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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一百年后回看戊戌變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担了無數次大小“革命”，和兩次大“變法”——由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由鄧小平領導的“小平變法”。粗淺的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象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象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后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后黨；后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更不見，小平變法時，鄧公小平既做光緒、又做慈禧；當了兒子、再當媽媽。重用胡（耀邦）趙（紫陽）、又逼走胡趙。力主“開放”、又要“堅持”；堅持堅不了、開放又放不出……，結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煩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

讀者賢達：您以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鄧老分憂，還在一旁講風涼話哉？非也。在目前，我們實在不知道老鄧在搞些啥子。鄧老本人固亦不盡知也。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并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談；談談一百年前的康梁。

1.1首先看看“社會轉型”說

筆者落筆至此，適逢電視報導，當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級強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一槍未響、無聲無臭的情況之下，壽終正寢。這真是人類文明八千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紐約時報》以跨欄的頭條新聞報導刊載之。但這頭條新聞，在讀者眼光中卻遠沒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參議員的外甥史密斯少爺的強奸案之緊張刺激，讀者如云。

蘇聯，馬克思主義之祖國也。蘇帝死得如此窩囊，連累得馬克思也顯得臉上無光。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之父的（亞當）史密斯老先生卻童顏鶴發、老而不死，神氣活現起來。真的，那一度曾與成吉思汗同其威風的老馬，現在居然虎落平陽，連甘乃廸的一個好色的小孫子也不如哉？在我們授世界史的教員看起來，此話言之過早也。

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也有若干獨到之處，不可一竿子打翻。馬派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分五個“階段”前進的，而每一階段則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型態”。在這五個階段一個接著一個嬗遞前進之時，兩個階段之間，前后兩個型態的轉換，就“必然”有個“轉型期”。既然歷史的發展和轉型是個“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鬧革命”、“搞階級斗爭”呢，馬家的門徒說，鬧革命、搞階級斗爭的目的，就是要縮短這個必然發生的“轉型期”。這種轉型現象如任其自然發展，時間可能拖得很長；甚至無限制拖下去。——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便是根據這項學說的推理，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應該以暴力催生，使社會轉型于旦夕之間，畢其功于一役。所以馬列主義者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列寧如此，毛澤東更下必說了。

當然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學毛病多著呢！各派史家，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經驗，對它加以批駁的，可說是汗牛充棟。筆者不學，亦嘗追隨群賢之末，根據我華族歷史發展之經驗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復。

1.2“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瓶頸”

可是馬派史學正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如湯恩比的“挑戰反應”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說，和二次大戰后支配聯合國主要政策的“經濟發展”論等等——不是“全對”，也不是“全錯”。各該派的主要論斷，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左證”。史家對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陸上早期對馬列學說之絕對認可），或通盤否定，都是錯誤的。

例如馬派史學上的“型態”論，和“轉型”說，即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反證了它史分五段的“絕對論”（absolutism）。但我們也無法否認，中國近三千年社會發展的程序里，也的確有過兩大“轉型期”。——發生在古代的便是歷時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變法”；發生在現代的便是吾儕及身而見的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歷時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階段了。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臺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系？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后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尸亡國的。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臺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系？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后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尸亡國的。

話說千遍，一語歸宗。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便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轉型”的現象。在歷史的潮流里，“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長江通過三峽是灘高水急、渡翻浪滾、險象環生的。在這激流險灘中，搖櫓蕩舟、順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風流人物，觸礁滅頂，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壩，你遠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你就有心平氣和，享有無恐懼自由之感了。因此在這轉型期接近尾聲的階段，回看百年史實，便知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一部從中古東方式的社會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型態的“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也可叫做“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吧！康梁師徒在這段歷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峽中的一葉扁舟里的兩個小船夫。在急流險灘之間，風馳電掣，順流而下，終于觸礁沉沒——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1.3且看“皇帝”的慢慢蛻變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見的一百五十年的轉型期中，我們的老舊的社會型態——這個左翼史家一古腦稱之為“半封建”的社會型態——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轉”掉。就以“皇帝”這項制度來說吧！辛亥革命以后，我們雖然沒有皇帝了，卻多的是“變相皇帝”。朋友，您能說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三公不是“變相皇帝”嗎？皇帝爺哪有他們三位的燭裁權力啊！

