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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愛思想

馬克斯·韋伯的經典之處，并不在于他如何看待觀念因素和經濟因素各自的相對重要性，而在于他分析社會行為系統的方法。無疑，在這個領域，是韋伯首先將價值觀在決定人類社會行為時的作用問題提到了理論高度。

一、現代資本主義的觀念源頭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這個理論高度的首要標志——新教有一種“倫理”而資本主義有一種“精神”，正是這種新教“倫理”產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而現代資本主義空前的文明成就與這種“精神”的巨大內驅力是密不可分的。顯然，韋伯這里著眼的是現代性問題，其核心是現代西方特有的資本主義現象，它不可能自發地產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時代。

也許，我們今天可以毫不費力地指出這個“韋伯命題”的不完善性，比如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國的現代性發展過程或可為證。但這幾乎無損于該命題的方法論生命力，因為這個里程碑式的命題具有高度的擴展潛力和啟示價值，恕本文不贅。

有現代性，邏輯上說就有前現代性。對此，韋伯最終作出了一個著名區分，即“傳統型”和“現代型”資本主義的區分，這個區分非同尋常，因為它顛覆了以往對資本主義的一切基本闡釋，并第一次為全面理解現代性和謹慎預見未來提出了一套結構分析方法，而且至今仍然富有解釋力。

按照我們在知識與思想的高度荒誕和封閉狀態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生產者諸要素的經濟合成作用在從根本上推動著歷史的發展，發展達到了一定程度，歷史便會掙脫現存制度形態和觀念體系的約束而躍上一個新臺階，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以及隨后的整個西歐則登峰造極地證明了這個諸階段論的發展模式，其中，除了經濟環境、資本積累、科學技術等等物質力量以外，資產階級的獲利沖動和貪婪欲望被認為是一種超常的驅動力。

但在韋伯看來，這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從韋伯對歷史的經驗觀察中不難看出，同樣的甚至更優越的物質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時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但都沒有發展出同樣的乃至更優越的現代資本主義，一直散見于世界各地的只是傳統型資本主義，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至于把追逐利潤的發財本能作為一種歷史解釋，就更加不著邊際，因為，恐怕誰都毫無把握找出現代人和前現代人之間在發財本能上有什么重大區別，相信也不可能找到公認的“科學”依據證明英國人在發動工業革命時這種本能已經進化得無與倫比，韋伯概括道：“資本主義的獲利活動，作為一種投機活動，一直通行于所有類型的經濟社會中，……投機者那種嘲笑一切道德約束的心態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國的官吏、古羅馬的貴族、現代的農民，他們的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遜色，……如果置身同樣的情境，……這些人的財迷心竅要比一個英國人更加強烈，特別是，要更加無恥。”毫無疑問，這在今天的中國能夠信手拈來更加豐富的經驗證據。

韋伯指出了這里面的一條因果鏈。宗教改革決不意味著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現進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強烈程度和社會化程度。新教主張惟有《圣經》才是最高權威，不必通過有形的教會，每個信徒都有權利直接從《圣經》領悟上帝的啟示和真理，那是一種凌駕于任何世俗權威之上、不可動搖、不容侵犯的永恒權威，不會陷入道德破產的危機。流變無常的世俗權威本來就沒有資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義則進一步否定了教會的這種資格，等于是承認并鼓勵個人有權獨立于《圣經》之外的一切權威，承認并鼓勵個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每個普通的新教徒都要變成宗教精英，不同之處在于，過去的精英是少數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侶，新教徒則要把整個塵世當作無形的修道院、成為入世的僧侶。惟其如此，才能有望獲得上帝的恩寵而得救贖、免遭萬劫不復的地獄之苦。加爾文教的得救預定論則進一步告訴基督徒，能夠蒙恩得救的永遠只是上帝預定的少數人，只有上帝知道他們是誰，其他人注定要永遠罚入地獄。因此，新教教義的大規模傳播，在激勵個人獨自進取走向上帝的同時，也由于斷言得救的高度不確定性而在每個信徒的內心深處掀起了終生都無法平息的焦慮感。即使像我們幾無宗教共鳴感的中國人，單憑經驗大概也不難體會到，人在面對一個事關重大但又不確定的前景時將會多么焦慮，更何況新教徒必須終生面對一個事關終極歸宿而又不那么確定的前景。那么，他們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倫理的經濟后果與世俗倫理背景下的中國傳統資本主義

