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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往30多年的發展堪稱超越了常規市場經濟邏輯的奇跡，這一點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共識了。但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還能再創新的奇跡嗎？比如說，以2010-2030年的20年計，中國還能取得平均8%以上的持續高速增長嗎？

當然，許多人覺得沒有必要講究GDP增長率了，更多人相信8%以上的持續增長已經不可能了。畢竟，高增長代價太大，減速是必然趨勢。

因此，問題在于：繼續8%以上的高速增長是否必要？是否可能？高增長可能是環境友好、結構合理和沒有后遺癥的嗎？

（一）

再續20年的高速增長是否必要？是否重要？

很少有人真正但對經濟增長，人們真正反對的是高速增長伴生的種種弊病，從環境污染、收入分配到社會風氣和官場腐敗，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其實，這些弊病和增長速度本身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和增長過程的歷史階段有關。即使不說這些，如果中國能找到減輕上述弊病的高增長，或者說，如果存在著一種新的獨特增長方式，能通過優化結構、保護環境、改良分配、凈化社會，不但實現高速增長，而且不留后遺癥，為未來更長久的國家發展和人民幸福奠定萬世基業，你還會認為高增長不好嗎？

高增長與時下普遍接受的中高速增長，一年不就差了兩個百分點嗎？它真的那么重要？是的，一年兩個百分點，差別不大，但積累二十年呢？就差45萬億了。簡潔點說，2010年的GDP是40萬億元，如果中高速增長6%（前10年平均7%，后10年平均5%），2030年的GDP總量將是141萬億元；如果每年快2個百分點，達到8%（前10年9%，后10年7%），則2030年時的GDP總量將達到186億元，這最后一年的兩者之差為45萬億元，20年累計之差為371萬億元！這是一個天文量級的GDP吧？想想它能代表多大的國家安全、民生福利、生態資產以及環境改善！

況且，時間不等人。國際上，留給中國的正常發展環境還能持續多久？

（二）

當然，最大的問題還是：中國真的能夠再續20年的奇跡式增長嗎？特別是，未來的增長必須是環境、結構、分配多個方面沒有后遺癥的可持續增長，這還能是8%以上的高速度嗎？

是的，如果用西方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看中國，那結論肯定是：不可能！因為西方市場經濟體系中從來沒見過此事；況且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連過去30多年已經發生的中國奇跡都無法解釋，遑論展望未來幾十年的中國發展了！

但是，中國如果透徹了解西方市場經濟制度中經濟增長的機制，那么就不難發現，找到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增長方式的超常規高速增長之道，不但完全可能，而且正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優勢所在。

讓中國從西方市場經濟的常規增長方式說起。回顧西方發達市場經濟體的增長歷史，可知其增長方式的根本特征是周期性經濟波動，即經濟的增長過程是經有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這些階段的交替反復來實現的。為什么如此？從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及之后，經濟學大體從供給與需求兩方面揭示經濟周期的發生。

從供給方面說，儲蓄與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當投資增長時，就業、消費與總需求相應擴張，推動經濟上行。但是，投資與增長的實物要素供給能否保障呢？儲蓄與投資的實施必然涉及能源、材料、廠房、設備這些物質生產要素的追加供給，涉及勞動者這一人力資源的增加。因此，這兩類實體生產要素供給的充裕程度制約著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持續性。要素供給越豐裕，在投資擴張發生時要素價格就越不容易跟漲，則投資擴張的力度就越強，擴張的階段就越強，反之則相反。

關于要素供給條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諸多經濟學家早就有論述。思想史上，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最早關注的是土地，提出土地稀缺、地租與工資隨經濟增長過快上升，從而導致增長減退。諾獎得主劉易斯則側重勞動力，提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增長時工資不會響應跟漲，從而有利投資回報，實現經濟起飛。而70年代歐佩克人為控制石油供給，推動油價大漲，竟然造成世界性經濟滯漲。正反兩面均表明，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是由要素供給豐裕程度決定的。諾獎得主索羅提出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型Y=F（K，L，T）就是把經濟增長與要素供給兩者用函數關系確立下來而已。

