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文革”說：權力斗爭還是社會沖突？

簡體傳統

我今天不是泛談文化大革命，而是談文化革命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叫做“兩個文革”說，我本來是給大會提交了一個詳細的提綱，結果沒有打印出來。
我首先要說什么叫做“兩個文革”說，所謂“兩個文革”說，就是這么一種主張，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澤東發動的那個文化革命，就是官方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文革，那個文革是毛澤東為了貫徹自己所謂的革命路線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這個是大家都經歷過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這么一個文革。“兩個文革”說主張，除了這么一個文革，還有一個“人民的文革”，這個文革是中國人民趁毛主席要搞大民主、大字報、大辯論，趁著這種社會控制松懈的情況下起來斗爭，爭取自己的利益，打倒特權階層，有這么一個文革，這個文革是意義重大的文革，而關于這個文革的說法對現在很有影響。

“兩個文革”就是這么一個意思，“兩個文革”說為什么重要呢？因為文革研究在中國是一個禁區，所以大家對于文革研究的情況不是太了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情況。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剛一爆發——我們一般定義為1966年5月16日爆發——不久以后，西方的研究刊物《中國季刊》、《亞洲概覽》、《共產主義問題》，以及美國的蘭德智庫，基本從6月份開始就跟進了，并且從1967年開始出版有關文化大革命專門的著作。在西方有一個完整的文革學，它有一個發生、發展的歷史，有經典文獻，有主要的著作，現在已經有大學的教科書，研究中有重要的代表人物。這是在西方，但是在中國是怎么一個局面呢？有句話叫做“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西方，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國外”，國外形成了流派，有很多權威的學者和研究者，但這些情況對中國是沒有影響的。當然，最后這個情況是改變了，大概可以說從十幾年之前，大約在上世紀末，由于很多中國學者的努力，中國人研究文革有了很大的成果，現在已經不能說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我覺得中國人最終還是比較爭氣，文革學的主流力量現在也應該是在中國學者這里了。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總總那么多文獻、那么多觀點、那么多流派的情況之下，我根據己的研究，認為“兩個文革”說可能是文革研究中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學說，是吸引討論、研究、爭論的人數最多，觀點最多，爭論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長期的一個學說。另外一個最重要的話題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革？”，可以和這個問題相提并論。我甚至覺得第二個問題的研究理論成果還不如這一個，所以，“兩個文革”說應該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話題，或者是最重要的話題之一，這是第一點。但我今天除了談理論之外，我覺得其實更重要的是，“兩個文革”說在現在的中國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為什么呢？大概可以這么說，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對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達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說文革好話的人是最沒有市場的時候。但是隨著90年代這種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起來以后，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貪污腐敗情況越來越嚴重，對文革說好話的思潮就越來越升溫，我覺得到了現在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烏有之鄉”的網站，已經達到了一個頂峰，“毛澤東熱”也是一浪高過一浪，毛澤東關于“繼續革命”的思想、關于打倒特權的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打起的“社會公正”的旗幟，現在對中國很多人有極大的吸引力。