嚴格地說，他們找到的并不是一條標準答案性質的出路，而是一條可以提供心理安慰的羊腸小道：每天都在每個方面、每一時刻虔誠地生活，隨時遏制一切輕浮享樂的沖動，畢生都在日常生活中刻苦修行，不懈實踐一切合乎上帝意愿的塵世活動，尤其是把條理化的勞動及財富創造過程當作一種增加上帝榮耀的“天職”，直至最終體會到一種安全感。這是一種“神圣”的境界，是由虔誠的靈魂感知的，不是靠鋪排宏大場面、端著統一發放般的陰沉面孔、以暴力為后盾再加上虛妄飄忽的大言闊論就能營造出來的，重要的是，它雖然“神圣”，但決非遙不可及，這樣的一生走下來，實際上就有可能獲得救贖的確定性，從而成為上帝特選子民的一員。這種焦慮-苦修反應形成了新教徒特有的生活方式，由此，條理化的勞動和創造財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罪惡的贏利問題，而是成了一種神圣的道德義務，一種改造塵世的必要手段，一種附屬于宗教美德的經濟美德。至此，新教倫理的經濟后果也就呼之欲出了。

實際上，新教徒的發家致富乃是新教倫理的意外結果，韋伯指出，它的直接結果是激發釋放出了一種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和平的理性主義。它對經濟變革的影響在于，它最終把無數自由個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種自由的制度以實現持續的正當贏利目標。這是現代西方特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有別于其他所有時代、所有地方傳統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關鍵所在。

因此，韋伯定義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見了，即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大規模有效整合。一般來說，人的價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顧及代價與后果，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樣，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顧及觀念與價值，從價值理性的角度來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決心要在塵世建立天國，決不容許自己、更不容許他人討價還價，這種價值理性與以往的基督徒并無本質區別，強度甚至有過之無不及。但是，他們對社會的態度卻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要駕馭宗教動力去改造塵世，而不是逃到塵世之外修煉宗教虔誠；他們也敵視一切貪欲和享樂，但他們勤奮、節儉、冷靜、審慎，條理化地利用一切資源刻苦工作、積極進取，這個過程意外地錘煉出了新教徒發達的工商業頭腦，工具理性的潛力在他們那里發揮了史無前例的手段作用，證據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工商業成就，而他們認為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睞，也增加了上帝的榮耀，然后，他們不是消費更不是揮霍利潤，而是不斷地積累、再投資、進而擴大穩定可靠的生產銷售以期獲得持續的經濟成功，目的還是為了證明上帝的恩寵！結果是，他們引領發展出了大規模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以及私人與公共財富空前的、基本上持續不斷的穩定增長。更重要的是，原先勢單力薄但卻團結壯大成為一支有紀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資本能源的新教徒群體，毫不妥協地抗拒了世俗權威和教會當局兩個方面對工商業活動的不正當干預，有力地推動了自由市場的發育和成長。

相比之下，中國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由于宗教從來沒有成為一種全民性的觀念整合力量，因而無從產生出一種超驗的最高權威，雖然也有“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來的“歷史規律”

