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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解剖康有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舊布新，作“緩進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觀察、成熟的理論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張變法改制者如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認識。但是在傳統士大夫陣營之內，首先以中西理論相結合，并化理論為行動，不眠不休地以推動變法為職志，結果禍延家國、名揚天下，終以變法專家載記史策的，那就只有一個康有為了。——他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運動”這場長程“接力賽”中，第一個“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將。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個廣東佬孫中山，來接棒跑其“第三段”——那個“急進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專制政權）的階段。孫中山“建立民國”以后，問題仍是一籮筐，無法解決，才由胡適來接棒，跑其“第四段”——那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文化革命階段。此是后話。續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話說回頭。在清末搞“緩進派”政治現代化——其實是“政治西化”（更正確一點的說，則是仿效“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為什么輪到康、梁師徒來執其牛耳呢？道理很簡單，康、梁都是廣東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變法改制，廣東佬是得風氣之先的。那時候我們內地人把英美諸“夷”還看成只會制造殺人武器的野蠻民族呢！而當時的廣東佬耳聞目睹之余，才開始承認野蠻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會制度，也遠遠超越我們呢！康、梁師徒便是當時在南方知識分子集團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

廣東、廣西兩省在我國數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個落后地區。蓋漢族文化發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廣東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啟趨說：“吾粵之在中國為邊陲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見梁著《康有為傳》）。

可是三千年風水輪流轉。時至現代，漢家文化萎縮，西學東漸，則搞信奉洋教、變法維新、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容閎、孫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廣了。讓我們先把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1.1解剖康有為

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廣東南海人，長孫中山八歲。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聯軍”（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鄉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國就亡國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們那個百足之蟲的滿清大帝國，在咸豐皇帝北狩承德“龍馭賓天”，幼主登基、“兩宮垂廉”，“太平軍”與“捻軍”相繼覆滅之后，居然又搞出個“同治中興”（從一八六一年開始）的小康局面來。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來，這個腐爛的王朝，倒頗有點“中興氣象”——至少政局還算安定。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 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戰”，對國內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響不大。劉銘傳在臺灣、馮子材在安南，畢竟還打了兩個小勝仗，足使當時朝野還保存點幻想。

筆者走筆至此，又要擱筆嘆息兩聲：在同治中興時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被后來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宣傳家，真罵得狗屁不值。可是我們一百年后，再回頭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進士、舉人（早一點的林則徐、徐繼畬、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張（之洞）、翁（同龢）、陳（寶箴）、沈（葆楨）、劉（坤一）等等，在后來的國共兩黨政權中能找到幾位？有之，“有古大臣風”的泥水匠周恩來差可與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還有誰？朋友，你能小視我們的“固有文化”和“科舉制度”，不幸的是他們都生在“轉型期”中，而屬于前一期的“型態”，不能應付后一型態的發展罷了。——民國以后的洋奴大班、黨棍政客，是不能同他們比的啊！——這也是康有為青少年期的文化環境。因此這位“大材杰杰、勝臣百倍”（翁同龢評語）的小康祖詒（有為學名），在乳臭未干之時，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為“康圣人”了。

1.2享有特權的小神童

他們南海康家，據有為自述，原是嶺南的書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輝是嘉慶舉人，曾任廣西布政使（俗稱“藩臺”，從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財兩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稱“臬臺”，也是二品官，為一省最高司法長官）；祖父康贊修是道光朝舉人，曾任連州訓導（州內管秀才的學官），升用廣州府教授（府學內的候補教育長官）。他父親康達初學歷雖低，也在江西做過知縣，不幸早死。因此有為早年教育的責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為的直系親屬。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撫、知府的。所以有為說他康家，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至有為終成進士。（以上均據《康南海自編年譜》）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權的。那時的農村里既無學校，更沒有圖書館。少數兒童能有私塾可讀已是鳳毛麟角。縱有幸能進入私塾，而所讀的也只是些《三字經》、《百家姓》等等啟蒙之書。能讀畢四書五經，那也就到此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運三風水”的科舉考試了。為著參加考試，一般士子所能繼續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學。“帖括”者，用句現代話來說，就是“考試指南”、“托福快捷方式”一類的書。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啟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梁啟超語）。——事實上一般士子，也無錢買經史之書。

可是康有為在他求學時代就不一樣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圖書，堂叔家還有座“二萬卷書樓”，古今典籍應有盡有。再加上一個身為名“教授”的祖父，終日耳提面命。有為本人又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因此他在十一歲讀畢“四書五經”之后，就開始讀《綱鑒》、《大清會典》、《東華錄》及《明史》、《三國志》等典籍；并不時翻閱《邸報》（近乎民國時代的政府公報），熟知朝政時事。腹有詩書、下筆成篇，有為自然就“異于群兒”。這也就養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壞脾氣。不過若論考試必備的“帖括之學”，他卻未必就高于“群兒”。因此在“四積陰功五讓書”的科場之中，康祖詒在廣州府連考了三次，到十六歲時才搞了個“秀才”頭銜。——注意：比康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個科場中考秀才，三戰三北，才發瘋去見上帝的。

