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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劍雄 我當人大代表的故事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際歷史人口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等。著有《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發展史》、《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簡明中國移民史》(合著)、《中國移民史》(一、二卷)、《往事與近事》、《泱泱漢風》、《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葛劍雄自選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陽——阿里考察記》、《劍橋札記》、《中國古代的疆域變遷》、《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合著）等。

　　1976年9月，毛澤東的追悼大會結束后的一天晚上，我與一位當時最密切的友人議論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當時流行一句話：“兩個人說真話，三個人說假話，四個人說笑話。”意思是說，只有兩個人之間才能說真話，因為萬一對方檢舉揭發也不會有證據。三個人在一起說話就比較危險，萬一其中兩個聯合起來揭發另一個，此人必敗無疑，所以千萬不能說真話。人再多就更麻煩，還是說笑話穩妥。我與他只有兩人，說的是真話。我們都認為在毛澤東逝世后中國將會發生變化，他認為在三年后，我估計只要一年；他認為會回到“文革”前，我估計至少要回到“大躍進”前。誰也沒有想到，驚天動地的變化不到一個月就出現了。

　　“四人幫”倒臺的消息傳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學黨支部召開教工大會，傳達上海市委負責人馬天水的講話。我一方面為這個消息得到證實而興奮，另一方面對馬天水所強調的“上海市委沒有問題”深為不滿，幾次打斷支部書記的傳達進行批駁。當時我是該校“紅衛兵團”的輔導員，負責全校的學生工作，手下有一幫學生干部。會議一結束，我就帶著他們刷出一幅大標語，責問上海市委站在什么立場。接著又寫了一份大字報，讓學生抄了兩份，與他們一起騎著“黃魚車”（上海一種三輪車，一般用于運貨，也可坐人）或自行車，貼到了火車站和外灘“市革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當時上海市的權力機構）附近。那里已是人聲鼎沸，大幅標語鋪天蓋地，但有內容的大字報并不多，所以我的大字報吸引了不少人。當晚，我們又騎車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辦公處），大門前已不見警衛，進出的人絡繹不絕。張春橋家已人去樓空，進院的人都會去轉一圈。其他幾幢樓門窗緊閉，一片漆黑，一圈圈人就著燈光在議論各種小道消息，來自復旦、交大的人最受歡迎，無不成為人群的核心，大概是因為他們傳播的消息比較可信。

　　很快塵埃落定，黨中央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到達上海，任市委第一、二、三書記，原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都成了揭批對象。這幾天我忙得不可開交，最多一天參加三場集會游行——帶學生參加區、市兩次游行，參加全區教師的集會游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幾天還先后去人民廣場等處參加揭批馬、徐、王的大會。連日來我處于高度亢奮的狀態，很像十年前“文革”爆發那一兩個月間，當時我曾狂熱地擁護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惟恐稍有落后。

　　我對“文革”和毛澤東當時實行的路線的懷疑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的，但并沒有理出一個頭緒，而長期接受的“左”的影響卻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樣“左”的立場上反對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寫作組“羅思鼎”在《紅旗》雜志發表文章，總結秦王朝迅速覆滅的原因是因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缺乏經驗，我立即給《人民日報》寫信，批判此文否認階級斗爭，美化地主階級。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間我在任職的中學所起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就是反對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所學校離不開我。

　　“文革”一開始，我緊跟黨支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黨（支部）”指向哪里我就打到那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我成為學校頭號“保皇派”與黨支部書記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后，黨支部被奪了權，支部書記被監督勞動，學校實際癱瘓。我當了一段時間的“逍遙派”后，又成為新成立的“校革會”下屬“專案組”的成員，等“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我繼續留任，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評法反儒”、“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學校的重要材料——無論是工宣隊負責人的講話、黨支部的總結、紅衛兵團的報告、學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筆，就是由我改定。學校舉行悼念毛主席的大會，幾個發言全部由我一手包辦。到1972年，我這枝筆桿在所在的區已小有名氣，正好市寫作組要物色有教學經驗、適合教育大批判的寫手，區里決定將我選送，學校里已開了歡送會，后來才知道臨時換了人。不過這并沒有影響我的筆力，黨支部副書記在市區大會上的發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大會上以學校“紅衛兵團”名義發表的批“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1967年后，學生中的犯罪行為增加，學校專案組中由我聯系警方（當時稱為“公檢法軍管會”）和“文攻武衛”（名義上是群眾組織，實際可隨意施行專政手段），逐漸成了學校的“派出所所長”，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軌的學生，處理校內外各類事件，鎮壓學校里隨時可能出現的亂子。我與警方的關系也越來越熟，大約有兩年多時間在分局參與“群眾辦案”，從協助調查、拘捕、審訊、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積案都干過。還經手判過一個案子，已確定無罪釋放，因為所在單位的“工宣隊”不答應，改為判刑三年（實際已關滿時間）。1974年，我又担任紅衛兵輔導員，從學生干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積累了一套對付各類學生的辦法，加上有強大后盾，所以只要我到場，無論是在校內，還是學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沒有哪個學生（包括已畢業的）敢搗亂，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帶領學生外出，無論是紅衛兵干部還是一二千學生，都能指揮自如，秩序良好，在當時簡直是奇跡。

