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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來到浙江工商大學。先在雜志社干著。兩年中，完成了從記者到學者的轉換，2004年人文學院成立，校領導動員我當院長。當時我做雜志社社長挺順手，又有時間搞研究，不想動。校領導說，你干嘛要看一輩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經歷，感受一番中國高校主流的東西不好嗎？再說，上點課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會一振呢。我只好笑著應了。干了一屆，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著第二屆。實際上我在連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適合這個行政職位了，2009年初即向學校提出另請高明，也幫著聯系過接班的人選。

為什么不適應？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權力化日趨嚴重，尤其在本科教學評估中的作為，公然全體造假，已喪失了最起碼的大學精神。近年盛行的數字化考評、高校排名，讓各級像瘋了一樣抓項目、課題、報獎、報點、基地之類，上級考什么，下邊就干什么，行政權肆無忌憚地侵害教育權和學術權，攪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如果有人問我，六年多來最大的體會是什么？我說，一是沒有精力認真考慮真正的教學和科研事宜，只是窮于應付上級下達的各項冠冕堂皇的所謂“創新強校”的指標；二是高校中違背常識的行為，甚至造假的勾當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說，這六年多里學校無數次開會、布置工作，沒一次真實地倡導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堅持學者良心、敢于批評政府、担待社會責任。口頭上雖講過幾次大學精神，但只是招牌，實處要大家去做的凈是如何討好政府、送禮攻關，爭項目、要課題。這是大學境界、大學氣度嗎？在文明國家這可是學界大忌，學者須與政府保持距離。我想到斯諾夫人90年代的一次來訪。中國政府看她生活比較艱難，欲以演講費等形式給點資助，亦算是對斯諾過去幫助中國革命的感謝。斯諾夫人謝絕了。她說：斯諾和我在世界上講的話，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們認定我們和政府沒有利益關系，所言所論皆出自我們的獨立觀察。如果我拿了錢，今后沒人再信我們的話了，連以前說的也都不信。現在中國大學的領導和學者存有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嗎？不僅想方設法向政府討錢，要錢的時候甚至可以送禮行賄，不擇手段。這一切，都頂著個堂而皇之的名義：為了學校做大做強！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錢不值。這正常嗎？

校內部門的領導們在一起的話題，說來說去老這么幾條：怎樣貫徹學校的考評指標，設計個方案逼下邊竭盡全力；強調本部門如何重要，希望領導格外關照；本部門的考評在學校里排了個第幾、什么檔次；如何通過搞關系、走門子達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間多關照，你這次幫我，我下次幫你……古人講求勸人以德，此間流行的皆是勸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學里就是丘八文化加農民文化，再添個所謂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據只有一條“有奶便是娘”，說好聽點是謂 “謀食不謀道”。權力在這一領域中為所欲為，這不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國的各個行業里，都算問題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會上對教育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批評一浪高過一浪，可以說已失去人們的信任。

今天上午聽學校一位老師說，網上評“十大缺德”行業，教育“居首”。我聽后并不感到驚呀。最近我去東北講學，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說起現今中國的教授、學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樣又不敢講真話，為了錢可以昧良心。最能說明教育危機的莫過于此種現象：現在的有錢有勢者，都想方設法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領導和諸多大學校長的孩子，自己辦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嗎？學者這副“權力附庸”、給點錢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實當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當你一回事兒。我親歷過一件事，2006年吧，搞過一次什么“保鮮”活動，當時一位省委副書記到中國美院檢查。有位老師正在創作，說搞不懂，不予理睬。該副書記大為光火，對美院的“保鮮”活動嚴厲批評，推遲驗收。我們學校傳達此事時，居然以本校得以順利通過而慶幸，對美院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上世紀五十年代，彭真去協和醫院拜訪林巧稚，林正在給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見，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說跟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比氣質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們汗顏，不自重，又何以能讓別人尊重。

在這種體制中，我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矛盾。我無法象大部分所謂學者型領導那樣，一邊不痛不癢地批評體制，一邊又利用體制大撈好處。那些撈好處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無非利用手中資源，請掌握項目的官員、高級別刊物的主編、學界評委等來講學，變相用公款行賄。逢年過節再去孝敬送禮。然后就可以在為學校、學院作貢獻的名義下拿課題、發文章、得獎項，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評委。這些年我要干此類事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關的利益鏈也鋪到過我面前，但我不屑為之。我的道德底線不許可，這些既然是我批評的事情，就決不隨波逐流。

