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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研究院院長：高全喜】

不應苛責北洋政府

一戰是歐洲國家在主權形態比較完整的情況下，圍繞著國家利益進行的外部爭奪、資本擴張和殖民地調整的一系列戰爭。這是正常的現代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爭，而中國不是作為這樣的國家參與的一戰。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作為初建的民族國家，它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認同性以及國家的執行能力，都還沒有建立起來。而這些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來，不能全怪民國政府無能，而是要看當時的歷史環境。比如，《中華民國約法》給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設了一個重大陷阱；宋教仁被刺意味著中國憲政初期的夭折；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失敗等一系列事情。從辛亥元年就有的那股革命的激進力量，到建國后就應該停止去搞和平建設了，結果民初國家建設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國家能力非常弱。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對北洋政府太苛刻，你可以指責北洋政府無能，我同樣可以指責革命黨搗亂，各打五十大板。

一戰之后所謂的國民黨黃金十年，沒有民國這十年的社會建設和資本家的建設，怎么能有那黃金十年？都說1927年之前的十年是軍閥混戰，實際上哪有混戰過？通電打打仗而已，經濟發展是很好的。雖然國家層面上一直沒整合好，但社會自生自發的建設還是不錯的。所以對于一戰過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角度，給予同情和理解，確實不是很優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今天應超越中日恩怨

日本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最致命的因素。雖然歷史上中國好時期，日本人都在使壞，比如甲午戰爭時期，民國時期，日本確實挺壞的，但問題是還有更壞的。我們站在大國角度上，就能理解雖然日本帶給我們很多災難，但它作為一個小國，要生存就得做這個事。我們今天雖然要記住這段歷史，但應該超越中日關系的恩怨，因為中國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國，至少相當一段時期內，俄國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遠遠大于日本。所以我們反省這段歷史，不能過于強調日本的關系，而是要向日本學習，至少日本現代轉型比我們好，憲政發展了，國家文明，國民精神也好，這不夠我們學習嗎？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氣魄要大。

【近代史學者：馬勇】

日本參戰搶走山東

甲午戰爭爆發和一戰沒有直接關系，但是結果關聯性非常大。因為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日達成《馬關條約》，里面有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的規定。李鴻章簽完字之后，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日本迫于這三個國家的壓力下，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中國多出了3000萬兩的贖遼費。這件事情后的一年多，德國出兵占領了膠州灣，此后中德談判達成租借協議。原來德國幫助中國要回遼東是為了租借山東。到一戰爆發前，德國已在山東做了大量投資，利益非常大。但一戰打起來之后，德國的這些利益被中斷了。中國跟開戰的雙方都是友邦關系，哪個都不敢得罪，也遲遲不敢站隊。結果日本先于中國參戰，直接對德宣戰。宣戰后，日本沒有跑到歐洲去打德國，而是在山東比劃了一下，把膠州拿下來了，這樣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

中國想參戰遲遲通不過

一戰爆發后，首先面臨的就是山東問題，中國一直猶豫不決。德國提出，山東由中國托管，等戰爭結束之后再談。但中國政府覺得，我接手了，別國會不會打我。那看中國不敢接，又提出能不能托管給美國，戰后再還。就是在這個猶豫過程中，日本和英國達成了協議，對德宣戰。中國也想對德宣戰，結果議會通不過。中國的決策系統是外交、政府、議會、中間層，沒有效率。袁世凱認為參戰不能決策，是因為政府沒力量。怎么有力量？君主立憲。袁世凱在1915年下半年確實想強制推行君憲，因為不推行，就沒有辦法介入到一戰，國家利益就嚴重受損。結果一直等到袁世凱死后，一戰快結束了，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張勛復辟的特殊環境，以督辦的身份強制性地通過了參戰法案，為中國在最后時刻留下了一個進入巴黎和會的機會。

巴黎和會要不回山東

一直沒參戰的時候，中國覺得還有要回山東的機會。等參戰后，中國又對這個結果期待非常高，這與美國過總統威爾遜宣布的《十四點原則》有關。實際上他根本沒談山東問題，但中國人理解成威爾遜一定會幫我們把山東要回來，并且陳獨秀在這個過程中不停地煽動民族情緒。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根本沒有談判的力量，因為參戰晚了。本來這場戰爭四年就結束了，中國還以為有好長時間才結束，結果不僅在1915年簽了個《臨時條約》，還在戰爭快結束時，跟日本簽訂秘密協議借錢。所以在巴黎和會上，公理沒有幫中國戰勝強權。今天我們知道，中國想要的東西，是不可能在那兒解決的。

