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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運動”

延安整風有四個層面，《紅太陽是怎么樣升起的》這本書只是片面放大了第二個層面。它的第一個層面是公開宣傳的“整風”，反“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第二個層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擊國際派，團結中間派，奪取領導權。

第三個層面是“整軍”，也就是糾正國際派和中間派奉行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確保中共對已經編入國民黨軍隊序列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在抗戰中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

當時黨內高層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來在內，覺得一切要以抗日為重，軍隊要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但是毛澤東腦子還比較清醒，首先是蔣介石指揮打仗水平不行，正面戰場抵抗不住日本的進攻，把中共這點本錢拿去打正面的陣地戰，很快就會拼光的，國民黨也很樂意這么做;其次是蔣介石隨時有可能放棄抗戰，以犧牲部分國土為代價換來和日本人聯合剿滅共軍，東三省就是前車之鑒。在這種情況下，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軍隊要獨立作戰，按照自己制定的游擊戰加運動戰的方針來打，配合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但不是服從他們的調遣。雙方是合作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要對抗戰以后才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新兵加強思想教育，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不能把國民黨當上級。

此外，延安整風還有第四個層面，這個層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黨”。

要通過整風和整人，在組織上、思想上、路線方針上徹底擺脫蘇聯的控制，實現中共的完全獨立，最終完成從“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向一個完全屬于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過度。

這第四個層面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整風只進行到第二個、第三個層面，把國際派打倒了、把“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路線否定了就完。但是在黨內那種把蘇聯當成上級，把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當成是權威解釋，把來自蘇聯的指示當成是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決定。那么就算這次打倒了王明，過幾年黨內如果再出現路線斗爭，蘇聯又可以派個“欽差大臣”過來充當最終仲裁者。

而且，蘇聯這次派王明來干涉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質區別。以前的干涉出現錯誤，是因為蘇聯的共產主義領袖們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是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但他們跟中國共產黨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為了中國共產黨好。是好心辦壞事。而這一次的干涉，是因為歐洲戰場局勢緊張，斯大林希望拉拢蔣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東北對蘇聯的威脅。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惜犧牲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讓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交出軍權。也就是說，所謂世界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斯大林，在蘇聯的國家利益和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利益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選擇了前者。我們不能說斯大林這樣的選擇是錯的，但肯定是中國共產黨不能接受的。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里面對這個事實輕描淡寫，說是王明這個人能力不足，不能從蘇聯要到軍事援助，所以毛澤東利用這種不滿來攻擊王明。這是很膚淺的。這不是王明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戰略選擇。抗戰開始以后，蘇聯竟然大規模向國民黨援助軍火，而只向共產黨提供各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中共內部戲稱為，“軍火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展的整風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場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運動，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國際派奪權，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人向蘇聯奪權。前者只需要高層斗爭就能實現，后者則必須全面整黨，所有黨員都要接受這種思想意識的改造。

但是，這第三個和四個層面又不能挑明了說，因為只是追求獨立，不是徹底退出統一戰線，更不是要跟蘇聯決裂。日本人還是要打的，蘇聯的社會主義老大哥地位我們還是要承認的，以后需要幫忙的地方還很多。要給蘇聯，給斯大林留夠面子，總不能直接說斯大林同志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吧。

所以，延安整風在表面上，說是整頓黨風文風，看起來像是簡單的思想教育工作。實際上，有兩條線在暗中展開：

一是全面號召大家要承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承認本土派的代表毛澤東在革命中的領袖地位，對以前的錯誤路線進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讓大家充分理解：蘇聯的指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當成最高權威;

另一個呢，就是要嚴格審查抗戰以來到延安或者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的人員。這些人哪些是沖著共產主義來的，哪些是沖著抗日來的，哪些是國民黨的特務，要搞清楚。因為那個時候國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來或者加入八路軍，不是說我信仰共產主義，而是說我要參加抗戰。這些人共產黨也歡迎，但是具體態度要搞清楚，以后跟國民黨開戰了才能區分什么樣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于共產黨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國民黨抓起來關在監獄里的共產黨員也給放出來了。這些人當中有誰是堅持斗爭的，哪些是屈服認輸的，哪些是變節投降的，都必須要搞清楚。這個工程非常浩大，當時又沒有個人檔案管理系統，身份證戶口本也都沒有，只能是你自己寫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給你寫證明，互相對照看看有沒有撒謊……這中間出現很多差錯，很多人覺得自己很無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個書的作者呢，就利用這種延安整風的口號和實際做法的差異，大量考證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后扣到毛澤東頭上：你看你，口頭喊的是整頓學風文風，實際上大搞個人崇拜，對不相信你個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審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權我們理解，那打倒王明這些人就可以了嘛，為什么還要批倒斗臭，把下邊的人也搞這么慘?

