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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的基本內涵

1、改革面貌上的“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戰略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相繼產生，這標志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式登臺執政。

2012年12月4號，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中，在事關各級領導干部廉潔從政方面，特別提出“要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后來在“八項規定”的基礎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又進一步出臺了“六項禁令”，也正是這“六項禁令”讓流布多年的大吃大喝風、鋪張浪費風、出國出境游山玩水式考察風等奢靡之風得到了有效遏制。比如，第一個是“嚴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訪、送禮、宴請等拜年活動。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單位之間、單位內部一律不準用公款送禮、宴請;各級黨政干部一律不準接受下屬單位安排的宴請。第二個是“嚴禁”向上級部門贈送土特產。第三個是“嚴禁”違反規定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商業預付卡。第四個是“嚴禁”濫發錢物，講排場、比闊氣，搞鋪張浪費。不準借用各種名義組織和參與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費娛樂、健身活動;不準用公款組織游山玩水、安排私人度假旅游、出國(境)旅游等活動。第五個是“嚴禁”超標準接待。第六個是“嚴禁”組織和參與賭博活動。

各地在執行“六項禁令”過程中，最厲害的一著是只要被公開曝光或者被明察暗訪到，不論情節輕重，先把參加吃喝或者游山玩水的相關黨員領導干部的“烏紗帽”給摘下來，其次再是給予各種紀律處分或要求補償各種費用。很多中國人的一生，特別是在公務員系統，終其一生就是希望得到一個官帽的認可，不問青紅皂白就把官帽給摘掉，那人生的意義就沒有了。因此，相對于吃喝玩樂這種滿足口欲食欲眼欲的行為，還是可以忍一忍的，畢竟好不容易混到一個官帽，太不容易了，何況官帽背后還有各種利益的保障與價值的承認。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后燒的“第一把火”，或者說砍向官僚隊伍的“第一板斧”。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后燒的“第二把火”或曰“第二板斧”，就是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3年4月1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圍繞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題，按照“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啟動，第二批于2014年1月開始。

“第三把火”或曰“第三板斧”頗有中國特色，一定意義上是古時皇權主義時期巡查制度的承繼與創新，就是現在人們眼中威力巨大的巡視制度。中共十八大后，中央第一輪巡視工作已經結束，第二巡視工作也已全面展開。巡視工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圍繞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發現領導干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二是在貫徹落實八項規定方面，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三是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四是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巡視制度在王岐山做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后，強調蒼蠅老虎一起打，并在民間形成了“周一拍蒼蠅，周末打老虎”的輿論，對各種消極腐敗現象起到了巨大的震懾作用。

為什么把“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戰略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樹立改革面貌、確立執政風格、奠定執政形象的第一方略看待呢?這背后實際上反映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深受厚重的政治文化心理影響這一社會現實。在皇權主義時期，每到改朝換代的時候，人心思變，老百姓總是期待一個明君或者清君能夠體察民間疾苦、能夠一掃前朝的頹勢，祭出打殺前朝貪官寵臣、實行休養生息、安撫凝聚人心等利國利民的雷霆萬鈞式高壓手段，從而走向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民風淳樸的新朝代!而且，這一招還相當管用，因為這一招的祭出多半是在民不聊生、國家動蕩的時候，而王朝更迭恰恰給新君提供了實施這樣“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戰略的良好契機，因為中國古代歷史就是一個治亂循環的歷史。雖然我們進入了現代，但這種集權體制下孕育的朝野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文化心理期待，也就是民意基礎，仍然沒有絲毫改變!

2、改革方法上的“時間換空間”戰略

所謂改革方法上的“時間換空間”戰略，是指經過多年的累積導致很多問題積重難返，用猛藥祛除，容易導致“翻船”，而且當代中國的最核心問題仍然是發展問題，也就是現代化建設這一根本任務，只能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不因任何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而發生任何的動搖，即使當下不斷加大反腐敗的力度，也不能動搖這一中心工作。而且，因為當代中國獨特的官場主力“代際更替規律”(40后徹底退出、50后逐步退休)，也讓一些因為制度約束不嚴而產生的包括腐敗在內的各種問題以及相關歷史包袱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動消失。也就是說，只有依靠發展才能逐步解決多年累積下的各種問題，如果發展陷入停滯，反而可能激發許多長期被掩蓋問題的集中式爆發，從而給當代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干擾和沖擊。

