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70年那些幸存下來的抗聯女兵

簡體傳統

她們個個百戰余生浪漫不屬于這支部隊

曾給一位導演看了一張照片，頓時引發連珠炮般的追問。對方一定要弄清楚，這位頭戴貝雷帽、英姿颯爽的女軍官的確是抗戰時的中國軍人嗎？

王一知上尉

我告訴他，這是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無線電營教導員王一知上尉。1940年，在數十萬關東軍壓向中蘇邊境的情況下，這個清秀的中國女軍官卻跟隨著游擊隊長單立志（原東北抗日聯軍干部，2012年去世）毅然渡過黑龍江，在槍林彈雨中尋找她仍滯留在南岸和日軍苦苦鏖戰的丈夫。

東北抗日聯軍？那么她是共產黨了，怎么共產黨在抗戰的時候會穿這樣的軍服？怎么她還會有一個上尉的軍銜？我國不是1955年才開始實施軍銜制的嗎？

我說這有什么奇怪，她們那支部隊都是這樣的軍服。甚至按照條令，這支部隊的女兵無論在怎樣的寒冬都是只穿裙子的。另外，我指了指王一知上尉左側衣兜上方，您看得出這是什么嗎？

好像，是一枚勛章。

這是跳傘紀念章。這個旅的官兵人人都能跳傘、會攀登、會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會使用電臺收發報、會照相、測繪、制圖、爆破等技術。

人人都能跳傘？！

對，這也是抗日紅色武裝中唯一的一支傘兵部隊，他們曾在東北對日軍發動過一系列的傘降作戰……

30分鐘以后，這位導演拍案而起——我要拍這支部隊！我要讓這段歷史的浪漫重現銀幕，題目就叫《黑龍江畔的風之子》！

導演的激情無法感染我。因為，浪漫不屬于這支部隊。這支部隊中的中國人，無論男女，每一個都是百戰余生。他們戰友的墓碑，至今還屹立在西伯利亞的白樺林中，在風中眺望著咫尺之遙的故國！

抱著槍支入眠武器是她們生命的一部分

了解這些女性，首先要了解她們所在的部隊。

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最初的名字叫做中國特別旅。1942年成立于蘇聯遠東的維亞茨克小鎮，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它的成員除了部分蘇方補充人員和從當地征召的中國戰士外，均為撤退到蘇聯的原中國東北抗日聯軍官兵。在這里，他們接受了蘇軍提供的服裝、武器，按照特種部隊的標準進行訓練，甚至使用了與蘇聯軍隊相同的軍銜制度。

抗戰勝利后，抗聯女戰士李再德(左一)與抗聯戰友合影于延吉

在“喘過一口氣”之后，他們迅速重返戰場，活躍在黑龍江兩岸，建立了一種新的對日作戰方式。面對猬集于黑龍江畔的數十萬關東軍，這支獨特的部隊以小部隊的方式反復入境發起破襲和攻擊，以微弱的兵力顯示著中國抵抗者在東北地區的存在。在盟軍大反攻的前夕，抗聯教導旅付出重大犧牲，完成了對日軍在東北地區作戰部署的全面偵察，并以傘降和突擊的方式引導盟軍發起對關東軍的進攻，最終凱旋祖國、光復家園的壯舉。由于他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斯大林曾專門發布對他們的表彰，而日本關東軍則借用蘇聯傳奇將領的名字稱他們為“伏羅希洛夫部隊”。

從中國特別旅留下的照片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到這些百戰余生的中國人，有著怎樣堅韌不拔的意志。而其中，幾乎有關女兵的每一張照片都讓人感到震撼：難道那個時代中國已經擁有這么多明顯屬于戰斗部隊的女兵？