按照這個邏輯，那毛澤東當然是個壞人，是個大陰謀家、權力狂。但是延安整風實際上要同時完成兩大戰略任務：

第一，讓中國共產黨徹底擺脫蘇聯的控制，成為一個獨立的本土化政黨;

第二，保證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為即將到來的國共戰爭做好組織上思想上的準備。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在戰場上死去，還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輾轉死于溝壑”。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所要做的事，是扭轉乾坤。從這個角度來看，則毛澤東發動這場整風運動，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改造和審查，其嚴厲程度并不過分。

四、毛澤東的懺悔

就在蘇德戰爭爆發和延安整風之前，蘇聯剛剛進行了一輪類似的“整風運動”，它的目的，也是在于對蘇聯共產黨建黨的各種路線方針進行總清算，統一政治路線。在這場被稱為“大肅反”的運動中，最高領袖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冷酷無情的手法來鎮壓黨內反對派：領導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5人被處決，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選出的71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殺外，只有19人活下來，其余均被處決或自殺。在中層和底層中間被處決的人數更多。

所以我還是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斯大林這種做法，才叫“樹立自己在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毛澤東這種讓大家參加學習班、寫思想匯報、開會批斗的方式，離建立絕對統治地位還遠得很。你要用我們今天在和平時期、法制建設比較完善的標準去評價老毛的這些做法，那肯定是問題多多。但要是跟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斯大林比較一下，毛澤東這么做簡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薩心腸，用思想改造來取代“肉體消滅”，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1.痛苦的肅反

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派當權的時期，受蘇聯的影響，也喜歡在黨內軍內搞肅反。那時候生存環境很艱難，國民黨特務滲透的很厲害，一不小心就會被連窩端了，所以通過各種嚴刑逼供等手段審查特務，制造了很多冤案，殺錯了很多人。這樣的肅反活動是什么時候終止的呢?就是在毛澤東掌權以后。

也就是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中共內部再也沒有搞過成批殺人的肅反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種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也沒有因為政治問題殺掉一個黨內的中高層。有一些像張志新、遇羅克這樣的人確實是被冤殺了，但他們只是普通黨員，死刑命令不需要經過毛澤東批準。這是他控制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批準的、涉及政治問題的死刑申請，全部都被他否決了。從延安整風提出“一個不殺”的口號開始，毛澤東把這個“黨內斗爭不殺人”的原則堅持了一輩子。新中國的開國元勛們，沒有一個死于處決或者事實上的處決(比如關起來不給飯吃餓死或者被毆打致死等)。

毛澤東為什么要有這樣的堅持?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紅軍時期肅反擴大化的教訓。那個時候在國際派的領導下，所有的革命根據地都在搞肅反：鄧發的閩西、賀龍和夏曦的二方面軍、張國燾的四方面軍，也包括毛澤東的江西根據地，都搞的很厲害，都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有些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成千上萬的紅軍戰士被冤殺。

最扯的是鄧發在閩西搞的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肅反，是因為蘇聯那邊在搞這個，國際派那幫人就學著蘇聯開始干。你想在福建的大山里頭，手機電視電話廣播報紙全都沒有，只有幾臺電報供領導人跟中央聯絡，怎么會有人受到東歐那邊的“社會民主黨”的滲透?誰知道第二國際的主張跟第三國際的主張有啥區別?但就這樣，鄧發領導的閩西肅反也殺了好幾千“社會民主黨人”。

這個時期毛澤東也曾經頭腦發熱，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但是像《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里面，把主要責任歸結到毛澤東頭上，也是不對的。如果其它根據地都沒有肅反，唯獨毛澤東的江西在搞肅反，這樣說當然可以。但實際上是所有的根據地都在搞肅反，且大部分都搞的比江西還厲害，這就不能說是毛澤東的主要責任了。

2.“一個不殺”

在黨的七大上，毛已經完全掌權以后，他就說：“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他用了“極痛苦”這個詞來描寫當年的肅反，這是黨和紅軍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這種痛苦和錯誤的方式，就是下定決心，絕對不能再讓濫殺人的肅反運動重現。《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里邊說啊，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里面忍著沒有殺人，是因為蘇聯的干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對整風擴大化的電報以后才被迫收斂的。但問題是毛澤東“一個不殺”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電報之前就下達的。作者也承認這一點，只好說：毛澤東說這樣的話，只是為了顯示自己寬大，實際上整風擴大化的勢頭根本沒有終止，毛澤東也不想終止，是收到電報以后才被迫將假話變成實際行動的。

