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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里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后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并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担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復雜。作為一個歷史科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作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由于學生背景復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咨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余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持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嘆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于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恒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廬竟成堆棧。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屆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后，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涂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既嚴肅之股利。承師友厚愛之余，筆者本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系至愚，能無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與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至劉紹唐先生于《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涂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余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于六〇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藍公司訂閱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嗣復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担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注民國史資料匯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也。唯自哥大轉業之后，所承担之新職，管理重于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愿也。時隔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余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待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并不是“學報”型的雜志。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如山師訓，吾何敢違。只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業師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后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于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注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圃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〇年代時更著而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淺薄荒謬之作有難言者，然所列注疏箋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嘆息，嘆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國之八股也，夫復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象之程度，如今臺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臺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藍”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并無可驚之處。蓋深藍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云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里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于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體統?!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只是十年、二十年后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下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注》。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沉迷于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注腳相尚，泛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注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后在電腦籠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論矣。去年秋《紐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la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 1996. p.B9.）

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傅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了然．毋須作者啰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嘆之處則于正文中詳敘之，并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傅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于一般注腳，除具有關鍵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盧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輿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記錄可征之國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于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冶則發生于鴉片戰爭之后，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松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根據馬克思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后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制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縱觀近百余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后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與白種民族［包括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

沒奴隸社會也沒資本主義

我國古代中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冊．頁八五八）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一尤其是猿猴一類一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首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斗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斗，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于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于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凌弱、眾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后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臺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后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閑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 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

關于封建社會之特征，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于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系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公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制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了的古代記述，實莫過于《漢書•地理志》里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后，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志》，第六冊，頁一五四二。）

《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里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敘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并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里，“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后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于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三冊三十四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詰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于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并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只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于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后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憶五十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余校訂全稿并箋注拙見。不才曾嘆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于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于后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于今日李鵬主持的三峽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于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異也。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于始皇（統一中國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漢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后，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并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制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它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自秦漢以后，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鐘。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于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后，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了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里“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爐”（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據專家估計：下世紀，旅美華僑可能上一千萬，蒙藏合計可能不到此數。華僑移民配額，大陸、臺灣、香港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配額里皆有華裔，有人估計，下世紀中葉，華人可能近千萬云），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舍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愿為；青年期曾在 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臺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采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臺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征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來也就貽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注】 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后版中他們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復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歷史上原先并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圣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并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于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于西人東來之后，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于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涂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后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后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復雜，但是事后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沖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后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后，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后之來者勝于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后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后，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實有賴于劉紹唐、陳宏正兩先生不斷的指導，以及無數老友和讀者熱情的鼓勵有以致之，衷心銘感，匪言可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榮文兄以下諸多執事之大力協助，感激之情尤難盡述，并此致謝。

唐德剛 2011-10-27 11:5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