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充和：一曲微茫度此生

簡體傳統

她在不知不覺中便體現了“以通馭專”的精神。她在古典藝術的領域內“無所不能”，無施不可，是因為她不肯局促于偏隅，僅以專攻一藝自限。
　　
本刊記者衛毅發自美國康涅狄格州

那幾天，康涅狄格州降下了多年未見的大雪，積雪一度使道路交通癱瘓。適逢周末，平時照顧張充和的保姆休息，沒來。她獨自一人在家，剛打了電話，找人替她除冰鏟雪。
張充和多年前寫過一組題為《小園》的詩，其中一句是：“一徑堅冰手自除。”這“自除”已成為過去時了。小園還在，就是她現在康州北港的住所，而她已是98歲的世紀老人，她說，“現在每天就是看看書、寫寫字。”
她正忙著給朋友“小蘋果”寫碑文。“小蘋果”患上不治之癥，想提前看到自己的墓碑是什么樣的。“他讓我寫，還想讓我把名字署在墓碑上，這讓我不舒服，墓碑上只能留子孫的名字，怎么能留寫字人的名字呢？”
“小蘋果”是張充和好友杜岑（字鑒儂）的兒子。張充和有幾本冊子叫《曲人鴻爪》，其中一冊封面上的4個字為鑒儂1938年所題。這些冊子上，是當年朋友們雅集唱曲之后，即興完成的一些“不經意”的字畫。孫康宜對這些冊子的評價是：“無論是描寫賞心悅目的景致，或是抒寫飄零無奈的逃難經驗，這些作品都表現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文人文化的風流余韻及其推陳出新的探求。”
張充和的人生如同“曲人鴻爪”，充滿了這樣的“不經意”。她對生活的態度是：淡。70歲生日時，她用隸書寫過一副對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懸”于藝術
　　
整整90年前，1921年初的冬天，張充和的父親張武齡做出決定，請來一位專業人士給他的女兒們教昆曲。張充和的姐姐張允和把這段早年往事記錄了下來：“那天是除夕……他（父親張武齡）說，如果我們不玩骨牌、趕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師學昆曲，等到可以上臺唱戲了，就給我們做漂亮衣服。過了兩天，他就為我們請來了老師，從此每星期我們都在爸爸書房里學唱昆曲。”張武齡的決定讓這個家庭與昆曲結緣。
“我的家鄉是安徽，但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張充和坐在沙發上說著話，她的口音混合了安徽方言和江浙方言。
張家祖籍安徽合肥，張充和的曾祖父張樹聲曾是淮軍將領，后來官至兩廣總督、通商事務大臣。
1912年，張武齡舉家離開合肥，遷往上海。他希望置身于時代大潮之中，而不是僅僅做個旁觀者。安徽人陳獨秀1904年描述過家鄉的生活：“別說是做生意的，做手藝的，就是頂刮刮讀書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沒有報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鄉外府出了倒下天來的事體，也是不能夠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國的兵，都已經占了北京城，我們安徽省徽州潁州的人，還在傳說義和團大得勝戰。”
“在當時，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這一舉動所包含的全部意義，這一舉動改變了孩子們的命運——他們擁有的朋友和教育環境，他們讀的書，他們欣賞的音樂和戲劇，他們所選擇的生活，他們情感延伸的范圍都因此不同。”這是張充和在耶魯大學的同事金安平的見解。
1913年，張充和的出生并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歡樂，她頭上已經有3個姐姐：元和、允和、兆和。張家需要的是一個男孩。
張武齡在蘇州辦樂益女中，推行新式教育。但張充和出生后便被送回安徽接受傳統教育，在吳昌碩弟子朱謨欽指導下學習古文和書法，直至16歲，才重返蘇州。
1934年，張充和以數學零分、國文滿分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彼時北大文科多鴻儒，諸如胡適、錢穆、聞一多、俞平伯等。但靜心于學問的學生不多。張充和回憶：“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動，像政治集會、共產黨讀書會等。”她更愿意將時間花在戲曲上。北大旁邊的清華，有位專業昆曲老師開課，她經常前往聆聽。
在張家，對昆曲投入最深的是大姐張元和，她嫁給了風靡上海灘的昆曲演員顧傳玠。1935年，患上肺結核的張充和在張元和的陪同下，從北平回到蘇州。受大姐影響，張充和瘋狂地迷戀上了昆曲。當然，她興趣廣泛，昆曲只是其中之一。1936年，《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儲安平赴英國考察留學，張充和接任副刊編輯，她的一些小說和散文在此期間發表。
抗戰爆發后，張充和曾在陪都重慶任職于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1940年，她在重慶主演的昆曲《游園驚夢》轟動一時。
在重慶，她結識了沈尹默，向其請教書法。每隔一段時間，她會坐一個小時的公共汽車或是送煤油的大卡車，去往位于歌樂山的沈尹默家中求教。書法之外，她還向沈尹默學習詩詞，隨后寫出了一些極好的作品，留下了“描就春痕無著處，最憐泡影身家”等許多佳句。
她喜歡與“懸”有關的藝術形式。書法家寫字時需輕懸手腕，掌虛指實。昆曲同樣如此。她覺得，舞臺上最難的，在于將沒有演出來的東西展露無遺。好比制造戲劇張力不必通過煽情對話，含蓄才是要義。
1949年后，張充和與故國相隔足夠遙遠，她的人生懸于海外，卻意外地保留了她沉迷已久的中國式的詩意生活。

