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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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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江南女子季文蘭的題詩

康熙二十二年（1683），來自關外的滿人打敗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國，已經整整四十年了。不僅原來中國的漢族人已經漸漸習慣了異族新政權，就連一直相當固執地認定滿洲人是蠻夷的朝鮮人，盡管心底里始終還懷念大明王朝，但對這個日漸穩定的新帝國也無可奈何，只好承認它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把原來對大明帝國的朝貢，原封不動地轉輸給了新朝。這一年初冬，朝鮮使者金錫胄（1634—1684）奉命出使清國，經過多日跋涉后，進了山海關，有一天，使團一行到了豐潤縣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歇息時，金錫胄無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戶人家墻上有一首舊日的題詩：

椎髻空憐昔日妝，

紅裙換著越羅裳。

爺娘生死知何處，

痛殺春風上沈陽。

詩下還有小序，記載著這個題詩者的經歷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擄，今為王章京所買，戊午正月二十一日，灑淚拂壁書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見而憐之。”尾題“季文蘭書” 。

原來，這個題詩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蘭，丈夫被清人殺害之后，被王章京買得并帶去沈陽，不僅是生離死別，遠赴殊方，而且被擄入天寒地凍的北方蠻夷之地，比起遠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為奴的痛苦。在始終對清王朝懷有偏見的朝鮮使者看來，季文蘭的題詩，當然象征的是漢族江南人對北方入侵蠻族的痛訴。越羅裳換了蠻衣衫，江南繁華換了關外荒涼，爺娘親人換了陌生人，所以，同樣心里深藏著對滿人鄙夷的朝鮮使者，便不斷想象著這個弱女子的痛苦、無奈、屈辱和哀傷。當時，金錫胄就寫下了兩首和詩，一首是：“綽約云鬟罷舊妝，胡笳幾拍淚盈裳。誰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陽。”另一首則是：“已改尖靴女直妝，誰將蓮襪掩羅裳。唯應夜月鳴環珮，魂夢依依到吉陽。”（下注：吉陽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詩里感慨，在中國，再也沒有人能像當年曹操從匈奴那里贖回蔡文姬一樣，把季文蘭解救出來了。他想象，這個苦命的女子也許可以在夢中魂回故鄉，無可奈何之下，他只能為這個弱女子一灑同情之淚。

明清易代，對于一直懷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國特別是對自己國家有“再造之恩”的萬歷皇帝的朝鮮人來說，簡直是天崩地陷，“萬代衣冠終泯滅，百年流俗盡蒙塵”，他們很難想象這個一直被當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會在數年之間，就一下子變成了“蠻夷”。在一直堅持奉皇明正朔、書崇禎年號的朝鮮人心里，充滿了對于歷史的想象。在這個想象世界中，季文蘭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難者，在季文蘭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際的悲劇。所以，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她抒發朝代興衰、華夷變態的感慨。在現存的幾百種朝鮮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記、筆記和詩集中，留下了好多對此事發感慨的詩文。金錫胄路過之后兩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為到清國賀歲兼謝恩副使的崔錫鼎（1646—1715）路過此地，也寫了一首和詩：“纖眉寶髻為誰妝，染淚瀟湘六幅裳。卻羨春鴻歸塞遠，秋來猶得更隨陽。” 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個象征，朝鮮人只要路過，就會想起這個弱女子來 。偏偏這里又是清帝國規定的朝鮮朝貢使必經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憶季文蘭的詩歌就不斷出現。他們想象季文蘭的題詩，仿佛是獻給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間，李（1737—1795）路過榛子店，就遙想當年說：“此店原有江南女子季文蘭壁上所題詩，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語云，而今已泯滅無跡，欲尋不得，只誦天下有心人見此之句，而為之興感。” 嘉慶年間，徐有聞（1762—？）想起季文蘭的故事，也說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蘭被虜向沈陽時所作也” ，而另一個姜浚欽（1768—？）更是清清楚楚地說，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蘭”。

在朝鮮人的想象中，季文蘭被當成一種歷史回憶，她就是明清易代時的悲劇主角，她的詩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漢族人在戰亂中的悲情。

