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文章來源：共識網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講演

核心觀點

中國在喪失其支撐長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味著中國經濟越來越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以保持長期增長。在成為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之前，或者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中國將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或者說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全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十分關心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也熱切關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如果直截了當回答這些關注，我認為可以從中國進入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之后期間出現的兩個顯著變化談起。第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中國經濟從2012年開始，不再保持甚至顯著低于過去多年高達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與此相關的第二個重要變化則是，中國加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已經加快并將繼續加速。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早在1990年中期“九五”計劃就提出來了，雖然具體的表達隨后發生多次變化。但是，在“九五”時期乃至“十五”時期，發展方式轉變的效果并不明顯，在“十一五”時期傳統的發展方式甚至有所加強，形成了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痼疾。在某種程度上，為了應對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出臺了規模高達四萬億元的刺激措施，強化了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程度，客觀上延誤了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這在特殊的世界經濟形勢下，為了保持中國經濟穩定，有其不得已而為之的性質。

然而，在國際經濟界頗為中國經濟的減速而担憂的時候，我們卻應該看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條件越來越臻于成熟了。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包含三項任務：從供給方來講，是指從投入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生產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需求方來講，是指從過度依賴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增長模式轉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從產業結構角度，則是指從制造業比重過高轉向服務業更快發展的增長模式。這幾個方面都有了比較明顯的進步，但是，實現根本轉變仍然任重道遠。

我的這個演講將集中于闡述三個與此相關的問題：第一，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發展方式的關系，即發展階段變化如何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條件趨于成熟；第二，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主要的表現和最重要的后果是什么；第三，面對變化了的發展階段及其帶來的新的挑戰，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

人口紅利的消失

為什么在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后，很長時間里效果并不明顯？原因是，在人口紅利仍然存在的發展階段，驅動經濟增長的傳統源泉仍然強勁，尚能夠支撐較高的增長速度，所以，在一定時期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還不是性命攸關的。在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們得益于優越的人口條件，獲得了所謂的“人口紅利”。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比重不斷提高、勞動力供給充足也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再加上中國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擴招等辦法提高了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人力資本也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這固然是人口紅利的表現，但還不是全部。

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積累，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重達60%至70%。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因素也為物質資本積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過去中國通過資本積累來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主要依賴兩點：第一，能否實現高儲蓄率并把經濟增長中的剩余積累起來變成投資，變成真正的資本形成。如果社會負担重，上養老下撫小，這部分資本剩余比率就會很低。反之，中國長期人口撫養比呈下降趨勢，負担輕，所以成就了中國幾十年來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第二，投資能否帶來回報決定了高儲蓄率能否轉化為實際資本投資。西方國家資本富余，但為什么沒有保持高速增長？因為雖然資本充裕，但如果勞動力短缺，即使不斷投入資本，報酬還是遞減的，不會帶來高回報率。所以它們的經濟增長都只能靠技術進步、靠生產率的提高。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積累了多少資本都會有對應的勞動力投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合理，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現象，所以中國過去一直資本回報率非常高。

此外，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個要素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提高有很大一部分是把勞動力的存量進行重新配置。最典型的是把農村人口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即勞動力大規模的地區轉移和產業轉移，從而得到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見，幾乎整個經濟增長過程都與人口密切相關，上述因素相加，就是人口紅利。

然而，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種人口紅利終究要式微乃至消失。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發達國家數百年經歷的人口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至少在過去的20年，中國生育率一直處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最近這幾年更低，一般認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4。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低于剔除最不發達國家之后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2.5），也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6）。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即使考慮到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充其量也只能提高到1.6左右。這最終必然導致人口結構的變化。2010年我國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一出來，我們就開始分析，結果發現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絕對減少，2012年一下子減少了345萬，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今后將繼續減少下去。