這種邏輯很難去辯駁它：反正好話都是虛偽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么反駁?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看一下，等中共統一中國、打贏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況下，誰也不用怕的毛澤東是不是繼續這么說、這么做?還是說終于露出獠牙，老子要大開殺戒了，誰也管不住我了?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做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里面專門提到了如何處置反革命：

“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

什么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可能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

但是，要不要立條法律，講機關里的反革命一個不殺呢?這是我們的內部政策，不用宣布，實際上盡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丟個炸彈，把這個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說殺不殺?那就一定要殺。

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把前面這些話，跟毛澤東在七大上的講話對照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他對紅軍時期肅反問題的反省是很真誠、很深刻的。

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些人都是毛澤東親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黨員。但是他堅決不準殺掉這些人，一方面是要留有余地，避免殺錯;另一方面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頭一開始殺人，下面就會蜂擁而上，跟著殺掉一大批人。所以制止政治斗爭亂殺人的方式，就是對上面的這些反革命頭子，一個不殺。像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些人，如果殺了，下面那些跟他們有牽連的人，很多就會跟著被殺掉。那些小人物是毛澤東顧不過來的，不可能一個一個的去審查該不該殺。如果“首惡分子”都留著不殺，下邊受牽連的人就沒有道理要殺掉了。

此外，毛澤東還認識到一個道理：“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不管是批斗也好、撤職查辦也罷，只要不殺頭，很多人還是有勇氣說真話的。不殺人，就始終給人保留了希望，只要你堅持的東西真是真理，將來總有翻盤的一天。這樣，黨內斗爭就可以控制在比較理性的范圍內。

這種理性化的處置方式，使得中國最終走上了跟蘇聯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大部分人，只要身體比較好、心理沒有想不開自殺的，都成功熬過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么那么順利，因為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只是被暫時打倒了，沒有像斯大林的肅反一樣直接從肉體上消滅。只要路線方針一走上正軌，這些人馬上就可以出來工作，整個社會沒有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在各行各業，馬上就涌現出一大批經驗豐富的高級人才。被冤枉的人肯定不會喜歡文革，但大部分跟文革也沒有帶血的仇恨，既然已經結束了、平反了，“四人幫”也抓起來判刑了，大家也就可以接受鄧小平提出“團結一致朝前看”的思想，一起搞建設，而不是去清算以前的事情，沒有像斯大林死后那樣，出現“匈牙利事件”等社會動亂。

如果毛澤東像斯大林一樣，把反對他的高級干部都殺掉了，那么等到1990年前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時候，沒有鄧小平、陳云、王震這些老革命鎮著，黨內軍內掌權的都是一些沒有經歷過長期考驗的新人，中國很有可能就跟東歐、跟蘇聯一樣，陷入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出現內戰，新疆西藏這些地方有可能就分裂出去，我們今天就像南斯拉夫、烏克蘭、俄羅斯一樣。誰要還說什么中國崛起、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類的，恐怕就像神經病說夢話一樣了。

五、殺與不殺之間

當然了，話又說回來，真正心慈手軟的人肯定當不了革命領袖。慈不將兵嘛，對不對?毛澤東的“一個不殺”是僅限于政治斗爭范圍內，對于武裝起來的敵人，他消滅起來是毫不手軟的。還有就是有血債的，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往屋子里丟炸彈”的反革命，該殺還是要殺。比如建國后的鎮壓反革命，很多地方的“東霸天”、“南霸天”這種黑社會、會道門頭子就狠狠的殺了一批。

對此，崇新岳先生在他的天涯博文《高崗事件的來龍去脈》里面歸納了一條，我覺得歸納的非常好，就是說只要你是出于“為公”的心，不論犯了多大的錯誤，毛澤東都不殺。但是如果是出于個人的私欲，他是毫不手軟的。

最典型的就是劉青山、張子善，這是兩個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高級干部，他們并非毛的反對派，但是貪污了公款，毛澤東毫不猶豫的下令槍決，誰求情也通不過。像鄧小平這種橫跨黨(當過總書記)政(當過副總理)軍(當過大兵團政委、淮海戰役前敵總指揮)的實權人物，跟老毛明顯不是一條心的，竟然一不殺頭二不坐牢三不開除黨籍，毛澤東還特別關照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他表現出一點悔改的意思，很快又提拔上來重用，原因是“人才難得”。兩相對比，就可以看出毛在用人和殺人方面的這種氣度了。這種人說是偉大領袖，過不過分?我看一點也不過分。

