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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歲時，我在弗儂山住過，跟J.潘內爾·托馬斯在同一街區，他長大后當上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我家位于薩米特街與東悉尼街的拐角處，是薩米特街一零一號，潘內爾家在我家北邊，隔四五家，在街的同一側，以前的住戶姓迪芬多夫。

潘內爾不是我的玩伴，因為他比我大幾歲，但在他去火車站或從那里回來的路上經過我家時，我經常跟他打招呼。他是個長相英俊的小伙子，非常文靜而且靦腆。看到他，我會喊一聲“你好，潘內爾！”，他則會微笑著說“你好，埃爾文！”并繼續往前走。我記得有一次我穿著溜冰鞋從我家院子里沖出來，在潘內爾面前炫耀地來了個溜冰場上的那種轉向。他說：“嗬！你可真是個高手啊，對不對？”我現在還記得他的話。讓年齡比我大的人稱贊，我心里快活，就順著石板鋪的人行道飛快地溜走了，一路避開我一清二楚的裂隙。

當時，潘內爾之所以在我眼里如此不同一般，并非因為他英俊的長相和友好的舉止，而是因為他的妹妹。她叫艾琳，跟我同齡，是個文靜好看的女孩。她從未來過我家院子里玩，我也從未去過她家院子里玩。考慮到住得那么近，我們倆不相往來到了不正常的程度。然而，她是我看中的女孩，我對她情有獨鐘。作為我情有獨鐘的對象，在這個女孩一方，實際上沒有任何參與——而僅僅意味著她一刻不停處于被監視之下。在我自己這方面，它意味著我走過她家的房子時，因為窘迫、驚怕，還有心知自己處于一個魔力區域，我會被一種匪夷所思的崩潰感所折磨。

在女孩這方面，我跟同齡的大多數男孩都不一樣。我很向往女孩，可她們嚇住了我。凡是女孩想讓她們的男伴具有的獨特才能或本領——跳舞、踢球、人前露一手、吸煙以及閑聊等——我覺得我都沒有，這些事我一樣也干不好，也很少嘗試過。相反，我死守著自己的拿手本領：身子朝后坐在自行車把上騎，胡謅詩歌，在鋼琴上彈《阿依達》選曲，冬天時，在林間谷地里結冰的池塘上打冰球時守門。但是所有這些把戲在女孩子的眼里都算不得什么。在弗儂山中學的四年里，我從來沒去學校舞會跳過舞，也從來沒帶過一個女孩去雜貨店喝汽水，或者去西切斯特娛樂房玩，或者去看電影。這些事我也想做，可是沒膽量。不過，我最后確實做到的——也是這篇回憶文章要寫的——卻要臉皮厚得多，也排場得多。作為對少年之勇氣及笨拙的一個展示，每次回想起來，總能讓我驚異，現在我根本無法肯定這件事不具有非美性質。

我的羞怯和落伍讓我姐姐很惱火，差不多在我這篇文章寫及的那個時期，她開始做出很多努力想把我激勵起來。她確信我在社交上止步不前，還發現我成了她自己活躍的社交生活上的一個累贅。她總設法派給我女孩，但又總讓我推回去。她一有機會，就會打開留聲機并抓住我，我們會在客廳里艱難地跳一步舞，跌跌撞撞。她像生死搏斗般抓緊我，最后我用更大的力氣掙脫并甩開她。我是個長得精瘦的小孩，可是我的肌肉結實，要想讓我長時間保持舞蹈姿勢，那個女孩必須力氣非同一般。

有一天，什么樣的機緣巧合我已忘記，我姐姐成功地讓我參加了一次她和別人在紐約進行的下午約會。當時對我來說，紐約是個大部分未經探究的奇境。以前，我跟父親一起去看過幾次賽馬，看過哈德遜—富爾頓慶祝會，還有幾次日場演出。但對我來說，只知道紐約是個花天酒地的所在，其他方面尚屬未知。我姐姐聽說過廣場酒店的茶舞會，她和一個女友、另外一個小伙子還有我去嘗試過一次。我想到那次遠征在她那方面安排上有蹊蹺。我在這伙人中年齡最小，是被哄騙進去的，我想像那是為了讓我在那次活動中起到讓男女人數對等的作用，要么可能是我母親完全禁止我姐姐去，除非有個家里人跟著。我之所以去，是出于讓人數對等還是得體考慮，真的記不起來，但是我去了。

那場面讓我開了眼。不管跳舞的想法有多么令人厭惡，那里的布置讓我驚詫不已。桌子擺放得讓人可以坐得那樣接近舞池，以至于幾乎就在舞池里。你可以點肉桂味烤面包片，安安穩穩地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觀察緊緊摟抱著舞動的男男女女。音樂在演奏，你吃你的烤面包片；舞者跟你的距離那么近，以至于在他們跳著舞著經過時，幾乎要掃掉桌子上的東西。我被打動了。管他跳不跳舞，這是上層社會生活自不待言，我也知道，我正在看著跟弗儂山各方面生活相距十萬八千里的一個情景，在那之前，我從未見過類似情景。那天下午，肯定有一點酵素開始在我心里起作用了。