1949，命運之門

“下一課我就要給學生講張充和，她那個年代的人，現在只剩下她一個了。我每次才跟學生們說充和出生于1913年，她們就已經驚訝極了。”在耶魯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的孫康宜告訴記者。學校剛開學，許多從中國來美國旅游的孩子在耶魯校園里合影。在耶魯工作了十多年的蘇煒先生有些詫異，“現在的中國孩子真是不一樣了，隨便就有機會來美國。”
62年前的1949年，當一部分中國人面臨何去何從時，出國并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1949年的張充和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促使她離開中國？她最著迷于中國傳統文化，卻打算遠涉重洋。結果是，她保持了自己的追求，而在中國大陸，傳統文脈被粗暴地斬斷。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張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會，照了十家歡。這以后又各奔前程。從此天南地北、生離死別，再也聚不到一起。”張允和曾這樣寫道。1949年，張家姐妹中的兆和與允和留在了大陸，元和夫婦去了臺灣，充和嫁給了當時在北大西語系執教的德裔猶太人傅漢思，去了美國。“合肥四姐妹”的名字里都帶個“兒”字，意為“兩條腿”——女兒大了總要走的。張充和這“兩條腿”走得最遠。張家的弟弟們名字里都帶個寶蓋頭——兒子要待在家里，他們全都留在了大陸。
1949之后，直到1980年代，張允和才在美國見到了張元和與張充和。在過去的20年中，為了避免招惹麻煩，她沒有寫過日記。她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記里寫道：“昨天整整一天是戲劇節，早上八時開始化妝……化妝完已下午一點零五，吃點東西拍《游園》身段。這戲我們姐妹60年前合演過，那時不過十三五歲。”
張充和那些留在大陸的親人的遭遇與她有著天壤之別。比如她三姐夫沈從文。沈從文在1948年，也就是張充和嫁給傅漢思這一年，就已經隱約觸碰到未來的命運。在一份官方刊物中，有兩篇文章對他進行了措辭嚴厲的批評，一篇稱他為“地主階級的弄臣”，另一篇則說他的作品是“桃紅色文藝”。后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及其姐妹中學讀書時還演過他的戲劇。
張充和的3個姐夫都很有名，他們分別是顧傳玠、周有光和沈從文，在各自的領域都是巔峰人物。與幾位姐姐一樣，張充和身邊也有過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是卞之琳。
卞之琳寫了很多信給張充和表達愛意，甚至在張充和嫁人之后，仍然給她寫信。他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送到香港出版。
張充和沒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詩歌所吸引，她認為卞的詩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夠深沉”，“愛賣弄”。
張充和1948年結婚時已經35歲——這個年齡在當時中國適婚女性中已經大到不可理喻。記者向孫康宜提出這個問題，她的回答是：“可見充和原本打算是不結婚的。”
“她喜歡保持單身女性的身份，有機動性，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期待。她母親和姐姐們在這個年紀的煩惱，她統統沒有：沒有黏附她的‘小附件’，沒有‘主婦’的煩惱；日常生活中也沒有那么多繁瑣平庸的東西。充和不怕獨處——她童年時就已經習慣于此了。她也不覺得非要結婚不可，社會壓力對她沒有什么作用。”這是金安平的理解。
在重慶的時候，章士釗曾向張充和贈詩一首，將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誰氏，十八胡笳只自憐。”這令張充和很不高興，她并不喜歡將自己與文姬相比。多年后，她回憶起章士釗預言般的詩句，自嘲道：他說對了，我是嫁給了胡人。
1949年，太多人在未知的命運之門前，不知所措。她的老師沈尹默留在上海，賣字為生。十幾年后，沈尹默在“文革”中撕毀了自己所有的作品與收藏的碑帖和明清卷軸，這些碎片被浸于水中，直至化為紙漿。
張充和在1949年還無法預料此后30年中國的走向。她隱隱覺得，自己喜歡的東西在未來的中國缺少夢想的空間。“應該讓那些‘彈性大，適應力強’的人去接受社會主義革命。”她知道，如果留在大陸，她將不得不中止喜歡的工作。
游藝海外
1949年1月，上海，張充和登上戈頓將軍號客輪，遠赴美國，隨身攜帶的是幾件換洗衣物，一方古硯，一盒古墨和幾枝毛筆。
1949年至1959年，傅漢思任教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張充和在該校東亞圖書館工作。1959年，傅漢思在斯坦福大學任中國文學助教，兩年后被耶魯大學東亞系聘為教授，張充和也轉至耶魯大學美術學院講授中國書法，直至1985年退休。她曾長期担任美國昆曲學會顧問，組織演出，推廣中國戲曲。
孫康宜還記得與張充和的第一次“曲緣”。1981年4月，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建成仿蘇州網師園的“明軒”。孫康宜彼時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校園里正好興起一股《金瓶梅》研究熱，服務于大都會美術館的普大校友何慕文為此在明軒舉辦了一次曲會，請張充和用昆曲唱法為大家唱《金瓶梅》的曲子。她的唱腔令在場聽眾為之傾倒。
著名學者余英時說過，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創造和發展出來的，在藝術方面，集中地體現在詩、書、畫三種形式之中。余英時曾與張充和在1977年到1987年之間，做了10年的耶魯大學同事。在他的記憶中，張充和在耶魯藝術學院傳授書法，深得師生敬愛。80年代初，張充和感到勞累，談到退休的話題。余英時還寫了一首詩勸阻她：“充老如何說退休，無窮歲月足優游。霜崖不見秋明遠，藝苑爭看第一流。”
“霜崖”、“秋明”分別指昆曲宗師吳梅和書法大家沈尹默。
余英時對張充和的藝術成就有過非常精彩的點評：
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國古典藝術世界中達到沈尹默先生所說的“無所不能”的造境？這必須從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談起。她自童年時期起便走進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經、史、詩、文，有書、畫，也有戲曲和音樂。換句話說，她基本是傳統私塾出身，在考進北大以前，幾乎沒有接觸過現代化的教育。進入20世紀以后，只有極少數世家——所謂“書香門第”——才能給子女提供這種古典式的訓練。
在儒家主導下的古典教育一向以人為中心。為了使人的品質不斷改進，精神境界逐步提升，古典教育同時擁抱似相反而實相成的兩大原則：即一方面盡量擴大知識的范圍，另一方面則力求打通知識世界的千萬門戶，取得一種“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整體理解。唯有如此，人與學、知與行合一的理想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綜合儒、道兩家的看法，其基本觀點也許應該概括為“以通馭專”。
由于充和早年是在這一古典教育的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她在不知不覺中便體現了“以通馭專”的精神。她在古典藝術的領域內“無所不能”，無施不可，是因為她不肯局促于偏隅，僅以專攻一藝自限。
充和早在七十三年前便已于古典藝術探驪得珠了。她品評張大千的幾句話，用在她自己后來的作品中也未嘗不大端吻合，尤其是最后一語——“有古人尤其有自己。”我曾強奪她所蘇東坡《寒食帖》，懸于壁上，朝夕觀賞。這幅字妙得東坡之神而充和本人的風格一望即知。
　　
最后的片羽