這種改革方法上的“時間換空間”戰略有兩個重要的出處：一是2013年1月23號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強調了要認識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這句“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在當時沒有公開報道，后來在有關媒體中被陸續披露出來。這說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早就認識到了中國的核心問題還是發展問題。沒有發展，光靠反腐敗是不行的，甚至反而會加速既有政治體系的崩潰。

在這樣的問題叢生的時代，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人打趴下，然后整個社會和國家就沒有了生機和活力，而是通過這種治標方式形成震懾，為治本贏得時間和空間，體現“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思維。因此，中央強調加大案件查處力度，重點在于“查處十八大后還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干部”，其背后就有這樣的深意。

另一個是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發表講話。習近平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而且特別強調了當前中國的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快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

這個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提出了新的時空觀，它既面向過去又面向未來，更是基于現實的考量，自然包括這種時間與空間關系的戰略思維，它實質上是告訴全體國人對治國理政這一事關國家與社會命脈的復雜戰略問題，不能簡單地看問題，需要全方位多維度地觀察、思考和判斷。

為什么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方法上特別強調“時間換空間”戰略?主要是受到三重條件的制約，也就是“帶著鐐銬在跳舞”：一是發展階段的制約。我們目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無法超越的社會現實。二是政治制度的制約。我們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下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并使“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體政治制度”三層次政治制度體系更加完善和發展。三是發展任務的制約。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任務，也是發展目標，離開了發展，什么東西都無從談起。在這三重約束條件下，要創新治國方略就注定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也是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決心、智慧、藝術、科學兼具的綜合大挑戰和大考驗。

3、改革思維上的“底線思維”戰略

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最重要的組織——中央政治局常委——班長的習近平，其獨特的“紅二代”身份、父輩和自己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挨過整”、受過良好高等教育、從底層干起與多崗位歷練等特點，讓甫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角色引發全世界關注的目光，究竟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

而且，在當代中國獨特的治理體系之中，最重要的兩大組織體系及其領頭人——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其領頭人習近平、李克強，在各自負責的領域遵循什么樣的改革思維，更是事關當代中國未來命運走向的重大戰略問題。

很有意思的是，作為這兩大代表性組織的領頭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堅守底線思維戰略的號召，而且這二者之間存在一個相互印證與相互配套的關系。那么，如何看待他們在各自負責領域所堅守的底線思維戰略之內涵呢?

在中共組織體系層面，所謂堅守“底線思維”戰略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堅持“不犯顛覆性錯誤”的底線思維，它又包括三個內容。第一，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第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中，二者是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不是彼此割裂和根本對立的兩個時期，[4]不能用建國后30年來否認改革開放后30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后30年否認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第三，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后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5]

二是堅持“立足國家整體利益”的底線思維。堅持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即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而實現國家整體利益目標、構建總體國家安全觀，就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略與方式，因為“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不允許出現有選擇性地執行的現象，而判斷的標準則是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需要。這也是對人民、對國家和民族、對歷史和未來負責人的根本態度和戰略思維。

在政府組織體系層面，所謂堅守“底線思維”戰略同樣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堅持“公共服務兜底”思維。在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社會就業、安居工程、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實行“應保盡保”的“兜底思維”，從而為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構筑有效“防火墻”。

二是“打造現代政府”的底線思維。通過簡政放權、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公開政府信息、厘定政府權力清單等有效措施，劃清政府與市場的基本邊界，規范政府權力干預經濟的方式，創新事中事后監管模式，推動政府職能自我轉變，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創造良好的體制機制環境。

中共組織體系領域堅持的“不犯顛覆性錯誤”與“立足國家整體利益”的底線思維戰略，與政府組織體系層面堅持的“公共服務兜底”與“打造現代政府”的底線思維戰略，還體現了一種改革的方法論，展現了改革所追求的價值藝術，即一改以往被動的、局部的改革思維模式，試圖通過掌握全局主動權，以及整體布局與整體推進的穩中求進方式，一方面從制度安排視角，確保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現代組織構建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從利益分配視角，為建構公平正義、和諧安定的社會奠定了基本的秩序規則。

4、改革主題上的“經濟內生動力”戰略

當代中國的問題如果歸結為一個根本問題的話，還是發展問題。沒有發展，什么都是空談;沒有發展，就會通過十分簡單的、甚至某一特定的社會穩定問題，將多年累積下來、彼此疊加和相互關聯性很高的各種問題引爆，其結果是國家和社會一定會陷入動蕩不安乃至四分五裂的局面。因此，發展問題是事關當今中國未來歷史命運的根本命題，也是事關執政黨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命題，而且這一命題是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題面目貫穿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歷史變遷過程的，且將長久地伴隨著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