還有一個很經典的對比。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處理手下的功臣殺人案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態度。

1935年，蔣介石的愛將、黃埔嫡系張靈甫因為懷疑妻子不忠而將其槍殺，此事震動全國。蔣介石下令嚴懲，關了一年之后法院判了死刑，但是蔣介石又宣布念其有功于黨國，不予執行。等到抗戰開始以后，便以國家急需人才、將功贖罪為由把張靈甫給放了出來，官復原職，繼續當將軍。

張靈甫殺妻案兩年后的1937年，紅軍將領黃克功——他在長征途中為毛澤東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婁山關兩次最得意的戰役立下過大功——因為女朋友劉茜要跟他分手，不忍其忿，將劉槍殺。此事也在延安引起轟動。黃克功給毛澤東寫信，承認了罪行，要求上戰場將功贖罪，表示想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最終決定將其公審并處決，并且在宣判的時候委托審判長雷經先公開宣讀了他寫的一封信：

“雷經天同志：

你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

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體恤。

毛澤東

1937年10月10日”

——這樣一封信，今天讀起來，仍然有一種讓人感動的感覺。蔣介石為什么會以絕對優勢之兵力而完敗于毛?從這封信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此外，毛澤東從上井岡山開始，就自創了一條很變態的規定，叫做：“優待俘虜”。這個東西也是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就是老毛自創的。簡單來說，就是對于被俘的敵人，不準打罵虐待。普通的士兵，愿意加入我軍的，就加入，不愿意加入的，就地遣散，而且還要給他們發錢，當作回家的路費。至于他是回去再加入國民黨，還是真的回家，我們不管。那種回去繼續參軍，下次又被俘虜的，怎么辦?不管被俘多少次，一律繼續發錢遣散。

被俘的高級軍官屬于戰犯，不放，但是也要優待，一個不殺。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二十多年里，毛澤東指揮的軍隊俘虜了無數國軍將領，但被槍斃的只有一個張輝瓚。這家伙在“圍剿”期間燒殺搶掠，殺了很多根據地的老百姓，民憤極大。被俘虜以后，毛澤東和朱德還商量說張輝瓚這個人是正規軍事科班出身，可以讓他當個教員，給我們上課講講軍事知識。但是命令還沒有傳達下去，前線的指戰員，在憤怒的士兵和群眾的壓力之下，就已經把張輝瓚給槍決了。所以實際上毛澤東對于敵軍將領，也是跟對待政治對手一樣，是堅持“一個不殺”的。

為什么呢?因為戰場上殺人，跟政治斗爭中整人一樣，都是實現政治路線的必要手段。我們跟敵人交戰，雙方都是為了讓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線得到執行，都是“為公”。這跟那種當地方惡霸，為了自己的利益欺壓甚至殺害普通百姓的“東霸天”、“南霸天”不是一個性質。后者是為私，在鎮反運動中就統統殺掉了，殺起這些人來，毛澤東是眼睛都不會眨一下;前者是為公，殺的人數量比前者還多，但是被我們抓住了就一個不殺，不報復。像后來淮海戰役里面被俘的黃埔將領杜聿明，他指揮的軍隊殺死的共產黨人，哪個地方惡霸比得上?但被抓以后坐了幾年牢，建國后沒多久就給放了出來，還當了政協委員，后來還當上了政協常委，單論級別的話，比他在國民黨那邊還要高，活到了1981年，老毛死了他都還沒死。這種公私分明的氣度，古往今來，有幾個領袖能夠做得到?這個政策我之所以叫它“變態”，是因為它違背人性——喜歡報復的人性。毛澤東能夠克服這種戰場上的仇恨，公正對待自己最大的敵人，讓人不得不服。