一、想象中總是以夷亂華的離散悲劇

國破與家亡總是連在一起，兵荒馬亂的時代常常上演家庭離散的悲劇，這些悲劇總是引出對戰爭的悲情，傳為元代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戲《幽閨怨佳人拜月記》寫的是同一個故事，記載那個改朝換代的戰爭里面人們的凄惶：“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嘆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恓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 這個故事后來在《六十種曲》里面改名作《幽閨記》，唱詞里也說：“怎忍見夫掣其妻，兄攜其弟，母抱其兒。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間哭哭啼啼。可惜車駕奔馳，生民涂炭，宗廟丘墟。” 不過，有一點很值得深思，這出悲劇原來寫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漢族中國人看來也是蠻人，但是，在后來的記述中，這樣的戰亂離散，好像只是屬于漢族人的，只有以夷亂華才會演出如此凄慘的故事，所以在記憶中，戰亂仿佛總是被置于“蠻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閨記》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來也是“番邦”，倒把騎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爾番兵”，把虎狼擾亂大金朝的情勢叫做“勢壓中華”，說是“胡兒胡女慣能騎戰馬，因貪財寶到中華” 。所以，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華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虜的白玉娘，后來被改成《生死恨》京劇中的韓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說什么花好月圓人亦壽，山河萬里幾多愁。金酋鐵騎豺狼寇，他那里飲馬黃河血染流。嘗膽臥薪權忍受，從來強項不低頭。思悠悠來恨悠悠，故國月明在哪一州。”

歷史中國曾經有太多的改朝換代，改朝換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換了民族，像元朝代替了大宋，“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就讓漢族中國人平添了好多“遺民” ，而清朝替代了大明，薙發易服，也讓漢族人著實悲傷了很久。不過，時間似乎總是很好的療傷劑，時間一長，傷口就漸漸平復，歷史也就被當作遙遠的記憶，放進了博物館，除了還記得滄桑的人看到會唏噓一番之外，大多數人都會把這種慘痛淡忘到腦后。在大多數漢族中國人都漸漸心情平靜的時代，倒是固執的朝鮮人，卻總是在心底里替漢族中國人保留著一份回憶。當他們的使者來到中國的時候，就非常敏感地尋找民族悲情。看到季文蘭的題詩，就會想到：“海內喪亂，生民罹毒，閨中蘭蕙之質，亦未免淪沒異域，千古怨恨，不獨蔡文姬一人而已。”在他們的心里，最不能釋懷的是，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容易就忘記了明清易代的慘痛歷史。

季文蘭的那首題詩，就是這樣被朝鮮使者一次又一次地從歷史召回現實。

二、季文蘭題詩故事：成為典故與象征

其實，并沒有多少朝鮮使者親眼看到過這首詩。最早聽說這首詩的申晸本人，并沒有親眼看到它，而當年金錫胄看到題詩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字漶漫不清，僅僅七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隨冬至使團入燕京的徐文重（1634—1709）路過此地，已經說季文蘭題詩“今漫患無存”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崔錫鼎路過榛子店的時候，更只是藉著當年的回憶，在想象中感慨“素壁題詩字半昏”。二十多年后（1720），在李宜顯（1669—1745）不那么清楚的記載中也已經說，季文蘭詩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乃至泯滅云” 。泯滅歸泯滅，泯滅的只是在壁上的題詩，但在朝鮮使者的歷史記憶里面，它卻始終留存。

康熙過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鮮使者要到大清國來賀歲謝恩，奉命前來的使者，大都事先看過很多前輩的詩文。《燕行錄》里很多記載中國當年風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見得都來自親眼目睹，很多有關中國的風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來自文學和歷史的典故代代沿襲。不管看沒看見真的季文蘭題詩，朝鮮使者一到這個地方就要對想象中的這個女子吟一吟詩，雍正十年（1732），韓德厚經過榛子店，就憑了閱讀金錫胄的想象和記憶，說“清初江右女子季文蘭，士族也，顏貌絕麗，又能歌詩，為胡人所擄過此店，題怨詩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時，適見壁詩。文蘭則莫究所終焉” 。到了乾隆年間的李路過榛子店，雖然一面說季文蘭壁上所題詩，“而今已泯滅無跡，欲尋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親眼所見似的，照樣悲悲切切地想象著當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作為冬至謝恩副使的洪良浩（1724—1802）路過榛子店，也寫道：