中共十八屆三種全會在《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更為關鍵的是，圍繞發展這一根本主題，通過改革創新來全面建構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戰略。

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局勢來看，可以用復雜疊加之特質來描述，即遭遇了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狀況，[6]這導致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面臨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壓力和任務，而且面臨重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自主與內生發展的動力機制，而這一切都有賴于通過轉型發展、自主創新的方式才能有機實現。

要建構“經濟內生動力”戰略，根本的做法無外乎如下幾條：第一，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三，發揮好政府的作用。第四，用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城市化(城鎮化)“五化聯動”開辟經濟發展新戰場。但我覺得要做好這幾條，可能要注意經濟與社會問題背后的社會價值觀問題，尤其是要確立官商二元化的社會價值評判體系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的社會。在農耕社會，早就形成了“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與價值評判格局。經商一直被排名在最后，即使是讀書的，雖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箴言，但“學得文武術，貨與帝王家”的社會現實與價值取向，還是讓讀書人最終走上了為專制權力服務的不歸路。

恰恰在美國、西歐一些發達國家，社會精英往往都云集在工商界，鮮有像我們這樣，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后爭相“打破頭”地做公務員。這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和反思。我曾在《社會科學報》上發表過文章，題目叫《建構官商二元化評價體系》，強調“一個良善的社會必然是鼓勵人們將聰明才智更多地投向創造財富的市場性社會，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必然是‘為官發財，應當兩道’的有序社會，一個追求繁榮和諧的社會必然是建構‘官商二元化’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平等社會”。

我很高興的是，我們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甫一上臺，就特別重視了這個問題。比如，2013年3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政府工作報告審議活動時，強調了“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再比如，2013年3月1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時，對官商關系提出了新的理念——“為官發財，應當兩道”。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最高領導人不約而同地提到建構當代中國官商關系的基本準則，其根本用意在于斬斷由不受制約的權力引發的官商勾結、腐敗叢生的利益鏈條，消除由此而引發的整個社會價值觀扭曲和混亂及其危害，從而為市場、為社會、為國家的有序與繁榮發展，也就是為經濟發展開掘出源源不斷的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型的源動力。

5、改革路徑上的“小組治國”戰略

所謂“小組治國”戰略，是指在中國這樣的集權國家，由于長期缺乏對權力的根本制約以及責任制建設，導致公共事務的治理需要借助于成立“領導小組”的方式，才能得到有機協調和處置，進而形成的一種制度化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其主要特征有：以特定任務或問題的處置為導向，由某一或幾個負主責的單位牽頭，由上級部門領導担綱任組長，多部門配合與協調，以臨時性或常設性機構(小組)為運作形式。這種領導小組的功能既可以是形勢研判、政策制定、制度設計，又可以是統籌協調、協同執行、督促落實。

中共十八大后，為有效推進改革的總體設計與整體實施，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除了担任傳統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職外，還担任了四個新成立的領導小組(委員會)組長(主席)職務，即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涉及領域包括黨務、政務與軍務，而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担任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小組(委員會)的副組長(副主席)職務，相關常委分別出任相關領導小組(委員會)副組長(副主席)職位。

這種由執政黨的最高層(政治局常委與政治局委員)分別參與設計、實施和落實黨和國家事務改革與發展的領導小組模式，是一種改革路徑上的“小組治國”戰略，其主要功能在于整體設計與推進、全面協調與落實，是一種集權體制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領導與執行方式。這與集權制國家資源的配置模式、決策的制定與執行模式都有密切的關系。

由于當代中國正處于深度轉型時期，多年的各種流弊積重難返，導致必須在頂層設計與整體推進的改革路徑方面，采取通過權力集中方式，依循“小組治國”戰略的歷史承繼性、現實合理性與績效合法性等特征，開創集權制國家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當然，這種在既有歷史與現實雙重約束條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改革路徑，如何避免陷入“路徑依賴”的困頓，即走出日益固化后損害既有制度的正常運作乃至阻礙黨和國家制度化建設進程的負面境地，回歸法治而不是依賴人治，尚是一個值得把握火候的科學與藝術。

6、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體發展”戰略

從人類現代化發展史角度觀察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四大方面：一是經濟領域的工業化，二是政治領域的民主化，三是社會領域的城市化，四是價值觀念領域的世俗化。

