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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鳳凰財經

韋森教授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和財稅體制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問題認識深刻，分析理性，提出很多建設意見。訪談中，他多次流露出對中國經濟問題和財政體制改革的担憂。他說，目前中國財政體制改革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企業稅收負担過重，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減稅才是未來中國經濟最好的宏觀政策。

“未來轉變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唯一的宏觀政策只有財政政策。財政政策不是政府花錢，政府再花錢就會賠上大蕭條，而是減稅。勞動力成本降不下來，人民幣升值是政府決定不了的，只有稅收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政府減稅后，中國企業才有競爭力，企業活過來，有出口定單了，政府的稅收才會增加；再不減稅，很多企業都關門了，政府稅收都收不上來。”韋森憂慮道。

進而，他指明，如果再按照過去的發展思路，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不管收益只管GDP速度，不管下一屆政府誰來還債，這種模式一路下去的話，中國經濟就會出現大簫條。

鑒于此，韋森呼吁，目前中國亟需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稅管理體系，做實人大預算工委，約束政府盲目投資，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讓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

中國財政體制改革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

鳳凰財經：十八大之后財稅體制改革方面，您認為現在最大的一個突破點是什么？

韋森：最大突破點也是難點，就是財政體制改革設想的落實。中共十八大報告就把財政體制改革寫進了下一步改革設想第一條：“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這一改革設想有所細化，也有所調整。60條決定第19條的具體說法是：“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逐步理順事權關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担和分担支出責任。”這些規定還比較模糊，到底如何改，目前還不是很清楚。現在人們都認為中國目前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需要改，主要問題是中央和地方的中國財權和事權不匹配，財權（現在被稱之為“支出責任”）主要在中央，而事權在地方。現在寫入《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的財政體制改革，實際上牽涉到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的重新調整問題，把財權上升，事權上收。這牽扯到一個問題，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的調整，這是非常難處理的工作。從三中全會開始前一直到會議最后，財稅體制改革問題拖了那么久，說明在財稅改革上大家意見比較大。目前看來具體改革意見還不太清楚，且任何改革方案能否推進和落實，更是一個未知數。

實際上，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不僅僅是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的重新調整和匹配問題，任何調整和改革，都會牽動整個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前景。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支撐的和推動的，建大樓，建廣場，修高鐵、高速公路和地鐵。未來中國經濟的風險也在很大程度上在這個地方，因為過去20多年政府所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給各級地方政府留下的巨額負債。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尤其是2009年世界經濟衰退以來，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三維動力，除了國家，市場以外，還包括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所推動的經濟增長。現在如果上收事權，如果今后再不以地方GDP增長的高低來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了，整個經濟增長方式都會發生變化。當然，如果中國財政體制按照這個邏輯改，不一定是壞事，而是真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了，即從發展主義政府向注重民生和公共福利的政府職能轉變，就此而論，財政體制改革，不僅僅是一個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問題，實際上將會牽動整個國家政府體制的改革，且最終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老百姓的福利。

記得兩三年前，樓繼偉部長曾講了一個基本觀點，即盡管各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分成受各自的政治歷史傳統所決定，但在一個國家越現代化過程中，財權是越往越中央集中。例如，按照2011年的數據，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比例為56.64%，德國占65.34%，丹麥占73.45%，法國占84.93%，英國則高達英國約91.08%。澳大利亞也是如此。我在澳大利亞呆了十幾年，感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占大頭，州和地方政府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故一個國家越現代化，財權越往中央集中，這應該是一本趨勢。從我們國家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分成來看，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比例大約只有53.30%，但是通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實際上地方上花大頭，80%以上財政支出花在地方。從這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與經濟快速增長的軌跡來看，如果財權下放到地方，這些錢總是會用到建大樓、廣場和面子工程上，而不很少用到民生上，因為用到民生支出上，對本地GDP增長的貢獻不明顯。如果把財政資金像過去二十多年那樣用到建設什么面子工程和基建項目上，GDP增長的效應馬上就出來了，這樣的增長方式是GDP增長速度虛高，但老百姓從經濟增長中所得到的福利和實惠則比較少。這樣看來，財權或言支出責任還不如集中到中央，使政府每年所征得的財政收入更多地被用到醫保、社保、教育和其他民生用項目上來，這樣中國的老百姓會得到更多的實惠。

