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壽潛，晚清立憲派的領袖人物。辛亥革命爆發，杭州新軍起義，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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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麟，安徽巡警學堂堂長。1907年7月6日，在巡警學堂畢業典禮上用短槍擊斃安徽巡撫恩銘，被捕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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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發，1911年自任紹興軍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失敗后，遭浙江都督朱瑞軟禁，隨后被槍殺于杭州陸軍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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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別號競雄，自稱鑒湖女俠，1907年起義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就義于紹興軒亭口。、

“金發強盜”

在1908年陳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發在嵊縣當強盜頭子，嵊縣人稱他為“金發強盜”，并且這個名字也迅速具備了嚇阻小兒夜哭的功效。王金發還做了一件事：他潛回紹興，殺掉了據說向貴福告發秋瑾謀反的紳士胡道南。陳其美稱王金發為“今之聶政”，除去稱道他的暗殺技術高明之外，“有仇必報”的性格特點也在其中。

浙江立憲派領袖湯壽潛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誰也說不清。反正王金發相信，浙江巡撫張曾揚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詢過湯壽潛的意見—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與革命黨結下死仇，善耆可以放過汪精衛，端方可以放過孫毓筠。安慶案發，徐錫麟被捕，藩臺馮煦再三為他開脫。張曾揚為何不能放過紹興一名尚無革命實據的女人？

據說湯壽潛極力慫恿張曾揚“殺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紹興之舉。無論是否真事，王金發曾誓言要誅殺湯壽潛，并屢次向陳其美提及，陳其美則竭力勸阻，稱湯壽潛“人望所歸”，將來浙江光復還要借他的助力。王金發雖然是光復會出身，對引領自己復歸革命之路的陳其美倒很服氣，雖然從此不提刺湯，但要他甘心奉湯壽潛為浙江都督，那是萬萬不能。

杭州光復，王金發是敢死隊長。浙江自從徐錫麟、秋瑾先后蒙難，光復會眾星散，人心頗顯蕭散，以至于光復前夕，新軍、憲兵、諮議局，商量不出一個都督人選來，在上海代表的反復催促下，才決定獨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軍只有正規槍炮，不利機動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隊，自備炸彈手槍。于是王金發率眾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戰，敢死隊沖鋒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當年的學生。

王金發的敢死隊，光復后就住在藩臺衙門。他聽說推舉出的都督是湯壽潛，拒絕浙軍政府的財政官員進入藩庫查點。最后軍政府派來了一個與王金發私交甚好的嵊縣同鄉，才能單身進入藩庫檢視，發現里面只有制錢，沒有元寶。

王金發到上海告狀不果，回浙后不理浙軍政府，帶上敢死隊里的嵊縣人，直赴紹興。金發強盜的號召力也真大，散處全浙的嵊縣光復會員，聽到消息也紛紛來投奔。王金發入紹興時，只是幾十人槍，很快擴充成一個團，跟著又擴為一個旅，甚至有計劃成立一個師或軍。

王金發來之前，紹興聽說杭州光復，馬上也宣布了獨立。紹興分府的府長是前知府程贊清，職官以舊鄉紳為主，還則罷了，治安科長章介眉，那是王金發的眼中刺肉中釘。

捉放章介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撫衙門當過“折奏師爺”。紹興是師爺之鄉，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鄉，勢力可想而知。

讓人奇怪的是，章介眉與秋瑾，或紹興革命黨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當時傳說與史書記載，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貴福殺秋瑾，是他極力慫恿“先斬后奏”，還代擬了給朝廷的奏折，徐自華、吳芝瑛為秋瑾在西湖邊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讓浙江巡撫增韞平毀了秋墓—章介眉這樣做，所為何來？沒有人知道。

大家何等熟悉魯迅日后被選入中學課本的這段話：“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于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后，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魯迅全集》的注釋說“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這段話指的當然是章介眉。但杭州光復消息傳出，紹興立刻成立了軍分府，宣布獨立。這至少說明從知府程贊清，到鄉紳章介眉，決非大清朝的死忠頑臣。既然三年后見風轉舵，何必三年前趕盡殺絕？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論事實如何，王金發懷著深仇大恨，卻終于沒能砍下章介眉項上人頭，是因為章介眉與山陽縣令姚榮澤一樣，并非一名地方過氣官吏那么簡單，背后也有著龐大的紳商勢力。不妨說，這二人是江南士紳的代表符號。在革命之前，江浙紳商，從來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紳盡力桑梓的一種表現。光復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現，贖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關系著紳商集團人心是否安妥，也關系地方局勢能否平定，進一步說，關系著江南能否成為革命穩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黨人的北伐大計。

