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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是我國“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最有代表性的偉人，施蟄存是他眾多社會交往中曾有過較為密切關系的合作者之一。他們兩人同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廣泛深遠影響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翻譯家和編輯家，又同樣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深受廣大青年愛戴的一代名教授和嚴謹學者。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自20世紀30年代迄今，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眾所矚目的話題，乃至也是頗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
    近代以來，歐美各國由于新聞出版事業的日益興盛與發達，請著名學者或杰出文人在報刊上為廣大青年學生或一般讀者開列閱讀書目，早已成為一個經久不衰的項目。我國自晚清洋務派首領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一書問世后，流傳頗廣影響極大。其后新聞出版業在我國城鄉各地也日益完善普及，近百年來各報刊、書局于開列書目常樂此不疲，至今蔚為風氣。
    在20世紀30年代，作為我國文化中心上海的各報刊，也常開列書目，當作吸引讀者和促銷新書的一種方式，可謂風行一時。1933年9月，施蟄存應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編者崔萬秋敦請，在其寄來的《讀書季節》表格“欲推薦青年之書”欄填上“《莊子》、《文選》(為青年文學修養之根基)，《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為青年道德修養之根基)”，在“我現在看的書”欄填上英國心理分析實驗批評名家李卻茲《文學批評之原理》的英文著作，以及北涼曇無讖譯古印度杰出詩人馬鳴以詩體記頌釋迦牟尼生平的《佛本行經》，《大晚報》于當月29日刊出。其時施蟄存絕未想到，他隨手寫下的這幾種書，尤其是《莊子》和《文選》，其后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使他連續幾年身心大受其害并貽禍終生，以至成為文壇公案。
    魯迅在10月6日于《申報·自由談》以“豐之余”的筆名發表《重三感舊》一文，指責施蟄存開列的《莊子》、《文選》等為復古逆流。施蟄存為此陸續發表了《＜莊子＞與＜文選＞》(10月8日《申報·自由談》)、《推薦者的立場》(10月19日《大晚報·火矩》)、《致黎烈文先生書》(10月20日《申報·自由談》)、《關于圍剿》(1933年《濤聲》第2卷第46期)，說明他的本意“不是說每一個青年只要看這兩部書，也并不是說我只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借此添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么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來了。”他因從“做國文教員轉到編雜志”，在書目表格上填上《莊子》、《文選》僅為“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著想”。魯迅則接連在《申報·自由談》上以“豐之余”的筆名發表了《＜感舊＞以后(上)》(10月15日)、《＜感舊＞以后(下)》(10月16日)、《撲空》(10月23日——24日)、《答＜兼示＞》(10月27日)，進一步嚴厲斥責施蟄存為“遺少群中的一肢一節”，“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著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成‘洋場惡少’了。”