鳳凰財經：如果財權集中到中央，地方上該如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考核GDP，地方競爭機制如何解決？

韋森：過去地方政府和地方競爭，的確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國經濟的低度發展階段上基礎設施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在中國經濟起飛的初始階段上，地方政府之間在經濟增長方面的競爭，有它的積極意義，但現在絕大多數地方的政府大樓蓋得已經很漂亮了，不少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除了地鐵以外，廣場、大樓、濱江花園等等都等等都建的很漂亮了，且浪費的錢沒數。而多年來地方政府用在醫保、社保上的財政投入有相對來說比較少。以后，拿了老百姓身上的錢，得用到老百姓身上，得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但現在政府的財政和稅收與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和社會福利的增長并不協調、不匹配，缺口很大。

這種增長方式不能再繼續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把國民收入分配向民生方面傾斜，所以財權集中可能更為有利一點。在政府稅收的央地分成上，不能像一些主張和地方政府長官所希望的那樣進一步向地方傾斜，因為給留地方政府留得再多，還是不夠，他們還是投向基礎設施，而不是投向民生，結果地方還是負債，因而給他們留多少錢還是不夠用。因為發展民生，不創造GDP，政績不明顯。而建大樓，建廣場，效果明顯，也創造GDP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不但地方行政長官的政績程也上去了，腐敗尋租的機會多了，貪腐也上去了。

鳳凰財經：財權上收后，地方債問題如何解決，誰來償付地方債？

韋森：中央要放開地方的發債權，允許他發債。現在中央不允許地方發債，主要通過中央有控制地發城頭債，結果大量風險則集中到銀行了。盡管有些地方政府的負債已經很大，差不多達到了當年當地GDP的200%，但總體來看，現在地方政府的直接負債還不算太大，不到18萬億，所有的都加起來，有的人說21萬億，也有人說是27萬億，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來說，還不算太高。負債了，有了債務約束了，地方政府官員的“預算約束”就變得“硬了”，也會促進和有利于未來的民主政治建設。發了債，通過市場融資，不但會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實際上也會把風險推向市場，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實際上全集中在商業銀行。通過讓地方政府舉債的方式來融資，也有利于建立規范透明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

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在于，這些年來所投的一些項目是不賺錢的。過去，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個“開發公司”，只管眼前，只考慮投下去就會創造GDP，還不還債不管。比如建一個廣場，投幾億甚至十幾億下去了，把廣場建好了，建得很漂亮，但一分錢都不賺，每年還要維護費。建城市地鐵，收寫票價，多少還賺點，但可能還不夠它運營的成本。各級各地政府見了那么多政府大樓、環城大道、濱江公園和文化廣場，當年GDP 是上去了，但誰來還債？這也是所謂的“中國模式”所積累下來的一個問題。

另外，現在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是：一方面財政存款在不斷攀高，各級和各地的專項財政資金卻花不了；另一方面，政府的債務卻在積累。單從這兩個現象你就會發現，中國財政體制改革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

另外，這里面我們不要把地方政府的負債和各級政府部門的財政存款混在一起。地方政府的負債很大程度上是建大樓、修地鐵，建馬路，建廣場和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去了，主要是通過融資平臺，通過城投公司和其他融資平臺所負下來的債；而政府收的收的稅和其他財政收入，主要是從老百姓那里征來維護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行，要支付政府公務員的薪水、醫保、教育、科研和支農資金等等，這個錢與地方政府的負債是兩筆帳。不能說因為地方政府負了那么多債，我們就沒有減稅空間了，這不是一回事。

