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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圖書：《盜火者：中國教育革命靜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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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康延、梁羅興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4年11月

入圍理由：鄧康延及其團隊的幾位編導，歷時兩年時間，走訪了中國30多所大中小學，采訪了50多位一線教師，訪問了近20名教育學者。在紀錄片《盜火者》拍攝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實了這一話題。本書關注教材改革、在家上學、農村職業教育、華德福教育、課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學改革等社會極度關切的教育話題，并且試圖讓讀者了解那些奮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線的民間組織和個人的理念、實踐和困惑。

盜火者：踐行更好的教育，想象更好的人

文 | 書評編輯 朱桂英

原載于2014年11月8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一周之前，一則“長沙三位校長（校書記）讓孩子停學一年”的新聞引起了很多家長的關注。本來，孩子的停學只是一個家庭的個體選擇，無關他人，但三位校級領導不約而同的選擇卻讓人不得不對當下的公立教育環境進行反思。幾位校級領導都覺得自己的孩子不堪重負，都希望孩子可以有慢一點的成長空間，都覺得孩子停學一年之后變得更健康，更有力——但即便如此，又有多少人有勇氣做出同樣的選擇呢？

長沙的案例，或許只是偶然，但中國教育正面臨著困境，則是社會的共識。也只因為如此，來自教育界內部的改革實踐，已經如星星之火般四處點燃。2013年9月，《盜火者：中國教育改革調查》面世，制片人鄧康延說“今日教育之瘡痍，前所未見”，以紀錄片的形式，把當下教育之現狀呈現于人，“只求喚醒人心”。近日，紀錄片《盜火者》的文本及相關資料成集出版。與紀錄片平實的副標題不同，書籍《盜火者》直接示以樂觀姿態：中國教育革命靜悄悄。在宏觀層面觀察教育，得到的多是失望與沮喪，但是，在微觀層面卻有不同的氣象。

紀錄片《盜火者》播出之后，獲得了強烈的社會關注，至今仍擁有極高的點播率。它以其直面當下教育弊端的尖銳與勇氣，呈現教育之異化及其衍生的亂象，擊中了很多人的切身之痛；同時，讓觀眾中的有心人生出新的盼望，因為《盜火者》正如其題目所示，把影像的焦點落在那些革新者身上，使人得以看到真實的教育改革行動者，看到新的可能性。

▲華德福七年級孩子重走絲綢之路。

在批判與痛陳之聲不絕于耳的教育景觀中，行動者的身影，總是可以讓黯然神傷的人們眼前一亮，即便如嘗試公民教育最后黯然離職的李慶民所言，他們不可避免地帶有“漂泊者”氣質，畢竟他們的力量與體制層面的痼疾相比，仍是渺小的。但不被渺小絆倒，于行動獲得行動的力量，總能稀釋無路可走的彷徨。

《盜火者》以“重回人的語文”開篇，記錄的是這樣的故事：父親葉開為女兒私人訂制閱讀，以對抗學校語文課本；語文教師郭初陽、蔡朝陽等人聯手組成“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以二十余萬字的研究報告揭示語文課本的四大缺陷：事實缺失、經典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然后把人們帶入那些正在發生的革新與探索：呵護童年的華德福教育；注重個人權利與尊嚴的公民教育；關懷思想與心靈成長的人文教育；告別學校，在家上學的新嘗試；為鄉村孩子的發展提供特殊職業教育等。

如教育學者楊東平所言，《盜火者》超越了單純的記錄，也超越了單純的聲討和批判，成為一種積極的社會參與，傳遞著知識分子對教育弊病的揭示與批判，以及對以人為本的教育理想的闡述抒發。眾多先行者自下而上開展的局部的、零星的微改變，正營造著體制之外溫潤新鮮的新教育園地。

▲魯班木工學校校長江忠賢向學生介紹羅盤的功能和制作工藝。

難以消退的悲傷

《盜火者》制作團隊走訪了中國30多所大中小學，采訪了50多位一線教師，訪問了20多名教育學者，以影像介入教育現實，又向民間教育改革致以敬意。饒有意味的是，《盜火者》開機第一拍在深圳，2012年7月2日，剛好見證了南山央校校長李慶明被辭職的一幕。拍攝“公民教育如何在學校展開”，變成了記錄一位踐行公民教育的校長黯然離場。不少觀眾說，在《盜火者》中看到家長們一起呼喚“李校長，你別走”一幕時，不禁潸然淚下。這是意料之外的悲劇，卻又是意料之內的悲情。