人口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幾個重要的影響。首先看到的是勞動力短缺現象。自2004年從珠江三角州地區發生民工荒以來，勞動力短缺現象愈演愈烈，至今已經形成揮之不去的一個企業經營難題，即招工難。官方調查顯示，崗位數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到2013年第四季度已經達到1.10，即崗位數超過求職人數。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必然導致工資上漲。不僅農民工工資在2004年以后每年以12%的實際水平提高，制造業、建筑業以及農業中工資都迅速提高。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定義，這種現象標志著中國已經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關于我最初做出的這個判斷，在中國內外一直都有爭論，現在贊成我的人越來越多，不僅因為證據越來越明顯，而且因為其政策涵義也日益凸顯。

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既然以往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人口紅利，當人口因素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候，就必然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減速。不過，這個經濟增長減速，靠傳統的外推法是估計不出來的。以往預測經濟增長速度時，通常是利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把過去的數據和可能發生的情況（主要是短期需求因素的沖擊）輸入模型中進行模擬，得出對預測年份增長率的判斷。這個方法未能考慮到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從而把必然發生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速度的變化遺漏在外。所以，判斷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需要估計潛在增長率。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一般將此稱作趨勢增長率，因為在那些成熟的經濟體，不再發生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了。而對中國來說，我們正在經歷經濟發展階段的根本性變化，所以，我們不用趨勢代替潛力，而需要根據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判斷進行增長能力測算。

我和同事實際測算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即中國過去和將來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充分配置條件下，即按照可能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趨勢，所能達到的合理經濟增長率。我們知道，經濟發展速度要和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適應。根據我們的測算，1978年到1994年，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是每年9.66%，跟實際增長率差不多；1995年到2010年，潛在增長率是10.3%。2010年人口紅利消失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十二五”期間，只有7.6%。再往后還會降，也就是說到“十三五”期間，潛在增長率要降到6.2%，這個變化幅度是相當大的。不過，我們應該相信這個結果，是因為它與人口年齡結構恰好經歷的劇烈轉折是一致的。

知道了潛在增長率的這個估計結果后，不僅能夠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做出正確判斷，還有助于認識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過去兩年中國GDP實際增長率皆為7.7%，并不是遭受需求沖擊的結果，而是供給方因素變化導致的自然減速。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此也沒有造成周期性失業現象。由于潛在增長率具有持續下降的趨勢，例如，如果其他條件不變，2014年的GDP潛在增長率預計比2013年降低0.4個百分點，2015年比2014年降低0.34個百分點，而“十三五”期間的平均將比“十二五”期間下降1.4個百分點，所以，只要在這個幅度內，實際增長率的下降并不是宏觀經濟的下行壓力，而是結構性減速的結果。

怎樣認識中國經濟減速，或者說怎樣判斷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決定了政策選擇的恰當與否，也就決定了中國經濟長期的命運。很多關心經濟形勢的人會問：“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是不是很危險？”不一定。看經濟形勢要分長期視角和短期視角。長期就是看潛在增長率：經濟的增長能力，勞動力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資本積累可以達到多少，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可以達到多少，這些是相對穩定的，是長期的趨勢。短期是看需求形勢，因為需求可以短期波動。比如，美國突然發生次貸危機，出現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增長就掉下來了，眾多產品沒有需求了，這時候我國有多大的潛在供給能力都沒有用，因為別人不買你的產品，因此需求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那么長期和短期因素結合起來就可以分別形成四種情形：強供給和強需求結合成為第一種情形，強供給和弱需求結合成為第二種情形；弱供給和弱需求結合成為第三種情形，弱供給和強需求結合成為第四種情形。

先看第一種情形。所謂強供給，就是潛在增長率很高。與此同時，需求也很高。總體來說，2010年中國經濟就是強供給和強需求的結合。潛在增長率就是這個水平，實際增長率也是這個水平。因為那個時候，我國有人口紅利，改革開放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提高了消費內需，要建設基礎設施，要增進城鎮化，需要大量的投資。加入WTO以后，中國的產品走向全世界。這些加起來就形成了非常強勁的需求，無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因此合起來，就形成了9.8%的平均增長率，這就是2010年之前的常態。