在這種情況下，文革的很多說法是越來越有吸引力了。中國現在并不是開放和自由的社會，中國的大部分老百姓對于處理社會不公正問題，對于變革中國社會是沒有太多的想法的，沒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鑒，但是毛澤東關于文革的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卻是深入人心，所以他們在看待中國社會不公正問題上，看待這種貪污腐敗特權問題上，看待未來中國應該怎么變革的問題上，他們受文革的影響超過所有的西方理論，在中國最廣大的民眾中，如果從數量上來說，最深入人心的，人們最習慣的思維方式還是文革的思維方式。他們在考慮自己行為的時候，文革的行為模式，比如“打倒貪官污吏、走資派”，“大民主”等等方式，這些東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這些東西最相關的就是跟“兩個文革”說有很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了解這個學說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文革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幽靈，而是現實生活中影響甚至支配人們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論資源了。我覺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對現在的影響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現在介紹一下“兩個文革”說到底是怎么回事。據我自己的研究，最早提出“兩個文革說”這個概念的人是王希哲，中國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寫的，寫得非常尖銳，我甚至認為是非常深刻的，他1981年發表的那篇文章叫做“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他在這篇重要的論文里提出，與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相對的有一個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說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間，伴隨著毛澤東的每一步勝利，都是人民對他的認識的進一步的加深和抵抗的進一步的加強。經過1966-1971年的感性的認識和積累，又經過了1971-1975年的比較理性的認識的積累，終于在1976年4月3日爆發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考證的結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這篇論文里提出兩個文革的學說，首次提出有一個人民的文革，跟毛澤東想打倒政敵的文革是相對立的。我介紹一下王希哲這個人，1974年的時候，文化革命的異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報叫做《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就是廣東三個人寫的叫做“李一哲大字報”，李一哲是三個作者每個人用自己名字的一個字，“李”就是李正天，后來是廣東美院的教授，“一”是陳一陽，是一個干部，廣東省電臺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專門采訪過這幾個作者，我后來看了一下，我經過仔細研究，覺得那篇大字報可能主要的執筆人是王希哲，他有很強的理論思考能力。那時候還是趙紫陽在廣東執政，他們的這套東西是非常深刻的，和文革中其他異端思潮不一樣，在當時就明確提出了民主與法制問題，他們借口批判林彪，實際上批判的是毛澤東思想，批判的是整個文化大革命。當初有一個很有意思奇怪的情況，毛澤東主張不殺他們，要批他們，趙紫陽在批他們的時候方法很不一般，以前批就是把你斗一通、罵一通，但是那時候舉行了一百多場大辯論，讓他們自由發言，自由準備，把他們的大字報印了幾十萬份到處散發，這就客觀上造成了一個效果，使他們的觀點成為傳播得最透徹的一種思想。這幾個家伙水平特別高，每次辯論，當初請的人是廣東理論水平最高的人，一批批地換，上去被這些人引經據典施展馬列主義水平，每次打得落荒而逃。雖然他們最后還是被判刑了，但文化革命結束以后，官方正式給他們平反，而且他們寫的東西得到了肯定。那時候習仲勛也在廣東主政，對他們是比較溫和的，想把他們收編到體制內，結果他們中有人也就被收編了，但是王希哲就一直堅持在體制外，現在是海外民運里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還寫了一本自傳叫做《走向黑暗》，我今天當然不是講這個，但是我看了這本書印象最深的一句話還是想說一說，他后來從事民運活動，尤其跟“天安門事件”、“民主墻”攪合在一起，就被判刑，一次十來年，他第二次服刑已達十一年的時候，在1991年，在監獄里，當他聽到官方的廣播，當他知道克里姆林宮的紅旗降下的時候，他想到自己的理想，過去的理想和現在的理想，那為了社會主義走到了這么一條路，他潸然淚下。
所以他提出這種“人民的文革”，這點我覺得還是有深度的。
鄭義在1996年關于討論“兩個文革”的文章說中，不把“兩個文革”說像我這樣歸結到王希哲，他說，實際上是劉國凱在《文化革命簡析》里提出了“兩個文革”說。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劉國凱是一個工人，上世紀70年代初還是一個廣東省一個工廠的小青工，他居然就寫了一本將近十萬字的著作叫做《文化革命簡析》，我覺得是一個奇跡。我當初是在國外，90年代的時候，研究文革時看到英文文獻，看到外國學者給他翻譯出來了，我是先看到英文的文本，后來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里找到了比較原始的油印文本，這個文本非常珍貴，但是后來丟了。劉國凱才是十幾歲年的青工，居然寫了一本著作就叫《文化革命簡析》，鄭義說“兩個文革說”和“人民的文革說”是在劉國凱這本東西里提到的，但是我仔細看過，我覺得他有這種思想的萌芽，但是不像王希哲正式提出兩個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劉國凱后來移居到美國，現在在美國開大卡車送貨，他是自己發起成立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現在跟王希哲打得一塌糊涂。有人對他進行了很高的評價，說劉國凱這種人是真正的勞動人民政黨的創始人，因為一般都是知識分子自己封自己是代表了無產階級，劉國凱本人是體力勞動者，是開大卡車為生的。在美國，一般人中國人是要去爭錢，爭基金會資助，只有一點錢，大家都要去爭，打個頭破血流，他靠自己養活自己，從來都不攪和這件事，他就是靠自己辛勤的勞動，開大卡車掙錢。但是現在在政治主張方面也鬧得一塌糊涂。
