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蔣介石日記中的情感生活

簡體傳統

編者按

無論是否發生過什么，蔣介石和宋美齡畢竟都是身處最高層的政治人物，雖然他們的婚姻確實不能簡單稱之為政治婚姻，但政治在其婚姻中的分量無法否認。所以，當抗戰結束、內戰開始，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面臨著中共的嚴峻挑戰時，蔣、宋間的親密關系再一次得到加強，宋美齡的陪伴成為蔣介石難以離開的心靈雞湯。本文首發于南方都市報，作者：民國史研究學者黃道炫。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婚禮。隨著婚姻的延續，蔣介石對宋美齡的依戀之情也日益濃厚。

身份模糊的李子青與介眉

1949年底，大陸兵敗，蔣介石退守臺灣。農歷新年剛過，心緒灰暗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近日事務較忙。朝夕各課皆覺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時起報復之意。此乃虛驕之始，又對過去恩怨亦沉浮無定，而對李氏子青之想念為尤，切相離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實在人世否?奈何戀癡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終身不能忘情耳。”

使蔣介石終身不能忘情的李子青，行狀已不可考。有研究者細讀蔣介石日記后發現，1931年2月蔣介石所撰個人事略中，有關于李子青的兩段記載：1914年蔣介石在上海參與策劃反袁起義時，晚上常去張靜江家過過賭癮。某日晚，正賭之時，“忽想往訪子青，故未別而出”。湊巧的是，由于內部有人告密，當晚警察以抓賭為名，查抄了張家，蔣介石躲過此劫。1916年，蔣處理完陳其美喪事后奉孫中山之命曾短期到山東濰縣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之參謀長，“辭后即到北京，思欲一見之子青，而終不可得”。(羅敏：《“家事難言”：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

因為蔣介石的日記，一個曾經鮮活的個體，以來無影去無蹤的方式，在歷史的記載上一閃而過。我們已很難了解，這位李子青準確的出身和身份，和蔣介石到底有著怎樣的關系，會令蔣在垂暮之年，仍念念難忘。

在蔣介石的生命中，同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還有另一個青樓女子介眉。蔣介石和介眉交往詳情不得而知，但從其日記可以看出，蔣對介眉也是一往情深。1919年4月，蔣與介眉在滬纏綿，以致不克分身看望病中老母，事后他深自懺悔，自記曰：“母病兒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視，可乎哉?良心昧矣!”被介眉所迷，蔣介石甚至不滿足露水情緣，希望明媒正娶，贖出介眉。但煙花薄幸，本是常態，介眉青睞蔣介石，不過是想纏住他的口袋而已。歷史學者楊天石記載，5月2日，介眉致函蔣介石，一派江南小女子氣：

“介石親阿哥呀：照倷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倷個閑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倷，倷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倷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里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介眉致蔣介石函》，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上)，第41頁。)

收到此信，蔣介石知道介眉終不脫煙花本色，決定壯士斷腕，斬斷情絲，日記記載了他在愛欲與理智之間的掙扎：

“蝮蛇蟄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業!”(1919年5月25日)

“妓女嫟客，熱情冷態，隨金錢為轉移，明眼人覷破此點，則戀愛嚼蠟矣!”(1919年10月1日)

1919年10月7日，蔣介石更有一段長篇大論的議論，談色議情論愛，某種程度上也是其與介眉間一段孽緣的總結：

“……自有智覺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惡，吾以為已無能屈指，誠所謂決東海之水無以滌吾過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轍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日記中的怨言

讀到蔣介石的這些言論，難免令人想到初涉愛河的毛頭小子，其實，蔣介石這時已過而立，而且早已使君有婦。

蔣介石原配毛福梅，1901年蔣介石十四歲時成婚。蔣與毛無感情基礎，隨著在外日久，見聞漸開，蔣更對毛不屑。1921年4月，蔣日記中寫道：“見毛氏與經國擅自城舍歸，忿不可遏，與之拼命大鬧。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足刺激神經。此次因事尋釁，竟與我對打，實屬不成體統，決計離婚，以蠲痛苦。”6月，蔣母病逝，蔣與毛氏離異。1921年11月28日，蔣于日記中稱：“會議離婚事，親戚意見參差，致無結果，心殊惱恨。……卒解決，然己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己!”

