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之默：1925：共和的消失

簡體傳統

當1925年元旦，青天白日旗在廣州升起，它便預示著象征自由主義共和國的五色旗在中國公眾儀式中的消失。然而，事實上，早在1924年8月，孫中山便下令將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從其控制下的華南地區的所有機構的旗桿上降下。
五色旗雖然作為中華民國的最初國旗，但自始至終，孫中山卻對其并不滿意。孫認為這面國旗背離了革命的最基本原則：民族統一。既然革命是漢族推翻少數民族專制的革命，為何要使用象征五族（漢、滿、藏、蒙、回）的五色旗來模糊這樣的主要功績呢？
除此之外，還因為在這面旗幟下，袁世凱進行了專制的活動以及一系列政治交易。使得其受到了玷污。因而，即使在1924年，民國國旗仍象征著1912年臨時約法中的自由主義價值表達，即使在此之前的諸多保衛自由主義約法、宣揚科學、民主、個人價值等等的運動都是在這面旗幟的號召之下，但現在，也挽救不了這面旗幟的最終消失。
不過，孫中山對這面旗幟的厭惡，恐非以上全部內容。更大的可能是孫出于新型革命政治的需要，即黨國政治的訴求需要而最終導致的。
盡管孫對民國國旗一直抱有差不滿的情緒。但最初卻是謹小慎微的。只是到了自己的政黨在自由主義憲政中的資本跌落到最低點時，方才公開其不滿。
早在1921年，孫中山當時在廣東便對廣東軍閥陳炯明的“粵人治粵”感到不滿。因其與孫的“以黨治粵”的口號相對立。但當時的孫仍然克制著自己。此時的孫炯明，在廣東不僅發展出了與本省相關的自由主義傾向，而且還進行了地方的民主試驗。在1921年，陳炯明就支持了沒有國民黨指導的縣長民選。盡管孫中山不滿此舉，但其仍然認為，因為這場與三民主義的民主原則并不相悖，所以盡管認為廣東的“民智未開”，但仍是不容懷疑的。孫說：
“廣東人民有沒有這種程度（必需的政治自覺程度）？在兄弟看來，恐怕他們沒有這個程度；既沒有這個程度而又要實行，是不是要鬧亂子？但是民治主義是我們黨里本來的主張，當然不容懷疑的。”
但孫也認為，為了實現必需的政治自覺程度，還是需要實行對國民的三民主義操練，從而實現“以黨治粵”的方案。
但當1922年，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以恢復憲法正統來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而要求南北總統同時下野時，孫拒絕了。這給了希望以“聯邦”形式實現國家統一的陳炯明以借口。因此，在這一年里，陳炯明將孫中山驅逐出了廣東。當孫孤零零地重回到上海時，他便已經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對自由主義憲政的承諾，思考其對民國旗幟的忠誠，并且認為，應該重寫三民主義。
因而，當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開幕時，孫中山便明白無誤地提出，現在不是要以黨治國了，而是要以黨建國了。在隨后的會議上，孫提出要支持建立起一個國民政府以取代共和政府。盡管有黨員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應該組建的是“中華民國正式政府”，而不是“國民”政府。但最終的表決結果還是同意了“國民政府”的提法。因而，當天晚上，不少代表開始歡慶黨和國的結合了。
但事情至此并沒有結束。來自北美的代表，反對組建國民政府的黃季陸提出，應該采用比例選舉制以保證少數派黨員在黨內的意見得到充分的表達。但這一提法違背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背后隱藏的邏輯，即以列寧主義為路線，強調黨員個人對黨的絕對忠誠，以組建一個高度紀律化的黨組織，從而實現高度紀律化的黨治國家。因此，盡管黃季陸與孫均視政治政黨為民族國家的預備學校，但顯然，兩者所持的國家是不同類型的國家。黃主張的是一種自由主義模式的政黨組織和國家建設，而孫主張的是一種“革命的專制”。
自此，當1925年，青天白日旗這一體現孫政治理念的旗幟取代五色旗時，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的共和政府在中國的消失。但此時，在思想領域，中國在20世紀最自由的歷史時期并未結束。而是在三年之后的1928年，國民黨最終建立起的黨國體制下的文化專制，才徹底打斷了這一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1928年便已經決定了其在1949年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