等等類似觀念，但都沒有永恒的性質，與其說它們凌駕于世俗權威之上，不如說只是世俗權威的影子，故而也像世俗權威一樣總是擺脫不了如影隨形的信譽危機、直至大規模道德破產的危機。因此，從“止于至善”到“先天下”如何如何，直到“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始終都是形而下的、純世俗的價值追求，雖然高不可攀，但卻毫不“神圣”，關鍵是，它們沒有指出假如人達不到“至善”、做不起“先天下”、無心或無力“奮斗終生”時該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義。盡管歷來的主流價值體系也都高度理性地給出了種種根本途徑，比如“慎獨”、“自省”、“養浩然之氣”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修養要求，但一般來說，無視這些途徑的個人不會成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會讓個人產生內在的自我強制力和驅動力進行畢生的道德努力、洗滌罪孽以成全自己。總之，這些“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不可能成為普世的終極價值觀，更有甚者，它們并不允許、更不鼓勵個人獨立于世俗權威、個人對人格理想的追求以及對權利的主張，這時個人的生存意義就沒有什么選擇余地，可能僅限于充當草民，甚至賤民，甚至不是民，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是人而是豬狗草芥，結果，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價值目標的手段。

誠然，中國文化也吸收了外來宗教的信仰成分，同時也在血緣共同體的“家國”擴展秩序中提煉出了一套世俗倫理。比如“因果報應”說，就長期發揮了相當普遍的社會心理調節功能，使抑惡揚善的行為規范有了準信仰的價值；比如“誠信”觀念，無論滄桑如何變化，它作為一種道德要求卻是永恒的，“童叟無欺”一直就是工商業者的自我標榜和社會對他們的普遍期待。但問題在于，純世俗的倫理在本質上都是實用倫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把神祗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變成祈利避害的交易關系，因而一旦它的實用性遭到懷疑，人就很容易喪失任何道德底線，不僅工商業資產者，其他人等也很難例外。

按照中國的傳統倫理，超出謀生糊口傳宗接代繳糧納貢這個限度的勞動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盡管如此，勞動卻從來沒有“神圣”的苦修性質，總的來說只是塵世的苦役，更無法想象苦役被當作“天職”；相應地，對個人追求利潤的社會評價，也就始終是出于實用主義的功利性考慮給予純世俗的道德定位。從根本上說，在我們這個文化共同體的“家天下”傳統中，所有的經濟活動都不過是給世俗權威提供的家務勞動，因而始終與新教徒那樣的價值追求無涉。與宗教改革同一時期的明代嘉靖年間，雖非“盛世”，但據說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問題在于，“革盡人欲”的觀念這時更為變本加厲，“復盡天理”的要求卻沒有形成新教徒那樣的信仰共同體，更不可能產生新教徒資本家那樣秉持新的倫理標準并具有獨立意識、獨立人格的社會階層，這種狀況至今仍無實質性變化，表明中國的傳統型資本主義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發進入現代性過程，只能自發地將傳統進行到底——它是一種先天就沒有信仰、后天仍沒有信仰的資本主義。

當然，中國傳統上有個“倉廩實而知禮節”的古老愿望，但它強調的是財富的功能而不是正當性，如果我們把“禮節”擴展定義為價值觀念和道德理想，那么立刻就能發現，新教徒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這不僅賦予了他們的財富以正當性，而且使這種性質的財富有效參與實現了一個普世的終極價值——人的自由、獨立和尊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才說，對利潤的貪得無厭根本就不是現代資本主義，更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現代資本主義遏制了、至少也是理性地緩解了這種非理性欲望。

總之，“韋伯命題”的重大意義在于，它第一次系統地提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自從脫離了動物世界以來，人的進化史就不再是生物進化史、而是思想進化史了。