1.3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當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參加“鄉試”考“舉人”了。當年廣東人考鄉試可在兩處參加。一在本籍（廣州），而成績較優秀的秀才（監生和貢生），則可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所謂“北闈”中的“南皿”。“皿”字是“監”字的縮寫。南皿便是來自南方諸省的有資格進“國子監”（國立大學）的監生。鄉試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樣的“舉人”。可是考于北京的舉人可能就要比在廣州考取的舉人更光鮮些。

有為于十九歲時（一八七六），在廣州第一次參加鄉試，顯然是帖括之學未搞好，結果鄉試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責”之下，重赴科場，又不售。再過三年（一八八二），有為換個地方，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還是名落孫山。

三戰三北，這時康有為已是個“老童生”。他易地參加北闈，可能就是避免在廣州科場出現的尷尬場面。明清兩朝的社會中，把“老童生趕科場”，是當成笑話來講的。康有為自命不凡，是位極端倨傲的老少年。他顯然是受不了這種冷眼和暗笑，才避開鄉人晉京趕考的，殊不知“北闈南皿”比廣州鄉試更要難上加難。蓋在廣州和他競爭的只是兩廣一帶的當地學生。參加北闈南皿，他就要與整個華南菁英為敵，而南皿當年往往為江浙才士所包辦（參閱《清史稿·選舉志三》）。康祖詒舍易就難，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傳統中國”里，知識青年的“晉身之階”（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舉這一條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專書論之。考場往往是“賺得英雄盡白頭”的牢房。我鄉某前輩，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壯志，老而彌堅，在“江南鄉試”中，前后一共參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場失敗之后，曾賦詩自況曰：“可憐明遠樓頭月，已照寒生念四回。” “明遠樓”為南京考場所在地，而“江南鄉試”總是在中秋前后舉行之故云。這時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還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機會呢！

果然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詒二十八歲，又老起臉皮走入廣州考棚，去和當地的青少年，一爭短長。榜發，又來個“鄉試不售”。三年又過去了，我們發現祖詒又在北京南皿試場出現；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緒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連續兩度落第。——計自一八七六（光緒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敗。這對一個自負極高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的打擊，是不難想象的，虧他還有這個耐性和雄心。所幸蒼天不負苦心人。康有為本已絕意科場，終老山林。可是他敵不過可憐的寡母（三十左右開始守寡）和諸叔的強大壓力；在他三十六歲時（一八九三），還要提著個“考籃”，再與一些十余歲嘻嘻哈哈的小把戲，排隊走入廣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為這一次“中舉”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時來運轉，連科及第。兩年之后，他在北京“會試”高中，居然當了“進士”——真如鄭板橋所說的：“如今脫得青衫去，一洗當年滿面羞。”——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1.4學問是失意苦讀的收獲

康有為考秀才曾三戰三北；考舉人又考得六試不售。到后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索即得，豈科舉考試真要靠“一命二運……”哉？其實考生勝敗之間，亦可另有解釋。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于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帖括”（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十二歲“進學”成秀才，十七歲中舉了。而中舉之后還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落筆無才氣就要見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場了。至于中進土、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科舉時代，不通的舉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進），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翰林則不多見也——畢竟是國家的最高學位嘛！所以康有為六困于“鄉試”，一朝“會試”，他就以“會元”（會試第一名）自許了。

記得李宗仁代總統以前曾告訴我說：民國時代的職業軍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裝桐油之外，就是廢物。其實科舉時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讀書、考試、做官之外，也百無一用。做官要科舉出身，考試及格。考試不及格，預備再考，帖括之外也沒什么好預備的。但是也有少數士子，除掉預備考試之外，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讀久了也就可以變成一些專家學者。專家學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為有學問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國藩、張之洞那樣。專家學者始終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優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時心血來潮，也可搞搞無利而有名的“上皇帝害”。那時的中國既然沒有太多的官辦學堂，他們也可以辦學設校和開門授徒。——學問小的就做最起碼的“三家村塾師”（鄭板橋就做了半輩子塾師）；學問大的就辦私立大學、開書院，像東漢的“馬融絳帳”、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種書院了。

康有為正是這樣。他在一八七六（光緒二年）十九歲，第一次“鄉試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陣子塾師之后，乃投奔當時有名的進士、理學大儒朱次琦，繼續學習。朱是一位大學者。康有為跟他學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宋明理學。可是一學五、六年還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學問”卻一天天地大起來——從儒學到佛學，從佛學到西學，熬了十年寒窗，竟然變成當時中外兼通的大字紙簍。因此在朱老師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為又一再鄉試不售。在繼續當了一陣子蒙童塾師之后，也就自我升級，試辦小書院，授徒講學了。

