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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復基，字堯徵，亦作瑤臣，投筆從戎后易名汝夔，自號武陵器生，1885年1月20日出生于湖南武陵縣（今常德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代，他喜讀黃梨洲、顧炎武、王船山諸人著作，漸漸萌發民族主義思想。

1901年，劉復基慕名找到宋教仁，將宋迎到自己家，暢談時事，越談越投機，成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長3歲，每過常德必與劉復基相會。劉復基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響很深。

1903年，劉復基考入武陵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習。后來他父親在常德府城開了一家燈籠鋪，他隨父遷居府城，開始與會黨中人接觸。他性格豪放剛毅，目光炯炯，聲音洪亮，很有酒量，深受哥老會眾的敬重，擁戴他担任了湘西哥老會金鳳山刑堂。

1904年2月15日，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正式成立華興會，并確定了長沙起義計劃，決定分瀏陽、岳州（今岳陽）、常德、寶慶（今邵陽）、衡陽五路響應。宋教仁具體負責常德一路的發動和組織工作，劉復基從中協助。

這年10月31日，宋教仁自桃源乘船赴長沙，途經常德，夜宿五省客棧，與劉復基秘密會晤，委托他與楚義生兩人留守常德，負責常德一路響應長沙起義的工作。

當宋教仁到達長沙時，起義事已經泄露，清朝官吏正在追捕革命黨人，宋教仁便離開長沙赴漢口，經上海逃亡日本。劉復基藏匿于常德柳葉湖，幸免于難。

長沙起義失敗后，馬福益曾赴廣西暫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為根據地，與劉復基共同謀劃，重新部署起義，因事機不密，馬福益在萍鄉護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月20日押往長沙瀏陽門外被害。劉復基隱匿鄉間，并于1905年底東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紹于12月17日加入同盟會。

翌年春，劉復基奉命歸國，與胡有華等籌設中外各報代派所，秘密運送《民報》等革命刊物，往來于長江中下游各省，宣傳、發動革命，并在武漢加入日知會。禹之謨、寧調元發起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二烈士于長沙岳麓山，劉復基回湖南積極參與其事，他因這事被官府追究險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暫避。風潮過后，劉復基與蔣翊武等人在祗園寺設立湘西革命機關，再圖舉事。

12月4日，萍瀏醴起義爆發，全湘戒嚴，祗園寺機關暴露，劉復基被迫逃往上海，與蔣翊武協助傅君劍等人辦《競業旬報》。

1908年春，劉復基應胞兄劉星徵函召，來到漢口任《商務報》會計兼發行人。他利用報館這個陣地鼓吹革命，深入軍營，結納同志。當時軍隊中有群治學社組織，而《商務報》又以報道軍營消息為主，新軍中不少群治學社社員担任該報特約通訊員和訪事（記者），《商務報》逐漸辦成了群治學社的機關報。劉復基也成為群治學社的重要骨干。

1910年春，楊度迎合清廷需要，主張鐵路國有，借外債筑路，在湖南引起公憤，只得避居漢口，住在英租界既濟水電公司。劉復基聞訊，便集合群治學社同仁，借湖南會館開會，到會者100余人，群情激憤，公推劉復基等十余人為會議代表，揪楊度出席答辯。楊度拒絕出席，劉復基扭住楊度的辮子，拽出大門，遭到英國巡捕干涉，被羈留8小時才釋放。當時漢口知事馮簀袒護楊度，唆使英國領事將劉復基、詹大悲、何海鳴等人驅逐出租界。這件事對劉復基刺激很大，他對留住在漢口的母親傷心地哭著說：“天下如此多難，兒當為蒼生請命，請原諒兒不能隨時來探望老人家。”母親對此表示理解，支持他外出鬧革命。

《商務報》亦因登載楊度被揪新聞而被迫停刊。

這年4月，長沙發生搶米風潮，劉復基等人準備于4月24日發動起義，以響應搶米風潮。因走露風聲，起義未能如期舉行，群治學社也被取締，停止了活動。

也就在這年中秋節（9月18日），留鄂諸同志在黃土坡“開一天”酒館舉行振武學社成立大會，劉復基成為振武學社的重要骨干。該組織發展的對象主要是新軍士兵，各標營均設有代表。為了更好地聯絡新軍士兵，他毅然投筆從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書生，而新軍訓練極為艱苦，有人担心他吃不了苦，勸他不必當兵。他回答說：“我為復興祖國而奮斗，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還怕什么苦呢？”

劉復基入伍后，刻苦自勵，連老兵都自嘆弗如。他利用訓練余暇，推進社務，使革命勢力日益發展。第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一標一營左隊隊官潘康時，對革命組織多方掩護，漸為協統黎元洪所偵知，被革職。黎元洪委派他的親信施化龍任隊官。施化龍表面上與振武學社社長楊王鵬交好，暗中卻偵探他的一言一行，然后報告黎元洪。黎元洪又將楊王鵬等開除，振武學社也遭到破壞。