一戰導致中國道路轉軌

日本占領山東后，曾要求中國政府確認它的權利，這就是“二十一條”。大部分條約內容沒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圍，但第五號文件里涉及到的滿洲和蒙古權益。為此，袁世凱政府和日本談了二十幾次，達成了一個“民四中日條約”。為什么在日本步步緊逼的時候，中國沒有應對的力量？國家有沒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是否有能力做，這就是民主的效率，就涉及到國體。為此，中國內部展開了大的爭論，從參不參戰開始一直持續到一戰結束。楊度給袁世凱的路徑是君憲救國，古德諾他們這一批人，也是這樣論證。陳獨秀這撥人給出的道路是民主主義、絕對的共和，且不管國家效率。

孫中山則選擇了成立中華革命黨，搞忠于黨魁、簽字畫押，回到原始會黨那一套。這是一戰引發的中國外交失敗，從而導致了中國思想界陷入混亂。直到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這給中國人一個強烈的信號。后來中國人發現，威爾遜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但是列寧說蘇維埃政府要把過去沙俄從中國拿走的東西都還給你，這時候中國人覺得俄國人好，十月革命好。同時，中國知識界也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生嚴重質疑，于是中國政治道路一下子轉型到社會主義上面去了。

【臺灣歷史學者：唐啟華】

北洋政府對和會有準備

北洋政府是不是對巴黎和會沒準備？答案不僅是有準備，而且是長期準備。日本出兵山東，向中國借道。當時中國的大總統袁世凱就問靳云鵬（時任北洋軍第5師師長、山東都督），如果我們武裝中立的話，日本人打進來我們能堅持多久？靳云鵬說7天。那7天以后呢？他說我聽大總統您的。那就是不能打了，但如果不武裝中立的話，國際法上又有大問題，于是袁世凱用了一個變通的方式，宣布了行軍區域，把山東東半部劃為戰區，讓交戰國雙方行軍可以通過。這些問題，袁世凱早就讓保和會研究討論過，研究的結果是不能中立一定要參戰，通過戰后和會才有辦法挽回山東。可見，北洋政府對于巴黎和會的準備實際上是很長時間的，還為此成立了很多機構。

后來魏宸組之所以會成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全權代表之一，就是因為他在議和籌備處任秘書長，對籌備過程非常了解。顧維鈞也是籌備會的一員，他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絕對不是即興發言，那是多年的準備、多年的積累所致。可惜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多停留在過去宣傳中的刻板印象上。比如，北洋政府是一個賣國的、內戰的、無能的政府；中國對一戰沒有貢獻，對巴黎和會也沒有準備；雖然中國是戰勝國，但實際上待遇還不如戰敗國等等。因為這樣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國內引發了五四運動，繼而讓親日派下了臺，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也沒有簽字。

參會原則是聯美抗日

1918年11月28日，陸征祥給已經到了巴黎和會的先頭部隊打了一個電報發布北京政府訓令，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三原則：第一，普遍原則，中國跟各國力爭平等，后來北洋外交基本上就是這一條；第二，中國對和會外交與美國保持一致，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第三，跟中國無關的歐洲事項與協約國保持一致。第二個部分是有關希望條件，中國要求修改條約，這是后來的希望條件藍本。第三個部分就是德奧條件。后來1919年1月8日又發布了訓令，那時候大總統徐世昌親美，掌握實權的段祺瑞親日。徐世昌組織了外交研究會對抗親日派，因此在1月8日訓令上加了一條，這就是鐵路統一問題，想利用鐵路統一，呼吁美國的門戶開放，對抗日本在滿蒙和山東的勢力，把全國的鐵路收為國際銀行團一起修建。這也是為什么徐世昌要派梁啟超代表團到歐洲去？是想要在和會期間推動鐵路統一，通過跟英美的合作，以國際銀行的資本壓制日本。

巴黎和會中國未失敗

過去都認為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因為山東要不回來。新發現的史料顯示其中另有隱情。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不斷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抗爭，最后妥協的結果是日本堅持和約里一定要得到德國的權益，并保證將來交給中國。所以1919年6月28日，日本代表在和會里面口頭聲明，關于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日本只保留一份經濟權益，所有的政治權益全部歸還中國，然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聯合担保。

美國總統就認為這樣的結果很好，但是這個事情日本堅持不能用白紙黑字寫出來，只是中國代表團知道，其它幾國知道，所以他們覺得中國拒簽和約很奇怪，也不理解五四運動。可當時的情況不能講，這是外交機密。尤其兩年之后，華盛頓會議時日本同意把山東交還中國，就是依據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做的保證。過去學界常常認為，山東問題上中國在巴黎外交和會上失敗，在華盛頓會議上外交成功，這個說法是可以商榷的，事實上是連貫的。所以巴黎和會到底是不是失敗，我們可以討論，不見得是失敗。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