經歷殘酷掃蕩，退入蘇聯并成為抗聯教導旅的游擊隊指揮官,中為張光迪

那不是她們的選擇，是那個殘酷的時代造就了她們別樣的青春。由于中國特別旅的兵力不足，這些身經百戰的女戰士幾乎都被編入了作戰部隊。她們在小分隊中和男兵混編，有的担任偵察員，有的担任電臺員。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們在戰斗中勇猛異常，是真正的特種兵。在和日軍的作戰中屢立戰功，有的亦長眠沙場。

一名年邁的中國特別旅女戰士曾在采訪時，雙拳虛握舉過頭頂，比出了一個下劈的動作。她平靜地告訴我，當年襲殺對手的時候，她們都是這樣雙手持刀，從背后刺入頸椎的，這樣鬼子根本不可能發出叫聲。這是標準的蘇軍特種兵徒手刺殺手法。

另一位中國特別旅的女兵直到今天依然梳著齊耳短發，依然喜歡穿連衣裙。她有些歉意地告訴我，現在得了帕金森氏癥，所以拿東西總是拿不穩，不然會給我做地道的俄式紅菜湯。她告訴我，自己當年是特別旅派出的“小部隊”的狙擊手。狙擊手要測算風速，還得計算標尺在距離測算中產生的誤差。“特別是不能著急，我的教官說我干什么都不著急，特別適合干狙擊手。”老人慢悠悠地說。

老人擺了一個當年狙擊手的緊急立姿射擊姿態。她站在門廳的走道中側對大門，背靠一面墻，一腳蹬住另一面墻，雙手環抱，模擬步槍的一根木棍竟是平平地橫放置于雙手之上，槍口向著左前方的門口方向。老人略略彎腰，側頭做出瞄準的姿態。看著我茫然的神態，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說道：“狙擊啊，幾百米外，那個人哪，也就跟個麻巧兒（麻雀）差不多，你要打他的頭，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兒還要分打哪條腿兒似的，你要把槍抵在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著他了……”

整個說話的過程中，老人一直保持著瞄準的姿勢，雙手紋絲不動。我目瞪口呆地發現，帕金森氏病頑固的影響在這一瞬間竟然從老人身上消失了。

我終于明白了她們和今天女兵的區別。“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們的氣質，她們都是實戰經驗十分豐富的老戰士。這是一批可以把槍口貼在腮上，抱著槍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們生命的一部分。

戰衣作嫁衣她們的愛情熾烈而忠貞

在那個時代留存下來的幾乎所有照片上，這些女兵都給人異常燦爛的感覺，那種青春的綻放和傳統中國女子文靜的氣質大不相同。

2010年，在華蘇軍老戰士舉行了一次酒會，因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也擁有蘇聯遠東紅軍獨立第八十八旅的番號，所以這些中國老戰士也在被邀請之列。人們赫然發現，這些平均年齡超過90歲的老太太，仍然身穿紅色的布拉吉，如西方人一樣熱烈地擁抱，用俄語互相問候。那是一種東西方風采的魅力混合。

教導旅的官兵曾說他們這支部隊有兩個特點：第一，這是一支在抗戰中沒有出過叛徒的部隊，只出過兩個逃兵；第二，這支部隊的女戰士沒有一個離婚，她們幾乎都嫁給了自己的男戰友，她們的愛情熾烈而忠貞。

為什么這些如此深切地接觸過西方文化的女戰士，又如此恪守東方女性的傳統？最終，我們從歷史中找到了答案——原來，她們有著和普通女性太不同的經歷，她們來自東北抗日聯軍。

澤地久枝所著《另一個滿洲》

日本記者澤地久枝，幼年時曾在偽滿洲國生活，并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少女歲月。1981年，她再次來到中國，足跡遍及北京、哈爾濱、長春和通化。歸國后，這位女作家寫下了名為《另一個滿洲》的著作。

澤地在描述自己試圖寫作這部著作的心情時寫道：“拋開反滿抗日的戰爭，拋開那些戰斗者的存在，作為一個日本人，便無法談關于‘滿洲’的體驗了。我想通過追蹤楊靖宇這名中國游擊領袖的生與死，在昭和史上重新定位日本人對于‘滿洲’的所謂懷舊。”