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很多知識分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人格的兩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慷慨激昂的體制弊端批判者，行為的目的不是改造體制，而是一轉身也參預其中去分一杯羹，連半點內疚也沒有。這不是鄉愿是什么？

我選擇了批判的態度，行動上便不會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大家無不反感，但學校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那天我是整個禮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為什么要這樣假、這樣賤？反感或反對，為什么不敢公開表達。2008年學校搞所謂“加速發展”的改革方案，小組討論時我發表了不同意見，蔣書記要我大會上講講，我便在大會上坦言：如今之大學是“謀食不謀道”。2009年底續簽增長20%的責任書時，我曾打算拒簽，因此而下臺也無所謂。為此找過蔣書記。蔣書記做工作說，你不簽，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內要搞“三定”方案，到時會調整的。這樣我才勉強簽約。去年初學校開黨代會，小組討論有校領導參加，我本不想發言，大家一定要我講幾句，我便說，“一所大學設有黨委，還要開黨代會，這是人們習慣了的現實，但這是真正的大學之道嗎？世界上還存在此種體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鮮、古巴了吧。沒聽說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學是在黨委領導下成功的，也沒聽說哪個黨委辦出過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與世界大學接軌，若不行，哪怕學學民國時的北大和西南聯大也好，總在現行體制框架里折騰是沒有希望的，所謂“錢學森之問”即這個意思。我不想發言，就是對當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討論不感興趣。”黨代會后接著開教學工作會，吃飯時我坐在蔣書記邊上想說個事，看到一撥一撥的中層干部來祝賀蔣書記當選，言辭阿諛，全是官場文化。我說不出口，坐至終席不發一言。近些年里，無論省領導還是學校領導的報告，我極少參加，不是擺譜，實在是聽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語，坐不住。我任職期間向學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謂搞指標的“強校”方面，粗想大約有這樣幾條：引進人才的政策要適當靈活、寬松，否則難以操作白費勁；認真履行低碳節能，消滅長明燈、跑冒滴漏；撤掉學校的駐京辦事處。對以上言行，有人說我敢直言、有見識，其實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識而已。目前中國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識以下。

在對待體制的業績、考評等事情上，限于我個人的好辦，不當會事罷了。近年來我從不報獎、爭什么帶頭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幾層次啥啥的……每回報獎都有人勸我，包括學校領導、好友、同事，職能部門還表示愿意代為填表。我感謝他們，但依然故我，解釋的理由也簡單：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夠不著，白折騰；二是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當然，我對報獎和獲獎的老師，也表示尊重。大學的老師們不需要同質化，有差別，價值多元是好事。

但關系到部門工作和集體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學校要求公事公辦，報學位點、學科、團隊、精品課等等，一板一眼地執行，但重點在于提高水平、壯大實力、打好基礎，結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關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類事情上，我從不行賄送禮，至多意思一點勞務費而已。也有人建議多送，說有的學院五倍、十倍于我們，我未接受。我的觀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線。對于通過送重禮達到目的者，我毫不羨慕，甚至可憐他們。我不會為此而焦慮、糾結的，也決不會為了得到并維系諸如此類的“業績”，綁架自己寶貴的生命。多個點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嗎？這是真學問？真科研嗎？在我眼中，不少各種名義的大項目，資金上千萬上億的，搞出些偽科學成果來，通過動用科研經費攻關，就能整個大獎來。這是在糟塌納稅人的血汗，還敗壞學風。

我這樣的態度，本人身陷矛盾，學校可能也有看法。雖然我對學校領導是否滿意并不在意，但最終還是存在著讓我解不開的糾結，即這些考評指標與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掛鉤與捆綁。如前幾年的學院考評劃分ABCD檔，近兩年的達標120%發足額獎，還有各種學科點、基地之類，皆撥下相應的經費等等。并且這都與每位老師個人的業績、職稱有關。我只能盡量跟上趟，無法做到如何出色，讓大家滿意。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我再次選擇退出，不和體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蔣書記問我為何不愿續聘了？我說，現在高校教育的這套做法，無法得到我價值上和道義上的認同。