    魯、施“交惡”一事當時曾聳動一時，并影響久遠而廣為人知，至今仍常流播人口與筆端。但魯迅與施蟄存曾有多年友好交往并互相支持的史實，卻長久以來被歷史的塵埃所掩蔽，并且不為很多有識者所知。
    施蟄存于1932年至1935年間主編當時我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文學月刊《現代》，這個刊物其后成為我國新文學史上最成功也最為重要的期刊。據筆者初步統計，施蟄存為當時處境艱難的魯迅發表文章或報道，計有：《論＜第三種人＞》(第2卷第1期)、《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第3卷第1期，并刊出魯迅等譯《果樹園》短篇小說集廣告)、《關于翻譯》(第3卷第6期)、魯迅譯德國毗哈的《海納與革命》(第4卷第1期，并刊出魯迅編譯的兩本蘇聯短篇小說集《一天的工作》和《豎琴》的廣告，同時刊有施蟄存寫的這兩本書的簡介)等。其中有三篇被排在當期之首，有的文章在發表后成為廣泛傳誦的名篇。現僅就多次訪問施蟄存先生和考證搜輯所得的有關史料，重現這兩位文化名人之間的友好交往。
    1929年春，美國、法國和日本等國都出版了好幾種介紹蘇聯文藝理論的新著，蘇聯本土出版的《國際文學》月刊也在每一期都刊有蘇俄文藝理論的論述。當時的日本文藝界把蘇聯文學稱之為“新興文學”，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稱為“新興文學論”。其時施蟄存和他的文友戴望舒、蘇汶等已各自購買了好幾套日本文藝理論家出版的《新興文藝論叢書》的英文和法文譯本，他的另一位友人馮雪峰則從內山書店買到了日文原本。于是就此引起了他們四人翻譯介紹蘇俄新興文藝理論的興趣。
    馮雪峰建議各人分工翻譯，然后由施蟄存等所經營的水沫書店出版一套《新興文學論叢書》，魯迅也表示參加這套叢書的翻譯工作。施蟄存提出請魯迅担任這套叢書的主編，魯迅表示因他的具體處境，他只能做事實上的主編，不能對外公開宣布，書上也不要印出主編姓名，同時表示他不贊成用《新興文學論叢書》這個名稱。其后施蟄存將叢書定名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并由魯迅擬定第一批書目共12種，然后分工翻譯：一、《藝術之社會基礎》(盧那卡爾斯基著，蘇汶譯)；二、《新藝術論》(波格但諾夫著，馮雪峰譯)；三、《藝術與社會生活》(蒲力汗諾夫著，馮雪峰譯)；四、《文藝與批評》(盧那卡爾斯基著，魯迅譯)，五、《文學評論》(梅林格著，馮雪峰譯)；六、《藝術論》(蒲力汗諾夫著，魯迅譯)；七、《藝術與文學》(蒲力汗諾夫著，魯迅譯)；八、《文藝批評論》(列褚耐夫著，沈端先譯)；九、《蒲力汗諾夫論》(亞柯弗列夫著，林伯修譯)；十、《霍善斯坦因論》(盧那卡爾斯基著，魯迅譯)；十一、《藝術與革命》(伊力依契、蒲力汗諾夫著，馮乃超譯)；十二、《蘇俄文藝政策》(日本·藏原外村著，魯迅譯)。
    在第一輯這12種書目中，魯迅親自翻譯的有五種，可見他對這套叢書的態度是十分積極和主動的。從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這套叢書的第一到五種陸續印出問世。其后戴望舒譯的伊可雄著《唯物史觀文藝論》與劉吶鷗譯的弗理采著《藝術社會學》也納入這套叢書中面世，一共出版了7種。1930年3月至4月間，施蟄存將這套叢書改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出版。但不久因政治環境的惡化，《論叢》被嚴禁發行，第六種以下的譯稿，有的譯成而無法排印，有的也因各種原因沒有譯成。魯迅譯的蒲力汗諾夫著《藝術論》，施蟄存轉請光華書局的友人相助印行面世。