因為地方負債二十多萬億，就說沒有減稅空間，這其中的邏輯不對，因為這是兩筆賬，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國政府目前應該有很大的減稅空間。我們各級政府財政存款四萬多億，再說沒有減稅空間，從根本上講不通。2013年5月份以來，李克強總理也在幾次場合中講到要盤活財政庫底資金，并于7月3日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盤活庫底資金”，號召各級政府“把閑置、沉淀的財政資金用好，集中有限的資金用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上。7月15日，財政部預算司又發布了“關于加強地方預算執行管理激活財政存量資金的通知”，這實際上是在敦促大家快點花錢。

盡管國務院和財政部在2013年年中一再敦促地方盡快花錢，大按照央行2013年12月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10月，全部政府存款余額又攀高到4.12億元，比9月份政府存款增加了6683億元，相比4月份是4.6萬億的財政存款余額來說，并沒有減少多少。另外，自從2012年年底中共中央強制推行“八項規定”以來，許多地方政府機關和一些吃“國庫糧”單位突然發現財政撥下來的經費花不掉，無地方花，都犯愁了。這一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我們的政府目前還是有減稅空間的。既然政府征了稅，都花不掉，沒地方花，另一方面各類企業利潤率下降，相當一部分企業經營困難，那為什么政府就不能考慮減稅呢？

去年澳洲央行的副行長來方，在上海請我吃飯，我問他，你們政府財政存款存在哪里？是放在央行國庫里，還是存在商業銀行之中。他笑了笑，意思是說你一個大學教授，怎么會問這么一個幼稚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怎么還會有錢存呢！說這個錢沒到，那個錢早就支出去了。只有中國政府有幾萬億的財政存款，積累在央行國庫和各級政府的財政專戶中花不掉，當今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國政府的日子這么好過，幾萬億財政存款花不掉。再看奧巴馬政府，這些年都陷入財政懸崖了，2013年政府都關門十幾天，沒錢了。光美國聯邦政府，就負載十六、七萬億美元了，已經超過每年的GDP的100%，在這樣的巨額負債的情況下，美國政府都還能維持減稅政策多年，我們國家就這點負債，就不能減稅了？這說不通。

鳳凰財經：上收財權直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利益的調整，地方上會不會抵觸，阻力很大？

韋森：對，地方反應意見非常大。我與上海市，浙江，福建的一些廳局級領導干部交流，地方領導對財權進一步上收的改革設想抵觸心理確實非常大。

其實，當年朱镕基實行分稅制改革的時候，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1994年，當時中國財政收入只有5000多億元，收不上錢，稅負占GDP12%左右。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說，我們要建設現代化國家，但錢收不到中央來，怎么發展經濟建立強大的國家。他親自跑到廣東找到當時的省委書記謝飛，說我求求你了，你們為了國家利益，要推進分稅制改革，財政實行分稅制以后，中央政府會給地方留成，還給你補貼。當時朱镕基總理做了許多工作，說了很多好話，最后地方政府才同意了分稅制改革。當時，朱镕基是副總理，馬上要做總理，他想推分稅制，把財權上收，當時的阻力都那么大，現在進一步改革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現行財政體制，上收財權（或言“支出責任”），阻力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鳳凰財經：目前來看應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

韋森：這個問題就看我們兩個改革小組了，尤其是新近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決定和決心了。如果習近平主席下命令，要改革現有的財政體制改革，財權（支出責任）從地方上收，那就得收；如果最高決策層下不了決心，不下強制命令，看來很難推行得開。但這樣的財政體制改革，要牽涉到整個國家管理體制的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能否啟動，還不知道。

