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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近來各方人士頗多論列。一般的講，大家是認為學術思想應當自由，大都認為這種自由是民主國家重要表征之一。間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論調的，但已甚少從正面來加以反對，他們只能從側面來反對，說這種自由不能是絕對的，總或多或少地應當加以某些限制。這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所趨，沒有人能夠過分違逆它。

　　我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須弄清楚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要從政治上來提出，來討論；要把它當做具體問題來處理，不能把它當做抽象的東西看。就是說，主張學術思想應有自由，是說學術思想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應當讓它循著自身的規律去展開，去發展，不是說學術思想應象野馬行云那樣，漫無規律地亂闖亂撞。例如有些反對思想自由的人說，若思想絕無規矩準繩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殺，說，某一種限制也可以促進思想的發展。他問：思想若不受邏輯的限制，則
不合邏輯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則不道德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國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則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等等。

　　這種反對論就是有意把問題弄混亂了，好來混水摸魚，就是先把別人所提的具體問題拖到玄虛之中去，再對它鞭打一陣的辦法。

　　目前主張思想自由的人，誰也不會認為不合邏輯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們只是認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邏輯，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學術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應讓學術思想自己來解決，不應由外力來干涉，由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就拿邏輯來講吧，沒有了邏輯或不合邏輯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這種思想來，也不能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棄，更不要說這種思想能否算是一種學術了。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憤怒，一經發現，大家就要起來加以猛烈的攻擊。試問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衛之流妥協投降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思想推薦到大后方來嗎?果然有人這樣來推薦的話，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頭破血流的嗎?

　　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更是如此。在抗戰建國時期，妥協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著發點國難財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這些思想，盡管會在有些人的腦子內縈回奔騰，卻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提到論壇上來；盡管會有些人不聲不響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樣做，卻沒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樣的主張來。為什么?就是因為思想界斷然不會容許這種思想出頭露面的緣故。所以我們說，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

　　主張思想自由的人，是認為思想的是非曲直，應讓它在自由發展中自己來解決，不要用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來主張思想自由，把思想當做漫無規律的東西。這一點，是談思想自由問題時，首先就要弄清楚的。

　　進一步來討論，所以要主張思想自由，正是為的要來加強思想自身的規律，要讓這個規律在思想的自由開展、自由發展之中壯健起來，堅強起來。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種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于公然提到論壇上來的固然不會有，但很可能穿著偽裝來出現，或彎彎曲曲來偷運，或強詞奪理地來武斷，或甚至憑借某種優越的勢位來欺凌。遇有這樣的情形時，在思想自由的社會里就自然會有人出來加以剖析，揭露，勾微，發隱，使它須眉畢現，無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強難逞。否則趙高指鹿為馬，也無人敢加指斥，那就連是非曲直也不會有，還講什么道德，講什么國家民族的利益呢?

　　至于邏輯，更要明顯，真理因愈辯而愈明，邏輯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規律是蘊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體的康強蘊藏于身體自身一樣。要求得身體的康強，必須首先解除有礙于身體的自由生長的一切束縛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規律的壯健與堅強，必須首先解脫障礙思想自由發展的一切束縛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

　　從這一點上來看，目前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可以說就是要來把人類的思想自由從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來，民主國家所以不惜拋擲這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它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兇狠的死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關于這一層，蒙巴頓將軍就曾指點得異常明確，他說：“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臺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樣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又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這樣說話的確是非常明智的，卻也是非常平凡的。我們所以對法西斯誓不兩立，所以對于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生死以之，對這戰爭看做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是因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領土，掠奪我財產，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靈，而且也是因為它還要剝奪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滅我文化，毀壞我文明。那么，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沒有的事嗎?