對楊靖宇，澤地久枝有著難以磨滅的記憶。她記得，日本移民和偽滿職員中流傳著這樣哄小孩的兒歌：“別哭，可愛的小孩，你哭，怕‘楊匪’出來”。如果說，在寫作的初始，澤地還帶著旁觀者的態度來審視自己的旅程，那么隨著追蹤的過程，她的感受變得不再那樣理性。她記錄道，聽著被訪者描述中國抵抗者的殊死苦戰，“作為同樣被這塊大陸養育的孩子，我的胸中有著難以言喻的炙熱之痛。”

她所說的“抵抗者”，便是東北抗日聯軍。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共曾派遣大批優秀成員前往東北投入抗戰，包括楊靖宇、趙尚志、張甲洲、于天放等，大大加強了當地的組織力量。東北抗日聯軍主要活動區域依托于小興安嶺和長白山系，形成南滿、北滿、吉東三大地區，部隊編成11個軍，其中由第一、第二軍組成的第一路軍活動于南滿，其主要領導人包括楊靖宇、魏拯民等；由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軍組成的第二路軍活動于吉東，主要領導人周保中、崔石泉等；由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軍組成的第三路軍活動于北滿，主要領導人為趙尚志、李兆麟、馮仲云等；另有第十軍汪雅臣（該軍編制上屬于第二路軍，但更多時獨立活動）部作戰于距離哈爾濱直線距離只有115公里的五常地區。

抗聯的所謂軍，實際兵力并不多。這其中，實力最強的第三軍總兵力為6000余人，其余各軍總兵力多在一兩千人左右。1938年，其總兵力，包含接受抗聯指揮的義勇軍、山林隊，接近5萬人。這支部隊的很多成員從1931年起，便和侵略軍展開了殊死的抗爭，他們是最早發起抵抗的中國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戰了1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除了中國，除了東北抗日聯軍，沒有誰有這樣漫長的抗爭。

她們的血色青春每一天都是在與敵殊死抗爭

與東北抗日聯軍的發展相對應，1938年開始，作為從遠東進攻蘇聯的準備戰役，日本關東軍對東北抗日聯軍連續發動大規模討伐作戰，將兵力壓向作為中蘇界河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到1941年，為了配合納粹德國對前蘇聯的進攻，關東軍接連組織以遠東紅軍為目標的特別大演習，在這一年年底，關東軍的總兵力竟然達到了31個師團，人數上升到85萬人，號稱百萬！

周保中的日記，成為今天研究抗聯歷史的重要資料

這種瘋狂的增兵連美國都因此而陷入迷惑，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前，都沒能判斷出日軍已經鐵了心決定南進。

即便是日軍南進，在黑龍江畔，仍然留了數十萬兵力，直到戰敗前夕也沒有減少。

日軍的劍拔弩張，在黑龍江以北引來一陣陣風聲鶴唳。前蘇聯遠東紅軍的數十萬兵力也逼近邊境調整布防，頻頻演習嚴陣以待。

當日軍全力撲向中蘇邊境時，東北抗日聯軍的主要活動區域北滿和吉東，正夾在這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為了扼守這塊中國人在東北的最后陣地，東北抗日聯軍的部隊進行了極為頑強的抵抗。

這種抵抗的頑強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亡了國，波蘭亡了國，荷蘭、挪威亡了國，卻沒有一支軍隊的總司令戰死沙場。而東北抗日聯軍的兩任總司令楊靖宇、趙尚志都死在戰場上，抗聯的大多數將領都沒有能夠活到戰爭結束。

2012年，筆者在哈爾濱采訪了已經92歲高齡的抗聯女戰士吳玉清。從依蘭坐了幾個小時汽車來到哈爾濱的她，個子只到筆者的肩頭,看起來就是個普普通通的東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聯第五軍女戰士的樣子。