王金發雖被人稱為“莽男兒”，但并非真的有勇無謀。他以“有要事商量”為由，將章介眉誘至知府衙門逮捕。就在王金發派兵封鎖章宅，調齊章介眉與秋案相關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認為章介眉死到臨頭之時，他終于還是放過了這個為秋瑾報仇的大好機會。

黃興從南京派人來為章介眉說情，只是一個信號，顯示出王金發受到的壓力有多大。王金發治紹期間，處決了五十多名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無人敢管，浙江都督湯壽潛還贊其為“英雄”，但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個紳商集團都在向新政權施加壓力，不然何至于驚動遠在南京的黃興？王金發若殺章介眉，不僅是與紹興一城的士紳作對，更有可能導致江浙革命黨與紳商集團的大內訌。

章介眉雖像姚榮澤那樣死里逃生，但吃的苦頭也不少。在候審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游街示眾，王金發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頭頂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著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為了贖罪，章介眉捐出了家產的一半（三千畝田產，現洋五萬元）給紹興軍政分府。據說章介眉住在鄉下的兒媳在王金發來后被亂兵強奸，恨他的人會說這是“報應”，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當上了袁世凱的高等顧問，而王金發二次革命失敗，賦閑杭州，你說章介眉會不會報復？

大做王都督

王金發釋放章介眉，山會師范學校校長周樹人極不以為然。周樹人后來一直在著作里諷刺“咸與維新”這一策略性的統戰口號。他對老同學、老朋友王金發來治紹，肯定寄予厚望，認為在他治理下，紹興能夠面目一新，實現徐錫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發頗令他失望，盡管有些雷厲風行的手段，如釋放獄囚、公祭先烈、平糶施賑等，但他與紳商妥協（如釋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縣同鄉）、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著銀元回嵊縣還債），這些風習，當然很惹理想主義者的不快。因此魯迅在文章里揶揄道：“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了，天氣還并不冷。”

單看這樣的記載，似乎王金發已經變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實王金發至少對老朋友還不算壞。第一次在光復后的紹興見面，范愛農看著王金發的光頭有趣，毫不客氣地上前摸了摸，說：“金發哥哥，儂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發都督肯定有些發窘，但也無可如何，接著便委派范愛農做了師范學校學監。據他的手下回憶，王金發在紹期間，一直保持著“欺上而不傲下”的風格：“對于紹興的地主紳士，發現錯誤狠狠批評，不留情面。對老百姓總是笑嘻嘻，態度很和氣。所以許多紹興老百姓見了他，都叫他‘金發哥’。”一萬多人的部隊，滋擾百姓的事情很少發生，連他部下的一個連長，都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紹興舊紳士的烏煙瘴氣，我們很看不慣，都把他們當做革命的對象”。

然而王金發沒有力量，也無意改變紹興的社會形構。他來紹興，主要是想利用紹興盛產錫箔與老酒的富庶，練軍北伐。此計劃深受孫中山的欣賞，稱王為“東南一英杰”。問題是，練兵要錢，王金發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紳商，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賦，弄得紹興豪紳罵他是“歷朝以來最壞的官府，是蠻不講理的都督”。王金發討厭士紳，不允派兵鎮壓抗租佃農，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鄉硬收田租，農民當然也不滿意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糶施賑之類的新政只到出告示為止，根本無法推行，民間歌謠唱道：“同胞，同胞，何時吃飽？都督告示多，日子過不了！”又有民謠罵王金發及屬下，“吃的油，穿的綢，早晚要殺頭！”上下交訐，“金發禍紹”之名傳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孫中山深知王金發的苦衷，特地通電杭州，為王金發及其手下“辯誣”，要求查問“紹興公民孫杰等”“捏詞誣控，系何人指使？按律嚴究，以銷隱匿而雪冤誣”。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后，孫中山還讓黃興任命王金發為南京留守府顧問官。

王金發治紹八月，被迫離開，他不肯便宜后任，況且還想著北伐，在任所得軍費一概帶走，一清點，發現尚余四十多萬。他自己都沒想到。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禍紹”的名聲何來。王金發走后，浙江革命黨勢力便日漸消減了。

王金發死于1915年6月2日，33歲。離他敬愛的秋瑾蒙難，將及八年。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遷移，從紹興城郊遷至城門外，又再遷至西湖西泠橋側，被平毀，再遷回紹興嚴家潭，1909年遷往湖南湘潭與其夫合葬，長沙光復后遷往岳麓山，1913年又遷回杭州西泠橋。

王金發被槍決前，住在杭州一個月，浙江督軍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縱酒西湖，時時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墳墓。這，大概是他臨終歲月中的最大安慰了。

晚清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