它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兩個文革”說是脫胎于另外一個文革中最重要的理論叫做“社會沖突論”。文革研究的分期和發展大概可以這么說，一開始從1966年爆發文革的時候，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研究兩個問題，研究文革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哪個地方的省委書記被打倒了，省軍區司令員被換了，還有就是研究權力斗爭，用權力斗爭來解釋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爭論到底是權力斗爭還是路線斗爭。而中國大陸的人想研究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代人都是從另外一種角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怎么上當受騙的，我們怎么當初有個很好的社會理想，覺得這個社會理想可以寄托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上去，最后發現不是這么一回事。整個西方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大概從70年代起有了一個非常大的成果，就是它完全不研究這種問題，它覺得對于研究文化大革命來說，權力斗爭、路線斗爭，或者我們的革命理想怎么上當受騙這些東西不那么重要，整個西方文化革命研究迅速地從路線斗爭、權力斗爭，以及理想轉到社會問題，他們覺得文化革命是一場社會沖突，就是有不同利益的社會集團、社會階級和階層的人，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這方面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在1949年奪取政權之后、革命勝利之后，廣大人民逐漸變成是受壓制的群體，這跟德熱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的觀點如出一轍，受壓制的群眾為了打倒官僚特權階層，他們在文化革命中爭取自己的利益。文化革命出現了大量的派系，并不是只有一派，都是盲目的上當受騙擁護毛主席，文化革命其實最重大的內容就是各種派別在斗爭，如果大家都忠于毛主席，大家都上當受騙，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派別斗爭，千軍萬馬地互相在進行生死搏斗。實際上不同的派別是在爭取自己的利益，他們隊伍的人員成分是不一樣的，目標是不一樣的，跟中央的關系是不一樣的，跟領導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就把這樣的視角叫做社會沖突論。實際上文化革命研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社會沖突論，這有很多人在做，這些人都是外國人，只不過他們都有中文名字，比如李洪永，韓國人，Hong Yong Lee, 陳佩華，澳大利亞人，Anita Chen，等等，他們這種社會沖突論的基本主張是什么呢？就是說研究文化大革命不應該集中于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斗爭或者是路線斗爭，不應該只是考慮他們的政策分歧，還應該研究文化革命中上億人的群眾是文化革命的主體，要研究上億群眾的思想和行為，他們之間的無休無止的甚至刺刀見紅的派系斗爭，這種斗爭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社會內部的社會矛盾。
而在中國人里，那個時代研究文革最著名的一個代表人物首先就是楊小凱，就是楊曦光，還有就是鄭義、劉國凱、王紹光這些人，王紹光現在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的主任。楊曦光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他是“兩個文革說”和社會沖突論的中國方面最重要的一個代表，他后來被公認為是中國人里最有可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人。他的經歷也非常傳奇，他父親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的秘書長，本來是個老革命，后來受彭德懷、張聞天廬山會議的影響，沒有把他打成“彭德懷分子”，但是右傾，定了黨內有處分的人，他是屬于高干里不是很受重用但是也身居高位的人，楊小凱自己也是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中去了，文革中還做了很多社會調查。