蔣、毛離婚同時，蔣對青樓出身之侍妾姚冶誠也甚不滿意。1919年8月18日，他在日記中大罵姚冶誠：“冶誠賭博不休，惡甚!”不久又說：“早晨未起床時，瞟見樓下電燈尚明，甚恨冶誠不知治家法，痛罵一場，娶妻之為害實不勝言。”最后，對姚發展到：“見之心甚憤恚，病癥加劇，因即迫令回寓，不欲其在旁侍候也。”1920年5月16日，兩人暫時分居，蔣自稱：“處置姚冶誠事離合兩難，再三躊躇，卒無良法，乃決以暫留分住，以觀其變。”

蔣、姚關系惡化，和姚氏嗜賭固有一定關系，但更重要的當為見異思遷所致。此時，蔣介石在張靜江家偶遇張妻朱逸民的相識陳潔如，陳潔如年方二七，正是少女的豆蔻年華。受過教育，年輕聰穎，相貌也頗端正，一副新女性的氣派，使蔣介石為之著迷。1921年底，兩人正式同居。

幾次三番的離異結合，在蔣的親友和同志中頗遭非議。對此，蔣介石辯解道：“即如人人言弟為好色，殊不知此為無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然而，在袒露其真實心靈的日記中，卻并沒有顯出以之為無聊，相反，與陳的感情如膠似漆，纏綿難離。僅1922年1月至3月，短短3個月時間，他就給陳潔如寄信6封，密度不可謂不大，兩人在上海相偕逛街、看戲，形影難離。迄至1925年，他還在日記中感嘆：“近日思念潔如，疼忿交并，留舍莫決。女子情漓，英雄心醉，何其癡也!何其癡也!”大有英雄難過美人關的味道。

不過，和大多數風流男子一樣，蔣介石對陳也無長性，日久生厭幾乎是此類戀情的必然結局。加之陳尚年少，治家無方，蔣在日記中對之更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蔣在日記中稱“潔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時，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蔣在北伐前線，接到陳潔如來函，“知其遷租七十一元大屋，不勝憤恨。招搖敗名，年少婦女不得放縱也。”

與宋美齡的相識相戀

和宋美齡相識相戀，在蔣介石筆下，大有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味。蔣介石最早記下其對宋美齡的好感是1926年7月2日，這天蔣日記記有：“上午，往訪美齡，下午，美齡將回滬，心甚依依。”此后，軍事倥傯、政局變幻，蔣、宋只能天各一方。北伐到上海后，蔣、宋再次晤面，蔣日記中記有：“晚同三弟等，宴于鄉下小餐館，別有風味也。”此三弟者，即為宋美齡。8月蔣介石下野后，加緊了對宋美齡的情感攻勢，在給宋美齡的情書中，他表剖心意：

“余今無意政治活動，惟念生平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粵吋，曾使人向令兄姊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系。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灰絕，曩日之百對戰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對女士才華容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蔣介石雖然下野，但其實力誰也不敢小視，宋美齡自然不會真的將其當作失意武夫加以棄絕。蔣介石出國前夕日記記有：“晚與三弟敘談，情緒綿綿，相憐相愛，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往訪三弟，邀儒堂為我倆作伐。”9月28日，蔣介石啟程赴日，是日日記充滿與宋的綿綿情意：

“六時起床整裝往別三弟，情緒綿綿，何忍舍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亦于此方知也。七時前登上海丸，九時開船，假眠，下午發三弟電后，寫字，與琢堂兄談時局。夜以有浪早眠。致三弟兩電，不知其今夜早能安眠否?”

1927年12月1日，蔣宋舉行婚禮。婚禮上，四十新郎蔣介石“見余愛姍姍而去，如云飄露荷，平生未有之愛情，于此一時間并現，不置余身是何處矣”。次日，新婚燕爾，蔣“在家與愛妻并坐擁談，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擬”。就蔣介石而言，此情此景，頗有浪子終成正果之意味，只是在新人歡笑的背后，還有舊人流不盡的淚水。孤身在美的陳潔如曾致信張靜江夫人朱逸民，傾訴一腔苦悶：“想起往事，淚下如注，使我毛骨悚然也，我心成片而哀疼，有誰來愛憐我。”(《陳潔如旅美期間致朱逸民函件摘錄》，《民國檔案》，1993年第1期。)