所以歷史的事實己證明“一次革命論”這項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的“民國史”上，從洪憲“皇帝”起“轉”了七十多年，才“轉”出個李登輝“總統”來。因此我們在社會發展中“轉型”的程序是十分復雜的，是迂回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左進右退，上進下退……，有時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轉，真是花樣繁多——但是從遠景看來，向前發展的大方向是不變的；同時也是階段分明的。

大的階段暫時不談了，就看最近十年這段“小平變法”吧，它自七九年開始，一下便向前猛沖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開始煞車。及八九年“六四”，忽來個立正向后轉，血流如注。這兩年來，它既要繼續開放、和平演變；又要反對和平演變。我們也看不出它怎樣反對“和平演變”。跟毛澤東的“大躍進”相比，則毛是兔子，鄧是烏龜了。但是歷史也證明烏龜比鬼子爬得快。中國發展的“大方向”還是向轉型前進的。（參見拙作〈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1.4“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后節細論之），其它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變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統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來（毛澤東語）。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一百余年，至漢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園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兩千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所以毛澤東告訴郭沫若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三百余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于十四世紀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紀（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西方的“定型”已維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蘇聯帝國之崩潰，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幫同型”（common 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以日本轉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系。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 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十三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輕松了。我們搞“西化”，尤甚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變法便是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盤西化”的胡適則是另一小段的領袖。

1.5固有文化的“現代”處理

“全盤西化”這個口號多嚇人！胡適原來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咒罵之下，這位調和性極重的啟蒙大師乃改口說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實“充分世界化”這口號大有語病，甚至欠通。“全盤西化”這口號聽來雖嚇人，但是我們今天如把海峽兩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國共兩政權管轄下的中小學教科書翻開來看看，其中除掉我們繼續用筷子吃飯一些小事物之外，還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來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是真的“全盤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會上，我們雖然還遺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殘余，如中央政府的極權制，和農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無可取哉？——怎能如此說呢？“中國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禮，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說一無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屬于前一型態或中古型態的文化了。它要經過一個痛苦的西式“現代化”（二次大戰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屬于轉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態或現代型態。就以中醫來說吧！我國傳統醫學是世界之寶，豈但“國寶”哉？但是“中醫”（尤其是婦產科、小兒科）如不經過“現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謂中西醫結合），則是一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維新之后，嚴禁中醫幾至百年之久。國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殺中醫。）再說海峽兩岸今日最時興的“氣功”吧！如不經過一番現代化的處理，則天大迷信一條也；刀槍不入的“義和拳匪”也。把它說成中國固有文化，豈不丟人哉？

以此類推，則我國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于次一型態的社會。五一不需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于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于我“東方文明”也。近三百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通過這個“現代化程序”。早于我們三百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現代化的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1.6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兩千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借用大陸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詞，蓋亦可叫做“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國制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興”（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間，中興名臣所推動以科技為主。以船、炮、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做“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當然更不是鄧小平和陳云。它的兩位老祖宗卻是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繼畬（一七九五～一八七三）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吁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句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也就是“四個現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云涌，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沈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一八四二）之后，我們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誰知至“甲午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壇壇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下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于前一型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于事。以古方今，這也是我的小老鄉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認為“四個（科技）現代化”之不足恃；他寧愿坐牢，也要堅持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變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遠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開放政策”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里，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于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1.7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后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級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頂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志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于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茍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黷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屬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茍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于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于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蕓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伊東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陽歷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痹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 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吁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后“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云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粱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三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