楊小凱在文化革命中就非常著名，因為他就相當于寫《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樣，他在1968年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對中國的各個階層進行分析，對中國的未來社會應該怎么變革有很多說法，他也因為這篇東西被打成反革命，被關在監獄里。他是一個高二的學生，但是他是非常運氣的，他在監牢里關了十年，等于上了十年中國最好的大學，中國的大學那時候完全停辦，對一般人來說是荒廢了十年，實際上是荒廢了十二年，但是楊小凱得天獨厚，他本身是政治犯，關在政治犯監牢里，當初湖南最有學問、最有思想的人都在里面，他在里面學英語、學數學、學機械，學得很好。所以當他從監獄里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是非常有知識的人了，后來社科院把他招考進來了，最后到美國留學，很快就成了一個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后來大家認為最大的損失就是，他如果多活幾年可能就得諾貝爾獎了。他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時候，那個學校的人就把他當成是將要得諾貝爾獎的一個人來待遇，給他的地位、經費非常高。
他威信非常高，寫了很多東西，最重要的就是文化革命中由此被判刑的《中國向何處去？》，他后來也一直研究文化革命，出版了一本很好的書叫做《牛鬼蛇神錄》，講他在文化革命十年，在監獄里學習的情況，學英語、學數學、學物理，什么都學。關于社會沖突論，楊曦光在一系列論文里說，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一般自覺或不自覺的使用的理論框架有三種，一種叫做權力斗爭說，用中共領導人物爭奪政治權力為主線來分析文化革命——西方這方面說法最多，我覺得大陸一般不好意思赤裸裸地這么說，因為我們對于偉大領袖都是照著官方說的，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和劉少奇是赤裸裸的權力斗爭，其實大家有這種看法，但是變成一種學說的不多——用權力斗爭來解釋文化大革命，我覺得西方學者是最多的，他們認為，說文化是胡扯，根本沒有文化這回事，文化革命中根本沒涉及到文化，要說“武化革命”還有可能，因為都是用機槍坦克在打仗。
但是你要說是“文化”革命，根本是毛澤東的遮羞布，這種理論著力于分析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權力斗爭是怎么回事。楊曦光總結文化革命的理論分析有三種，第一種是權力斗爭說，第二種是中國官方的階級斗爭說或者路線斗爭說，或者兩個司令部的說法，這是文化革命中官方的一種說法，比方毛澤東、江青這種文革派都是采取這種說法，說文化革命之所以爆發是有修正主義路線和革命路線之間在進行斗爭，是路線斗爭的說法。而文革之后的鄧小平、陳云也采取了路線斗爭的說法，只不過在對錯問題上剛好顛倒，文化革命時候毛主席代表的革命路線，防修反修，劉少奇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
總之來說，文化革命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是路線不一樣，有路線斗爭。而后來否定文革的鄧小平這一派也是同意是路線斗爭說，只不過正確的路線是劉少奇的路線。這種說法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立，比方現在說的新民主主義，劉少奇要堅持新民主主義，毛澤東不滿意，他背信棄義，把自己莊嚴的承諾——即要搞新民主主義——背叛了，走另外一條極左的路線，過早地搞社會主義革命。這也是路線斗爭說，只不過以前文化革命正確的一方變成了錯誤的一方，文化革命受批判的錯誤的一方變成了正確的一方，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二種理論框架，叫做路線斗爭說。
最后一種說法就是楊小凱為代表的，在中國人里面有人提出，當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西方學者最早提出來的，叫做社會沖突說，楊小凱總結說，最后這種觀點是這么認為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上層的權力斗爭，也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階層的斗爭，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紅衛兵和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并不簡單的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從事政治斗爭的工具，他們并不僅僅是上當受騙，他們有自己的獨立意識，他們利用文化革命中暫時的大民主的機會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眾的利益集中地表現在造反派的政治綱領里面，他們是要打倒官僚特權階層，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維護現存的利益，就是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雙方的斗爭構成了文化革命中群眾斗爭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文化革命整個經歷中最重大的內容。這就是社會沖突論。
其實比楊小凱最早更正式提出這種理論的是一個專門研究文革的學者——楊小凱算是業余研究文革的，他主要研究經濟，那個人叫陳佩華，是中國血統，所以她他研究起來比較方便，叫做Anita Chen，陳佩華說，1966-1969年的文革是反官僚運動（這種觀點現在在中國老百姓里面非常有市場），她說文化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那些造反派就被毛澤東提出的口號和理想所鼓動了，毛澤東說我們要解放群眾，我們要尊重群眾，我們有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就是群眾路線，劉少奇的路線是國民黨的訓政路線，把群眾當阿斗，把自己當諸葛亮。造反派當初是受了這些東西影響，就積極參加到文化革命中間去。