　　我對工作可謂全心全意，一年365個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學校。校內惟一的一部電話就安在我的房間，隨時上通下達。有幾次上級在半夜發通知、傳達文件，到我這里是最順利的，也給他們留下很深印象。到“四人幫”倒臺，學校轉入“撥亂反正”，“抓綱治國”時，我自然更加努力，學校面貌、特別是學生工作方面，也為之一新。

　　1976年“五四”青年節，團區委安排我在全區大會上發言，并將我樹為標兵。不久我被評為區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當年9月，又被評為上海市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我的“先進事跡”中，除了我歷年的工作表現外，又增加了兩個“與四人幫作斗爭”的例子，一是我帶頭貼出大字報，揭露原上海市委與“四人幫”的關系，一是我寫信給《人民日報》，批判羅思鼎的文章。后一件事是支部副書記反映的，因為我的信寄出前給他看過。實際上我當時是害怕寫信會出事，先給他看一下以便多一個證明。頒獎的那天，我們戴著大紅花，在夾道歡迎中進入上海萬人體育館，又當眾上臺領獎。市委書記彭沖給我發獎狀時，問我在學校教什么課，我告訴他是紅衛兵團的輔導員，相當于以前的大隊輔導員和團委書記，他說：“這工作很重要呀！我以前也做過。”電視直播更擴大了我的影響。

　　1977年，上海市準備恢復人代會。由于來不及先開基層的人代會，代表是由各區縣通過醞釀提名，征求所在單位意見，再在一次臨時召集的會議選舉出來的。區領導或者知道我的情況，或者聽過我的發言，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經提了兩位小學的候選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師，一位是中年總支書記，都是中共黨員、女性，就缺一位中學年輕男教師，最好是非黨，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順利當選為第七屆上海市人大代表。

　　盡管我在1978年10月就離開中學和所在區，但這一屆任期為五年，到1981年才結束。這幾年正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和改革開放發軔階段，市人代會也發生了顯著變化。1977年底召開的第一次會議的模式幾乎是“文革”期間大會的翻版，全體代表早早入場坐定，在樂曲聲中，蘇振華等領導登上主席臺，全場起立鼓掌。在小組會上，市領導很少露面，偶爾到達，都有充分準備，記者的鏡頭早已對好，領導在發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務繁忙，立即離開。其他代表的發言大多照本宣讀，在堅決擁護的表態后，工農代表多做憶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聲討“四人幫”罪行，知識分子代表在控訴之余，少不了歌頌英明領袖，掌聲不斷，甚至不時響起口號聲。有位老勞模一直被當成典型，“文革”期間批林批孔時讓她在大會發言，她怒斥“孔老二這只黑甲魚”，批鄧時仍罵為“黑甲魚”，到人代會上又批“四人幫”這批“黑甲魚”。我們區代表分為兩組，我所在一組除了我們三位中小學教師外，還有上海工學院的幾位代表，干部、知識分子較多，每次討論總嫌時間不夠，不得不推遲散會。另一組大多是工農代表，掌聲、口號聲雖多，卻經常提前結束。

　　開會期間每天由專線車接送，伙食豐盛，午間休息時有電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觀賞戲劇、雜技、歌舞演出。會場內特設的商店貨物充足，質優價廉，大多是外面需要憑票供應，或經常脫銷的，像久違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還有同樣緊俏的書籍、郵票。我買了不少書，包括《現代漢語辭典》，也買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這是我從來沒有享受過的待遇，但除了聽報告，發言表態，鼓掌通過外，實在沒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內容。最后選舉新的一屆市革命委員會和出席五屆全國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額，照單通過如儀。在選舉的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其驤，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一年后也考入復旦大學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屆同學。市外辦主任李儲文（后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現為上海市政府顧問、市社聯主席）與我同組，第二次會議期間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兒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間增加了一個共同的話題。