偶過榛子店，遙憶季文蘭。

古驛春重到，遼城鶴未還。

空留題壁字，何處望夫山。

蔡女無人贖，遙瞻漢月彎。

盡管那個時候，榛子店的墻壁上早就沒有季文蘭的題詩了，就連當地人，也已經記不得有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這里早已經是“數株垂楊，搖曳春風。欲覓壁上題字，了不可得，且舉其事問諸店人，漠然無知者” 。

“舉目山河異昔時，風光縱好不吟詩。胸中多少傷心事，盡入征人半蹙眉。”“茲行歸自黍離墟，痛哭山河屬丑渠。況復箕都逢壬歲，小邦悲慕更何如。” 對于滿族入主中國，成了新的統治者，朝鮮人似乎比漢族人還要介意，他們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觸，就會寫詩；只要一看到可以聯想的題詩，就會感慨萬端，像乾隆五十一年（1786），曾經中過狀元的沈樂洙（1739—1799），出山海關過王家臺，看見墻壁上題有一詩：“長腳奸臣長舌妻，苦將忠孝受凌遲。乾坤默默終無報，地府冥冥果有私。黃桔主謀千載恨，青衣酌酒兩宮悲。胡銓若教閻羅做，拿住奸臣萬剝皮。”雖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就要想象這是漢族人指桑罵槐，有激而發，說：“于此亦可知海內人心可悲也。” 所以，季文蘭的那首已經隨著壞壁消失了的題詩，就成了他們喚回歷史記憶的契機，只要經過榛子店，它就會從心底里攪起他們的浮想漣漪。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謝恩副使李在學（1745—1806）經過此處時寫道：

癡兒金貨買殘妝，

尚憶征車淚染裳。

壁上芳詩無覓處，

一尊惆悵酹斜陽。

道光八年（1828），上距季文蘭被擄已經整整一百五十年，離開明朝覆亡也已經近兩百年，樸思浩經過此地，仍然寫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曉啼妝，

尚憶阿娘作嫁裳。

夢里江南春草綠，

芳心應羨雁隨陽。

三、憑想象改塑歷史

可是蹊蹺的是，大多數朝鮮使者在有意無意之間，都把季文蘭的故事想象成了明清易代時候的歷史斷片，時間越久，這種想象仿佛就成了歷史。可是，這里卻有一個破綻在，所有的資料都證明，當年金錫胄看到的這首詩，明明寫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這個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國天命三年或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那么，就應當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78）。可是，萬歷四十六年的時候，明帝國控制著關內，滿人不可能從這里把江南女子擄到沈陽，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經覆亡，清人卻已經不需要與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蘭想象成明清易代時的落難人，把這首詩解讀成明清之際的悲劇記錄，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學家常常在前臺看戲，隨著戲中人淚水漣漣，可是歷史家卻總是到后臺窺戲，看到卸裝以后種種“煞風景”的情態。從想象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鮮人也會看到這里的歷史裂縫，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補一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學路過這個地方，在一個姓張的人家歇腳，想起這段往事，便寫道：“天啟中東使過此，招問此媼，具言五六年前沈陽王章京用白金七十兩買此女過此，悲楚慘黯之中，姿態尚嬌艷動人。”又說：“今距天啟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復尋。” 有意無意中，他把題詩的時間一下子從康熙年間，提前到了明代天啟年間，也許他意識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蘭并不是明清落難人？

可是，換了“天啟”并不管用。因為天啟年間并沒有一個戊午，事實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1678）這一個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關征服中原的時代，倒是吳三桂叛亂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清兵與叛軍大戰的第五年 ，這個時候被擄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時遭遇世變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國之思，似乎懷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鮮使者想象中的“皇明”。

其實，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1683）金錫胄路過榛子店看到這首詩的時候，就已經讓他的副使柳氏招呼這座房舍的女主人詢問過，而“媼具（言）五六年前，沈陽王章京以白金七十兩買此女過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八年前后，這時被擄的季文蘭，恐怕就是屬于吳三桂一部的家屬，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徐文重（1634—1709）在《燕行日錄》中說的季氏，就是“頃年吳三桂平后，南中士女為沈陽王章京者掠去” 。康熙三十五年（1696）洪萬朝在《嘲季文蘭》中就說“季文蘭，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蘇州，蓋南土人也，年十六當庚申（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吳三桂之亂，為沈陽王章京所掠” 。五年后（1701）姜到榛子店，也清楚地記載說：“此乃吳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為北兵所擄，愴感傷悼，而有此作也。” 只是在稍稍時間流逝以后，固執的朝鮮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蘭當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滿洲王章京以七十兩白金買她上沈陽，就是要把它想象成明清之際蠻夷亂華的一出悲劇。