如果說他們在頭幾年是被中央文革操縱，是擁護毛主席的話，他們馬上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把自己發展成為一支有獨立的政治綱領和政治計劃的的力量。而楊小凱就說得更過分（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他把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說成是準政黨，他不好說是政黨，但是是準政黨。他把毛說的動員群眾的手法叫做“毛打自由結社的牌”，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我覺得說得過分了一點。照楊小凱的說法，1966-1969年毛澤東為了要打倒劉少奇，玩的是自由結社和言論自由的牌，那時候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歷史上罕見的、例外的有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時期，那時候辦小報，發表什么言論是沒人檢查，可以發表的，說結社自由，人民群眾是可以成立組織的。但是我很不同意楊小凱的觀點，他夸大了，實際上有限制和規定，比如有一個《公安六條》，規定任何言論若是攻擊毛主席、林彪的，群眾馬上應該扭送到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里面去。
所以我覺得楊小凱有點過頭，但是他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根據，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這種說法就使得現在很多人把文化革命想成是人民群眾罕見地享受大民主和自由的黃金時代。楊小凱就是用現代政治學的術語來說那時候實際上有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楊小凱斷言文化革命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的統治不滿意的人，他說1966-1968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了一道命令，除了軍隊以外，所有的共產黨的組織活動都要停止，允許市民只要經過向政府注冊就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毛主席是利用一般民眾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利用劉少奇、鄧小平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指派工作組等）激起的民憤發動了造反運動。他說那時候的運動是一場真正的造反，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在十七年來所做的事情都受到了民眾的清算，在當時的中國，在1966-1968年，這兩三年時間里，在那時候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有真正的學生運動，有真正的市民運動，表面上大家是聽毛主席的話，是搞革命造反，但這場運動的實質是極右的。為什么是極右的？表面是跟隨毛主席在造反，實際進攻的是黨的組織，他們想改變的是黨的領導，在這種意義上，造反運動的實質是極右的。
有一個人說得更厲害，跟楊小凱差不多，法國有一個研究文化革命的，叫華林山，他后來加入了法國國籍，娶了法國人老婆，他是當初廣東最著名的紅旗派的一個造反派成員，他就說實際上文化革命造反派就是想推翻中國共產黨。我非常不同意他這個說法，我跟他進行論戰，而且我認為我把他批得非常厲害。至少這種說法，我覺得是非常蠱惑人心的，但同時用我比較學術上的語言來說，還是有部分的事實根據，海外相信這種理論的人還是挺多的。我覺得他們這種說法不是完全無中生有，就是把那種程度和規模怎么考慮的問題，他們的說法有些事實根據。
另外有一個立場很正統、官方的人，現在一般把他叫做新左派的人，叫做王紹光，他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做的論文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他的博士論文中文版和英文版都出了。他是一個社會沖突論非常重要的代表，他是在學理上來論證為什么說文化革命是一場社會沖突論而不是大家上當受騙，只是心甘情愿地擁護毛主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進行文化革命。他從那么一個角度來論證，他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可以證明文化革命中群眾的組織是有自主性的，不是只聽毛主席的，這個證據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就引證了毛澤東很多話，毛主席剛開始說文化革命搞三個月，搞了三個月以后，他說文化革命看起來要搞六個月，搞了六個月以后又說文化革命看起來要搞兩三年，搞了兩三年以后，毛澤東說文化革命還要搞下去，結果搞了十年都沒有搞完。王紹光就根據這么一個論斷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的日程表一次一次地作廢，一次又一次被打斷，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說明了不是毛澤東掌握、控制了文化革命的進程，毛澤東根本控制不了，而是文化革命的進程推著毛澤東在走，毛澤東是被群眾運動卷起的浪潮搞得團團轉，不是毛在領導文化革命，不是像我們認為的，毛對文化革命是收放自如的，是他能夠徹底控制的，實際上毛是在跟著運動后面走，不然不能解釋為什么說兩個月不行又六個月，六個月不行又兩三年，兩三年不行到了十年也在搞，群眾運動這種魔鬼從瓶子里放出來之后，毛澤東也收拾不住了，所以毛澤東是處在團團轉的狀況。所以王紹光說，這種事情充分說明了不是他所發動的文化革命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發動的運動，他本人成了文革的最大犧牲品。這就是王紹光的觀點。