從需求方面看，供給與需求的互動構成經濟增長的真實過程，也就是繁榮、衰退、蕭條、復蘇這些階段的周期性循環。簡單說，在經濟復蘇走向繁榮的階段，隨著投資與就業的增長，消費及總需求也會增長，但是由消費與投資構成的有效需求的增長速度日益慢于總產出供給的增長，其中，消費需求雖然隨著工資收入提高而提高，但是消費增長通常慢于收入增速（即凱恩斯所說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致使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即消費不足；同時，在投資方面，則因生產要素需求快速增加和要素價格更快上漲，從而投資成本（包括利息）較快上升和收益率下降，致使投資動機減弱和投資需求下降。當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雙雙下降時，即總有效需求不足以吸納總供給，繁榮就終結了。

此時繁榮階段擴大了的產能形成過剩，產生了供大于求，價格下降，通過所謂乘數-加速效應放大，在部門間形成連鎖反應，引致全面通貨緊縮，于是經濟整體上從繁榮轉向危機或衰退。但是，衰退一旦結束，便為新一輪復蘇與繁榮準備了條件。在衰退與蕭條期，眾多企業倒閉，產能銳減，同時，要素成本大降，在危機中保住實力的企業或是經過了并購，或是強化了管理與技術創新，并隨著存貨逐步出清，而再度活躍，逐漸增加投資與就業。由此開始向上的乘數-加速器放大機制發生作用，推動經濟走向復蘇與繁榮。

可見，經濟的長期增長與周而復始的經濟波動是市場邏輯內生的孿生兄弟，周期性衰退是市場經濟常規增長方式與生俱來的產物。自英國工業革命把歐美經濟帶入“現代經濟增長”歷史進程其起，經濟周期便如影隨行，不離不棄。正因為如此，現代宏觀經濟學作為化解經濟周期的政策基礎，得以發展起來。但實踐表明，凱恩斯以來的多種宏觀政策都還無法解決周期性經濟衰退的問題；他所改變的只是經濟衰退的形態而已。

有趣的是，每當現代市場經濟經歷較長一些年份的繁榮之時，總會有人，包括政治家、學者、評論家，跑出來宣稱“經濟周期的終結”；但每一次出現這類短視的喧鬧后不久，危機便會如期而至。最近的例子就是在本世紀初，美國經濟借互聯網之功，格林斯潘寬松的貨幣政策之護佑，連續八年強勁增長，一時引發種種盲目樂觀的論點，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新經濟已宣告經濟周期的消失。結果，不久，就發生了2002年互聯網泡沫的破滅，納斯達克股市崩潰，一口氣從5048.62點跌至1108點，埋下了日后美聯儲轉向房地產實施信用擴張的種子，直至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至今未能康復。

每次經濟危機帶來的都是現有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在古典形態的經濟危機中，過剩產品遭到傾銷或者浪費，過剩產能遭到閑置、毀損或者廢棄，從而為新一輪增長創造條件。但是，在現代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中，由于宏觀擴張性政策與金融市場的泡沫制造能力相結合，極大地拖延了危機爆發的時間。其結果是，當泡沫最終破滅，危機終于來臨時，社會經濟面臨的是更為深重的打擊。想想美國過去十來年中互聯網泡沫與房地產崩潰兩次災難中，有多少企業毀于一旦，多少產業投資報廢損毀？實在是駭人聽聞！美國單個企業投資有效而社會總的資本-產出比居高不下，這就是背后的根本原因。而當泡沫破滅、產業衰敗之時，也是全社會遭殃之時。

簡言之，導致繁榮終結、衰退開始的力量，一是供給方面，繁榮帶來要素成本上升，二是需求方面，消費增長滯后于收入增長；兩者互動造成利潤率下降，致使投資下降從而形成總的有效需求不足。由此推論，若想拉長經濟繁榮的時間，弱化經濟下行的力度，就必需找到克服上述兩大周期性下行力量的辦法，也就是找到總量有效需求和重大要素供給兩者同時可持續增長的“道”。然而，這是當代經濟學尚未解決的市場經濟的內生難題，也正是中國新一輪超常增長戰略的關鍵。