當代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經歷了一個從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任務，到1964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首次提出并長期堅持的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目標，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直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確立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之不斷演化過程。

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總體布局和實現途徑，先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接著，通過1986年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兩位一體”協調發展，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體”協調發展，再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協調發展，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戰略，全面建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基本框架，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最終確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發展戰略。

中共十八大報告對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體發展”戰略是作如下定位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改革格局上，從近三十年前的“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兩位一體”，向如今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轉型，既反映了執政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程中認識的一步步深化，又反映了黨和國家對三十多年來發展模式的經驗和教訓的深刻總結、全面反思和根本轉型。

這種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體發展”戰略，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成為了中國式人權觀的基本來源，首先是生存權(經濟社會權利)，其次才是發展權(政治文化權利)，進而在此基礎上型構了中國式權利發展之路，即從權利出發，建構從經濟權利到社會權利再到文化權利再到政治權利的獨特路徑。[7]

7、改革目標上的“民族復興”戰略

執政黨通過六十多年的探索，不僅將改革目標聚焦在一以貫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而且還響亮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并將此高度濃縮為讓人心向往之的“中國夢”目標。

古老的中國進入近代以來，所遭受的外敵入侵和貧窮落后的面貌，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不約而同地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念茲在茲的夙愿。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雙百”目標，就是對改革目標上的“民族復興”戰略的生動闡釋。

然而，對于改革目標上的“民族復興”戰略的分析，還不能僅僅停留在執政黨和國家雙重目標之上，還應將其拓展到社會層面，即將實現政黨、國家、社會三重制度現代化目標，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的題中之義。而且，這一根本思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提出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得以體現和深化。

也就是說，通過執政黨、國家與社會的三重制度現代化建設，堅持執政黨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促進執政黨的發展目標與國家發展目標、社會發展目標、中華民族發展目標的有機融合，實現執政黨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社會現代化與中國特色主義現代化的一體化發展，全面建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原理。惟如此，我們才能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方可真正落地生根并開花結果。

8、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國”戰略

前面所說的七大戰略，如果沒有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國”戰略保駕護航，不僅無法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獲得成功，而且也會讓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得而復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是現代政黨治國理政的根本方式，也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雖然“依法治國”戰略并不是一個很新的東西，但其實現方式卻在當代中國一波三折，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依法治國這一方略下，如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以實現法治中國的目標，我們還沒有找到有效的制度規約方式和實現方式。很多時候，依法治國方略還只是停留在口號宣傳之上，在實踐中黨凌駕于法上、權大于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損害的法治的公信力和保障力。

從當今中國法治實踐來看，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建設法治中國，最重要的工作主要有四項：一是依憲執政，維護憲法法律權威。長期以來，雖然我們也在一直強調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和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但紙面上的法律如何變成有效力的法律卻一直是個難題，因此，建設法治中國，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問題，需要有一系列彼此關聯且成鎖鏈式的制度安排做保障。

二是推進司法管理體制改革。核心內容是通過人財物的有效供給與職業保障制度的建立，確保審判權檢察權依法獨立公正行使，以及通過打破區域封鎖與保護的藩籬，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三是全面推進責任制建設。責任制是現代機構運作的一大基本原理，對于事關司法公正的權力約束問題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不僅表現在對司法權的有效監督，而且表現在對直接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公職人員也是一種責任約束。

四是全面提升執政黨、國家、社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全面促進全社會養成忠于、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習慣、規范與制度。

三、余論：關于當代中國改革的幾個元問題

1、習近平是當代中國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后又一大權勢人物嗎?

一些國內外輿論將習近平看作是當代中國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后又一大權勢人物，其理由是習近平身兼了前面所說的五大領導小組(委員會)組長(主席)職務，體現了權力高度集中于一身的特點。我并不這么看，原因很簡單，當代中國正處于深度轉型時期，多年的流弊積重難返，需要通過權力高度集中來搞頂層設計和整體推進，而這些領導小組(委員會)的設置，其功能還是定位在從事形勢研判、政策制定、制度設計以及統籌協調、協同執行、督促落實等方面，并不會成為凌駕于既有黨政軍正常組織體系之上的特殊機構。

而且，從甫一上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向世人宣示了要帶頭依憲執政的姿態，且習近平本人一直試圖回到法治框架下來治理國家。雖然事實看上去諸多權力集中在這幾大領導小組(委員會)，但這與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并不矛盾，充其量只是一種分工的不同而已。