其實，新人歡笑的背后，也并不是沒有不和諧音。蔣介石、宋美齡家庭出身懸殊，教育背景迥異，生活習性也不相同，婚姻生活難免齟齬。蜜月之中，兩人就爆發爭吵，因為宋美齡外出，蔣介石寂寞難耐，“心甚不樂”，因而與宋慪氣，結果宋美齡一氣之下回到娘家，蔣“扶病連夜往訪，彼甚以不自由為病，復勸余以進德，心頗許之。夜中以心悸驚跳，不能安眠”。

看得出來，婚后第一次的磨合，宋美齡大得上風，畢竟宋美齡年輕蔣介石十歲，又有強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個人素質，對于蔣介石這樣馬上得天下的暴發者，有很大的心理優勢。所以，1928年初，蔣介石日記記有：“與三妹往訪蓮妹不晤，其家有客打牌，見之愧怍，為愛所輕也。”蓮妹是蔣介石胞妹蔣瑞蓮，因其家中有人打牌，蔣即担心“為愛所輕”，這既可見出蔣介石心靈的敏感，又折射出宋美齡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1928年5月2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到：“自譯三妹電。”這樣不經意的一個句子如果和陳誠家書結合看，或許又會產生出一些有趣的內容。在給妻子譚祥的家書中，陳誠說：

“蔣夫人問我每日有信否?我就想起蔣先生(中正)譯電報的情形了。聽說有一次蔣先生給夫人拍一封電報，是蔣先生親譯的。將電稿放在抽屜里，看一字譯一字。看見有人進他的房內，即刻將抽屜關好。你看好笑否?”

蔣介石自譯電報，已經引起國民黨高層并不一定是惡意的竊笑，對此，或許只有蔣介石自己蒙在鼓里。蔣介石對宋美齡的在意以及性格中的小心拘謹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中顯露無遺。

蔣介石對宋美齡的依戀

隨著婚姻的延續，蔣介石對宋美齡的依賴與依戀之情日益濃厚。1930年12月4日，蔣介石日記中稱：

“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舍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后出門。及至二十余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淡慘惱，必不愿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余誠不知其所以然也。”

中年以后的蔣介石，嚴守分際，本質上他不是可以在人群中如魚得水之人，在強硬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顆敏感孤獨的心靈。宋美齡之前，雖然歷經滄海，但蔣介石始終認為自己沒有找到真正的感情歸宿。在他眼中，宋美齡不僅驚為天人，而且“以公忘私，誠摯精強，賢妻也”，極大滿足了他情感的需求。隨著時間的流逝，戀情、親情、友情交織，蔣介石漸漸把幼年時對母親的依戀投射到宋美齡身上，所以，與宋美齡短暫的分離都會讓他感到苦惱：

“上午同三妹往吳淞游行，聞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悶。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余?嗚呼!苦莫若于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百事灰心，吾母不能復生矣，嗚呼!……晚意興蕭然，不知妻其知吾之哀悲吾母而又獨居之苦也。”

同樣的記載還有很多：

“下午到湯山休息，愛妻不能同行，可惜。夫婦未得時時同住，是人生一切不幸之由也。”(1931年11月17日)

“時思愛妻，望其速回。”(1932年3月23日)

作為政治人物，蔣介石不肯輕易信賴他人，但是宋美齡漸漸成為他衷心信賴、依為臂助的伴侶：“今日為我倆二周結婚紀念日也……結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將潰退潼關，吾妻內助之力，實居其半也。”日常生活中，宋美齡常常會讓蔣介石驚喜和感動。蔣介石遠出回到家中，宋美齡精心準備：“妻盛裝整室相候，敬禮如賓，欣慰快樂”;身體不適時，“妻侍病護疾，憂勞異甚，其誠切實過于割肉療疾也”;花前月下，宋美齡也不失風情：“晚與妻觀月，獨唱岳飛滿江紅詞”。蔣介石對宋美齡心理上的戀慕從他看似不經意的一段記載中體現得至為明顯：“林泉睡眠妻旁，為之心安”。

令蔣介石印象尤深的還是西安事變期間，宋美齡冒險前往西安探視蔣介石，蔣見到妻子，感激涕零：“賢妻忽于下午四時余飛到西安營救，相見時悲痛不可名狀。余切屬子文勸妻萬不可來西安，乃不料其竟冒萬險而入此虎穴也。”事變后不久，他在日記中寫道：“妻之扶，不惜犧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為惟一目的，殊為可感。”此當為由衷之言。