發生在民間，發生在體制之外的靜悄悄的教育改革，并沒有擊退人們對教育的悲觀情緒。《盜火者》的制作團隊也沒有為了鼓舞人心去刻意制造高揚的樂觀情景，無論是華德福教育，還是在家上學的嘗試，這些教育實踐的處境始終令人担憂。它們是穿越夾縫的風，人心共振時，生氣勃發，但也是脆弱的，一不小心就落入堅壁四立的困局，在原地盤旋止息。

制片人鄧康延并不掩飾自己的悲傷：“制作《盜火者》紀錄片及其衍生的這本書，都不是喜悅的過程，中國眼下的教育可用千瘡百孔來形容。值此百多年來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無奈中，四方良知，焦慮傷痛。原本歲歲蓬勃的行業，卻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氣沉沉，又喧囂攘攘。”

書籍《盜火者》的序言中，陳丹青毫不留情地以悲觀論調談教育：“大荒謬，大荒敗，罄竹難書而書之不絕。”學者朱學勤坦言，作為教師，如果珍惜三尺講臺，“課堂上的氛圍也許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樣了”，但他也不奢望微觀世界里某一個人或團體的努力和堅持，能夠改變外部環境。詩人王小妮站立在大學課堂上感覺“悲從四面八方來”。由于體制性困局難以突圍，支持教育改革的資源非常有限，即使如劉道玉這樣德高望重的改革拓荒者，也承認自己“既是一個教育救國論者，又是一個教育危機論者”。

文學評論家特里林在評價莎士比亞的悲劇《李爾王》時說，杰出的悲劇往往能獲得我們最高的傾慕，因為悲劇中的黑暗因素對應著強勁的積極情感及態度，即便希望沒有占據絕對的上風，它至少會與絕望的因素勢均力敵。我們也許可以同樣的傾慕，對待《盜火者》所蘊含的“不喜悅”因素。

▲李慶明在央校九年，每天早上向學生鞠躬。

火就是態度

筆者也曾是“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成員，我們的研究報告成書《救救孩子》出版之后，收到的最多的批評是說我們“只會批評”。事實上，在批評的同時，小組的很多成員更是在積極行動，比如郭初陽創辦了“越讀館”，蔡朝陽創辦了“象形字”學校，他們的教育探索的核心，都在于“以讀書自我啟蒙，因閱讀而得自由”。在《救救孩子》之后，這個小組的成員編寫過中小學課外讀物，還推出了一套開放的叢書“新童年啟蒙”系列圖書，邀請關心教育與成長的人們，一起給未來的主人翁寫一本小書。

《盜火者》團隊不期然遇到李慶明的退場時，筆者也在那時對李慶明做了一個專訪，與外界對待“被辭職”的悲傷與憤懣所不同的是，李慶明對自己的處境沒有任何抱怨，他說“走少有人走的路，客觀上就是一種悲劇。有些路，總要有人去走，不是我就是別人。”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在體制中的位置，“游離，意味著不受體制庇護，也意味著獨立與自由”，而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是否配得起這份獨立與自由？”

《盜火者》中很多受訪者，也曾是我的受訪人，它所關注的教育新景，也都曾被記錄在新京報的新聞紙上：公民校長李慶明——過于喧囂的孤獨；郭初陽——原諒我這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詩人教師王小妮：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還在；校長劉道玉：秉執教育改革，雖九死其猶未悔；華德福教育：請讓我慢慢長大……這不是巧合，而是“此道不孤”的確證。

想象更好的社會，首需想象更好的人，教育由此成為一個社會必要的烏托邦。當下教育之病癥，痛心疾首者不少，疾聲吶喊者亦不少，眼看痼疾仍在，傷害未退，熱忱之聲在冗長的時間里漸漸失去了回音。著眼于病癥，只會把改革與進步之路想象得更加千阻萬險。童蓓蓓在《盜火者》受訪時說：“柏林墻倒下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倒下。它倒下之后，沒有人相信它居然能那么長久地立在那里。人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很有限。”

本期專題書評即由童蓓蓓執筆，她始終是一位心懷理想主義的教育者，因著理想投奔教育，也因著理想從學校課堂中叛逃出去，還是因著理想，她又回到了教育園地。她將與我們分享自己這一路的轉折與奔波，告訴我們，那些盜火者在她眼里點亮的火花有著驚人的美意。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2:25