康有為那時因數度晉京，道游港、滬、天津等洋碼頭。并專程游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游日廣。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儔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頗負時譽。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在這些慕道者之間，居然有一位頗有才名的新科舉人，后來成為康圣人第一號大門徒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這一記“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1.5梁啟超投師始末

前段已言之，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他在考中舉人時，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但是啟超是聰明的，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學問”。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一八八八）回來之后，便親自投拜門下，做了有為的第一號大門徒了。

梁之謁康是在他“己丑中舉”（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時康有為三十三歲，啟超十八歲。據梁啟超回憶說，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見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詞章訓詁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點鐘）一日之談，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直至“竟夕不能寐”。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隨侍先師胡適之先生談訓詁學終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詩數首，有句曰：“著書為探生民術，忍共胡郎辨爾吾。”適之師作《吾我篇》與《爾汝篇》時，才十九歲。余發此感嘆時已三十中年。歷經寇患內爭，家破人亡。自覺“數百年無用舊學”，不忍再為之肝腦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嘗發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里”，正式掛牌講學，這就是后來哄傳海內的“萬木草堂”了。

讀史者皆知道“萬木草堂”是后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干部養成所。但是康有為大師究竟在這所“堂”里，講了些什么學問和理論呢？這兒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1.6圣人知道多少“西學”？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致有兩大類：“西學”和“中學”。康山長（滿清書院院長例稱“山長”，康似未用此頭街）在那里又講了些什么“西學”呢？原來他數度自廣州乘洋輪北上，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時，途經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見“西人宮室之華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康氏在內心欽佩之余，乃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閱讀，久之也就變成當時寡有的“西學”行家了（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二十二歲諸節）。康有為這種經驗與體會，實在和孫中山早年乘海輪的觀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為清末提倡西學的先驅。這種不尋常的文化經驗，我們內地的士大夫就望塵莫及了。

但是有為不諳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且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所介紹的史學文學和政治社會等科的內容，大致可比上五四運動以后的“高級中學教科書”的程度（毛澤東就是這個程度）；至于所談的聲光電氣等自然科學，其程度則遠在“初中”之下了。不過康有為畢竟是位有“超進士”程度的儒家大學者，又是長于理學佛學的文章家，特別是善于演繹義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最長于望文生義，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東扯西拉，大寫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實這不是“康子”一個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轉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繼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為時人尊為國學大師，而好以圣賢自詡的學人，也每每自覺微吾曹則民族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無不如此也。余夜讀康子選集，至其《大同書》未嘗不掩卷長嘆。如此書生，真欲作“帝王師”耶？然自思論聰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為乃師是書而焚香頂禮，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時代的關系了。——這也就是筆者常說的笑話：若論對“天文學”的了解，則諸葛亮也比不上臺北街頭的一個小學生了。

吾友劉賓雁先生每嘆今日中國之厄運，是沒有產生一個“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結果。愚不謂然也。蓋真能扭轉乾坤，領導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濫調），通過這個“掘亂世”、致“升平”、入“太平”，長遠一個半世紀的“現代轉型期”，不能依賴一、二至圣大賢，穩坐沙發之上，手不釋卷，而胡思亂想出來之所謂“主義”也、“思想”也。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軍閥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實踐”、“試驗”等過程，并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積累而制造之也。哪能專靠一兩位“思想家”呢？

寫到這兒，我們也就要替“實驗主義”那個框框之內的歷史哲學家，尤其是杜威、胡適、鄧小平師徒的理論，說點公道話了。他們“實驗主義者”認為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其實自然科學亦何嘗不然），是沒有什么“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斷制造，和不斷揚棄的程序之中。

“實驗主義先生”和“孫中山國父”一樣，學名譜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譜，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個之多。曰“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也；曰“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曰“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也；曰“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實驗主義”事實上是個“實驗報告”（lab report）。他把美國這個大實驗室中，兩百年來實驗的結果。加以總結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適就不然了。胡氏沒有進過實驗室。他所著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談“概念”還不是多談“主義”，而他的“主義”，卻沒有觸及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他那套“經驗主義”，很快的就讓位了。

我國“實驗主義”的“二世”鄧小平所搞的“黑貓白貓論”，事實上是一種“機會主義”。但是我們可別忘了，“機會主義”原為“實驗主義”的基礎。只是“實驗主義”重在“實驗”。任何實驗其結果都是有正反兩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難的實驗。所以鄧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簾聽政”的西太后；他是個穿著牛仔褲的“實驗室主任”（lab director）。實驗成功便可加入楊振寧、李政道行列，得諾貝爾獎金。實驗失敗，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輪了。

筆者在本節內寫了偌大一篇似乎與主題無關的議論，目的無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型態從中古的東方式，轉型入現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復雜的運動。歷史包袱太重，康有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點點中學程度的西學常識來搞變法維新，真是毗蜉撼大樹，其失敗在起步之前就已決定了。百年回看戊戌變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學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簡單了。下面辟專篇再細論之。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四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