確實，蔣、宋關系可能遠遠不像曾經盛行的描述那樣，只是一場政治婚姻。事實上，作為一個雖然算得上有勢力家庭的待嫁女，宋美齡能給當時中國的政治強人蔣介石提供的政治資源實屬有限，而從蔣介石日記看，他首先愛的也是肉體的宋美齡，其后才是精神的宋美齡，至于政治上，基本很難看到痕跡。

蔣介石的無后之憂

西諺有曰：和最愛的人吵架，和陌生人說心里話。蔣介石也不例外。正因為對宋美齡依賴太過，蔣介石也很容易傷害到她。1930年12月9日，蔣在日記中反省：“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與其盡言歡別，拂袖徑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悶。□□(兩字不清———引注)為其之故而發，而無處可為我發泄之地，故惟有對至愛之前者泄耳。”

蔣介石內斂的性格、中國的含蓄傳統，影響著蔣介石的人生和事業，也影響著蔣、宋關系。所以，雖然不能說蔣、宋間沒有愛情，但對雙方而言，愛的典范的定位恐怕內心都會以為實不敢當。比如宋美齡的后母身份就是雙方間很難填平的一道溝壑。

蔣、宋婚后，現有資料提到宋美齡曾兩次流產，這樣的打擊對蔣、宋都不可謂不大。緯國難言親生，蔣經國又遠在蘇俄，自己與宋美齡很難再有后嗣，這使蔣介石常常有絕后之憂。1931年底，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被季米特洛夫稱作“已近乎是共產黨員”的宋慶齡出面營救，提出以在蘇俄的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對此，蔣介石強硬表示：“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愿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

咬牙拒絕蘇俄之后，蔣介石內心戰戰兢兢，無后的担憂纏繞著他，使他不斷在日記中為自己打氣寬慰：

“余何為先人而獨憂無后，其志之小可鄙孰甚。經國如未為俄寇所陷，則余雖不能生見其面，待余死后彼必有歸鄉之日，為此則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靈也。”(1931年12月27日)

“余九死一生，不顧嗣子，不顧身命乃由共黨手中以救回黨國與民眾，而今日所得之結果如此，是理所當然耳。以圣賢立身救人不望當世之報酬，惟有犧牲自身以成其志而已。”(1931年12月28日)

蔣介石抬出圣賢和報國等等大道理自勉，恰恰可看出可能“無后”之事對其刺激之深。1932年元旦，蔣介石瞻前顧后，感嘆道：“國事家事一無所成，郁郁殊甚，念子尤切，嘗以傳達在事業不在子孫以自解，且不欲子孫為念也。”1934年9月，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江西湖口同游石鐘山，蔣介石“讀東坡石鐘山記至‘獨與邁乘小舟’之句，不禁嘆經、緯之不能隨游也”。

“家事愁悶，不可言喻。”

蔣經國時在蘇俄滯留難歸，自是無法同游，蔣緯國在國內，見面亦難，其中卻另有隱情。蔣、宋婚后，蔣緯國一直與其養母姚冶誠生活在一起，宋美齡與蔣緯國間，長期沒有見面。1936年5月蔣緯國到南京受訓，蔣介石也未安排其與宋美齡見面：“緯兒來京聽訓三日，不敢以私妨公，稍有表示，然而愛子之非可言喻，而兒則懵懵不知。”蔣緯國的身世存有重重疑問，這大概是蔣介石不欲他與宋美齡過早見面的原因，而宋美齡因存有對蔣介石的懷疑，可能也不愿見到蔣緯國。

1936年10月21日，蔣緯國赴德留學。多年的養育，蔣介石、蔣緯國父子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緯國遠走他鄉，蔣介石的不舍之情難以克制：“生離之痛亦已甚矣，乃知當年幼年外讀時先慈不忍孤子遠離之情必甚于今日之余也。”

在不舍蔣緯國的同時，蔣介石日記也有對家庭的抱怨：

“家中意見不洽最為苦悶。”(1936年10月17日)

“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1936年10月31日)

“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1936年11月1日)