1911年1月30日，兩湖革命黨人以團拜為名，在黃鶴樓召開了新軍代表大會，決定將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由蔣翊武任文學社社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3月15日，文學社在黃土坡招鶴酒樓召開正式代表會議，除詹大悲等少數報界人士外，幾乎全是士兵。由于蔣翊武、劉復基的共同努力，他們兩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標成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義前夕，文學社已發展3000多人人社，是湖北新軍中人數最多的革命團體。

1911年4月27日發生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后，清吏加強防范，不少革命黨人也因失敗而產生悲觀情緒，針對這種情況，劉復基請長假離開部隊，不顧個人安危，匿居武昌閱馬廠文昌閣，每日輪流往來于各標營，了解情況，傳遞信息，互通情報，使新軍戰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奮，革命意志更加堅強。

5月10日，文學社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再次召開代表大會，決定在小朝街85號張廷輔寓所樓上設立總機關，劉復基被推駐社辦公。會后，劉復基離開軍營，進駐小朝街總機關，專事文學社的組織領導工作。文學社以《大江報》為機關報。該報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惡政府”為主旨。劉復基和蔣翊武等均為該報撰文，凡有軍中克扣軍餉、不合輿情之處，盡情揭露，不留余地。軍中官長畏報如虎，新軍士兵則愛報如珠。7月26日，《大江報》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著名時評。8月1日，鄂督瑞徵以《大江報》“擾害治安”的罪名，將其查封；經理詹大悲，主編何海鳴亦遭逮捕。外間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新軍中文學社社員躍躍欲試，劉復基星夜馳赴各標營告誡士兵務必謹慎從事，不可無組織行動。他反復叮嚀說：“望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靜候時期之將至。對非社員之態度宜溫和，使感情融洽，萬勿樹敵，此于本社前途關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別注意焉！”在革命形勢遭受嚴重挫折后，兩湖革命黨人又很快度過了難關。

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軍在各州、縣相繼起義，全川震動。湖北當局將三十一標和三十二標調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又下令調動部分標營至邵陽、岳州、宜昌、襄陽等地駐防，限9月12日以前準備完畢。文學社社長蔣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犧支等將隨營啟程，對于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人們議論紛紛。劉復基召開文學社緊急代表會議，號召各同志努力奮斗，以期突破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義，分駐各處同志如能迅速響應，其效更大。不必因此驚慌失措。待起義計劃擬定之后，“即派人往各處通告”。

接著，劉復基指定駐防宜昌的四十一標一營的唐犧支負責與調往四川的三十一標和三十二標聯絡，占領宜昌；駐防襄陽的馬隊八標三營章裕昆、黃維漢負責與開往鄖陽的二十九標三營聯絡，屆時響應。留駐武昌的馬隊八標一營和二營則由熊楚斌等三人負責。蔣翊武駐防岳陽期間，由王憲章和劉復基兩人負責文學社的領導工作。劉復基的出色工作贏得了革命黨人的一致好評，時人贊譽他為“文學社的諸葛亮”、“革命黨中之一智囊”。

當文學社在軍中迅速發展組織的時候，湖北革命黨人的另一個革命團體共進會也由發展會黨轉而著手運動新軍，因發展對象相同，時有摩擦發生，劉復基作為文學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力主兩團體聯合一致、共同反清。9月1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兩團體骨干在武昌雄楚樓10號劉公住宅召開聯席會議，大會由劉公主持，孫武首先報告開會宗旨，繼由劉復基發言，他說：“我們向來是合作的，不過以前的合作是消極的合作，今后要積極的合作。現在革命形勢，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本人建議，我們到了與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時候，應該把文學社、共進會名義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黨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個死活，‘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希望全體同志群策群力，鋌險以赴，再不存門戶之見，多所顧慮了。”

劉復基的建議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兩團體合作已成定局。9月24日，文學社、共進會兩團體重要骨干及各標、營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號胡祖舜寓所召開大會，孫武主持會議。會上，劉復基報告所擬《人事草案》和《起義計劃》。經過討論，獲得通過。會議還決定在漢口成立政治籌備處，設在漢口長清里98號熊晉槐寓所原共進會總機關，加緊趕制起義時所需的旗幟、印璽、文告等；在武昌成立軍事指揮部，設在武昌小朝街85號原文學社總機關。以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劉復基為軍事指揮部調查部副部長，兼常駐籌備員，負責籌備起義的各項具體工作，諸如用兵方略，調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這次會議確定中秋節（10月6日）起事。