    此前魯迅翻譯的叢書第四種，盧那卡爾斯基著《文藝與批評》排印時，他提出要添印一張盧氏畫像。施蟄存找到一張盧氏單色銅版畫像，魯迅不甚滿意，其后他自己選了一張國外印制的盧氏像，再三叮囑要做三色銅版。施蟄存很尊重魯迅的意見，將制成的三色銅版印出樣頁后請魯迅過目。因當時上海一般的制版工廠制做三色銅版的技術很不高明，這幅三色銅版印出的樣頁不如原像精美，魯迅很不滿意，要求重制。施蟄存派人到當時上海規模最大、設施最全的《新聞報》制版部去定做了一幅，印出樣張后也仍然不符合魯迅的要求。最后送到日本僑民開設的蘆澤印刷所去制版，印出后才獲得魯迅首肯，60年后施蟄存還以滿懷尊崇的心意回憶此事說：“魯迅有極高的藝術鑒賞力，他也極其熱愛藝術……今天如果還有人收藏魯迅譯的這本《文藝與批評》，請欣賞一下這張插圖畫像，這是當年上海所能制出來的最好的三色版。”(《關于魯迅的一些回憶》，見《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32年11月13日至11月28日，魯迅至北平省親。在省問母親竭盡孝道之余，他作了日后名噪一時的“北平五講”。這著名的5次講演是11月22日在北京大學講《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同日在輔仁大學講《今春的兩種感想》，11月24日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11月27日在北平師范大學講《再論＜第三種人＞》，11月28日在中國大學講《文藝與武力》，其中有的在大禮堂講，有的講演就在操場上進行。
    魯迅返滬后，當時上海各報刊對他在北平所作的五大講演還未作報道。12月中旬，施蟄存在北平的文友給他寄來了有關“北平五講”的兩張照片和一張剪報。兩張照片中一張是“魯迅在女師大操場演講”，一張是“魯迅在師大操場演講”，剪報內容是刊登在北平《世界日報》上的魯迅在北平“第三大講堂”，作《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講演的較為詳盡的報道。施蟄存收到這幾張照片和剪報后極為高興，斷定它們將要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史料與文物，立即將它們編入正在著手纂輯并定于1932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4期《現代》雜志，并安排在該期刊物中《文藝畫報》的首頁，他還特地另外撰寫了一篇報道。
    施蟄存按照慣例，將《現代》雜志中《文藝畫報》的圖片編定以后，交給現代書局的一位美術編務去制版拼版，就此不再過問。誰知刊物印出后一看，在他原先編定的圖片和剪報之外，多出魯迅的速寫漫畫像，不知從何而來。這幅魯迅的速寫漫畫像，把魯迅畫成一個倒立的漆刷，似乎頗為諧謔，但也可被人視為不敬。施蟄存看后很不高興，立即找到那位美術編務，責問此事從何而來，又為何擅自刊用?此人回答說，因制版工廠將這一頁的兩塊銅版和一塊鋅版大小比例沒有做好，他看到版面太空不夠美觀，臨時涂鴉畫此漫畫以補空白。施蟄存聽后哭笑不得無可奈何。這位編務是老實人，一直對人沒有成見與惡意，他畫這幅畫也是一時童興大發形成諧趣。當時上海各中外報刊刊登的各種漫畫很多，這幅漫畫也未引起讀者注意招致異議，倒是那兩幀照片日后真的如施蟄存所預料的那樣成為珍貴的文物了。
    魯迅在1933年2月7日的日記上，曾有這樣的記載“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紀念。”此“文”即為永垂史冊的名作《為了忘卻的紀念》。此文末尾，魯迅將寫作時間題為“2月7日—8日”，這篇文章約有7000字。魯迅又慣用毛筆寫作，需兩天寫成全在情理之中。但重要的是，魯迅在此文中說：“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魯迅因不知柔石被害的準確時間，因此文尾如此寫日期，是為了更深刻地表達懷念柔石等五位革命作家的心意。
    這篇文章發表在1933年4月1日出版的施蟄存主編的《現代》第2卷第6期。1933年2月28日，施蟄存在為此期刊物寫的《社中日記》說：“魯迅先生的紀念柔石的文章，應該是編在第五期上的。但因稿子送來時，第五期已全部排訖，只得遲到今天，稍微失去一點時間性了。”自然可以肯定，魯迅在2月8日以前已完成了這篇文章。近年來施蟄存曾回憶此事說：“如果在2月15日或遲至20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辦法把它排進3月份出版的第5期刊物中，讓讀者可以早一個月讀到。但事實上，我收到這篇文章已在2月20日以后。”那么，從2月9日至2月下旬這十多天中，這篇文章究竟在哪里呢?