　　也有人這樣說，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戰時又當別論，因為戰爭須要力量集中，從而須要意志集中，從而須要思想集中，從而思想就不能講自由。這種說法，真所謂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這一問題上，美副總統華萊士曾提供我們一個很賢明的意見。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協會成立五周年時向中國廣播，其中有一段說：“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公民盡力貢獻于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殷鑒，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斗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么，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如果富于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么，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華萊士這話還說得不明白嗎?如果沒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不但沒有戰后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連目前的反法西斯戰爭也沒有勝利可言。

　　華萊士這一段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要以為不過是那么說說而已，事實上并不見得是如此，那么就請看看事實吧。試問我們到底憑什么來和法西斯強盜作戰呢?我們憑什么能夠確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戰爭一定能夠勝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軍事工業發達嗎?是的，這一些自然在必要條件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初，這些條件遠比敵人差，為什么我們竟敢接受敵人的挑戰，而且堅信最后勝利一定屬于我們呢?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這些條件上仍然還是劣勢，為什么我們的勝利信心仍然還是屹立不搖?蘇聯在這些條件上，至少在對德抗戰之初并不見得比德國為優，為什么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蘇聯必勝，而且現在蘇聯確已大捷頻傳，快把敵人完全逐出國境了呢?沒有別的，這里有一個關健，就是民主，蘇聯的人民向來保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等的民主權利。民主國家所以要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統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國家的戰斗力是要從人民身上獲得的。只有廣大的人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時，國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則就算你僥幸取得了大量的機械化部隊，高度現代化的軍事工業，也終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則是蘇聯。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國。蘇聯就因為他每一個公民都已有了盡力貢獻于時代學術和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權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創造才能的人士能夠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余年之中，把貧窮愚昧的帝俄一變而為
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蘇聯，所以能在抗德戰爭之中生產突飛猛揚，戰術精進，兵源泉涌，戰士的英勇和犧牲精神和人民的愛國熱誠，使全世界都為之驚嘆不置。

　　因此，我們可以明了，華萊士那種說法，確乎完全是從事實中探究出來的真理，絲毫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華萊士所指出的這個真理，對于我們中國，特別值得珍視。我們所需要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正多，需要人民盡力貢獻于時代學術，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評的思想正殷，需要富于創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為了要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能戰勝法西斯日寇，為了要能和同盟諸民主國家并駕齊驅，也同樣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在武裝、戰術、軍事工業等等條件上，使我們的對敵劣勢有所改進，更是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
由。

　　學術思想的自由，決不是和作戰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戰能力的提高的。

　　還有一層，學術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學來講，是要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哲學等一切學術思想來說的。目前一般人士，對自然科學可說已開始重視。不過實際上的重視的還是偏在自然科學的技術方面，對于自然科學理論，科學思想，科學態度等等，還未免重視得很不夠，還是讓少數自然科學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會科學，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這實在是莫大的缺陷。這兩種科學實是同樣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

　　如果一定要說對目前中國不能不有個輕重緩急的話，那么，社會科學暫時有比自然科學更值得被人重視的理由。因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不致誤入歧途，必須首先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能夠找到解決的途徑——正確的解決途徑，作為基礎才行。

　　同樣的自然科學，在有些先進國家就發展得遲慢以至于停滯，在蘇聯等民主國家就發展得非常之快；同樣的自然科學，在蘇聯等民主國家發展起來就真正成為國利民福，在法西斯國家發展起來就適足以禍國殃民；這里的差別，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都能正確地解決了，另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則還沒有能夠解決，或沒有能夠正確地解決。

　　社會問題的解決有需乎社會科學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經濟、歷史等社會科學，對于目前的中國是迫切需要的。

　　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社會科學也比對自然科學更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爭論，要比在自然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復得多。爭論愈多，愈復雜，它所需要的自由發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為是非是愈爭愈分明，真理是愈辯愈深透，這個道理是誰都知道的。

　　學術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講，是指一切學術來說的，特殊一點來講，尤其要指社會科學來說。

　　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征，也是戰勝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3月26日

潘梓年（1893—1972），江蘇宜興人，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潘梓年 2012-08-21 16: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