2、重視改革的元制度創新問題

所謂元制度，是指具有根本意義的并具有決定作用的初始核心制度。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說法，元制度就是指那種“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而且這種元制度一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一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在當代中國，重視改革的元制度創新問題，意味著“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從頂層設計角度，做好元制度創新工作。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是重視對權力的根本制約問題，也就是中央提出的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問題;另一方面從制度績效角度，做好對既有制度的糾偏糾錯工作。而且，在當代中國改革的獨特現實語境中，做好對既有制度的糾偏糾錯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進行疊加式制度創新更重要，更具績效意義，更有揚棄和創新價值。

比如，2003年6月18日國務院所做的一項對既有制度糾偏糾錯的工作，就是把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發布并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修改為《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就是典型一例。目前，新一屆國務院所致力的“簡政放權”工作也是一種非常有效果的糾偏糾錯工作。實際上，在我們生活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過時的、落后的、甚至帶有特定時代特殊印記的制度、規章、法律，都需要及時清理和調整。

3、集權政治與大國治理問題

我在前面就講過，中國是一個大國，這么多人口，發展任務又這么重，它在歷史上形成的集權政治模式有著其獨特邏輯。如何處理集權政治與大國治理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一直是個困擾中國人的現實難題。這其中，我感到首要的工作是既要做到了解中國這個國家的特質，又要做到了解中國人民的特質，才能把這個問題思考清楚。

2014年4月1日，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第一次系統地向世人講述了“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以利于人們觀察中國、研究中國、認識中國：“第一，中國是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第二，中國是經歷了深重苦難的國家;第三，中國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第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第五，中國是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的國家。”“觀察和認識中國，歷史和現實都要看，物質和精神也都要看。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8]悠久文明、深重歷史苦難、超大人口規模、正處于發展與變革進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獨特標識，認識中國不能脫離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環境。

由中國的獨特標識而型塑的中國民眾又是什么樣的民眾，其需求觀又如何呢?我認為，自古以來由農耕時代宗法社會而孕生的中國人的需求觀，其根本使命在于三個方面：一是保證個體生命的存活，這是一切生命得以存續的前提;二是保障家庭血脈的延續，這是個體物理生命與精神生命的雙重傳承;三是維護家族命脈的繁榮，這是群體生活的價值所在，也是各種族群共同棲居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動力源。因此，整個社會與國家的特質是建立在血脈與宗法關系基礎之上的一種對生命與生活共同體的意義拓展。這種對生命與生活共同體的意義拓展歷程，孕生了中國人的獨特需求觀：對于個體而言，體現在保證個體生命存活的“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需求;對于社會而言，體現在保障家庭血脈延續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需求;對于國家而言，體現在維護家族命脈乃至民族命脈繁榮的“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需求。而且，中國人的這三層次24字需求觀，是相互連接且彼此交融的一體化需求觀，體現由物質到精神再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層層遞進關系，三層次的需求觀有機統一于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和合圖景”之中。

中國人的三層次24字需求觀，很顯然與現代西方民主制度所建構的基于保護私人財產權與政治自由的自由觀相去甚遠，甚至又因為農耕時代專制皇權主義的壓制——“通過肉體壓迫、意識形態控制和選擇性激勵，政權成功地迫使大多數民眾專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標”[9]——而呈現一種獨特的“退而求其次”式需求觀導向：“你們把國家治理好，讓我們過上好日子。”

因此，在充分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中國人究竟要的是什么，就能夠了解中國人究竟想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也更能理解選擇集權政治以及推進集權政治的轉型的艱難之處。

4、技術化時代執政黨的未來走向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是講講預測，即技術化時代執政黨的未來走向問題。如果你看過福柯的《規訓與懲罚》，你就會明白當權力走向權力技術時，一個社會對人身的控制就會加強，而技術化時代更增添了這種權力技術的廣泛應用性，更可能導致技術對人身的控制達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也是技術化時代存在對人的自由進行無孔不入侵犯的可能性。

當然，技術的發展也會讓對人的控制的組織成本、物質成本、時間成本大大增加，但無論如何，個體是難以與一個強大的組織或者政權進行對抗的。作為一個有使命感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不會也不應滿足于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而應將其自身的理想與民眾的理想、社會的理想、國家的理想和中華民族的理想有機統一起來。而且，還應該充分運用技術的發展成果，為全球化、技術化時代維護和推進民眾的公共參與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從而為執政黨創設可持續、高績效的執政合法性。

謝謝大家。（參考文獻：從略）

網載 2015-08-23 08: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