    柔石、殷夫、胡也頻、李偉森、馮鏗五位革命作家被害以后，魯迅曾在極大的悲痛和憤怒的情緒中寫了一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前驅的血》，發表在1931年4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紀念戰死者專號》上，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控訴了敵人卑劣的兇暴，但是沒有載明柔石等五人的姓名，也僅署了筆名L.S。對有為的青年被虐殺的憤怒和對被害戰友的哀悼，在魯迅心中始終不能消釋，相反卻越積越深。它們被勉強壓抑了整整兩年后，終于在這個兩周年紀念日又爆發了。這也就像魯迅自己在文章中所說的：“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這里的所謂“積習”，自然也不能單純地理解為舞文弄墨的“積習”，而應是革命者之間相互深深摯愛心魂相通的“積習”。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清楚地點名了柔石等五人的姓名，也較確切地說明了他們被害的過程、地點、時間，以及在獄中受迫害的情況。這些都是以前報刊上從來沒有公然透露的，在魯迅自己所寫的同類文章中也從未如此直言無忌。因此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愿意發表此文的報刊也不能不有所顧慮，魯迅也必定要選擇較有膽略、勇氣和革命同情心的報刊編者。
    以前魯迅給《現代》雜志發表的文章，通常大多由馮雪峰直接或間接轉來，也有托內山書店的送貨員在送書時一起送來的，但這篇文章沒有從這兩個渠道過來。施蟄存早晨到設在現代書局樓上的刊物編輯室辦公時，看見一個寫了他姓名的大信封放在桌上。他拆開一看，才知道是魯迅的這篇文章，詢問室內先到的一位校對員，說是看見樓下門市部的營業員送上樓的。他再詢問那位營業員，只說剛才有人送稿件到門市部來，而他只知道是送稿的，并不認識送稿人。這件事使施蟄存當時覺得很異常，所以直到晚年他還記得很清楚。
    后來施蟄存才聽說，這篇文章曾在其他兩個刊物的編輯部擱置了十多天，主編者都不敢用。他通讀全文后，起初也有點躊躇，考慮了兩三天才下決心發表，并決定在這期刊物的《文藝畫報》上配上一個圖版。為此他向魯迅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和一張柔石的手跡(詩稿《秋風從西方來了》的一頁)，又從他自己的藏書中取出《訶勒惠支木刻選集》，將其中《犧牲》一畫制版(此畫魯迅在文章中提到并曾在《北斗》創刊號上特予刊印過)，他還加上一張魯迅的照片，并題上“最近之魯迅”的說明文字。這張照片不是原件，施蟄存為了盡快發稿，倉促之間從魯迅在宋慶齡家里會見英國文豪蕭伯納時合攝的照片中，剪裁下來制版印出，從而使此文與圖版并茂相得益彰。
    施蟄存一貫對魯迅頗為崇敬，他于魯迅為晚輩，對魯迅所囑托的事總是有求必應，盡可能設法去辦好，可說是竭盡作為后學的尊崇之心。魯迅對他有過誤解，他從不胸懷芥蒂。魯迅因他開列的書目中有《莊子》、《文選》等書而對他的嚴厲斥責，事后他雖能安然處之，但隨著時轉事移，尤其是魯迅去世以后，現代史上魯迅的地位的日益崇高，以至其后所達到的登峰造極定于獨尊，客觀上使他背上了越來越沉重的包袱，以至成為終身之累，促使他在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遭到“滅頂之災”，從而備歷艱難，遍嘗悲苦，這可能也是魯迅所始料不及的。但施蟄存初志不改，其后70年來直至今日，他沒有在任何一篇文章或口頭上對魯迅稍涉不敬，而相反他總是給予魯迅以崇高的評價，要求受教于他的研究生、進修學者或敬重、仰慕他的廣大讀者，多讀魯迅著作，多發揚魯迅精神，可見他宅心之忠厚與為人之光明磊落。建國后，上海社會各界于1956年從萬國公墓遷移魯迅靈柩至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并在新墓旁側建立魯迅紀念館，他均去瞻拜、參觀，并作有《吊魯迅先生詩》追懷往事，表明心跡。這首長詩情深意茂，氣勢不凡，一唱三嘆，回腸九轉，是研究施蟄存與魯迅關系彌足珍貴的史料，必將長存于天壤間供后人研尋：
    　　　　吊魯迅先生詩并序
    余早歲與魯迅先生偶有齟齬，竟成胡越。蓋樂山樂水，識見偶殊，宏道宏文，志趨各別。忽忽二十余年，時移世換，日倒天回，昔之殊途者同歸，百慮者一致。獨恨前修既往，遠跡空存，喬木云頹，神聽莫及。丙申十月十四日，國人移先生之靈于虹口公園，余既瞻拜新阡，復睹其遺物，衣巾杖履，若接平生，紙墨筆硯，儼然作者。感懷疇昔，頗不能勝。夫異苔同岑，臭味固自相及。山苞隰樹，晨風于焉興哀，秉毅持剛，公或不移于睚眥，知人論世，余豈敢徇于私曲。三復逡巡，遂愴@①而獻吊云：
    靈均好修@②，九死不違道。淵明矢夙愿，沾衣付一笑。諤諤會稽叟，肝膽古今照。瀝血薦軒轅，風起猛虎嘯。高文為時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導。雞鳴風雨晦，中夕設庭燎。幽人苦夜長，未接杲日耀。我昔弄柔翰，頗亦承余教。偶或不當意，宮徵成別調。我志在宏文，公意在儒效。青眼忽然白，橫眉ｃｈēｎ@③惡少。ｑｉè@④來二十年，世變如奔瀑。終見天宇凈，公志亦既造。井蛙妄測海，轉自惜@⑤@⑥。猶期抱貞素，黽勉雪公誚。今日來謁公，靈風動衣帽。樽俎見平生，詩書敦宿好。感舊不勝情，觸物有余悼。朝陽在林薄，千秋勵寒操。
