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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內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開天辟地的體育課，都是些很原始的啟蒙性的東西，值不得多費墨筆，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和康氏用今文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以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而奮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師的，雖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國思想的偏鋒。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為思想，并畫出他自己的“以君權行民權”的建國大綱的政治藍圖。再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結果弄得人頭滾滾，一敗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標志出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后的重要階段。我們如不把康有為弄清楚，我們也就很難了解繼康而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適、毛澤東乃至今日的鄧小平和“民運人士”了。康有為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既然是傳統儒術中的“今文學”；但是今文學又是個什么東西呢，康子這兩部大著，所講的又是些什么內容呢，為康氏以后諸大家作導論；也為一般讀者作參考，且讓不學略事鉤沉。

1.1“今文學”淺說

談起“今文學”，我們不得不從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統一中國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幾件大事說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謂“書同文”是也。統一之前的中國大陸是七國不同文；齊（山東）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語的；而秦文與六國之文，隔閡尤大。統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們的簡體字隸書。統一后乃悉廢大小篆（包括秦人專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訂“隸書”。六國既被它統一了，秦政府也盡廢六國之古文，一律改用隸書——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東亞大陸上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別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也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于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是也。所以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和諸子百家之學，彼此之間，“大同”固有，而“小異”亦多多也。（請參看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之間的異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之不同，義理之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也。如今盡廢各國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專用的“今文”（隸書）改寫之、統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間的區別立刻就暴露出來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爭，本來就呼之欲出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和東西羅馬的“圣經學”中，也鬧得很厲害。最可笑的莫過于今日的國共兩黨之爭。它們于政爭之外也就逐漸引起“繁體字”、“簡體字”之爭了。余于大陸上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勢將解為“代表之代表也”；“簡文家”就要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也不是請客。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可也。但是麻煩之間要牽涉到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么問題就大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統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來個“焚書坑儒”并下“挾書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書，看情節之輕重，就要被“黥為城旦”（臉上刻字、下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這一下便把東亞太陸，搞回到石器時代。民間要做點學問，就只好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到有族誅大罪的“挾書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漢沿秦制，書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大法，才被撤銷，它前后延長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會上通用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禁書之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可是書禁既解，則“燔余之書”（包括始皇燒的和項羽燒的），和匿藏之書（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勵之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也堆滿了斷筒殘篇。為整理這些殘書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簡體字（隸書），所謂以今文讀古文是也。“以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事實上也是一種翻譯工作。不同的譯者作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會講“標準國語”，這樣問題就大起來了。——君下見吾友柏楊以“白話”來翻譯“文言”（通鑒）哉？更不見，“通鑒廣場”及眾多媒體，見仁見智者，對柏老之棍棒交加耶？這就是發生在兩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爭”的現代版了。明白了柏楊近年之惱火，則兩千年來今古文之爭，可思過半矣。

1.2從董仲舒、劉歆到黨的領導

兩千年來論今古之爭者無慮數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較深刻的王國維說。志之是不掠美也。這一發生在兩干多年前的學術爭辯，正如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關“海瑞罷官”的辯論。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綱》里的辦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門也就罷了。無奈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也。要奪利，首先就得爭權。這樣便牽涉到兩位關鍵人物，董仲舒和劉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的儒家大政客。他說服了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和國立中央“太學”，而當“太學生”（也就是所謂“博士弟子”）則是入朝為官的終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專治《春秋·公羊傳》，可說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議設立的“太學”，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學：五經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經了。董仲舒這批“斯大林主義者”，既然把持了黨校，左右了黨的“意蒂牢結”，操縱了入黨做官的“仕途”凡數十年也就罷了。誰知半路上又殺出個“托派”來。這一托派的首領，便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奉命整理燔余殘害的劉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劉歆和他的父親劉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圖書館里的編審和管理人員。二人都寫了不少卷有關“目錄學”的名著——那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出現的目錄學。劉歆顯然比他爸爸更有學問、更調皮。他在這些殘書中卻偏偏看中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傳》。