她說仗打到1940年，東北抗日聯軍連女兵都上了前線，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軍討伐隊遭遇。面對嚴峻的局勢，各部隊的后勤人員都開始發槍。吳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馬蓋子槍，她用這支槍一直用到撤入蘇聯。

“那時候已經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龍江尖山子，五軍直屬部隊和日軍打了一仗，她身邊的于秘書腿部中彈，吳玉清背著他撤下火線。于秘書個子高大，而吳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個辦法，用綁腿把于秘書綁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著他跑。跑一路，血灑了一路。眼看快到密營了，于秘書卻因動脈被打斷，流血過多死在了吳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問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會兒呢？說著說著大哭起來。我的淚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凍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著他的尸體哭。”

生死相守不離不棄她們用一生回報自己的英雄

到1942年，根據日軍統計，在東北境內的抗聯抵抗力量已經不及千人。面對全軍覆沒的危險，抗聯部隊開始有組織地向蘇聯境內轉移，期望“喘過這一口氣來”，使頑強的抗聯可以涅槃重生，重新點燃白山黑水間的抵抗烈火。而日軍則努力試圖徹底打垮抗聯部隊，圍追堵截，甚至出動飛機助戰。激戰中，最終突破日軍封鎖退入蘇聯加入中國特別旅的抗聯殘軍，根據我國大使館提供的資料，不超過1200人，其余大部分戰死沙場。

左上：解放東北時的準尉李敏。左下：李敏與丈夫陳雷在抗聯時期的合影。右上：李敏的戰友們。右下：作者和李敏在維亞茨克。

而令人驚異的是，在這場生存比率40∶1的苦戰鏖戰中，抗聯最后部隊中女性的生存率遠遠高于男性。

她們何以能夠從這種地獄般的搏戰中獲得生還？

一批在日軍作戰中繳獲的檔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這是抗聯第一路軍代總指揮兼總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關有維，山西人，是楊靖宇的親密助手，也是楊靖宇殉國后代替他的抗聯指揮官。由于他堅定頑強的指揮，使楊靖宇的部隊在他犧牲后仍在敵后堅持了超過1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聯殘余部隊撤退入蘇的重要組織者和決策者之一。在他寫給部隊的信件中，他部署讓老人、傷員和女兵撤過邊界，先退往蘇聯，他為他（她）們開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紹信，而有戰斗力的男兵要繼續戰斗下去，掩護戰友脫險。

冬季黑龍江、烏蘇里江是封凍的，可以從江上撤到蘇聯境內，但是從岸邊一直到江邊都是結冰的冰面，沒有任何掩護，這個時候過江犧牲非常大。在關東軍的追擊之下，撤下來的抗聯部隊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樣，有戰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堅持，掩護老人、傷員和女兵過江。在日軍瘋狂的追擊之下，他們傷亡慘重，卻至死堅守著這份承諾。直到幾十年后，提到那些掩護自己過江和堅持到底的男兵們，有些老人仍會熱淚盈眶。

殉難者中，便包括下達了這一命令的魏拯民。

那是真正的中國男人，他們是用生命衛護著自己的女戰友，用血為她們換得生存的希望。而這一點，也明顯影響了這些幸存下來的中國女性。她們的丈夫無一不是來自那批衛護過她們的男人，也因此她們的婚姻無一不是持續到生命的終點，不離不棄。

這些戰火中得以生還的中國女性，用她們的一生回報了自己的英雄。于是，我們便看到了這樣一批俠骨丹心，又柔腸百轉的中國女戰士。她們和他們獨特的傳奇，或將不變地留在中國人的心底。

2012年，筆者與中國特別旅曾經的女準尉李敏老人一同返回了這支部隊位于維亞茨克的舊日營地。面對荒原上已經風雨剝蝕的營地，我們的眼前，仿佛出現了那群年輕而忠誠的中國人，他們在70年前從這里離開，重歸故國。

老人對著大江敬了一個禮，那里，她的一名戰友在武裝泅渡訓練中不幸遇難，長眠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

李敏說，只要不死，我還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