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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1895.7.14—1984.10.19），字龍蓀，湖南長沙人，祖籍浙江諸暨，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1914年畢業于清華學校，后留學美國、英國，又游學于歐洲諸國，后從事研究工作。回國后主要執教于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是最早把現代邏輯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邏輯學家之一。著有：《邏輯》、《論道》和《知識論》。其中《論道》原創性思想之豐富，在中國現代哲學中罕見其匹，被賀麟稱為“一本最有獨創性的玄學著作”。而《知識論》更在中國哲學史上首次構建了完整的知識論體系。王浩、馮契、沈有鼎、殷海光等著名學者皆出于金岳霖門下。金岳霖終生未婚。為紀念金岳霖先生，設立有金岳霖學術基金會。

深情

金岳霖對林徽因的愛戀之情，終身不渝。但因林徽因與梁思成的結合，金只能將這一真情隱藏心中，并與梁、林二人結為終身摯友。梁思成說：“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么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涂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異常痛苦，適逢他的一個學生到辦公室看他。他的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他先不說話，后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他一邊說，一邊就嚎啕大哭。他兩支胳膊靠在辦公桌上。我靜靜地站在他身邊，不知說什么好。幾分鐘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淚，靜靜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一言不發。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陣，才伴送他回燕東園。”

在林徽因的葬禮上，金岳霖和一個朋友送上一副挽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四月天”來自林徽因一首詩中的名句：“你是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飯店請客，邀請許多老朋友參加。朋友們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為何要請客。到了之后，賓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妙語

金岳霖十幾歲的時候，按照邏輯推理出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有問題。他發現，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辛亥革命爆發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頭上的辮子，還仿唐詩《黃鶴樓》寫了一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

1914年，金岳霖赴美留學前曾就專業問題征詢家人意見，他五哥建議金學習簿計學。到美后，金先是讀商業科。后來因提不起興趣，而該學政治學。他在給五哥的信中說：“簿計者，小技耳，俺長長七尺之軀，何必學此雕蟲之策。昔項羽之不學劍，蓋劍乃一人敵，不足學也。”

1926年，金岳霖回國后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里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岳霖28歲的時候，在《晨報·副鐫》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優秀分子與今日社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有一學生感到邏輯學這門學問十分枯燥，便好奇地問金岳霖：“您為什么要搞邏輯?”金答之曰：“我覺得它很好玩。”

吳宓有一時期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愛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洲四海共驚聞。’有一同事覺得不妥，便請金岳霖去勸吳宓。金對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并涉及到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私事是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上廁所，可是我們并不為此而宣傳。”吳聞言不爽，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爭辯說：“我沒有說你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不應該宣傳。”后來金回憶此事，感覺自己當時說的話“確實不倫不類”。

抗日戰爭之前，金岳霖與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為了古建筑上的某個數據而在房頂上上下下，就為梁林夫婦編了一副對聯：梁上君子 林下美人。梁思成聽了很高興，還說：“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開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豈不是紙上談兵了嗎？”可林徽因并不領情：“真討厭，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么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

1963年，金岳霖為毛澤東祝壽作了一副對聯：“以一身心系中國興亡，人此歲來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環球變革，欣受業者近三十億焉。”

真趣

金岳霖終身未娶，無兒無女，但是過得怡然自樂。家中有一男傭，專門給金做飯。金養了一群大公雞，沒有一只母雞。其中有一只很大的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在一個桌子吃飯。金還喜蟋蟀，斗蛐蛐，家里的蛐蛐罐有一大籮，老王經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還說：斗蛐蛐“這游戲涉及到高度的技術、藝術、科學。要把蛐蛐養好，斗好，都需要有相當的科學。”

金岳霖年輕時視力不佳，他舉例說，“比如前面來個汽車，因為我左眼近視800度，右眼遠視700度，結果來一個汽車，我看到七八個，然后我就不知道該躲哪一個了，可能七八個哪一個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滿身“童趣”。在西南聯大任教時，閑暇時間便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岳霖在清華教書時，與陳岱孫都住在清華學務處。一次，梅貽琦校長外出，委托陳代理校事。一天，金準備上廁所，發現沒了手紙，他并不趕緊去找，反而坐下來向陳寫了一張討手紙的條子：“伏以臺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1949年，金岳霖受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當他聽到毛澤東以他熟悉的家鄉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興奮地幾乎跳了起來。

金岳霖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其時已經八十歲，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帶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時興起，花幾百元買了一頂高級皮帽，事后竟誠惶誠恐了好一陣，雖然沒有人指責他，他卻多次在小組會上主動懺悔，說是過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階級性主宰了他的思維邏輯。金岳霖的侄女從美國回來去看他，當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國籍后，竟二話沒說把她趕了出去。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說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建國后，經過學習，金岳霖說：“知識分子頭等重要的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政治上我追隨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實際上是接收了歷史唯物主義。” “對于政治，我是一個辯證的矛盾。我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時，金岳霖已經70多歲，但卻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后有所作為，他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魚的書。他對別人說，“我要是‘下放’了，農林牧副漁五業中，農業我現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業，我也沒有技術，就剩下養養魚。”

