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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2 5日，中一共開展嚴一打斗爭，這被西一方解讀為“83年中國大一陸大一的屠的一殺”，在嚴一打中，錯一判、冤一死無數。（網絡截圖）

我的天也塌了

我的天也塌了。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我丈夫被抓進了監獄。他原是部隊研究院試制工廠的廠長，轉業來地方，在化工廠担任廠長，他是市里選出的一九八二年的五好干部，也是全省的先進工作者，才過了二個月又說他是罪一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一產一黨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提出黨的工作從“以階一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改革和開放，提出國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五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在打擊經一濟犯罪運動中，卻說他為工廠批條子賣產品是犯了投機倒把罪，被抓進了監獄。我到省監委去告了狀，投機倒把犯罪必須謀取一千元以上暴利才能立案。我丈夫只是履行廠長職責批條子賣產品，未謀私利，一分錢都沒沾，投機倒把罪名怎么能成立呢？但是，他們沒有放人卻編造罪行改了說法，說他利用廠長職權批條子賣玻璃，自己謀得了一個價值一千二百元的錄音機還有房子，并為此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判決后，判決書保密，遲遲不下達，阻撓我在上訴期內上訴，使終審判決順利通過。
         
他們給我丈夫強加罪名，是要給局長的兒子抓個替罪羊，因為局長的兒子倒賣了一些物資掙了些錢，被認為犯了投機倒把罪，判了四年刑。在市委召開的打擊經濟犯罪的會上局長對市委書記說：“我兒子還是孩子、是學生呢。”市委書記回答說：“抓個當權派吧，當權派應當負責。”于是，我丈夫就成了局長兒子犯罪團伙的頭頭。局長兒子三十四歲，已經是做爸爸的成年人，是工作十二年之后，又到外語學院去進修外語的學生。市委書記說抓個當權派，當權派應當負責，只是因為他和局長之間有 “互助合作”的關系，市委書記的女兒和兒子的工作都是局長安排的。
       
局長兒子倒賣的玻璃是從我丈夫工廠買進的，是我丈夫簽字批準賣給的，但是說我丈夫謀取了一個價值一千二百元的錄音機和房子，就是無中生有了。一九八一年九月末，局長兒子倒賣錄音機的時候，曾向我女兒推薦過一個價值一千二百元的錄音機，那時我女兒在大學英語系學習，他說這個錄音機多么多么好，對于學英語多么多么合適，并給她留下了，說讓她聽一聽、試一試。女兒問我：“可以買嗎？”，我說：“太貴了，有個便宜的用著就行了”。僅僅過了三、四天，放假后上班第一天，十月三日，我丈夫讓他的司機老劉開車幫他給送回去了。七個月之后，我在“打擊經濟犯罪展覽會”上看到這個錄音機的信息，說被局長兒子倒賣給了鋼鍬廠一位李姓工人。區檢察院竟能又把這個錄音機說成是我丈夫的贓物，這還講理嗎？

關于房子，局長兒子要求我丈夫批給玻璃時，是說過他的關系單位——農村供銷社在市內有積糞人員落腳的房子，可以出讓。當時，市場上什么東西都買不到，所以流行以一種買不到的物資交換另一種買不到的物資的買賣方式。我丈夫工廠有玻璃也想換到他們工廠急需的東西。他們工廠的供銷科黃科長得了肺癌，黃太太哭訴說，他全家六口人擠在八平米的房間里，困難太多。工廠能夠得到這個房子，就可以給黃科長解決他的困難，所以我丈夫同意用玻璃交換他們的房子。到房子兌現的時候，黃科長的房子已經從其他渠道解決了，這個房子就給了廠里另一個職工王X紳，抓我丈夫的時候，王已經住進去一段時間了。區檢察院和法院為了幫助局長兒子抓替罪羊，卻硬說它是我丈夫謀取的私利。

區政法委書記也是局長的關系網，是局長原在海軍部隊時的老部下，政法委書記到檢察院、法院，關心局長兒子的案子，問一句：“小劉的案子怎么樣了？”，下面的司法干部就找到了辦案方向，就可以不顧事實胡編亂造了。
                               
他們還說我丈夫未謀私利也是犯罪，因為他批條子，沒經黨委討論就是犯法。可是，工廠的生產、銷售不就是廠長職權范圍內的事情嗎？為什么要黨委討論？再說，我丈夫廠里的玻璃不是國家計劃生產物資，而是他們自己到玻璃廠帶料加工生產的，原料是發大水造成積壓的純堿，是化工局攤派給廠，廠里生產又用不上的東西。這種國家計劃外生產的、不是國家統一銷售的物資，廠長負責銷售有什么錯呢？
     
我為丈夫申訴的材料，送給了律師，律師為我們做了無罪辯護，也送到了市里一切能夠送到的部門：政一法一委、司一法一局、市一法一院、檢一察院等等。我還請大學的同事——民一主黨派的朋友在人大常委會、政協常委會上也幫助我，我還去區法院面對面的交談，談到計劃內和計劃外等政策問題時，他們卻說：“我們不管那些。”我問：“政策和策略不是黨的生命嗎？不要黨的生命啦？”他們竟發了火。

我做這一切是盼望他們把人放回來，但是他們不講道理，不但不放我丈夫還要把我也抓進去。有一天，一位親戚緊張的跑來找我說，有人讓他轉告我：“趕快停止一切打官司的活動。”他說：“他們正在找機會要抓我。”還說：“現在有特殊情況，可以不報批就抓人。”這時，我身體已經很差，不能吃不能睡，只剩了一口打官司的氣兒  。聽到這消息后，神經更緊張，在家不敢開燈，出門不敢等車，有一次上錯車找不到家了，孩子只好請假回家全天陪我。
     
幾天后我離開家走了，我去了T城。老天幫我，在T城經過一系列磨難后，我終于找到了機會，把申一訴材料送到了中一央書記處書記胡一啟一立手里，得到了胡一耀邦總一書記的關注。

十二月二十九日，過年了，我心里卻沒有年，大清早起來，就出去奔走。因為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中央檢查團來了，趕快去聯系，千萬別錯過。”， 沒想到，就是那個早上，我聽到了我丈夫已經被送回來了的消息，在我原來的住處，現在我女兒的家。我急急忙忙跑了過去，真的呀，我丈夫真的回來了。大胖子變成了小瘦子，坐在那兒吃面條呢！他告訴我說，清早，他正在洗冷水浴的時候，看守急不可待的進洗澡間去叫他趕快穿衣服回家。說把東西全帶走，手續來不及辦了，過完年你愛人來補辦吧。而且是用吉普車給送回家來的。

九個月零十天，二百八十天的監獄坐完了，為黨工作的歷程也走完了。因為共一產一黨永遠偉一大、光榮、正確，無一產階一級專政永遠都不會錯。問題都是我丈夫的，只是官一老爺們開恩才免于刑一事處分。我丈夫無法繼續工作，只好提前退休了。一個忠誠于共一產黨的優秀（剛剛受過省和市的獎勵的）干部，就這樣不清不楚地，被迫提前退休了。

未完待續                                                                               

2015-08-23 0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