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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卑感導致強烈的自尊心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強，與二人成長的時代背景也有些關系。因為那個時代的特點，是中國受盡外國列強的侵略、欺壓和凌辱，經常都會受到亡國亡種危險的刺激。因此那個時代的許多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和悲情意識。毛澤東是如此，蔣介石又何嘗不是如此？有時候我們會注意到蔣介石國民黨當政時，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不夠強硬，妥協退讓，甚至有喪權辱國的做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蔣不愛國，不是民族主義者。從1928年“濟南慘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抗日戰爭等，我們注意一下蔣的日記，就能夠知道，蔣介石內心里對民族和國家的態度是很清楚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處理和共產國際，特別是和俄國人的關系問題上，曾經很強勢地堅持過獨立自主。比較一下蔣介石，他在處理與美國顧問的關系時，又何嘗沒有相同的表現？美國總統派史迪威將軍到中國戰區來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蔣介石，對蔣不尊重，再加上兩人在如何使用中國軍隊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常鬧矛盾。最后史迪威極力想取得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于是把狀告到了羅斯福總統那里，羅斯福也一度想要壓服蔣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見。面對這樣一種巨大的壓力，蔣介石硬是冒著破裂與美國關系的危險將這個四星將軍趕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師在課堂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則傳聞。說的是新中國在保衛南沙群島的斗爭中，曾經不得不從黃海和東海調艦隊前往南海。從黃海和東海穿過臺灣海峽速度會快得多，否則繞公海就要耽擱很多時間。當時，中共中央在討論要不要冒險走臺灣海峽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話。他說：沒關系，我相信蔣先生是愛國的。其實，不管我們在過去怎樣講蔣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內心里是很清楚的。這位老師講的這個故事未必十分真實，但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事實上，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講到過，蔣家父子是愛國的，并且試圖團結蔣介石，搞聯蔣抗美。

　　在這里，我們要強調一點，對于國家利益的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于所處位置不同，承担的責任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不會一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担執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有它的難處。我們今天批評蔣介石30年代不該搞“安內攘外”的所謂“國策”，這在情理上是說得通的。國家都要亡了，你還要鎮壓異己勢力，豈不是不講民族國家利益？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從蔣介石和執政黨當時的立場來看問題，不完成國家的統一，聽任地方勢力武裝割據，甚至你在前面抗戰，他在后面乘虛而入掏你的老窩，你又如何集中精力來抵御外侮？這種問題，對于當年許多國家的執政黨來說，都是一件很難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實，這里的關鍵還是要看你的這種政策最后是否達到了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爾什維克剛剛執政，德國和俄國之間的戰爭尚未停止。為了首先鞏固內部，列寧不顧眾多同事的反對，堅持批準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大片領土。等到政權鞏固了，國家強大了，蘇聯最后又把這些割讓的土地收回來了。

　　同樣的情況，中國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強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擊的戰略。然而，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一貫的反美立場迅速發生了改變。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清楚地發現，如果不聯合美國，中國很可能會成為蘇聯核打擊的目標。為了中國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開始接近和對話。而這對于那些一直以中國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國革命黨來說，顯然是一種致命的打擊。本來中國的戰略是鼓動世界上所有革命黨來反帝的，現在中國自己卻與帝國主義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當時阿爾巴尼亞就公開站出來反對中國對美帝國主義妥協，正在與美國作戰的越南人對此也深為不滿。但是，毛澤東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仍舊堅持要與美國妥協。要知道，我們與美國妥協，不光是犧牲了過去的革命原則，犧牲了許多左派朋友，我們還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我們過去一向堅持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那就是要解決臺灣問題。當時我們與美國的談判，在臺灣問題上明顯地作了讓步，以至于至今美國仍舊與臺灣保持著某種特殊關系，甚至仍舊在向臺灣出售武器。執政黨處理外交問題時需要著重于現實利益的考慮，而很難簡單地堅持意識形態立場或革命口號，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距

　　　毛澤東是詩人，但同時也是農民。這在軍事上就構成了毛澤東的重要特點。那就是，他一方面相當注重保存實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戰略，往往會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陳規，敢于冒險，不怕打爛壇壇罐罐。

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距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不同之處，也會極大地影響到兩個人的成長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澤東是很外向的，而蔣介石則比較拘謹。這影響到他們對事物的判斷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區別。

　　（1） 蔣介石：注重小節 一插到底

　　蔣介石自己生活規律，作風嚴謹，對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別注意細節。比如一些臺灣朋友講述他們早年在臺灣當兵時的經歷，都會提到蔣介石如何關心廁所的問題。這是因為蔣介石一來視察，長官就會要求士兵趕緊把廁所打掃干凈，而且蔣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廁所，因為蔣介石的視察，總是要去廁所檢查衛生。蔣介石太注重小節，使得他事無巨細都要親自去管，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政治決斷力和軍事指揮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顯的局限。