自與宋美齡成婚后，蔣介石家中一直是兩人世界，蔣的抱怨對象只能是宋美齡，聯想到宋一直未和蔣緯國相見，其中的曲折大體可以有一個輪廓。當然，宋美齡亦非無理取鬧，蔣緯國的曖昧身份，讓她很難面對，這或許就是宋靄齡和宋美齡會主動向蔣提及營救蔣經國卻對蔣緯國不予置理的因由所在。因此，雖然蔣介石對宋美齡甚不以為然，但也無法多說什么，只能在日記中暗地發狠，稍后登臨華山時，他寫道：“惜未得與緯兒同登耳。惟愿再壽廿五年，重登華山與兒孫等團圓，祝禱上帝福佑我中華民國萬世千秋也。”

如果說蔣緯國因身份特殊，蔣、宋各有思慮，難言是非的話，蔣經國回國后，蔣介石對宋美齡的怨言就更加明顯。1937年4月，蔣經國由蘇俄回國，數年期望成真，蔣介石自然“私心竊慰”。4月18日，蔣氏父子均到杭州，卻未相見，當天，蔣日記說：“家事愁悶，不可言喻。”次日下午，蔣介石才令蔣經國來見。20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以家事煩惱，不勝抑郁沉悶，強勉由杭來滬，此身幾無自由之趣，將以他人之喜怒哀樂為哀樂，可悲之至。”蔣介石的這股無名火來自何方，看看4月26日他在日記另冊雜記中的一段，就可見梗概：“婦女智慧愈高者，虛榮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婦女之所以歷來不能與男子共同建國之一因乎。”這大概是蔣介石對宋美齡最嚴厲的批評了。

不清楚宋美齡有什么具體的表現讓蔣介石如此不滿，不過，如果站在宋美齡的立場，她所表現出的嫉妒，其實也可以理解。畢竟，宋美齡也是一個尋常女人。婚后十年的二人世界，驟然被一個和自己并無血緣關系的人打破，難免會有失落，而三代人相會的場面又很容易刺激宋美齡想到自己膝下空虛。當蔣介石指責宋美齡嫉妒時，可曾想到宋美齡的一腔委屈又向誰訴？

蔣、宋關系更進一層

雖然骨肉情深，難以拆解，但蔣介石也在刻意淡化蔣經國回國的影響。蔣先是讓蔣經國在溪口安心讀書，抗戰爆發后又讓蔣經國到江西發展，父子間并無太多時間在一起。蔣、宋二人世界的格局沒有因蔣經國回國而改變，由此引起的蔣、宋間的風波也很快過去。尤其是抗戰之初，在日本侵略重壓、軍事不利背景下，蔣介石深深感受到來自宋美齡的無形支持，兩人關系似更進一層：

“看書讀經如常，心神憂急之象未除，幸妻能解愁耐煩也。”(1937年9月27日)

“本日氣候陰沉，精神凄涼，所聞所見者皆屬悲感之事，惟讀經批閱猶未間斷耳。妻為伴侶覺我憂患，而百計為之消解憂愁，甚感也。”(1937年12月10日)

“本日敵機不斷在上空偵察轟炸;而吾妻興奮快樂之精神更倍于平時，夫妻相愛之切，實我足以消愁。在苦痛憂難中惟此足以自慰。”(1938年10月23日)

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日本轟炸場景，曾是共產黨人的英國人阿特麗親眼目睹：

“有些政府領袖都住在漢口的租界里面，而蔣氏夫婦卻始終住在武昌的舊城里……當我從前線回來第二次訪問蔣夫人的時候，我單獨和她談論傷病問題一小時之后，警報響了。她仍然好像沒有事似地談著。蔣委員長進來了兩次，穿著棉布制服，樸素得好像一個下級軍官似的。當炸彈似乎落在我們附近的時候，她才把我拉到他們的避彈室里。”(弗雷達·阿特麗著、石梅林譯《揚子前線》，第188-189頁。)

正因為有宋美齡，在緊張的戰爭生活中，蔣介石還可以難得地獲得一些輕松的時間：“正午在圣經學校后山眺望福嚴寺一帶風景，紅葉青松、和風白日使人心懷豁達，如入太平仙鄉。妻為炒蛋飯餉余。”

重慶傳言：蔣介石有外遇

1940年代，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緊張的空氣有所緩解，此時，蔣、宋關系意外出現波折。兩人關系最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44年7月，當時因皮膚病發作，宋美齡準備離開重慶去巴西養病。蔣介石約集一批高級官員集會，聲稱要為夫人餞行。關于這次餞行會的情況，王世杰日記寫道：