粉碎“四人幫”后，金岳霖的學生一起去看望老師。金見到自己的學生后，異常高興，對學生發議論說：“現在可好啦，中國再也不會被瓜分了。”讓學生感到分外吃驚。

金岳霖晚年寫回憶錄，開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過四次飯。”

1982年，87歲的金岳霖身體每況愈下，他每天還按規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他埋怨保姆說：“我今天不高興。你為什么不按時叫我，我跟不上時間了。”他還自慰地說：“這幾天我能從沙發，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風度

1926年金岳霖留學回國，先受聘于清華大學教授邏輯學，并受校方委托創辦了清華大學哲學系，担任系主任。當時的哲學系只有金岳霖一個教師，也只招到沈有鼎一個學生，一師一生，號稱一系。那時的金岳霖只有32歲。

金岳霖的衣著很有特色，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金平常永遠是腰板筆挺，西裝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鑒，上面絕對不會有灰塵。夏天穿短褲還一定要穿長筒襪，因為在當時看來，gentleman穿短褲一定要穿長襪。

一日，金岳霖登臺演講，講到得意處時，忽然停下，對學生說：“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然后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一個跳蚤，捏在手中細看，表情甚為得意。

授教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發表演講，主講小說與哲學的關系，講到最后，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答：《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去聽課就如去聽天書。因而每次上課，教室中只有零星幾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能夠懂得此門學問的奧妙。金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于是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

金岳霖授課時，常把學生也看作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度研究問題。他講課常常是“不帶書本，不帶講稿，走進課堂只帶一支粉筆，這支粉筆并不使用，經常一堂課下來一個字也不寫。”

當年，金岳霖講授的邏輯學是西南聯大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大一的學生在中學時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都對金的課很有興趣，所以一個大教室經常坐的很滿。金上課要提問，學生太多，又沒有點名冊，因而他經常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于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既緊張又興奮。學生回答問題時，金就很注意地聽著，完了，便說：“Yes！請坐！”

學生喜歡向金岳霖提問題，金不論問題難易深淺，總是有問必答。有一華僑學生，名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怪異常。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 Mr.Lin Guo Da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意謂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林國達當時就被問住。因為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后來，林國達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在這一堂課上，金一直沒有笑容。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別出心裁運用邏輯推理的有趣人物。當時日本人常轟炸昆明，人們便要常常“跑警報”。這位研究生便預先作了一番邏輯推理：跑警報時，人們便會把最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而當時最方便攜帶又最值錢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帶金子，就會有人丟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撿到金子。根據這個邏輯推理，在每次跑警報結束后，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視人們走過的地方。結果，他真的兩次撿到了金戒指！

著述

晚年的金岳霖認為三本書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

金岳霖最早的一本著作是《邏輯》，此書出版后，哲學家賀麟譽之為“國內惟一具新水準之邏輯教本”。殷福生更贊譽說：“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據金的一位學生回憶，在西南聯大時，殷福生找他聊天，看到桌子上放一本金岳霖的《邏輯》，“殷福生拿起這本書說：‘就拿這本書來說吧！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代邏輯。也僅僅就這本書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這時他突然把這本書往桌上一扔，接著說：‘你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金岳霖的《知識論》寫了兩遍，費時十余年，從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金的《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終于出版了《知識論》，金岳霖在序中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馮友蘭給金岳霖的《論道》和《知識論》下的評語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

遺言

1984，重病期間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遺囑：“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我可能很快結束。我要借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我死之后，請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

月旦(月旦評，東漢末年由汝南郡人許劭兄弟主持對當代人物或詩文字畫等品評、褒貶的一項活動，常在每月初一發表，故稱“月旦評”。無論是誰，一經品題，身價百倍，世俗流傳，以為美談。因而聞名遐邇，盛極一時。)

徐志摩曾說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揀起一根名詞的頭發，耐心地拿在手里給分；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發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他劈開了不得舒服。”

張岱年回憶說：“我的家兄張生輔先生說過，現在中國如有個哲學界的話，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說，中國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會各種方法系統，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統，在中國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說，金的“思想過于周密，理論過于深邃，而文字過于謹嚴，不善于用符號的人不能了解其學說思想，而善于運用符號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學說思想的人甚寥寥。”

馮友蘭回憶上個世紀30年代的金岳霖說：“金先生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邏輯性強；欣賞藝術，審美感高。我認為，這幾句話可以概括嵇康的風度。這幾句話對于金先生的風度也完全可以適用。”又說：“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記憶中的金先生，相互輝應。嵇康的風度是中國文化傳統所說的‘雅人深致’、‘晉人風流’的具體表現。金先生是嵇康風度在現代的影子。”今人或論金岳霖：“不是真誠，而是非常真誠！”

來源：北大校友網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