　　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成敗，軍事指揮上的優劣具有很大意義。照理說毛澤東沒有學過一天軍事，而蔣介石到底還算是學軍事出身。但是，蔣介石考慮軍事問題時，戰略上的考慮卻十分欠缺。他關注的往往是一些細節。蔣介石一輩子有過無數次講演，但50歲之前講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對士兵和軍官的講演了。而蔣介石講演當中經常會提到的內容，大都是如何整飭軍容軍紀。反映到軍事指揮上，他經常關注的也是一些明顯應該是由那些團長營長去關心的問題。蔣介石當然也打過勝仗，但在有魄力、有豐富想像力的毛澤東面前，他必敗無疑。因為蔣介石打的勝仗，更多的靠的還是政治謀略，而多半并不是軍事指揮在戰略上的優長。為什么他能打敗馮玉祥這樣一些軍閥勢力，卻很難打敗日本人和共產黨呢？這是因為蔣介石在與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打仗時，常常會采用這樣的辦法：即用金錢買通對手手下的軍官，給他們封官許愿，搞分化瓦解。這樣，蔣介石的軍隊還沒有打過來，地方實力派陣線內部首先就亂了套。而對日本人或共產黨人，這些招數就不靈了。再加上蔣介石一輩子都喜歡越級指揮，從當年對紅軍的圍剿，到后來解放戰爭時期的三大戰役，蔣幾乎從來都沒有改變過這種事無巨細一插到底的壞毛病。許多國民黨的將軍在回憶錄里都批評過蔣介石的這種作法。只不過，蔣在圍剿紅軍時可以越級指揮到團一級，而后來軍隊多了，大了，蔣的越級指揮就指揮到師一級了。看看蔣介石指揮軍事的電報，我們甚至會發覺，他連部隊行軍時應當怎樣走路，怎樣露營，怎樣防空，怎樣布哨，都要管。這多半和蔣介石所受的軍事教育層級太低有關。不少戰役就是由于蔣介石不顧國防部、軍令部的總體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越過上一級指揮機關，直接指揮到前方部隊去，從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湯了。

　　（2）毛澤東：浪漫主義 善于謀略

　　毛澤東與蔣介石則恰恰相反。毛是個詩人，喜歡哲學，這影響到他具有很強的浪漫主義氣質，不喜歡去管什么具體的細微末節，只喜歡海闊天空。他會見尼克松、基辛格時，一上來就明白講，我不談具體的問題，只談哲學，具體的問題讓周恩來和基辛格去討論。這其實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他把自己1936年寫的一首《沁園春·雪》送給了柳亞子，后來登在了重慶的報紙上，很是引人注目。蔣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氣，他不會寫詩詞，但還是曾要下面的人組織些文人墨客寫些更高雅的詩詞，以便把毛澤東的詞比下去。結果，國民黨人硬是沒有寫出一首能夠趕得上毛澤東的想象力的詩詞。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與蔣之間的差距。

　　毛澤東是詩人，但同時也是農民。這在軍事上就構成了毛澤東的重要特點。那就是，他一方面相當注重保存實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戰略，往往會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陳規，敢于冒險，不怕打爛壇壇罐罐。在早年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弱小時，毛澤東注重保存實力的一面表現得較為突出。結果在俄國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眼里，毛澤東明顯地是右傾保守的代表，因為他在軍事上絕對不贊同共產國際所強調的“進攻路線”。如何保存實力？毛澤東的策略就是要能跑。他的十六字訣，中心思想就是一個字：“跑”。抗日戰爭期間，面對強敵日本，毛澤東也還是堅持這樣一種策略。他不僅頂住了來自黨內的和莫斯科的非議，而且也頂住了來自國民黨的壓力，始終堅持他的游擊戰方針，使共產黨的軍隊在敵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為后來戰勝蔣介石國民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包括在毛澤東晚年，即我們上面講過的珍寶島事件之后，他的這一思想也再度表現了出來。當時為什么下決心要調整與美國的關系，不惜與美國妥協？就是因為毛澤東清楚地看出，中國當時沒有力量與蘇聯單獨對抗，必須拉上一個個幫手，這樣蘇聯就不敢打我們了。阿爾巴尼亞黨批評中國右傾，毛澤東不管那一套，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你能把我怎么樣？