那天在張充和家中閑聊，到中午12點半，她要吃點兒東西。“我有饅頭就行。”下午兩點，她的好朋友米米•蓋茨（比爾•蓋茨的繼母）要來看望她。2006年，米米•蓋茨在外地給張充和舉辦過一次規模很大的展覽，動用了私人飛機來接她。張充和有個木頭的容器，出門的時候，什么都往里面裝，跟著飛機走。她說：“這將來就是我的棺材。”
2008年，張充和被發現罹患癌癥。她說：“沒有關系了，一個人要死總是要有個原因的。”
張充和坐著的沙發右側墻壁上，掛著一幅她年輕時的黑白照片。問她：“這是在哪里拍的？”“1940年，云南呈貢云龍庵。是不是和現在一點都不像了？”
1940年，她27歲，風華正茂。“酒闌琴罷漫思家，小坐蒲團聽落花。一曲瀟湘云水過，見龍新水寶紅茶。”這是她1978年用草書書寫的一首舊作，詩中寫的正是1940年的云龍庵。
走出張充和滴水成冰的家門，鉆進孫康宜的先生張欽次駕駛的汽車，穿過積雪覆蓋的寧靜鄉間。車上，孫康宜先生問記者：“你有沒有覺得，充和的臉就像一幅仕女圖？”
這樣的仕女圖，以后不會再有了。在這白茫茫的大地上，一個遠去的時代正緩緩收拢起最后一片優雅高貴的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