再看第二種情形。在2010年之前的經濟增長常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那就是，每當實際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增長率的時候，就是受到了短期需求的沖擊，雖然經濟的增長能力還在那，但是需求受到影響了。例如1990年代初中國宏觀經濟的不景氣，1990年代末中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失業、下崗現象；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導致農民工大規模返鄉。這幾個時期都受到需求短期的因素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潛在增長率比較高，而實際增長率下降了，結果大量的生產能力利用不足。資本的利用不足就是資本過剩，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就是失業下崗。

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人口紅利消失了，潛在增長率降下來了。恰好需求因素也不強，實際的增長率也就降下來了，但這時需求因素不是導致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只是與供給方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恰好相符了。2012年和2013年我國增長率預期目標都是7.5%，分別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看上去我國的增長速度降下來很多，但是沒有發生所担心的失業問題。與以往不同，新一屆政府沒有出臺短期刺激政策，為什么？因為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低。潛在增長率低就意味著沒有那么多人需要就業崗位，經濟增長率不需要“保八”就能夠滿足他們的就業。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實際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是一致的，所以沒有周期性失業現象的發生。

還有第四種情形，是比較糟糕的情形，就是弱供給（潛在增長率下降）與人為刺激出的強需求的結合。中國還沒有出現這個結果，但是可以看一看當年的日本。日本在1990年失去人口紅利之后，朝野上下的主流認識是需求不足導致增長乏力，所以多年實施帶有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并且把這種政策傾向體現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之中，造成泡沫經濟、“僵尸企業”和“僵尸銀行”，生產率提高速度緩慢，導致其“失去的二十年”。所謂的“安倍經濟學”，由于沒有擺脫這個政策誤區，拉動需求的政策箭頭可以在一時得以落實，但改變潛在增長率的改革措施遲遲不能到位，所以終究挽救不了日本經濟。

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鑒于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對許多國家經濟的影響，國外政界和經濟學界都很關心中國未來將以怎樣的速度實現經濟增長。是不是中國經濟從此一路減速，將其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作用讓位于人口更加年輕的經濟體，例如“薄荷四國”（奧尼爾按照潛在人口紅利挑選的四個值得關注的國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和土耳其）呢？我認為做這樣的判斷還為時過早。那么，中國在喪失其支撐長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味著中國經濟越來越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以保持長期增長。在成為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之前，或者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中國將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或者說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試圖超越潛在增長率固然不可取，從供給的角度入手提高潛在增長率卻是可行的，而且是勢在必行的選擇。國際經濟學家、觀察家和媒體報道對中國的改革有些誤解，容易產生對公眾和投資者的誤導。這類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任務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為了推動改革必然要犧牲增長速度。有的媒體上甚至稱中國的改革是“抑制增長型”的。誠然，在當前全面改革正在積極推進的同時，中國GDP增長率出現較大的下行趨勢，與長期以來10%的增長率相比不啻為大幅度降低。不過，中國長期可持續增長，可以通過改革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經濟增長，反而應該成為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新源泉。外國朋友不要寄希望于大規模的刺激方案，而應該學會適應適度放緩的中國經濟增長，更應該從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抓住自己的投資和貿易機會。

2013年秋季，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在2020年主要領域改革任務完成之前，中國經濟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制度性障礙，制約著勞動力供給潛力的挖掘（如戶籍制度）、投資效率的改進（如投融資體制）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如對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歧視性待遇）。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收獲改革紅利。例如，我和同事進行的測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把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每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99個百分點。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則可以在2030年之后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15%。

2014年中國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旨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前述能夠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領域，恰好就是這樣的一些具有優先序，需要實現重點突破的改革領域。例如，相關的一項改革即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便是通過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和機制。由于目前農民工就業已經占到城市總就業的35%，這項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進而增加整體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達到延長人口紅利的效果。又如，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和下放審批權等改革方式，鼓勵更多非公有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通過建立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此外，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完善職工培訓制度，保持人力資本持續提高，為未來日益加速的產業結構調整準備必要的技能型工人。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無疑都能夠創造實實在在的制度紅利，顯著提高中國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潛在增長率。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中國經濟50人論壇及其學術委員會成員。先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等領域。

網載 2015-08-23 08:3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