對我的工作，學校如果不滿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學校角度這樣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變，最好的辦法是請來新院長。高老師這次在海內外招聘中脫穎而出，我很高興，總算可以擺脫矛盾處境，回歸原本的人生角色——臥龍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此話乃東晉名相王導的存世名言。憒憒是昏亂、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東晉那一代士人的氣度，身臨偏安一偶的危局，仍義無反顧地信奉玄學的“無為而治”，自覺遏制體制化儒家——禮教的回潮，以“務在清靜”的文化理念“力撐東南”。

我當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無為而治”理念，也聽到一些徐老師不愛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檢查，重討論不重落實等議論或批評意見。從事實上講，這些看法都沒錯，提出批評也是出于對工作的負責，我表示感謝。但老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還是尊奉“無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講，教師皆成年人，并具備高等學歷，屬于社會上最熱愛學術和教學的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學生時代研究玄學，飽受浸染，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分子永遠的價值追求，這也是當今體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發揚的內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體制問題多多，推行、布置的東西，美曰做強做大，加快改革，說白了都是些無聊的折騰，干的事皆違背常識。在教育體制行政化的背景下，“無為而治”是最有效的擋箭牌和解毒藥。如搞“精品課”，我也贊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課”。精品課的標準只有一個：學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現在的這套，千人一面：課件、作業、教材、網上互動等等，缺一不可，講的再精彩也沒用。照此標準，過去北大陳寅恪、劉文典的課亦算不上精品了。陳寅恪僅帶一布包，劉文典上來先把國民政府罵它半點鐘，這如何是好？教學講求的是多元化、多樣化，哪有倡導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課題項目強化到如此程度，也違背科學精神：1、研究起點上就滲入功利因素。取經費、應考評、上職稱，嚴重的名利取向破壞了以求道為目的的單純之心；2、找材料蓋過讀書。讀書本是與智者交心，體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課題則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資料，立論草率，學養無從積累；3、趕時間交任務，忽視質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對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過、發表過程中人格受辱。高級別刊物大家都往上擠，于是水平差不多時看誰敢送又會送，做研究還要賠上人格；5、報賬做假。文科研究開銷有限，找發票報銷就成了少不了的節目。

單純的科研經過這一系列的干擾與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會道”的“為己之學”還有生存空間嗎？怕是多為“憑譽以顯揚”的“為人之學”了。研究已嚴重地工具化，淪為名利的敲門磚，還有多少人能從科研中獲得快樂和價值肯定。當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將項目與自己的精神需求較好地結合起來。然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極大的干擾和傷害。我懷疑，在如此環境里，真正具備與古今賢哲溝通能力的學者能有幾人？為什么出不了大師？這還用問么！

近兩年學校搞的“創新強校”，每年遞增20%，更屬胡鬧。有的學院指標分解到人；還有自己掏腰包來填充經費的；造假也出現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計入當年，就為了拿到那點年終獎勵。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評比、排名，先進教師、科研標兵，優秀黨員、團員、家庭，工會及民主黨派的積極分子，什么“一五一”還分幾個層次，這個獎、那個獎、這個級、那個級。這世風如此糟糕，整體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會里，居然有這許多優秀稱號，還值錢么？都是自己樹自己搞的廉價貨，除了干擾心境沒絲毫意義。每學期、每年還要把學院的老師排個名次，半斤八兩的楞要分出個一二三四來，有什么意思？這是幼兒園里戴小紅花的套路搬來了，把老師當小朋友對待。搞得學者一個個氣局狹隘，爭虛名圖小利，一到年關就半分半分地算賬，跟扛了一年長工似的。過去我們人文學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蘇格拉底、黑格爾或孔子、李白的，現在一年到頭總在腦子里糾結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掙考評分。

對于這些學校的制度規定、無法回避的管理內容，我的態度只能是“無為而治”，由老師本人根據自己的情況對待、取舍，反正有關個人考核的政策、結果，學校都有事先規定，學院只是執行而已。可以說，我在院長位置上有意識地抵擋體制污染，對許多事情在學院層面上作淡化和減法處理，不干強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讓老師們少受干擾，躲過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點荒唐的瞎折騰。事實上，一些明顯的折騰亦長久不了，頂頂也就過去了。如“加速創新”，差不多無疾而終了吧。對我自由主義的理念，老師們認可，我欣慰；有老師不贊同，我亦含笑。這不過是管理觀念有所差異而已。民主的要義，不獨尊重多數，同時也尊重少數乃至個人，我從不追求所謂的和諧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遠，各種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為大學應有的文化生態。對我來說，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學院部分年輕教師在考評體系之外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這才叫學人正道。