9月24日會議剛剛結束，孫武尚未離開胭脂巷，忽然聽到有人說南湖炮隊發生事變。炮隊同志孟發承前來報告事件發生經過：“駐扎在南湖的八標炮隊第三營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錫玖請長假離營，同營兄弟為他們餞行，正當飲酒猜拳時，排長劉步云斥責他們不該酗酒，表示要嚴懲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黨人霍殿臣、趙楚屏等盛怒之下擁入軍火庫、拖出大炮，填入實彈，準備暴動。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趙等數人見狀逃匿。張彪得報，令馬標統帶喻化龍派隊彈壓，并追捕肇事炮兵。”孟發承報告經過后又補充說：“事前無準備，今天發動恐不易成功，不發動又不知后果怎樣？”孫武等人亦猶豫不決，適劉復基去而復返，大家請他解決這一問題，劉復基說：“頂好請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動作起來，那么我們就應通知各營響應；如僅限于少數同志，就叫他們趕快換裝逃避，以免影響全局。”

后來得報，炮隊中的下級軍官，因怕上級官長懲辦，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數人而敷衍過去。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黨人仍按原計劃行事，一場風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隊事件之后，清吏加強了偵察防范，由于長清里98號機關人員出入頻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貞担保租借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房屋一棟，10月7日政治籌備處機關遷入其內。起義時間原定于10月6日，又因湖南焦達峰于9月28日派人報告“準備不足”，請延緩至10日，最后決定10月16日湘、鄂兩省同時發難。一切準備工作正在加緊進行，然而意外的事故發生了。

10月9日下午，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試制炸藥失慎，引起爆炸，孫武面部及右手炸傷，被送往法租界同仁醫院友人徐鳳梧處藏匿醫治，所有旗幟、袖章、關防、文告、名冊等均被俄國巡捕搜去，清吏擬按名索捕，形勢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蔣翊武向官長托詞告假，已從岳州趕至武昌小朝街85號軍事指揮部。這時，劉復基、王憲章、彭楚藩、蔡大輔等人正在討論起義計劃。至下午，有人前來報告漢口寶善里失事的消息，劉復基堅決主張當晚立即起事。他說：“與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時

舉義，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經過討論，眾人一致決議于9日夜半發動起義。劉復基當即草擬起義通知，定于9日晚12點鐘城內外同時舉事，以城外炮聲為號，起義部隊左臂系白布為標志。并對各標營攻擊目標進行了具體分工。這個簡短的通知對武昌首義起到重要作用。蔣翊武閱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寫若干份，派同志分頭向各標營代表及機關傳遞。通知發出后，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牟鴻勛、陳宏誥、龔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號機關，等待各營舉義。當晚機關部人聲鼎沸，往來請示舉義者絡繹于途，劉復基開啟留聲機，放送音樂，借以掩護。劉復基認為，此處為起義指揮部，自然需要有人駐守，但也是很危險的地方，不宜人數太多。他幾次催促同志們離此險地，但大家都不愿離去，他誠懇地勸潘善伯說：“孫武生死未卜，品三（鄧玉麟，字品三）、樹三（陳磊字樹三）正去送通知，十分危險，革命者雖然不怕犧牲，但可以避免的危險應當盡力避免，何必讓敵人一網打盡了呢。”他一直將潘送至樓下，方才上樓。

到了深夜，指揮部忽然聽到緊急敲門聲，劉復基知有變故，斬釘截鐵地對周圍同志說：“你們趕快翻越樓窗逃走，我去對付。”

他手持炸彈，站在樓梯口守候清軍從樓下破門而入，沖上樓來，劉復基向上樓的清軍投擲炸彈，匆忙間未拉引線，炸彈未爆，清軍蜂擁而上，劉復基被捕，同時牟鴻勛、陳宏誥、龔霞初一道被捕，蔣翊武跳窗脫逃，彭楚藩身著憲兵制服，本可冒充前來拿獲黨人的清方軍警，但他誓與革命黨人同生死，自己承認為革命黨人，與劉復基同時被捕；楊宏勝在給工程營送炸彈途中被軍警發現，楊回頭投擲炸彈受傷被捕。他們被押到總督衙門。當晚各革命機關被捕的多達30余人。

清湖廣總督瑞徵連夜在督署會審，以參議官鐵忠為主審，漢陽知府雙壽和武昌知府陳樹屏為陪審，瑞徵坐在簽押房幕后指揮。鐵忠問劉復基：“您的黨羽有幾多？快快講來我。”

復基回答說：“除了彼一般清奴漢奸，皆是我的同志。還有什么問頭，將我快快殺了罷。”

鐵忠報告瑞徵，瑞徵連說：“殺！殺！殺！”

10月10日凌晨，劉復基連呼“同志速起，還我河山”等口號，和彭楚藩、楊宏勝英勇就義于武昌湖廣總督署東轅門外。時年26歲。

常德市人民政府網易銘 2011-11-28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