所以，我們看，跟斯大林比，毛澤東知道什么樣的人不該殺、不能殺;跟蔣介石比，毛澤東懂得什么樣的人應該殺、必須殺。不是當老好人，也不是濫殺無辜，而是把這個公與私、寬和嚴分得很清楚、很讓人信服。像這個羅瑞卿大將，是毛澤東的親信，但是在文革的時候，毛澤東親手把他打倒了。他覺得很冤枉，憤而跳樓自殺，摔斷了腿。毛澤東聽說了，也不說要調查一下有沒有冤情，而是很不屑一顧的說羅瑞卿這個人沒出息，這么點事兒就自殺。后來在文革里面羅還被關進了監獄。但是當他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竟然傷心得流淚，不顧病體帶著妻子、拄著拐棍去向毛主席像鞠躬。這不是說羅瑞卿這個人有受虐傾向，或者覺得自己被整得好、整的對，而是因為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間長，知道毛澤東這個人不管是提拔你還是整你，是整錯了還是整對了，他都是出于公心，不是私仇。

六、斗爭與團結之間

把關于毛岸英和延安整風的謠言分析清楚了，我們來總結一下，說這個毛澤東為什么能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千年才出一個的領袖人物。

所有原因當中，最重要的是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能把隊伍帶到正確的方向上去，在戰場上打贏敵人。這方面的東西我黨一直在大力宣傳，我就不多說了。

除此以外，我覺得至少還可以提取出三條。

首先，領袖人物做事情要以身作則。

毛澤東在井岡山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從黨的決定，所以他的軍隊紀律嚴明;毛澤東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兒子送到最危險的戰場上去，并且真的犧牲在那里，所以他的軍隊在朝鮮視死如歸。花言巧語說多了沒用，關鍵看你自己在關鍵時刻怎么做，下面的人都是睜著眼睛看的。

在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慘遭屠殺的時候，沒有當過一天兵、沒有上過一次戰場毛澤東就敢帶著部隊造反。再看王明，一見大革命失敗，呆在中國有被殺頭的危險，他就溜回蘇聯去了。等到老毛他們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長征到了陜北，開打抗日戰爭了，跟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他這才坐著飛機到延安來爭奪領導權了。兩相對比，高下立判。像王明這樣的人，你再聰明、水平再高，大家怎么會服你的領導?

第二，要擺平山頭，而不是打壓山頭

毛澤東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時候專門就山頭問題講過一段話：“山頭，它是一個客觀存在著的東西，不能簡單地宣布取消了事;我們的原則應該是承認山頭，削弱山頭，最后再消滅山頭。”

削弱和消滅山頭的前提，是承認和照顧山頭。一個團隊在創業成長的過程中，不同時期加入進來的、不同背景的人……總會形成不同的山頭。不能簡單的把這些東西視為“小團體主義”，一味的打壓。解決的關鍵是公平對待，而且還要適當的照顧平衡，對于比較弱勢的山頭，要略微有點優待。讓各個山頭的人都感覺到：領導是公正的，這個團體里面，并不需要依靠自己這個山頭來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這些山頭就會消失。

如果領袖人物自己獨占山頭，專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其它的山頭不僅不會消失，還會加強，因為其它山頭的人看到了：只要沒有進入嫡系的范圍，就是沒有希望獲得領袖認可的。所以，山頭內部的人必須團結起來爭權奪利，有共同的困難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這個山頭的利益。這樣，最后必然導致這個團隊四分五裂。蔣介石就是前車之鑒。

第三，要團結，更要斗爭，要以斗爭來促進團結。

斗爭哲學是毛澤東思想里面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因為老有人說嘛，說中國人就喜歡中庸之道。毛澤東就說，這是胡說八道，中國人就是好斗。

老毛這個人就特別好斗，不像周恩來這么熱愛和平。在他看來呢，斗爭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團隊，如果老是搞一團和氣，那這個團隊肯定沒有活力、沒法進步。外表看起來啥問題都沒有，其實里面不知道隱藏了多少危險，說不定哪天就爆發了。所以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要主動挑起斗爭，大家要不停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矛盾爆發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線錯誤的就要打倒，就要開會批斗。只有經過了充分的斗爭，把矛盾問題都擺出來說清楚了，才能真正實現團結。所以說，斗爭是團結的前提。

但是呢，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堅決把這種斗爭限定在理性的范圍內。所以，不能采用極端手段來搞斗爭，比如大規模殺人。這里面的平衡非常難以把握：斗爭過于溫和了，人人都能過關，起不到效果;斗爭過于激烈了，有可能導致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說，延安整風，一方面必須要整，不能不整，否則中共在思想上永遠擺脫不了蘇聯的控制;另一方面，當時日本人占據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也隨時準備伺機消滅共產黨，斗爭的太狠了，萬一引起黨的分裂，那問題就嚴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機了。毛澤東就好像一個走鋼絲的高手一樣，極為小心的維持著這種斗爭與團結的平衡，這里面體現出來的領導藝術，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戰爭環境下，在完全不耽誤對外作戰的情況下，竟然完成了對共產黨的一次脫胎換骨般的內部整頓。

