此，蔣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馬上就掉轉車頭，回到黃埔去連夜布置反擊。結果是那個蘇聯顧問被趕走，汪精衛也被擠去歐洲養病，自己奪了黨政軍大權。

　　（2）毛澤東：沒被教授“當人看”

　　我們再來看一看毛澤東。毛澤東同樣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年他在陜北和斯諾談自己的經歷的時候，特別提到過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經李大釗的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來圖書館讀書的人的名字。他當時講了一句相當尖刻的話來形容他那時候感受。他說：那時那些來看書的教授們根本就沒有把他當人看。梁漱溟抗戰時期到延安訪問時，毛澤東又提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問梁：你還記得我嗎？梁漱溟搖了搖頭，想不起來。毛澤東告訴他，他當年在北京時曾住在他后來的岳父楊昌濟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時去過楊家，是他給梁開的門。而梁當時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會記得這位給自己開門的青年人。毛澤東反復提到這些事情，清楚地顯示他內心里對此頗多感慨。聯想到毛澤東在解放后只對一個大知識分子很好，即章士釗，而對其他大知識分子統統不喜歡，我們就更容易理解毛澤東的這種復雜心態了。解放后，毛澤東發動過那么多針對知識分子和所謂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甚至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那樣無情，但章士釗和他的后代卻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沖擊。為什么？就是因為毛澤東對章士釗很有感恩之情。這是因為章士釗早年在毛澤東非常困難的時候曾經慷慨資助過他2000大洋，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數目的錢。只可惜，當年幫助過毛，或者看重毛的這種大知識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澤東只記住了一個章士釗，而對其他的教授、專家、社會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澤東從自身的經歷出發，總是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和“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的道理，并且總是自詡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動“小人物”來打倒大人物。當然，我們也不應當回避，這種情況也與當年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有關。建國以后，我們經常會談論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之所以會談論，就是因為不好擺。我們過去是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從階級論的角度，知識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階級。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關系問題。知識分子這堆“毛”，究竟是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呢，還是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呢？多數知識分子當然想要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問題是，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因為列寧早就講過：知識分子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服務于資產階級的。你要想改變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變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網載 2015-06-01 23: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