最后這段說說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設想。

題目是楊絳翻譯的蘭德詩《我和誰都不爭》中的一句。“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煨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楊絳先生的豁達、善良、雅致、堅韌，最令人欽佩，現在再出不了這樣的人了。記得我來人文學院時還念過胡適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話：“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我念著這兩句話上任，今天則吟著這兩句話離任。行政職務卸去了，回歸到原本的角色中，當一名歷史系的老師，這個職業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實。我會更投入地與學生交流，把歷史的真像告訴他們。同時我又不會像以往那樣深陷體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轉向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不論學校里的考評如何。手頭還有兩個課題完成后，可能也疏遠課題了，除非出現與我興趣相當吻合的機會。目前已考慮或參與的有這樣幾件事，實際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時間在做了。

1、關注環境保護。最近在新疆、杭州、紹興等地講學講課，重點都是環境保護。中國近30年高速發展的代價，導致自然環境破壞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國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風蕩然，大量物種滅絕。2010年9月22日，美國太空總署公布了衛星檢測全球空氣質量的PM2.5數值圖(2001年—2006 年)。PM2.5小于10為安全值。中國空氣質量全球最差，中國東部尤其嚴重，PM2.5超過50接近80。中國社科院黨國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國的GDP 每增1%，用地量為日本的8倍。單位能耗亦長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島說，我們近一個世紀被現代化搞瘋了。不惜土地、環境代價的繁榮之路，別國不是不明曉，問題在于他們已經把維護一方凈土視作首要戰略目標，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資源大國。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自以為得計，其實是又輸了一招。所以說，中國的環境保護需要更多的人來關注。

2、參與慈善事業。我在浙江省愛心事業基金會和浙江省正泰集團基金會兩個社團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廣低碳生活、關注食品安全、資助困難群體等。

3、研究、反思百年來的文化變遷，尤其是左傾時期的文化災難及其后遺癥。左傾時期所經歷的斯文掃地、道德淪喪、文化毀滅，至今沒有認真清理、反思。為什么到了人們普遍失去道德底線的地步？少報一元錢事比天大，大白天開著長明燈卻視而不見。2009年60周年大慶中，文藝界搞出個“特務年”影響至今，“潛伏”、“暗算”充斥銀幕，連《探索？發現》欄目也大播間諜戰。世間的善良、誠實不再有人相信。不找關系，不相信會被公平對待。譚嗣同說，中國之舊政，為大盜、鄉愿吞剝愚弄。這話發人深思。

俄羅斯是經過徹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蘇聯的顛覆說到底是文化上的失敗，失掉人心，今天的復興也得益于文化整體的復興。前些年有人懷念蘇聯，普金講，把前蘇聯說得一無是處是良心出了問題，但想要恢復前蘇聯則是腦子出了問題。所以要真正恢復俄羅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讓個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僅僅是吃飯、生存。

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也是文化認同的問題。近幾十年最值得慶幸的是解決了吃飯的事情，同時最令人困惑和担憂的癥結，乃是權力在社會中膨脹到無以復加，官權與民權極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經濟領域而言，民企500強的全部規模仍不及央企50強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會結構沒有出現大的改觀，也就很難養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約意識和公德自律的現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來担當，不光說，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數十年間始終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蕩蕩就這么過來了。當然我還有業余愛好，我曾在一篇簡介里自白：在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嚴重流失的今天，我輩忝列學人，除了汗顏，還是汗顏，讓任何榮譽、名號論之無味。此生倘能在保存點滴文化火種上略盡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籃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愛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滿人生了。

盡管生活之路不會一帆風順、事事如意，甚至還會碰到、經歷很大苦難，我仍虔誠地認為，上蒼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沒有受凍挨餓，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愛的新聞與歷史專業中。傅聰說，上帝讓我此生與音樂為伍，這已經足夠。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蒼面前索取多多而無所回報，心存愧疚。因此，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將伴隨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總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個更加輕松愉快的徐老師，這就叫“懷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網載 2015-08-23 08:3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