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首要建立現代財稅管理體系

鳳凰財經：據您了解，今年預算法方面會有哪些新進展？

韋森：預算法今年通過，基本上阻力不會太大。另外，我一直呼吁要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首先是要建立現代財政管理體系，把財稅管起來，有制衡監督機制，才算是建立起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現在政府財政預算，年底一個數字，年初一個數字，年底一個數字，怎么收稅，怎么花錢，沒有細目，有在很大程度上不透明，更就沒有任何實質上的監督和制衡，這怎么會有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首先是政府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的現代化。故加強人大對加強對各級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乃至批準和制衡，當是未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建設和組成部分。1994年，當時我們只有五千億財政收入，現在財政收入猛增，已經達到十幾萬億，去年財政收入將近13萬億，加上土地出讓金，就17萬億，再加上政府其他收入，合起來不下于20萬億。這么大的盤子，花錢沒個章法，財稅部門任意征稅，發改委和財政部任意決定財政支出，任意批項目撥款花錢，這種體制是有根本問題的。用現代財政學的術語來說，納稅人的錢袋子，沒有實質性的監管和制衡，納稅人只有政府說讓征多少稅就交多少稅，還派代表決定政府所征稅收的用途，甚至連政府怎樣用納稅人的交的稅款都無權知曉，這是不行的，這是一個國家還沒有走向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性問題。

財政管理體系的現代化，就要做實人大。修改預算法，用法律規定下來人大對政府全口徑預算的監督審查和值制衡，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做實人大對政府財政預算的財權的監督與制衡，更準確的說是做實人大預算工委。現在的預算工委在財經委里，開會時候出現一個財經委，開完會就又變成預工委。財經委一套人馬兩套班子，一個國家，只有兩三個人具體負責，這是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監督制衡的作用的。

鳳凰財經：以目前的狀況，應該怎樣才能做實人大預算工委？

韋森：首先，可考慮從全國人大到各省人大以及縣級人大都設立一個相對獨立的預算工委，每一級預算工委下面常設預算辦公室，如果這些預算辦公室，能像美國國會兩院的12個撥款委員會那樣有財政資金使用的決定權，每一年的財政預算都要通過預算辦公室去才能支出，就可以規范我們十幾萬億政府財政收入的收支，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也會堵住許多政府官員腐敗尋租的渠道。比如現在要開兩會，財政部要制定下一年的預算，那么首先要送進人大預算工委和預算辦公室審核，經過一幫專家審核后才能上會。這不僅是財政體制改革的問題，也涉及到中央地方分權的問題。

我們國家到底該如何設置這一體制，我認為應該綜合考慮，整體上看看美國，瑞典，德國，英國等現代化國家，了解一個現代化國家是怎么用錢的，各國議會內部到底有什么樣的制衡和監督政府預算收支的機構，做一寫各國財政管理體制的比較研究，探索建立起我們國家未來的國家的預算管理體制。

目前來看，坐實人大，首先要的可以考慮做實人大預算工委，可考慮在人大內部建立像建立美國國會的專業撥款委員會那樣的機構。我覺得今年即使修改通過了預算法，進行相應的財政體制改革，可能還到不了這一步，能在以后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能建立起這樣一個人大對政府預算管理的監督體系就不錯了，關鍵是決策者要意識到這一點，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減稅才是未來中國經濟最好的宏觀政策

鳳凰財經：前段時間社科院報告提出，中國人均宏觀稅負已經到萬元，您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韋森：這不僅是萬元階段的問題，把財政和預算外支出，制度外收入加起來，我估算不止這個數字。我之前大致算過，如果把政府各項全口徑的收入全算進來，這幾年是我們13億人沒人一塊可支配收入，政府拿一塊財政收入，1：1的比例。政府全國財政收入，土地出讓金，還有其他的收入加起來，估計會在20萬億上下。中國13億人，每人就合一萬五六千塊錢，城市可資本收入乘上城市居民，農村的可支配收入，這些加在一起然后再做一個平均，可能政府拿的總財政收入，比中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還高一點。