朝鮮人很不喜歡吳三桂。一開始，他們還期待他作三國蜀漢假降鄧艾卻試圖復興漢室的姜維，“我東聞中原人，皆以為三桂必復立皇明子孫以圖復興云” 。但是，在康熙年間吳三桂再度反清，卻并不用大明旗號之后，他們已經放棄了對吳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斷送大明錦繡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孫萬雄，就說吳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終為羯胡之窟” 。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吳三桂“自壞長城，請入外胡，使神州陸沉，可勝痛惜” 。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到朝鮮使者借題發揮的興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業再次路過榛子店，又為季文蘭題詩一首：“江南女子洗紅妝，遠向燕云淚滿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憐征雁每隨陽。” 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蘭就成了一個典故、一個記憶 ，不管這個墻壁和這首詩還在不在，他們仍然在不斷地借季文蘭題詩想象中國的悲情，用種種和詩表達自己對滿洲人蠻夷的鄙視：

王嬙出塞猶平世，蔡女淪身尚得歸。琵琶弦弱胡笳短，難寫崇禎萬事非。

臨水無心洗漢妝，胡兒奪擲舊衣裳。蒼黃死別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陽。

千行哀淚洗殘妝，一疊清詞惜舊裳。堪恨當時無義俠，教他流落海山陽。

名花一朵墮胡塵，度盡榆關不見春。秉筆蘭臺誰作傳，千秋寄與有心人。

悲容想見靚明妝，塵壁題詩淚漬裳。天下有心東海子，芳魂獨吊立斜陽。

四、悲劇如何演成正劇？

在朝鮮人的記載中，季文蘭不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動人，而容貌動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當年，金錫胄不僅聽說季氏“悲楚慘黯之中，姿態尚嬌艷動人”，而且聽說弱不勝衣，“垂淚書此，右手稍倦，則以左手執筆疾書”，在想象中已經平添了許多同情和憐愛。而后來的傳說里，更在同情和憐愛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林翰洙（1817—1886）的筆下，季文蘭是“姿貌針繭筆畫書琴俱極絕美” ，而且在申錫愚（1805—1865）咸豐十年（1860）寫的《榛子店記》一文中，還想象出了季文蘭到達沈陽之后的故事，說她不僅被章京擄到沈陽，而且被“河東獅子，日吼數聲”，“鞭笞嚴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時到后亭，“以淚和墨，題三詩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說道：“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當然，這是故事外編故事，傳說中加傳說了 。

這些朝鮮使者有關季文蘭的詩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這一首：

壁上新詩掩淚題，

天涯歸夢楚云西。

春風無限傷心事，

欲奏琵琶響轉凄。

而最被推崇的是說不清作者的這一首：

江南江北鷓鴣啼，

風雨驚飛失舊棲。

日暮天涯歸不得，

沈陽城外草萋萋。

據說，正是因為這首詩被乾隆皇帝讀到后，便下詔在離開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為季文蘭立了一塊碑 。可是，如果季文蘭始終被視為明清之際漢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會贊同立碑；如果季文蘭已經被知曉是吳三桂孽黨家屬，乾隆也不會贊同為她立碑。所以，皇帝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鮮使者的心情？還是附庸風雅？現在不得而知。

不過，這塊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過此地的時候，就已經感慨：“榛子店荒涼愁絕，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藥叢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婦人為滿洲章京過所掠過榛子店題七絕于壁，詞甚哀怨，使臣所過者，皆有詩，后來磨滅不辨，今不知其為何家也。”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說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盡頹夷。……肅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過此………其后金稼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韻，聞其后使行過此，見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蘭所過處’，必因我國人聞之而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見。”

讓人注意的是，漸漸地，倒是另外一些詩歌開始浮出水面。

綜合 2022-01-09 18:5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