以前我老是有個疑問，因為看了很多不嚴謹的所謂“歷史研究”，覺得這個共產黨高層天天斗爭那么激烈，為什么越斗爭越厲害，最后連美帝都給打贏了?國民黨那幫人為啥就越斗爭戰斗力越爛呢?這個東西不科學啊!哪有一個團隊的高層領導忙于內斗而下面的人能夠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你看太平天國不就是亡于內訌嗎?共產黨為什么沒有亡于內訌呢?要是中共和毛澤東的歷史真的像袁騰飛啊這些人講的那樣，中共早就滅亡了，對不對?

后來我才明白這是啥原因。 “以斗爭促團結”這個東西，實在是高明到了極點的領導藝術，只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極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七、庸俗與真相之間

我看過很多質疑毛澤東政治品質的文章，但是書讀得越來越多之后，我才發現這些東西實在是矛盾百出。包括像高華、余英時這些看起來像很嚴謹的學者的著作，但仔細深入的辨析的結果，發現竟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像余英時描寫毛澤東上井岡山，說：

“毛澤東利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貼貼服服。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

這段話實際上就是說，老毛也是半個流氓，所以才能忽悠土匪。整篇文章余英時都忽略了一點(我覺得是故意的，作為一個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實)，那就是：袁文才在見到毛澤東之前就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和王佐在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幾乎同時發動了寧岡農民暴動，從國民黨監獄里面救出了一批在當地搞農民運動的共產黨，然后退守井岡山。當時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寧岡縣委下面的軍事干部。他們以前當過土匪，身上也有匪氣，但早已被中共收編了，并不是等到毛澤東帶隊伍來井岡山的時候被毛的“滿口仁義道德”忽悠的。

余英時還是個學者，尚且如此，網絡上那些各種關于毛的謠言傳言，其荒謬之處就更為不堪了。

我以前是學經濟學的，沒怎么花功夫來考究有關于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細節，關于毛澤東的知識，很多都來自于網絡文章。但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發現以前學習的那些西方經濟學的東西，問題實在是太多了。認真反思的結果，就是中國經濟的成就和問題，都不能用西方的那一套框架來分析。不把中國社會主義的根基搞清楚，就沒辦法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要搞清楚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根基，就沒辦法避開毛澤東。

2012年8月，我歷時四年完成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這本書寫完了也出版了。當時有了一種自滿的心理，覺得改革開發這三十多年的脈絡，已經基本被我說清楚了。誰要是搞不清楚，看完了這本書，也就清楚了。但是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我還是一知半解，面上的政策變動都知道，但這些政策怎么來的，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反復，卻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這才花時間來認真的讀一些關于毛澤東的歷史資料。看得越多，越發現網上那些東西實在太不靠譜。特別是針對個人道德品質的問題，幾乎是清一色的陰謀論。我覺得這是很糟糕的，我們就不說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了，就是對普通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很不好。這種庸俗的歷史分析，會讓大家覺得：哦，原來我之所以沒有成為領袖人物，主要原因是我心理不夠陰暗、權力欲不夠強盛、搞陰謀詭計水平不夠高、整人的時候不夠心狠手辣……

實際上，真實的歷史應該給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們這樣的啟迪：我們之所以沒有成為一個團隊中令人信服的領袖人物，是因為我們面對誘惑的時候難以抵抗、面對困難的時候不夠勇敢、面對危險的時候不能夠身先士卒、面對私情和公利的抉擇的時候猶豫不決;在需要斗爭的時候抹不開情面、需要團結的時候意氣用事，需要平衡山頭的時候任人唯親……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面鏡子，這種一千年才出一個的偉大人物，可以照出我們普通人的弱點和缺點。平庸的人不愿意承認，對待這位新中國的國父，就像小姑娘們看《甄嬛傳》一樣，只要有足夠多驚險刺激的爭權奪利的故事就好了。很多謠言，正好迎合了大眾的心理，因而得以大行其道。我今天要辟這些個謠，講清楚：毛澤東這個人，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戰亂和屈辱，那么多英雄人物拋頭顱灑熱血，最后由他出來終結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取得的功勞和地位，當之無愧。作為一個政治軍事領袖，不能說他永遠英明正確，但是作為一個以復興中國為使命的人，他在人格上是基本完美無缺的。

網載 2015-08-23 08: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