雖然現在對我來說似乎難以置信，然而我有了想法，請潘內爾的妹妹艾琳陪我去參加一次廣場酒店茶會舞。作為向無與倫比的大千世界的一次遠征，這一計劃在我腦子里成形，有意要讓甚至最倦于享樂的女孩也目瞪口呆。我不會跳舞這一事實肯定是個嚴重的不利因素，但沒嚴重到能夠阻止我。回首此事時，我難以相信自己的記憶，有時我懷疑整樁事情實際上是否只是逐步演變成實事的一場夢而已。一個有點理性的男孩在想跟“情有獨鐘”的女孩更加熟絡些時，都會為自己選擇一個更慎重些的任務來入手——約好一起喝汽水或者去看電影——合理限度內的某一樣事。我卻沒有。帶艾琳去廣場酒店這一念頭開始讓我執迷，而不是去什么破舊雜貨店。我已經知道了廣場酒店的方位，僅僅知道怎么去那里，就給了我信心。我已經學會了肉桂味烤面包片的吃法，所以覺得待者過來我能夠應付他。為了度過那一天，我也大大寄希望于環境的華麗輝煌和活動的極度復雜性，我是那樣想的。

我花了三天時間，才鼓起勇氣打電話。同時，我把每方面都至為詳細地研究了個遍。我有了筆夠用的錢以壯底氣，查看了列車車次，全面檢查了服裝并選了我相信能過這關的一套。然后，某天晚上六點鐘，我父母下樓吃晚飯后，我在樓上磨蹭著，接著就鉆進我的臥室外面的一個大壁櫥，壁掛式電話在里邊。我在里面站了幾分鐘，深身打戰，手放在聽筒上，它顛倒著掛在聽筒鉤上。（在我們家，聽筒總是顛倒掛著，大頭朝上。）

我已經演習過第一和第二句。我計劃說：“喂，請問我可以跟艾琳講話嗎？”然后她來聽電話時，我計劃說：“喂，艾琳，我是埃爾文·懷特。”從那句往下，我琢磨我能臨時發揮。

最后，我拿起聽筒并報上號碼。正像我猜的，是艾琳的母親接的電話。

“請問我可以跟艾琳講話嗎？”我問道，聲音又小又不安。

“等會兒。”她母親說。然后她又想了一下問道：“請問是哪位呀？”

“埃爾文。”

她從電話那里走開了，過了好大一陣子才聽到艾琳的聲音：“喂，埃爾文。”這讓我的第二句話說得不通，但我仍堅持一字不改地說了出來。

“喂，艾琳，我是埃爾文·懷特。”我說。

我根本一會兒也沒等，就向她提出了建議。她好像愣住了，要我等一分鐘，我想她是去跟她母親悄悄商量了。到最后她說好，她愿意跟我去廣場酒店跳茶會舞。我說很好，那我會在星期四下午三點一刻打電話給她，要么說不準是哪天下午——我忘了。

我現在不了解，不用說當時也不了解，艾琳那天下午在精神和身體上受到了怎樣的折磨。但是到頭來，那件事成了一次無心為之的非美活動，得由我獨自負責。它完全按計劃進行：步履莊重地走到火車站；不茍言笑地乘車，其間我們靦腆地盯著前方的座位；從中央大火車站艱難地穿過四十二街到第五大街，行人夾著我們走或者插到我們中間；乘公共汽車去五十九街；然后是廣場酒店本身，還有肉桂味烤面包片，還有音樂，還有興奮感。那次活動的驚心動魄性質肯定震憾了我的頭腦，讓我記性失靈，因為我只有極為模糊的記憶，只記得領著艾琳走進舞池糟糕透頂地跳了兩三圈舞。其時，我徒勞地試圖把我那種姐弟之間的角力轉變變成某種優雅合適的動作。六點鐘，在出來時，我根本沒想進行別的娛樂項目，比如在市內用餐。我只是領著艾琳又完成了漫長而沉悶的一程，回到了弗儂山，七點過了幾分時，把她餓著肚子還給了她家。就算想跟她一起用餐，我想那也不可能：那天下午由于精神緊張，我的汗出個不停，任何一家餐館都會理直氣壯地把我拒之門外，原因僅僅是我身上已經濕透。

從那以后的這么多年里，我經常因為在廣場酒店度過的那個下午而感到內疚。許多年前，當潘內爾對作家進行調查時，我有時會有種被過堂的感覺。其時，我想像自己在被調查者席位上，在委員會的廳內，正在接受審問。過程就像這樣：

潘內爾：你有沒有寫過電影劇本，懷特先生？

我：沒有，先生。

潘內爾：你是不是當過，或者你現在是否是劇作家協會的成員？

我：不是，先生。

潘內爾：你是不是當過，或者你現在是否是共產黨員？

我：不是，先生。

然后，在這次想像出來的對我的過堂中，潘內爾考慮得很深，并想到了那個重要問題，有意要一舉擊垮我。

潘內爾：你記不記得某天下午，大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當時你帶我的妹妹去了廣場酒店用茶點，是以非常具有誤導性和虛假的借口，說你會跳舞？

當我中氣不足地回答“記得，先生”時，我聽到委員會的廳內里響起一片竊竊私語聲，還看到記者們低頭在筆記薄上奮筆疾書。在夢里，我再次跟艾琳坐在舞池邊上，被嚇壞了，驚呆了，然而是開心的——我耳朵里聽到的是令人興奮的舞曲鼓點，喉嚨里有肉桂發干的滋味，苦甜兼有。

我不了解那種罪行，真的。我想有很多女孩可能要說，像我領著艾琳所做的那次短途旅行屬于非美性質一類，然而一定還有數以百萬計日益年老的男性——現在正滑向老年多言期——他們深情回想自己涉世之初的那段時間，記得某次通向笨拙無能的類似旅程，它發生于生命中那段寶貴而短暫的期間。那一頁是在愛情之前，由于常被翻及，頁邊已經卷了；而在那頁之后，雖然在敘事上完全游刃有余，卻已經失去大膽妄為所具有的新鮮而瘋狂的感覺。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