三、政治-法律制度的簡要比較以及韋伯理論的啟示

作為開制度主義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師，韋伯的巨著《經濟與社會》則系統地審視了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另一個前提：游戲規則的理性化，而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一套最重要的理性化游戲規則。它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是既往的法律制度，一是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西歐的法律體系發軔之時就重視契約，最初大概是為了規范經濟行為，后來則覆蓋了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其核心是劃分權利的邊界和義務的限度，尤其是通過法理契約確定世俗權威的政治權力界限，這個前現代時期的文明成果在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中達到了顛峰狀態，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稱為“準憲政”，韋伯認為英國是當之無愧的楷模，結果是任何世俗統治者都沒有為所欲為的權利，平民不可剝奪的財產權和自由權得到了理性的司法保障，國王非法作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敗訴，更何況還有宗教權威、宗教法庭道德監督與審判的巨大壓力。理性的游戲規則自然會令人產生理性的預期和安全感，這在經濟上的積極意義十分顯著。新教徒能毫不妥協地抗拒政教兩方面對工商業活動的不正當干預，自然也就有理有據，現代公民權制度、市場經濟制度直至自由主義民主的憲政制度，都可以從這樣的理性搏弈中找到歷史淵源。

在這方面，中國的情況同樣相反。秦代以后形成的傳統政治-法律制度保證了統治者擁有無限制的法定權力卻不承担相應的法定義務，被統治者承担了無限制的法定義務卻不擁有相應的法定權利，這在私人財產權問題上尤為突出，統治者處置平民財產的高度專斷性和隨意性，使任何理性的經濟活動——特別是資本投資——都無法得到理性的制度規則的保障，即便歷史上時有所見的重商主義、自由放任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因此而常常難以為繼，或者使工商業活動常常面臨不確定的政治風險，只有在專制權力的指縫中依靠和國家及其代理人進行代價高昂的無序交易才有可能實現資本積累，這就是韋伯所說的典型的“政治資本主義”，顯然，這絕對不是現代資本主義所需的制度條件。

韋伯理論無可置疑地說明，現代性不等于經濟層面上的、更不是物質主義的“現代化”，因為它不單是一種經濟形態，更是一種文明形態，而沒有價值追求的“現代化”則是舍本逐末，很可能還是緣木求魚。自從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為了尋找數千年未有之大對策，我們這個共同體已經支付了過于高昂的代價，卻至今仍在渾水里摸石頭。也許，歷史上唯一可與新教徒勉強類比的一支力量，就是1949年以來的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者，然而，除了價值理性的堅定程度令人尊重以外，他們與新教徒卻只有根本性的差異：他們不是一個獨立的信仰共同體，更不打算通過堅定的塵世苦修走向上帝獲得自身的救贖，而是堅定地要自己充當上帝、讓別人通過塵世的苦役被他們救贖；他們始終把整個社會都看作自己的財產，根本不需要也不容許存在私人財產權；所以，他們不會變成私人資本家，只能變成“國家資本家”，雖然是抽象的集體人格資本家，但卻是唯一的資本家，其他人全都無處可逃，只能任由他們生殺予奪；他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可謂有計劃的“無政府”經濟，因為他們可以完全不計成本——從貨幣成本直到別人的生命成本，更可以完全不顧規則——從公平交易規則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則，更何況他們還熱衷于為了自身的非理性利益而不顧一切地和一切人類文明為敵。終于，作為對現代性過程做出的被動反應，經濟意義上的“富強”成了主流價值，隨后模仿來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卸載了一切道德理想，權力越來越沒有心肝，經濟也越來越沒有廉恥，雖然“國家資本家”分解成了越來越多具象的、多元競爭的個體人格資本家，給不甘任由它生殺予奪的人們提供了奪路求存的機會，但傳統的政治資本主義卻變得更加老練，一個顯著標志就是正義和良知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老練的嘲弄、唾棄和踐踏。應該說，這是中國大大小小的“政治資本家”理應自我滌蕩的原罪，權且謂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不言而喻，現實更需要制度安排與設計上的自我滌蕩，因為只有以其正當性而提供預期安全感的制度，本身的安全乃至文明的進步才是可能的，所以今天更應該說的是，“匹夫興亡，天下有責”，庶幾，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有望精神新生、民族的胸腔里不光有冷血的鈔票而且還有不是冷血的靈魂？

網載 2015-08-23 08: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