鳳凰財經：也就是說，政府拿的比我們可支配收入還多，是這個意思？

韋森：對。

鳳凰財經：這樣來看，政府是不是在與民爭利，也就是國富民窮？

韋森：這里不是老百姓窮不窮的問題。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各階層和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提高了，中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已經大幅度減少了。只是相比較而言，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太快，而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相對太慢了。我初略計算了一下，從九十年代初開始到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翻了三、四十倍，而全國城鎮和農村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最多也就是翻了7.7倍。這里面有幾個因素，第一，就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企業很好賺錢，資本邊際收益率高。中國的稅收主要是通過間接稅取得的，增值稅還有企業所得稅，所以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財政收入也在高速增長。這是第一個重要的因素，第二個是通過“金稅工程”，使財稅部門稅收的征收能力大幅度提高了，電腦聯網，增值稅發票一開，偷稅漏稅非常難。盡管稅率沒變，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担大幅度上升了。

中國企業的所得稅僅次于韓國，做企業都感到稅負太高，太痛苦了。所以，現在現在中國政府的最好的宏觀政策，不是貨幣政策，而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在目前已經無效，甚至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是負效用。

貨幣政策為什么無效？因為只要銀行放松貸款，錢會流進兩三個地方：第一是地方政府；第二是房地產；第三是僵尸企業。很多企業靠銀行貸款活著，就像快垂死的人。放松貸款只會到這里面去。目前好企業不缺錢，根本不需要貸款，經營不好的企業銀行又不敢放貸，所以放松貨幣政策對經濟刺激不大。

中國經濟面臨的整個格局是：人民幣在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政府稅收在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這些因素加起來，在中國企業還能做嗎？假如你想辦個新企業，靠銀行貸款來融資，現在恐怕是很難的了。像買銀行的理財產品，買騰訊的理財通，利率都到百分之六七了，支付寶余額寶的利息，也一直在百分之六、七了。這些理財產品再轉貸給別人，這些機構至少在其中要賺兩三個點，那么企業最后拿到的實際貸款利率，恐怕就超過10%了。歷史上有多少個企業的利潤率能狗長期超過10%？

在這種情況下，放松貨幣政策基本上失效 ，未來減緩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較為有效的宏觀政策主要靠財政政策了。財政政策不是政府再猛花錢投資，而是減稅。目前企業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幣近些年來一直在升值，盡管最近中國的人民幣幣值有波動，但人民幣升值不是中國政府所能決定不了的，只有稅收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政府減稅后，中國企業才有競爭力，企業活過來，有出口定單了，政府的稅收才會增加；再不減稅，好多企業都關門、破產了，政府稅收就收不上來，結果未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會減少。

依據經濟學中的“拉弗曲線”，我們知道，當政府的一般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一定的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

鳳凰財經：現在中國處在這個拐點上了？

韋森：是啊。我判斷基本上已經到了這個拐點上了，甚至都有點往后了。政府減少一點稅率，財政收入短期也許會減少一點，但長期只會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如果現在政府再繼續提高稅率，一些企業關門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會減少。

所以，現在李克強總理或者財政部長、各省財政廳廳長，應該多考慮企業的困難。應該把減稅寫入政府報告之中，這樣地方財稅部門也沒有太多的考核壓力了。如果中央政府把減稅列為自己的施政目標，至少地方上就沒有那么大增加稅收的壓力了。現在問題還是政府決策層還沒有意識到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之所在。據說三中全會一直到最后一天，對于要不要減稅都沒定下來。最后提了一句話，叫“穩定稅負”，穩定稅收，財政收入不增不減，最后停在這個地方。

鳳凰財經：如果不減稅，按照目前這個思路走下去，會出現什么風險？

韋森：現在中國經濟表現出幾個相反的趨勢，一是一月份出口突然冒泡，兩位數。每年年初出口都在下降，今年突然上升了，但是匯豐的PMI到已經低于50了，即在經濟的枯榮分界線的線下了。這樣一來，經濟學家都被弄糊涂了，PMI 在往下走，出口數據在往上走，這個數字怎么來解釋？國家統計局說，一月份的出口數字沒假，不像去年上半年好多企業虛報出口數字，想多點出口退稅。但是，對于去年上半年一些出口企業虛報出口數字的事，政府是應該反思的，一些企業依靠出口退稅才能存活下來，來養活自己和工人，這說明企業經營都難到了什么樣子了？企業都快存活不下去了，想著多報點出口退點稅，企業才能維持運作，都要喊救命了，快要沉底了，這是什么征兆啊！但是，自去年五月份之后，海關一收緊，一打擊虛報出口數字的做法，后來中國的出口增速就下來了。