    1993年6月29日晚上，在金碧輝煌的上海商城劇院舉行了雙年度的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盛大頒獎典禮。上海文學藝術獎是上海文學藝術界的最高榮譽獎、政府大獎，施蟄存獲得了本屆文學藝術獎項中規格最高極為難得的“杰出貢獻獎”。1995年4月，施蟄存又榮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授予的敬慰獎和“中國新文學大師”稱譽。施蟄存以堅忍不拔的強毅之力，歷經磨難終于達到人生的光輝頂點。假若迅翁泉下有知，想必也會粲然一笑吧。
    收稿日期：2003-09-03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忄右良
    　　@②原字左女右夸
    　　@③原字左目右真
    　　@④原字左去右曷
    　　@⑤原字左忄右冒
    　　@⑥原字噪去口換忄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沈陽61～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20042004施蟄存和魯迅同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廣泛深遠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翻譯家和編輯家，又同樣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深受廣大青年愛戴的一代名教授和嚴謹學者，他們之間的關系自上世紀30年代迄今，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眾所矚目的話題，乃至頗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文章詳盡揭示有關施、魯之爭的“《莊子》與《文選》”這近百年的文壇公案，并全面論述了施蟄存與魯迅之間多年互相支持與合作的友好交往。施蟄存/魯迅/《莊子》/《文選》《那仁汗克布恩》史詩，是我國新疆和蒙古國西部的衛拉特人中廣為流傳的一部著名英雄史詩。其故事梗概如下(按喬蘇榮異文)：那仁汗在山上打獵時發現一嬰兒，他躺在楊樹蔭下，身上蓋著樺樹皮，樹汁滴在嬰兒嘴里，旁邊有只貓頭鷹在照看。這就是伊爾蓋。那仁汗收養他并為此舉行盛大的宴會。這時敵人進攻，與那仁汗進行了持久的戰斗。伊爾蓋增援那仁汗，但那仁汗卻與敵人結義，反而要加害于他，伊爾蓋被迫出走。伊爾蓋逃到布爾汗烏蘭汗家鄉，與胡德爾-阿爾斯蘭-策吉戰斗，與之結義，并從他手中解救出布爾汗烏蘭汗的國家。伊爾蓋娶了布爾汗烏蘭汗的女兒。伊爾蓋回到那仁汗的國家，戰勝了敵人，救了那仁汗夫婦。6個異文分別是：①1978年，仁欽道爾吉、道尼日布扎木蘇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靜縣牧民額仁策處記錄的異文；②1981年，托·巴德瑪、道爾巴二人對上述額仁策異文和同一地區另一個藝人演唱的文本進行整理合并出的異文；③1987年，旦布爾加甫從額仁策之弟科舍那里錄下的異文；④1987年，旦布爾加甫從占巴拉·勞瑞那里錄的一個異文；⑤1995年，旦布爾加甫在新疆塔城地區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從罕達·巴登加甫那里錄音和記錄的散文體異文；⑥1957—1964年間，蒙古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從該國科布多省烏梁海部人蘇赫·喬蘇榮口中記錄的異文。在一部史詩的多個異文之間比較，是有原因的：一個史詩的多個異文展現給我們的，是一部史詩在跨時空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很多現象，并且它們能夠映射整個傳統，便于我們去探索其中的規律。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Pursuit and inquiry of youthfulness,history and poeticalness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Wang Meng and Milan Kundera
  ZHANG Zhi-zhong