這種“兩個文革”的說法是討論最集中和最長期的問題，這種討論到了文化革命三十周年，1996年的時候，關于“兩個文革說”的爭論就成為那一年紀念文化革命發動三十年很重要的題目。到了2006年紀念文化革命發動四十周年的時候又成為一個最重要的題目。劉國凱在2006年文革周年紀念會上又寫了一篇很重要的論文叫做《論人民的文革——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他在其中說，毛澤東搞文化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清洗省市跟他意見不同的人，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毛澤東的官方文革的第一個說法叫做文革清洗，毛澤東要清洗劉少奇為首的這些人。在文化革命中還發生了軍隊和掌權的文官對革命群眾的極其殘酷的鎮壓，在這種意義上，官方文革除了文革清洗以外還有一個內容叫做文革鎮壓。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大家沒有看到的就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要反對政治歧視，反對政治迫害，有一個群眾要爭取自己生存權利的運動，叫做文革反抗，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方面的內容。這種觀點在09年發表的時候，大陸也有人回應。有個學者叫劉自力，據說他是中宣部干部的子弟，理論思考非常多，現在發表很多文章，他就反對這種觀點。在“兩個文革說”方面，與對于文革中造反派的認識和評價有關，有一個重要的也是極端的觀點，認為文革中的造反派代表正義的力量，因為人民群眾受到了欺壓，他們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被官僚階級、特權階層所壓迫，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他們是利用文化革命的機會出來反抗特權，反抗官僚，在這個問題上，“兩個文革說”涉及了對造反派的評價。在這方面，剛好在2006年出了一本書，是四川省的周倫佐寫的，叫做《文革造反派真相》，就是說，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鄧小平稱為“三種人”，被說成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不懷好心干壞事”的人，他說實際上這些人都是很正派的人，他們是受欺壓的人，他們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而斗爭。有很多這種說法。
我最后再說兩點來。第一點，我自己也有觀點，我自己也參加了這場爭論，是一種觀點的代表，當初我是比較持否定“兩個文革說”立場的，我感覺到秦暉對我的觀點不是太以為然，秦暉的觀點沒有“兩個文革”說那么明確，有一點傾向于對“人民文革”說，我自己研究文革研究得很詳細，我知道他們說的那些東西，但是我認為沒有毛澤東的文革就沒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動的空間，在這種意義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澤東文革一個派生物，一個副產品。我作為一個學者研究，認為從統計的意義上，從涉及的人數上說，它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你把“兩個文革說”的理論所說的那些自覺不自覺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權的人，與我們談到文革的另外一個故事——我們講文化革命的紅衛兵運動就是“五大領袖”，講當初的血統論，講蒯大富這些人——涉及到的人，相比而言，人數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覺得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這種意義上我就不同意“兩個文革說”。但是隨著現在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越來越劇烈，我覺得“兩個文革說”，關于文化革命的造反派的理論、思想觀點和情緒，在潛伏了三四十年之后，現在在中國這種社會里這種社會矛盾急劇發酵的情況下，我觀點漸漸向秦暉靠拢了一點，我覺得在統計意義上，數量太小，它不能與第一個文革相提并論，但是它的意義現在越來越明顯。所以現在我的觀點稍微靠近“兩個文革”說一點，但是我基本還是同意“一個文革”說。
這方面的觀點還有很多，比如重慶有一個何蜀，他是重慶黨史雜志的主編，他的觀點跟我大致一樣，覺得造反派就是上當受騙，他甚至認為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只知道搞打砸搶。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回到這一點，大家可能還是感興趣在這一點，實際上現在隨著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理論對現在、對當代影響反映出來是越來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眾、革命群眾“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資派”，提出了應該有大民主的這些理論，當初提出時，中國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市場經濟影兒都沒有，顯得有些牽強附會，后來中國搞了市場經濟，有那么多貪官污吏，現在說成是“走資派”，大家覺得越來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澤東當年搞文化革命時宣傳的還有道理。