現在的問題關鍵還是最高決策好像還沒有認識到在當下的中國經濟格局中，合宜宏觀政策政策是什么。自2008-2009年世界經濟衰退以來，美國和西歐各國的經濟危機成那樣了，政府都紛紛掉入財政懸崖了，都能堅持減稅政策，中國十七、八萬億的財政收入，四、五萬億政府財政存款，就不能減稅嗎？就沒有減稅空間么？

鳳凰財經：如果不減稅，財權上收后，也是不能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

韋森：對，解決不了。減稅的財政政策才是未來中國經濟最好的宏觀政策。現在稅收這么高，企業不賺錢，把風險都推給銀行了。企業的融資成本不斷攀高，很多企業貸新款還舊債，早晚把會企業拖垮，企業破產了，就把銀行拖垮，到時中國經濟就要出大問題。現在若政府考慮減稅，長期來看是對中國經濟增長會更有利。

靠投資拉動經濟是抽鴉片 最終會出現大蕭條

鳳凰財經：這樣看來，您認為中國經濟GDP目標設置上，會不會調整下降？

韋森：去年兩會期間，我就寫文章說過，應該取消設GDP增長目標。因為中央一旦設立GDP增長目標，地方上就會競相提高；不定反而更好，如果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不設GDP 增長目標，每年只報實際完成的量，對中國經濟。

鳳凰財經：現在業界預測的比較多，不能低于7%，這是一個底線？

韋森：我注意到，原德意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馬駿預計2014年中國的GDP增速會攀高到8.6%，林毅夫則說是目前中國經濟的增速到8%是沒問題的。他們都比較樂觀，但是認識到中國經濟困難比較多的經濟學家還是占主流。

在2012年5月到11月，我在FT 中文網上發了三篇頭條文章，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但是到了第四季度，一個拐點上去了。到了一月份和三月份之間，許多投行的經濟學家高興得不得了，說警惕2013年宏觀經濟過熱。這些偏樂觀的經濟學家認為，看中國經濟不用看其他的東西，就看一個指標，就是銀行貸款，貸款上去了，肯定就過熱，貸款下去了，經濟就回落。

但是去年，貸款和社會融資上去了，經濟卻往下走，出現一個“剪刀差”。這個怎么解釋？原因并不在于很多錢是借新款還舊債，而在于中國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中可能有重復計算成分。就是大銀行貸給小銀行，小銀行貸給信托，信托再貸給融資平臺，融資平臺最后就到了房地產，或者是到地方政府企業中了。其中，很多社會融資和銀行貸款可能交叉和重復計算。

中國經濟下行是一不可逆轉的趨勢。現在中國的企業賺錢都很難，很多企業資不抵債，依靠貸款才能維持一天天撐下去，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再按照過去的發展思路，一味的靠政府推動的投資來維持已經不可能再維持的高速度，不管資本收益，只管GDP速度，不管下一屆政府誰來還債，這種模式一路走下去的話，最終會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相反，如果現在中國順應經濟增長趨勢，慢慢允許它下行，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來說還會更有利。道理很簡單，因為現在再靠投資拉動增長，就等于是在抽鴉片，你猛抽鴉片，短期會興奮一段時間，但最后肯定會要倒下去；但如果你把鴉片戒掉，只不過是在短期更難受一點，可能還能熬過來，中國經濟還能穩穩的增長，不會出現大蕭條。所以，經濟速度慢一點，可能對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會更有利。

網載 2015-08-23 08:3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