　　不過從第二次會議開始，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都逐年發生變化。例如，領導人出場不再奏樂、全場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為自己購票，一般只安排一兩次。記得有一年是看關肅霜的京劇，我買了票與列席會議的譚先生一起觀看。隨著市場供應的好轉，會期的內部購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員會撤銷，恢復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會選舉正副市長。對市政府的工作報告，開始強調審議，不再先表示堅決擁護，具體意見增加，有的還相當尖銳。我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人民代表的職責，并且不限于大會期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全面展開，一些情況反映給我們這些代表。我盡力而為，總算解決了兩件。一位住在長寧路的周某給譚其驤先生寫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現雖落實政策返回上海，卻一直沒有安排工作，請全國人大代表轉達要求。那時我已担任譚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將材料整理好，讓譚先生帶到北京，交給全國人大。但會后仍杳無音訊，周某不斷來信。到下次大會時，我與譚先生聯名上書，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寫給我。大約經過兩年間多次反映，終于收到周某來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學（或許是他原來的單位）工作。他要求與我們見面，當面致謝，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我覺得他恢復工作是理所當然，而且遠遠彌補不了他所受的損害，我既不忍聽到他的感謝，更怕當面推辭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給我寫信的是所在區一位中學教師，“文革”期間因鄰里糾紛，被對方串通公檢拘捕，長期沒有平反。我雖已離開該區，但在公檢法還有不少熟人，包括幾位領導。有人勸我不要管此事，因為牽涉到某領導，當時就是他辦的案。提了一年毫無結果，我直接找了區委書記，經他批示，讓我與公安局、教育局領導直接討論商談。在這種場合與熟人見面頗為尷尬，我只得公事公辦，據理力爭，駁斥公安局的種種借口，最后達成一致，為這位教師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多年后，我回母校作報告，結束時一位教師來見我，問我還記得他嗎？原來他就是那位教師，后調入我的母校。校長向我介紹，他現在負責全校的電化教學，成績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這樣一位優秀教師的命運很可能就斷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經盡過代表的責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工資調整進行時，復旦大學的幾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屬于加工資的對象，但因為有的是在原單位拿工資的，有的已與原單位脫離關系，紛紛找我反映情況，要我向市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為此我開過幾次座談會，提出了確保在職或帶薪研究生的權益的提案，以后又將政府的答復張貼在宿舍區。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學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滬寧等見面時一直戲稱我為“代表”。

　　人大會恢復提案制度時，大多數代表不知提案為何物，更不會寫提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幫助其他代表寫提案的任務，一般由他們告訴我具體要求，我整理為提案文本，然后交他們簽字。我自己寫的提案，也找合適的代表簽名后遞交。當時對提案沒有嚴格規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會后發下兩厚本提案匯編，我提的數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項要求電影院恢復學生場的提案被采納后，《光明日報》還在頭版作了報道。但有些牽涉范圍稍廣，或有實質性內容的提案往往無疾而終，或者僅僅得到圓滑有禮的答復。當學校出現競選所在地區寶山縣人大代表熱潮時，也有幾位研究生同學打出競選旗號，有的還配上大幅漫畫造勢。看到有的競選宣言中出現“改善教師待遇”等口號時，我不禁啞然失笑——復旦教師的待遇寶山縣人代會管得了嗎？這說明我這個市人大代表沒有白當，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級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該做什么。其實，只有在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時才會立竿見影。譚先生的家從復旦宿舍遷入淮海中路新居后，一直裝不上電話，工作很不方便，學校出面反映了幾次都沒有解決。我在會期直接找了出席會議的市電訊局局長，特別強調譚先生是全國人大代表，他記下了姓名地址。當晚我到譚先生家去，得知午后電訊局已來人安裝電話，立即開通。

　　五年后市人大換屆，我早已脫離了中學教師和這個區，自然不會連任，但這一段經歷成為我人生的寶貴記憶。2000年我被增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次年大會期間，我正在南極考察。直到2001年初出席市政協大會時，我列席市人大開幕式，并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又回到了同一會場。想起22年前初次出席人代大會的情景，不勝今昔之感。

葛劍雄 2013-08-20 1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