毛澤東當時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這顯得有些荒謬，資產階級怎么在無產階級先鋒隊里？大家覺得這個很荒謬，現在，很多人認為這個說法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和英明，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特權階層，貪污腐化，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現在搞的是市場經濟。我覺得情況是這樣的，在80年代的時候毛澤東這套理論沒有人信，陳云和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說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來特權階層越來越嚴重，特殊利益集團越來越嚴重，尤其搞了市場經濟以后，“走資派“這個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來越凸顯，荒謬性越來越淡漠的情況下，大家就非常相信這種理論。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調查就知道，到了春節的時候，河南省的一些群眾、下崗工人出來游行，他們打的旗幟是毛主席的旗幟，拿的畫像是毛主席的畫像，他們的口號也是當初文化革命那些例如“打倒特權階層”的口號，這點很值得注意。我最近很關注重慶的事情，重慶的造反派的所有的頭兒狂熱地擁護薄熙來的做法。那些造反派本來就是后來受到鄧小平和陳云的清洗，本來有一肚子氣，認為我們當初是忠于毛澤東，等于是忠于共產黨，最后把我們全部打下去了，受到秋后算帳。大家現在一看，覺得毛澤東說得越來越有道理，你們就是走資派在復辟，在搞反攻倒算，就是把中國帶向資本主義道路嘛！
楊帆：你覺得重慶這么干是真的假的？
徐友漁：我認為是假的。在重慶，據我現在的了解，最狂熱擁護重慶的，甚至于可能愿意為重慶上刀山、下火海，為他去拼命的就是文化革命中那批造反派，尤其造反派的頭兒。兩派當初打得不可開交，現在是共同一致狂熱地擁護重慶。這是一種思路。
另外還有一個思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文化革命我們這種狂熱參與的人后來因為秋后算帳，我們這種人是有反思的，我對文化革命基本持徹底否定的態度，但是在西方，1968年也有一個對應的造反，那批在文化革命中造反的巴黎學生、美國學生、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哈佛大學的學生、日本的、德國的學生他們有一個造反，西方學生68年的造反派跟中國的造反派下場是不一樣的。我們是受到清算遭遇非常悲慘，他們在民主社會，沒有人清算他們，他們后來成為學者中的精英人物，現在他們是西方社會里的主流，他們有些在大學里是系主任和院長一級，他們堅持文革的觀點，當中國抓了“四人幫”以后他們是非常憤怒的，他們說“毛澤東尸骨未寒”，他們把這種事情說成是中國右派的反革命政變，他們一直持這種觀點。
而很不幸的是，中國人到國外去學習的人，尤其到美國去學習的人，現在也是精英分子，他們到那里去以后，他們的導師是西方的左派，把那種文化革命的觀點灌輸給他們，這里最著名的人物、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崔之元，崔之元到美國去留學，他的導師是美國的左派學者，教他們贊美文革那一套，所以崔之元后來發表的觀點是，“毛主席教導我們，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這應該成為中國未來的政治建設的一個原則”。對于我們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人來說，尤其是那些比我們老一點的知識分子，“七八年再來一次文化革命，牛鬼蛇神要跳出來，我們要用無產階級鐵掃帚再把他們掃下去”，是非常恐怖和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這位可愛的崔之元，這種新左派，從西方老師那里學到這些東西以后主張的，他民主的模式是“毛主席教導我們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所以文化革命中那種造反派的自認為自己追求社會公正的東西，再加上現在社會不公正，所以文革理論很有市場；又加上中國現在在名牌大學（崔之元現在從美國回到了清華大學）有一批這種從西方的左派老師那里學到文革理論的教授，他們現在給中國的大學生灌輸的也是文化革命的這種理論。所以這種東西我覺得還是很可怕的，而且“兩個文革說”給他們提供了有力的基礎。
所以我有一種估計，對于“文化革命那種大動亂和大斗爭的事情還會不會發生”這個問題，如果局勢是穩定的，將投身于文革這代人馬上就要徹底退出舞臺了——比如我早就退休了，經歷了文化革命最年輕的人應該是五十七八歲，他們過幾年就全退休了——這代人就沒有了，類似文革的現象就不會重現；而一旦中國社會失控的話，重新出現文化革命這樣的東西，有人又用“打倒走資派”這樣理直氣壯的口號來懲罚官僚特權，出現大動蕩，這種情況也可能出現。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在考慮未來的時候，假定社會有可能失控的話，文革這個維度就會出現，所以我們應該重視對文革的研究。

原文首發于共識網，本文為作者在“中國近代史研討會”上的發言，經作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