  Literature College of Shoudu University,Beijing ChinaWe provid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writer Wang Meng(1934—)and Czechoslovakia writer Milan Kundera(1929—)with the paralleling studying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y and American psychologist Erikson'stheory of identity crisis,hope to get a constructive result.Both of the two　writers produced unique style works with the attitude of independentthinking,facing the reality,inquire the youth age,in the beginning of 1950s.Afterwards,with the perplexing of youth confusion and identity crisis,twowriters worked on and inquired some important topics like youth,revolution,lyrics and love but produced different results.As to the artistic mode,Wang　Meng's rhyme is more similar to“subjective poet”and Kundera,“objectivepoet”which is deeper both in details and concealing himself.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　200062
    劉凌(1942-　)，男，上海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編審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沈陽61～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20042004施蟄存和魯迅同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廣泛深遠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翻譯家和編輯家，又同樣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深受廣大青年愛戴的一代名教授和嚴謹學者，他們之間的關系自上世紀30年代迄今，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眾所矚目的話題，乃至頗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文章詳盡揭示有關施、魯之爭的“《莊子》與《文選》”這近百年的文壇公案，并全面論述了施蟄存與魯迅之間多年互相支持與合作的友好交往。施蟄存/魯迅/《莊子》/《文選》《那仁汗克布恩》史詩，是我國新疆和蒙古國西部的衛拉特人中廣為流傳的一部著名英雄史詩。其故事梗概如下(按喬蘇榮異文)：那仁汗在山上打獵時發現一嬰兒，他躺在楊樹蔭下，身上蓋著樺樹皮，樹汁滴在嬰兒嘴里，旁邊有只貓頭鷹在照看。這就是伊爾蓋。那仁汗收養他并為此舉行盛大的宴會。這時敵人進攻，與那仁汗進行了持久的戰斗。伊爾蓋增援那仁汗，但那仁汗卻與敵人結義，反而要加害于他，伊爾蓋被迫出走。伊爾蓋逃到布爾汗烏蘭汗家鄉，與胡德爾-阿爾斯蘭-策吉戰斗，與之結義，并從他手中解救出布爾汗烏蘭汗的國家。伊爾蓋娶了布爾汗烏蘭汗的女兒。伊爾蓋回到那仁汗的國家，戰勝了敵人，救了那仁汗夫婦。6個異文分別是：①1978年，仁欽道爾吉、道尼日布扎木蘇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靜縣牧民額仁策處記錄的異文；②1981年，托·巴德瑪、道爾巴二人對上述額仁策異文和同一地區另一個藝人演唱的文本進行整理合并出的異文；③1987年，旦布爾加甫從額仁策之弟科舍那里錄下的異文；④1987年，旦布爾加甫從占巴拉·勞瑞那里錄的一個異文；⑤1995年，旦布爾加甫在新疆塔城地區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從罕達·巴登加甫那里錄音和記錄的散文體異文；⑥1957—1964年間，蒙古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從該國科布多省烏梁海部人蘇赫·喬蘇榮口中記錄的異文。在一部史詩的多個異文之間比較，是有原因的：一個史詩的多個異文展現給我們的，是一部史詩在跨時空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很多現象，并且它們能夠映射整個傳統，便于我們去探索其中的規律。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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