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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判斷告訴我們在哪里，還連接著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是做出正確決策的重要前提。中國目前已進入什么樣的階段？總體說來，已悄然進入第三次大轉型階段。

建國后我國大致經歷了三次大的改革和調整，即三次大的轉型：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推進社會主義改造，主要表現為社會根本制度的轉變；第二次是1978年以來推進改革開放，主要表現為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第三次是“十二五”開始系統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或發展模式轉型，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啟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和軍隊“七位一體”的全面改革。

第三次大轉型與前兩次大轉型有所不同：一是轉型面臨的內外環境不同，從國際環境來看，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后全球轉型如火如荼地進行，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從國內環境來看，隨著經濟增長由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各種經濟社會矛盾開始顯現。二是轉型的內容不同，這次轉型不僅有體制或制度轉型，還有發展模式轉型，不僅有經濟體制改革，還有一系列非經濟方面制度的改革。三是轉型的方式不同，這次轉型將更多地表現為人本轉型、全面轉型、協調轉型、創新轉型、可持續轉型等。

在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下，轉型開始在全球展開，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金融資本主義”正在轉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正在推進“再工業化”或“再制造業化”，試圖以此化解金融泡沫和緩解就業壓力。二是高福利社會正在向“適宜福利社會”轉型，以緩解因“主權債務危機”帶來的高負債壓力。三是高碳經濟正在向低碳經濟轉型，通過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重塑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以緩解全球氣候變暖的壓力，實現地球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四是產業發展正在由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轉型，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成為世界潮流。全球轉型既為我國推進轉型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壓力和挑戰。

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后，我國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第三次大轉型面臨新的國內環境：一則我國開始步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從過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轉入年均6％—8％。二則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時段，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后即進入這一階段，而我國正好開始邁入此敏感時段，若不能適時推進改革和轉型、培育新增長點，就有可能陷入其中。三則已經進入到“高成本時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知識產權成本等都越來越高，使得我國原有低成本競爭優勢不再明顯。四則工業化進入到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雖還在發展，但重化工業階段開始進入到以提高質量為主的下半場。五則城市化開始步入加速階段的后半場。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水平達到30％—70％時屬于加速階段，2013年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53．7％，開始進入到以提高質量為主的城市化加速階段的下半場。六則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快速推進時期，各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向前推進。與此同時，國內出現的消費比重低、投資依賴、高房價、債務過多、產能過剩、金融風險、政府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等問題，也對轉型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

在全球大轉型背景下，在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下，第三次大轉型拉開了序幕。這次大轉型涉及面寬，內容豐富，任務繁重。按照本人幾年前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分析框架思路（見 《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版），我們可以將這次大轉型分解為八方面轉型：制度轉型、目標轉型、動力轉型、分配轉型、產業轉型、區域轉型、要素轉型、綠色轉型。

其中，制度轉型即制度改革，表現為由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轉變，由不公平制度向公平制度轉變；目標轉型表現為由更多追求數量目標向更多追求質量目標轉變（或由追求速度型增長向追求效益和質量型增長轉變），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質財富增長向追求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平衡增長轉變，由主要追求大國向主要追求強國轉變；動力轉型表現為由主要依靠需求邊“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拉動增長向主要依靠供給邊“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轉變，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增長向主要依靠消費拉動增長轉變，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資拉動增長向主要依靠社會投資拉動增長轉變；分配轉型表現為由追求國富向追求民富轉變，由少數人先富起來向多數人共同富裕轉變，由依靠特權優惠富裕向依靠公平競爭富裕轉變；產業轉型表現為由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知識或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由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變，由無品牌產業向有品牌產業轉變；區域轉型表現為由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向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推進轉變，由城鄉分割發展向城鄉一體化發展轉變，由區域不平衡發展向區域平衡發展轉變；要素轉型表現為由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土地、資源、廉價勞動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級要素（技術、信息、人力資本等）轉變；綠色轉型表現為由資源高消耗向資源低消耗轉變，由環境高污染向環境低污染轉變，由生態低效益向生態高效益轉變。

在上述八方面轉型中，當前最迫切、最關鍵的轉型是制度轉型，其他方面的轉型都依賴于制度轉型。轉型與改革既有區別，也有聯系。轉型包括改革，制度轉型也可表述為制度改革。但轉型不限于改革，還包括發展模式的轉變等。制度轉型與其他轉型并不是平行關系，而是其他轉型的源動力。因此，抓住改革或制度轉型就抓住了第三次大轉型的“牛鼻子”。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改革無疑是推進第三次大轉型的關鍵。按照全會精神將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就是實實在在地推進中國第三次大轉型。

鑒于第三次大轉型包含著全面改革和發展模式轉型等重要內容，因此此次轉型能否成功，決定著“中國夢”能否實現。

網載 2015-08-23 08:3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