漢初今文學家治《春秋經》原只有《公羊》、《谷梁》二“傳”（“傳”在歐西“圣經學”中叫做commentaries）。劉向原也是專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兒子忽然憑空突出了古文經《春秋·左氏傳》；而這《左氏傳》的史學內容、文學光彩和哲學義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傳要高明得多。原發現人劉歆乃奏請皇帝（漢哀帝），把《左傳》以及和它類似的古文經《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頒入太學，成立正式科系，設置專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與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漢哀帝當時對“春秋三傳”和今古之爭，倒頗有持平之論，但是縱是皇帝也別不過把持黨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們堅決反對把古文經列入官學，并說古文經，尤其是《左傳》，是劉歆偽造的。所以終兩漢之世，官學始終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間，辦辦私立大學，不能入黨做官。——誰知劉歆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運。在公元九年時西漢王朝就被王莽篡奪了。王莽篡漢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國。王莽和劉歆是少年時期的好友，又是個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變舊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學里的學制。因此他就任用歆為“國師”，來個經學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經師”趕掉，而代之以“古文經師”。不用說《春秋·左氏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等，都變成了新朝的官學。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為主了。這些古文經，尤其是《左傳》，也就是康有為所說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學偽經”了。（康著《新學偽經考》就是用全力來說明《左傳》是劉歆拼湊的“偽經”。」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幾年就亡國了。公元二十四年，劉秀建立起東漢政權之后，漢宮舊儀，全部恢復。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罷禁。因此東漢二百年中官辦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經”獨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學”之所以能獨霸兩漢四百年坫壇的道理，實在是“政治掛帥”有以致之。它既變成政客黨棍的衣食父母、利祿工具，則“今文學”便和現在的“毛選”和“遺教”等等一樣，也就離學術愈來愈遠了。而潛心學問、有為有守的“古文學”大學者如馬融、鄭玄等所辦的私立大學。反變成清望所歸、全國風從、一枝獨秀的學術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們終于壟斷了“漢學”的名稱。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謂“漢學”、“宋學”者，前項實專指東漢的馬融、鄭玄、服虔、賈逵、許慎之學也。兩漢官方所堅持的“今文學”不與焉。因此在學術界不知輕重而硬要搞黨的堅持者，讀我書，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為今用也。

1.3“先師”和“素王”

我國漢代的今古文之爭，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頭來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風。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恒的。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結”的都只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田，和利祿絕了緣，三百余年的演變，終于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里的注疏箋證、訓詁考據的主流學問來。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之，后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里去。

而清初的“樸學家”，干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茍。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刪詩書、定禮樂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里，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是搞“黨的領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掛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歷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因此什么“訓詁辭章、考據注疏”，什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讓歷史、搞文藝重在明了“義理”。義理既明，寫歷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至于歷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下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只是“刪”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么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偽“托”“古”圣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時者也”。我們怎能以“偽托”小節，來拘泥局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棲棲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1.4“我們安徽”的“干嘉之學”

可是這種只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偽”的“今文學”，兩漢以后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內涵。又被宋儒承襲了。只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別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宋（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于“理學”這個大范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于異族入主，文綱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么華夷之別、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無斯盛，歷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做“樸學”）。此風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寧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干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適口頭語）的“徽學”了。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今執社會主義經濟學牛耳的千家駒教授對他的評語。最主要便是胡適鉆入古文家的字紙簍。做了“新思想”（也是現代的今文家吧）“選將”的緣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個改朝換代的時代里，億萬人民為之家破人亡。青年華裔自相殘殺，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則不知何擇何從。他們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丟得干凈，而在有關國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現他們所仰望的“啟蒙大師”，搞新思想義理的一世祖，卻在大鉆其《水經注》。而他老人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自由”等等的理解，與其說是“科學的認知”，倒不如說是“宗教的信仰”。——《水經注》何物哉？“數百年無用之學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這種心情也幫助我們理解到，梁啟超何以在一夕之間，就變成了康有為的信徒。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到，為什么國故學中的“今文經學”，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復活起來？何以胡適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始終搞不出個氣候來？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能顛倒青年，左右國政！