（三）

的確，解決好總量有效需求和重大要素供給的可持續增長之道，就是找到了超越市場經濟內在邏輯的超常增長之道。

何謂超常增長？顧名思義，就是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常規增長的新型增長。如上所述，市場經濟中的常規增長包含了市場震蕩的周期循環，它的長期增長率是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不同增長率的平均數，它的特征是繁榮階段的生產力過度擴大與衰退階段的生產力過度毀損的交替發生，而其背后則是以資本權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內在矛盾，即利潤最大化的生產目的與一般社會需要之間的差異和沖突。

既然資本的生產目的在于利潤，沒有一定的利潤，資本積累與投資之火便會熄滅。二戰的軍事技術產業化開辟出新的創業市場與利潤空間，帶來了20多年的戰后黃金年代。但其后果則是新一輪的資本與產能過剩。80年代起中國加入全球化，既擴大了全球市場，又提供了過剩資本，從而使美國選擇了用世界性過剩資本支持美國福利、用美元發行支持全球經濟擴張這樣一種戰略，暫時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內在矛盾之上的宏觀過剩，但在長期中卻又積累起全世界都無法承担的生產過剩的重負。產能過剩、利潤率下降，企業淘汰，結構失衡，全球經濟陷入僵局。如果沒有重大技術革命帶來新的產業機會，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陷入長期低迷的困局。

因此超常增長的關鍵在于，用超越市場邏輯的方式將未能滿足的社會合理需要轉化為拉動增長的有效需求。但是歷史警示中國，超越市場邏輯的發展推動有可能導致市場扭曲、效率低下和經濟停滯的困局。蘇聯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最終失敗，是一極端案例，而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過度依賴政府干預，壓制了市場，最終也教訓慘痛。因此，找到某種既超越市場邏輯、又不扭曲整體市場機制的方式，就成了能否實現對市場經濟的超常增長的關鍵。而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勢所在。

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①人均GDP正處在“中等收入”范圍，民族復興與人民福祉仍需長期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當前國內外重大挑戰格局下，這種增長尤為迫切；

②中國增長所需資本非常充裕，按過去年30多年的資本產出比均為4，即每4元投資可產生1元GDP，現在年增長7.5%左右所需要的投資率只需要約30%（7.5%×4）；與實際儲蓄率（約45%）相比，每年有的過剩儲蓄要高達GDP的15%左右，按目前GDP規模約60萬億計，那就是9萬億/年的儲蓄過剩。即使扣除境外購買，著仍是天文數字。在產能嚴重過剩的限制下，為這么龐大的剩余儲蓄找到投資機會，是一嚴重問題。

③但投資的物質條件，即廣義生產要素嚴重短缺。比如生態資產急需修復與補充；能源結構必須從高污染的煤和高依賴進口的石油轉變到自主、清潔的新能源；數億“農民工”需要經過系統培訓轉變的專業-技能型勞動者；包括前沿科技和精益制造體系的技術資產有待盡快積累；提供全民財產性收入的長效資產需要布局。總之，關系國家長期發展的重大資源、資產、要素方面存在天量的投資需求。

如果把上述三點挑戰統盤考察，馬上就會發現解決方案就在眼前：把巨大的過剩儲蓄與過剩產能引導到對廣義生產要素的同樣巨大的長期投資上去，也就是，激活本來被閑置的增長潛力去滿足中國面臨的發展與民生需要。那么，宏觀有效需求不足與廣義生產要素短缺的雙重困局就同時解決了！

這種解決國家長期發展瓶頸和提升長期有效需求的投資可以稱之為“新基礎設施投資”，它生產性地利用本來過剩的儲蓄，經由超常規投資，既在當前化解產能過剩，又形成支持長期發展與民生的戰略性基礎資產，在優化結構的同時抬高長期增長率。

新基礎設施投資的領域寬廣，舉例如下：

如生態資產與生態中國：①水：通過“西水東調”等多種方式，至少增加1000億立方米以上的淡水供給；②土：通過造地及整地，至少可新增可用地2億畝；包括與“西水東調”結合在陜-甘-內蒙等地區的流域治理，與南疆太陽能開發/咸水改淡和人口增加相結合的大規模改地；以及南方丘陵坡地利用率的提高等；③沙：通過南疆開發與西部造林的戰略行動，有效控制和減少沙漠面積；

如能源資產與節能減排：轉向自主的清潔能源，優先發展新一代核能和10萬億度規模的太陽能為主的電力生產和新型智能電網；減少對國際油氣的依賴度；縮小煤電規模和減少“煤基污染”；