“蔣先生今日約黨部、團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會。在會中，蔣先生宣布兩事：一、蔣夫人將赴巴西養疴，休養畢將訪若干友邦;二、外間近有人散布謠言，誣蔑蔣先生私德，謂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顯系有人欲藉此類造謠以搖動同志與軍隊對彼之信心。蔣夫人亦有演說，指述此類誣蔑之用意，與彼對蔣先生之敬信。”(《王世杰日記》第4冊，第350頁。)

王世杰日記提到的蔣介石所言“外遇”，指的是1944年重慶流傳的一則傳言，這則傳言在美國大使館秘書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關于蔣家庭發生內部糾葛的消息在重慶真是傳說紛紛。幾乎每個人都能為已普遍被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細節和說法，即委員長找到一個情婦……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與她的丈夫公開決裂，蔣氏王朝就會陷于分裂，在中國和海外產生的影響都可能是嚴重的。”

謝偉思在報告中還具體談到了蔣介石外遇對象的各種說法：

“她是陳潔如小姐，是委員長與夫人結婚前的姘頭，一般認為她已得到一筆錢去養老，不再與聞人間煙火了。”

“她是陳立夫的堂妹，相當年輕美貌，由陳立夫在夫人逗留美國期間介紹給蔣，以作為一種并不是很有獨創性的努力來鞏固他自己和CC集團的地位。”

“她是一位美麗的福建姑娘，經政學系介紹獲得了委員長的歡心，政學系企圖以此來玩弄其裙帶政治。”(約瑟夫·W·埃謝里克編、羅清、趙仲強譯：《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第93頁。)

不管這些莫衷一是的傳言有多少可信性，蔣介石和宋美齡關系這段時間比較微妙應屬事實。算起來，此時宋美齡、蔣介石都應該年當更年期，尤其是宋美齡反應比較嚴重，身體狀況不佳，蔣介石日記記錄了宋美齡當時患病的苦狀：

“妻病風疹瘰已半年余，近更嚴重，每夜幾乎不能安眠……若上帝不速加憐憫，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經決難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經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頓沉悶，更為可慮也。”(1944年5月3日)

蔣介石日記早年有大量要求自己節制性欲的記載，當然這時也是他男女關系最為混亂的時期，與宋美齡結合后，這樣的記載逐漸減少，兩廣事變后，在自認為是收服了最后一個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后，可能是心情大好，蔣介石稍有放縱，為此曾記有：“由粵回廬休息一周，精神怡悅，體力亦較有進步，惟性欲應自節制，嚴戒也。”這是1930年代中比較罕見的記載。不過，到1940年前后，蔣介石關于節欲的要求突然增多：

“污穢妄念，不能掃除凈盡，何以入圣?何以治人?豈非自欺欺人之濁狗乎?”(1939年2月23日)

“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動心，其能有成乎?”(1940年2月11日)

“不能節欲，焉能救國，戒之。”(1940年4月13日)

“性欲漸起，舊念重生，應以靈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縱。”(1940年11月14日)

蔣介石此時面臨如此艱難的克制性欲問題，個中因由，難以臆測，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無法妄加定論，但和后來出現的傳言結合看，或許種種說法，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蔣、宋關系渡過暗礁

無論是否發生過什么，蔣介石和宋美齡畢竟都是身處最高層的政治人物，雖然他們的婚姻確實不能簡單稱之為政治婚姻，但政治在其婚姻中的分量無法否認。所以，當抗戰結束、內戰開始，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面臨著中共的嚴峻挑戰時，蔣、宋間的親密關系再一次得到加強，宋美齡的陪伴成為蔣介石難以離開的心靈雞湯：

“晚課后，與妻二人聚餐，相互敬酒，共干二杯甚難得也，以平生未敢如此痛飲也。”(1946年3月15日)

“正午夫妻兩人聚餐，比任何宴會為歡樂也，其味津津無窮。”(1946年10月31日)

“正午到黃龍潭野餐，瀑聲古樹，何不能滌蕩我憂患，惟妻煮菜余炒飯甚覺難得之樂事也。”(1947年9月2日)

隨著戰局的日益惡化，蔣介石的心緒益加沉郁，患難夫妻的感覺也愈加強烈：

“六時半起床，妻言星期日應可多眠一時，稍節勞力，你尚不知自發已全白，長此操勞，精力何以為繼。余聞之只有彼此憐惜，互道‘但愿上帝保佑’，予亦無他言可慰也。”(1948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