1.5現代今文學的宗師

在清末今文經學之復振，實始于劉逢祿（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諸大家。龔、魏都曾親歷鴉片戰爭之痛。定庵（自珍字）強調“自古及今、法無不改”。魏源則認為“知”出于“行”，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們的學理．都是康有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學”的。他由理學，轉治《公羊》，則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響；而廖平又是曾國藩幕僚湘潭王豐運（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學生。廖氏無行，學凡六變。但是他的〈知圣〉、〈辟劉〉諸篇，則是康有為的兩大理論著作之所本。梁啟超說：“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后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本來嘛！任何學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相襲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發展出來的。有為思想的來源雖出自廖平，但是他學問比廖大；悟解力也超過廖平，甚至龔、魏諸氏。其影響力亦遠大于上近諸子。因此我們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那就非南海莫屬了。——這是康有為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1.6“長”于“素”王，“超回”“駕孟”

今文經學既然是指導康有為搞維新變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們在列舉有為變法的實際行動之前，最好把為幼稚西學所滲透的康氏今文學的要義，再約略提綱挈領一下。梁啟超說得好：“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語見《康有為傳》，載《飲冰室文集》）真的，我們如不把“開宗明義”的“戊戌變法”的“意蒂牢結”先搞明白，以后接著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容共”、“法西斯運動”、“解放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今日的“開放與民運”，都不容易說清楚。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條三峽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階段罷了。——我們要把三峽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位。各階段的連鎖反應，（讓我套一句時髦名詞）也就是一種分不開的“辯證發展”而已。

康氏今文經的第一要義蓋為他自吹的為往圣繼絕學。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后，二千年來都為“偽經”所篡奪。所幸天不亡中國，如今又出了個康圣人來恢復圣教真義，來以夷制夷。康氏對他這種繼絕學的自信心，已發展到入魔的程度。在萬木草堂時代，有為竟自號“康長素”。“長素”者，“長”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為不但自封為今日的親王，他的五位及門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門“十哲”的名號。試列如后：

陳子秋號“超回”——超越顏回也。

梁啟超號“軼賜”——軼義為超卓。啟超超過子貢也。

麥孟華號“駕孟”——騎在孟子頭土也。

曹泰號“越伋”——孔伋（子思）何能與曹某相比也。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子當馬騎也。

這個康門五哲之名（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見了。所以梁啟超說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于學術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見同上）

1.7“最高領導”都是獨夫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舍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干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個“總統”、“主席”、“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齏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詔。大家都有“舍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孫文說“天下為公”；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這些話其實也都是一種“舍我其誰”的雋語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國脊梁”之譽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標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儒生。不幸他這“舍我其誰”的脊梁，卻碰到一個“唯我獨尊”的腦袋，所以漱老就被罵得名滿天下了。再反看過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謂“三圣七賢”諸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哪一個又不是超回駕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沒有這天賜良緣，在金殿挨罵就是了。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們，也確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只是時代下同了。他們乃至那些總統主席們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作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明君賢相們，只要篤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污染”（小平語）的時代，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么簡單了。“五知”者：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埃及……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小平應三復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圣……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做“文化融匯”（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您要我怎么‘長’，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駙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鄧小平、陳云也要傻眼。連個“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縱粗知其長短，亦不知如何去“融匯”，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匯合。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 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歷史不會重演，而前車則可以為鑒。如今大陸上總算天不亡中國，把個大教條專家放進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繼起的小教條們，還在搞什么他們自己也一竅不通的“姓社姓資”的空頭主義，吾為之掩卷嘆息也。

當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五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