　　不過，毛澤東軍事指揮上更突出的地方卻還是他作為詩人的浪漫主義的那一面。因為只關心大的戰略，關心大問題，他從不會去過問前線部隊具體怎么做，更不會去干預前線指揮官的具體指揮行動。我不知道毛澤東會不會圍棋，大概不會，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確有信手拈來的架式。1944年歐洲戰場剛剛取得勝利，毛澤東就開始考慮戰后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問題了。為了造成牽制國民黨的有利戰略布局，毛澤東硬是冒險將延安的兩個旅從國民黨和日本人占領地之間塞到湘粵邊界一帶去。此舉雖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終沒有實現，但毛澤東注重戰略布局的特點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國民黨堅持在東北大打，毛澤東在關內實施報復作戰，用的也是同樣的戰法。盡管冒險，但卻相當有威脅。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戰役，更是典型地表現出毛澤東的這樣一種戰略家的特質。他靈活地在戰役指揮中使用運動戰的戰法，大膽地調動部隊迂回穿插，忽兒內線，忽兒外線，這些戰法不僅在蔣介石那里無法看到，而且習慣于墨守成規的蔣介石也難以適應。毛蔣對抗，蔣介石失敗，幾乎是必然的。

　　當然，蔣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夠浪漫，謹小慎微和墨守成規，也有它的好處。蔣去臺灣后始終堅持穩定高于一切，對臺灣的經濟建設就有相當的幫助。然而，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政權很快鞏固之后，不再有那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機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義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顯露出來。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了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種運動，結果是使得人們始終處在你死我活的斗爭之中，幾乎沒有可能集中精力來搞經濟建設。大陸在經濟上之所以越來越落后于臺灣，與此不無關系。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和在臺灣的成功另外還應當提到的，是毛澤東與蔣介石因過去的經歷不同，生長環境不同，對社會的認知和對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態度也頗不相同。毛澤東向來是比較傾向于下層勞苦民眾的，喜歡到農民和貧民當中去，并且能夠樂其所樂，憂其所憂，甚至聽到老百姓受苦就會難過，掉眼淚。但他對富裕人家或社會中上層的喜怒哀樂就遠沒有那么關心了。這一點與蔣介石恰好相反。我們什么時候見過蔣介石到工人、農民當中去？什么時候見到蔣介石關心窮苦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從來也沒有。他嘴里也講過工農士兵，也講過人民，但他真正重視和關心的只是社會的中上層，尤其是統治階層，特別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統治的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這種情況也影響到他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在臺灣卻把經濟搞上去了，與蔣介石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態度是有關系的。蔣介石是沿海的鹽商出身，他對經商自然從小就不存惡感。沿海生長的經歷，更使他相信與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過國，去過日本，知道日本軍事了得；去過蘇聯，知道蘇聯軍隊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國的專家。為蔣介石工作過的外國軍事專家從蘇聯，到德國，到美國，到日本，應有盡有。退到臺灣后，他自然更是主動邀請外國專家到臺灣來幫國民黨設計經濟發展的方案。蔣介石在上海做過股票生意，以后在統一國家的戰爭中，不能不倚重各種專門的人材來幫助他籌集經費，因此他很知道專門家的作用。國民黨人執政后，大量接納經濟、文化、法律各種知識分子和專家入閣當部長，并非偶然。當然，這與國民黨自身的社會基礎也是有關系的。因為這些大知識分子、專門家通常也都是中產階級出身，他們也愿意為國民黨這種執政黨服務，國民黨從鞏固政權和加速建設的角度出發，也樂于傾聽這些人的意見。因為國民黨相信這些人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才是國民黨最為穩固的社會基礎。

　　不過，過于重視社會中上層的利益，使得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為它依靠的階層是有衡產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有相當部分生活在城市，卻在農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些人的利益。國民黨雖然幾度想要搞減租，但真正推行起來，還是阻力很大。這與國民黨自身的社會基礎在中間階層這一點不無關系。共產黨則沒有這樣的負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國最廣大的社會階層農民的歡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得不到農民的擁護，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這種情況到臺灣以后卻改變了。因為國民黨到臺灣，與當地的地主及富裕階層并無多少關系，犧牲他們的利益很容易。何況國民黨解決土地問題用的還是孫中山的贖買的辦法，臺灣那些靠土地吃飯的地主，多數也樂得拿政府買土地的錢或股票去投資工商業。結果是農民土地問題解決了，工商業也發展了，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一個社會階層也沒有因為土改而成為社會的犧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蔣介石到臺灣實行的其實還是威權統治，只是這種威權統治只是著重于政治和軍事，并不去干預經濟。國民黨退往臺灣時，曾經設想過要搞國家社會主義。后來被美國人反對掉了，實行的是美國式的自由經濟體制。并且在經濟上大搞“專家治國”，任用了相當一批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用經濟的方法來改造和建設臺灣。蔣介石對經濟建設的放任態度，對臺灣的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國的教授在介紹臺灣經濟建設的成就時，就特別強調了國民黨政府對專家的尊重問題。她指出：在臺灣，經濟專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對專家們的意見也很重視，而且政府要人通常會支持專家的意見。

　　由于時間的關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紹和評價這兩個人物，只能是從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長過程等方面來比較他們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從而總結出一些帶有某種邏輯性或規律性的東西來。希望大家能夠通過這樣一種不帶明顯褒貶的比較研究，更全面地來了解這兩個人。 楊奎松

網載 2015-06-01 23:0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