如技術資產與產業升級：通過國家研發體系建設，實現中央、地方、企業在科技創新和商用生產上的戰略合作；推動中國制造走向中國精造和中國創造；

如人力資產與共富中國：通過央、地、企合作的培訓體系，打造億級的德國式專業-技能型勞動者合作隊伍；開發新人口紅利，提高勞動收入占比；

如民生資產與民生中國：通過億套級社會保障性住房、全民醫保、義務教育和全民財產性收入所依托的長效資產（有穩健現金流的長期資產）的布局，對沖當代市場經濟中新的收入分配兩極分化；

如西部開發與平衡中國：新基礎設施主要布局西部，發揮西部比較優勢，更能使西部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可知新基礎設施投資可以通過修復生態、治理環境、解決要素瓶頸、升級產業結構、經濟收入分配等多重機制，有望在常規增長之上，提供額外增長，實現中國經濟以內需為主的超常增長。按照世行與國發中心聯合研究報告的估算，至2010-2030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可在6.6%。這一估算與國際上大多數的預測相一致，而其前提都是在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創新驅動、產業升級以及城市化。現在加上本文所說的新基礎設施投資帶來額外增長1.5個百分點，則未來20年增長率將能保持8%，而前一個10年應該更快些。可以說，把現有的產業升級與城市化雙輪驅動擴展為包含新基礎設施投資的新三架馬車，則新時期的超常增長就是完全可能的！可以圖示如下：

中國奇跡將如何延續?

（四）

但是，誰來從事上述新基礎設施投資？

鑒于新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單純市場與單純政府都難于承担，我借鑒本人從事股權投資行業的經驗，給合對中國金融產業現狀的認知，提出建立“準市場型國家發展基礎資產投資基金體系”，或者簡單點“新基礎設施投資資金體系”。

首先，上述新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超大，周期很長，涉及跨地區甚至跨國家的關系處理，故單純市場性的企業不可能有此投資意愿與操作能力。同時，單純政府財政出資也行不通，因為財政超額支出如果過大，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反過來擠壓常規市場投資，從而抵消財政投資的正面作用。這里的關鍵是：新基礎設施投資在提高當前有效需求時，對市場機制影響“中性”；在實施過程中，不對財政赤字造成重大影響，且能形成企業正常的收入和利潤；在其年度使用中可以不在乎短期投資回報，但在長期過程終點則能形成有效的資產和收益能力，從而最終回歸常態，融入市場體系。

為此，新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的設立與運行方式就特別重了。它的定位應該是融合政府與市場的雙重正能量，避免各自的缺陷，具體說，它應是担負國家戰略使命、依托國家信用、面向市場規范運作的準市場型基金體系。其要點是：在基金下設立若干專業性子基金；國家財政提供引導資金，授予基金特許投融資范圍，選擇性提供國家信用担保，市場化挑選基金管理人，用多元工具多渠道（包括面向國際投資者的債券市場）向國內外募集資金；打造市場化、專業化基金運作團隊，建立以國家榮譽和長期經濟利益并重的復合型長期激勵機制；完善建立基金投資決策、咨詢與審計體系，促使基金體系在總體上達到有效運行。

這里的關鍵是，通過戰略基金募集方式把社會過剩儲蓄直接轉變成對新基礎設施的投資，把本來可能流入虛擬金融市場的資金引入實體經濟，形成外生于市場而又融入市場的長期額外有效需求。基金由國家引領，但是按市場規則運行；資金有國家參與，但又是規范地從市場募集；團隊受國家指導，但也按現代人力資源模式形成；投資風險與回中有國家行為的影響，但更是基金出資人承担。總之，它不是國家財政或國有資產的概念，而是基于國家戰略目標的準市場化金融創新。它將從根本上化解常規市場經濟的一個重大矛盾，從而大大提高市場運行的效能與效率。

而且，這些作為超常購買力的投資不是可有可無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國長期發展與人民長期福祉所必需的戰略性基礎設施。只要基金運行達到中等水平（而不是優良），則跨越幾十年的數十萬億的投資，將開辟出一個史無前例的長期穩健的投資機會。這不但會再續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而且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歷史。

網載 2015-08-23 08:3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